足球从来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而已，它和生活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利物浦中卫洛夫伦近日对外倾诉了他的流亡经历，让足球再次和难民联系在一起。也许，给叙利亚难民一个机会，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成为20年后的欧洲球星……

“给叙利亚难民一个机会！”

文

体坛+记者毕陌

在匈牙利，在希腊，在马其顿，数万难民仍然在等候许可进入欧洲；在柏林，在慕尼黑，成功到达自由世界彼岸的难民在当地居民的夹道欢迎中进驻了政府安排好的难民安置点。左派和右派关于是否接纳难民的问题上在报纸和电视上争执不休。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波黑内战和科索沃内战，欧洲经历过一波难民潮，这反映了在今天西欧中欧各国大批斯拉夫与科索沃姓氏的移民后裔。这些移民与移民后裔通常缺乏足够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其中不少人就因此走上了可以快速建立经济基础的职业球员道路。

利物浦官方电视台新出的采访记录片《洛夫伦：我的难民岁月》（Lovren：Mylifeasarefugee）讲述了球队主力中卫洛夫伦儿时的难民经历，他在片中谈论了自己曾经作为难民的心路和感受。

年，洛夫伦出生于波黑中部城市泽尼察附近的一个村庄。当波黑内战开始的时候，他只有3岁。在这之前，洛夫伦一家过着幸福富足的生活，红军大将回忆说：“说实话，当时生活很完美，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穆斯林，我们经常来往，相处融洽，过着平静的生活。然后战争发生了……”

泽尼察是一个大城市，是军事攻击的目标。但在小村子里，会有许多恐怖的事情在身边发生。我叔叔的家人在公共场合被一柄小刀活活捅死，我从来不敢和叔叔谈论这事儿。他失去了家人，这太残酷了。

波黑内战中，泽尼察一带的穆斯林旅。

“我希望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争发生，但确实没有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战争就这样发生了，就在一夜之间，三个文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穆斯林）变成了敌人。我仍然对警笛的声音记忆犹新——我当时对警笛声非常害怕，这让我想到空袭。我仍然记得我的母亲拉着我，一家人躲进地下室。我已经记不得我们在地下室里呆了多久，大概是到警笛声终于停止。之后，我记得我和我的父母，叔叔婶婶一起开车逃到了德国。我们不得不抛家弃业——房子和我们的店铺。我父母只是带着一个小包，然后说‘去德国’。”

当洛夫伦长大后，家人告诉他前往慕尼黑的公里路途花了17个小时——这不仅仅是路途遥远，还有重重安全检查岗哨——这就像现在的希腊或是匈牙利发生的一样。

90年代波黑内战中逃亡的难民。

回忆儿时的逃亡经历，洛夫伦感叹：“我们一家很幸运。我的祖父曾经在德国打工，因此他在德国留有档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不知道会怎么样——也许我和我父母早就死了。我读高中时，一个好朋友的父亲曾是一位士兵，我记得他有段时间天天哀泣。当时我问他：‘怎么了？’他回答，‘我父亲死了’。我知道我的父亲本可能遭到这样的命运。”

洛夫伦的家庭在德国呆了7年，洛夫伦在德国成长，把这个国度当做自己的家。然而洛夫伦和他的家人最终不得不被迫离开德国：“我的父母向当局申请延长在德国的居留期，但战争结束后，每次的居留期只有6个月。因此每6个月，我的父母不得不收拾包裹离开一次。这对我们很艰难，看起来我们在德国已经没有未来。

“那一天终于到了——当局给我们发最后通牒，要求我们2个月后离境——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难的时刻。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德国，我的生活从德国开始，我的所有都在德国，我在德国过得很快乐。我课余参加一家俱乐部踢球，我父亲就是俱乐部的教练，生活实在是太美妙。我母亲曾经说‘德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确实如此。德国敞开怀抱接纳了我们，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个国家会像德国一样，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接纳来自波斯尼亚的难民。”

