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将土耳其族群政策和立法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共和国建立至民主化开启时期（-年）、民主化前期（-年）、民主化后期（-年）、欧盟助推时期（-年6月）以及后欧盟助推时代（年6月至今）。在对每一个历史阶段族群政策和立法进行详尽评述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尽管土耳其由于民主转型和试图加入欧盟等内外原因，其族群政策和立法呈现出阶段性调整的外观，但其强化国家认同、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内在价值逻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土耳其族群政策和立法演变的这种价值取向，在给土耳其国家带来近乎“不可逆转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对其族群关系、社会团结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一定损害。研究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的历史过程，不仅有助于总结并鉴取土耳其在应对民族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有利于全面认识新兴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的得与失。

关键词：土耳其族群政策和立法；历史演变；民主化；国家安全；内在价值逻辑

尽管存在着理念、政治及法律制度上的诸多限制，土耳其事实上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独立以来，土耳其政府审时度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族群政策和立法。在共和国建立的最初二十多年里，土耳其政府从语言等多个方面入手着力打造“土耳其人”，致力于建构一个不分族群的公民国家；进入民主化时期，土耳其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政党政治等民主化的政策和立法化解“民族问题”[1]；另一方面却由于民主化失序导致的军人政治而使其民族问题急剧恶化。年后，随着欧盟、美国等外部力量介入程度的加深，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人权化”取向，其民族问题随之也得到一定缓和。年之后，随着加入欧盟愿景的渐行渐远，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逐渐回归其传统的强硬立场。

土耳其族群政策和立法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价值逻辑，一方面反映了新兴国家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普遍困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土耳其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历史遗产和国情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显然，研究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的历史过程，不仅有助于总结并鉴取土耳其在应对民族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有利于全面认识新兴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的得与失。

一、土耳其的族群结构问题

在土耳其，族群结构问题不仅是一个事关人口-文化的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法律问题。与法国相似，（删除）土耳其《宪法》只承认一个“民族（nation）”，那就是“土耳其人”[2]。除了“土耳其民族（Turkishnation）”之外，土耳其不承认任何“少数民族”（nationalminority）甚至“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y）的存在，[3]土耳其的这种民族或族群观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和政治法律传统密切相关。纵使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视为土耳其“出生证”的《洛桑条约》也只承认了三个“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即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这三个少数群体仅占土耳其总人口的0.1%。[4]由此观之，土耳其似乎不存在足以引起“民族问题”的多元族裔群体。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政治和法律传统转向现实，就会发现土耳其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族群）国家。正如一句土耳其民间谚语说的那样，“土耳其有72.5个民族”。[5]当然，这种说法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它确实反映了土耳其的多族裔性。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境内的族群数量至少有47个。[6]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算，土耳其裔人（Turkish）约占总人口的70—75%，库尔德人约占19%，其他少数族群约占7%－12%，[7]该数据比较接近土耳其族裔结构的真实状况。[8]

那么，土耳其的具体族群状况究竟如何？按照现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逻辑，土耳其的少数族群大致可以分为“获得承认的少数族群”（RecognizedMinorities）和“未获得承认的少数族群”（Non-RecognizedMinorities）的两类。

（一）“获得承认的少数族群”

犹太人、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东正教基督徒是土耳其政府公开承认的三个少数群体。自《洛桑条约》以来，土耳其历届政府在该条约框架下推行其族群政策。根据该条约，只有这三个非穆斯林宗教少数群体才能够享受“少数族群”的待遇，其他少数群体一律得享“语言权利”及“平等的”公民权利。

1、犹太人

据考证，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Anatolia）犹太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地区。[9]历史上，土耳其犹太人群体的解放、发展及繁荣与奥斯曼帝国及早期的土耳其共和国密切相关。[10]