德国的成长经历让洛夫伦可以和主教练无缝交流。

离开德国后，洛夫伦一家前往克罗地亚——他们是出生在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族。搬到新的地方，洛夫伦一家又要重新从零开始，在红军中卫的记忆里，赚钱是核心问题：“我母亲为沃尔玛打工，每月赚美元，当时大概英镑。我父亲是一位油漆工。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我母亲经常担忧‘我们已经付不了电费账单了，也买不了其他东西了’。每过一周我们都剩不了多少钱。

“我依然记得我父亲带走我溜冰鞋的时刻——我喜欢在冬天去溜冰，一天，我问我母亲，‘溜冰鞋去哪儿了？’我母亲抹着眼泪说，‘爸爸已经把它卖了，这周我们已经没有钱了。’人生中，我唯一一次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情了。’我父亲以库塔（克罗地亚当地货币）卖掉了我的溜冰鞋，大概是40美元的样子。对我父母而言，这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决定。”

经历过艰苦的流亡岁月，洛夫伦非常明白难民的不幸。

回溯艰难时刻是不容易的，洛夫伦的父母也很少再去回忆这些日子：“战争好像还发生在昨日，因此讨论这些事情有些敏感。在我做节目前，我母亲和我说‘别对他们说太多’，但我说‘我还是得谈一谈’，然后她又哭了。这些艰难岁月实在很难去触及，我母亲还记得一切。”

“我希望我的下一代，生活会容易一些。我的儿女也许会忘掉家庭的创伤，并积极向前。我不清楚他们是否了解我的生活，我过往的经历，毕竟他们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当我的小女儿想要一个新玩具的时候，有时我会说：‘我没有钱’。当然很难理解我为何要这样说，但我女儿必须理解没有东西是容易得来的。我为家庭辛苦工作，因此我的女儿需要知道她并不需要20个玩具。人们常常有一到两个玩具的话就很开心了。

历史经常在重复，今天欧洲再次碰到了一波难民潮。这波难民潮远比20年前的那波强烈，这批难民来自遥远的东方，带着不同的肤色，有着完全迥异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对今天的西方国家来说，接纳中东难民，要比20年前接纳前南难民困难得多。

足球场在今天通常也是发表公众意见的公共空间，图为多特蒙德球迷打出标语欢迎难民。

今天的中东难民是彻头彻尾的“他者”，中间或许还混杂着一定比例的小偷，强奸犯，恐怖分子。西欧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往年景气，福利国家的枷锁和欧盟的援助款让政府财政透不过气来——因此，排外主义和极右翼政客在今天大有市场。在上千公里的跋涉后，难民中无数孩子与女人在海中溺死，到达希腊或者其他地方后，才发现通往自由世界的漫长道路上还有重重关卡。

排外虽然违背欧洲数百年发展中形成的人道关怀理念，但其内在逻辑并非不可理解。放在国内，北京、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的土著人口都产生和外来务工人口的矛盾，何况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国运的难民吸纳问题。

利物浦官方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或许有影射当前难民问题的意图——毕竟在今天的世界，一个足球俱乐部并非一个体育共同体，还被赋有社会责任，具有人文关怀职能。

作为利物浦树起的榜样，洛夫伦继续谈到：“当我看到难民的时候我会想起我和我的家庭的经历，他人如何不想让难民留在自己的国家。我可以理解人们需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但有些人连家都没有——但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奋斗，为了孩子奋斗。他们只是想要小小一方土地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去寻找自己的将来。我经历过这一切，我也知道现在这些难民的感受——因此，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机会！然后我们最后会知道哪些是善良的人们。”

20年后，德国或者英格兰队的10号或许就是一位叙利亚难民（或后裔）——毕竟从事职业体育对缺乏足够文化和经济资本的难民家庭而言是在社会阶层中向上爬升的重要渠道。那位叫穆罕穆德或者哈桑的移民球星会坐在摄像机前，重复今天洛夫伦讲述的故事。

20年后欧洲各国的球星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一批叙利亚难民潮。

编辑

冼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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