迄今，土耳其境内约有2-2.5万犹太人，他们聚居在伊斯坦布尔，小部分散居在阿达纳、安卡拉、布尔萨、恰纳卡莱、伊斯肯德伦和柯克拉雷利等地。[11]其中，大部分是年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塞法迪姆犹太人（SephardicJews）的后裔，操拉迪诺语（Ladino）（15世纪西班牙语的一种变体）。另外一小部分犹太人被认为属于阿什肯纳（ethnicAshkenazi）少数族群，他们讲意第绪语（Yiddish）（这是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可见，仅从犹太人群体自身来看，其内部也是多元而非均质化的。[12]

2、希腊东正教基督徒（TheGreekOrthodoxChristians）

多年来，希腊语一直是生活在爱琴海群岛两岸所有人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和后来的希腊东正教在拜占庭帝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年希腊土耳其战争期间，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受到系统的清洗。希土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和希腊签订了《洛桑条约》，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人口交换。大规模人口交换后，留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只有20万人左右。[1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希腊人又一次遭到系统的清洗。到年，大屠杀及迫害导致土耳其的希腊人口锐减至几千人。截止年，估计大约有名希腊人后裔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以及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西入口处的两个岛屿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被视为希腊东正教徒（GreekOrthodox），而不是希腊族人（ethnicGreeks）。[14]

3、亚美尼亚东正教基督徒（TheArmenianOrthodoxChristians）

亚美尼亚人起源于南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多年前，历史上他们被先后被波斯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征服过。19世纪后期起，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民族逐渐相处融洽。-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人控制了亚美尼亚人的大部分土地，奥斯曼人便开始了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理由是亚美尼亚人与俄罗斯帝国结盟并寻求从它那里获得独立。尽管许多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担任着重要职务，但这种猜疑最终还是导致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Turk）对他们的种族清洗。据估算，从到年期间，至少有万亚美尼亚人在强制迁徙期间被杀害或在难民营中丧生，许多人被迫迁移至俄罗斯占领的亚美尼亚地区。今天约有6万名亚美尼亚东正教徒居住在土耳其。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属于基督教一性论派（monophysitism）的使徒正教会，但也有部分亚美尼亚人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15]

（二）“未获得承认的少数族群”（Non-RecognizedMinorities）

除了获得当局承认的三个宗教少数群体以外，土耳其还存在着大量未获承认的族裔、语言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包括库尔德人、罗姆人、阿拉维人、拉兹人、切尔克斯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格鲁吉亚人、阿拉伯人、非洲人、雅兹迪人（Yazidis）、亚述-迦勒底人（Assyrian-Chaldean）、巴哈伊教徒（Bahais）、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基督徒、什叶派穆斯林和雅各布派（安提阿教会）社群，等等。以下主要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少数群体。

1、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是一个族裔-语言群体，居住在中东北部的山区（包括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及高加索部分地区），统称为“库尔德斯坦”。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主要聚集在东南部的11个省份，称“北土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认为自己是赫里安人（Hurrians）的后裔。库尔德人使用的库尔德语，该语言由两种主要方言和几种亚方言组成，约50%的库尔德人居住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占土耳其总人口的20%左右，约为0万。[16]他们大多说基尔曼语（Kirmanji），但是许多居住在迪亚巴克尔北部和西部的阿拉维库尔德人和一些逊尼派库尔德人讲扎扎语（Zaza）。宗教上，大部分库尔德人属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小部分人分属阿拉维派（人）和什叶派。

2、罗姆人

罗姆人首次在奥斯曼帝国进行身份登记的时间为年（登记的目的是为了收税），而非同寻常的是，奥斯曼帝国罗姆人的公民地位（civilstatus）划分不是按其他群体那样依据宗教，而是按照族裔标准。尽管如此，总的看来，罗姆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在同一时期要优于西欧的罗姆人。[17]

根据官方记载，土耳其大约生活着50万罗姆人，而“伊斯坦布尔人权协会”估计的罗姆人数量则为—万之间。[18]大多数罗姆人为穆斯林，也有少数是基督教徒。他们讲的罗姆语深受土耳其语、库尔德语及希腊语的影响。罗姆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且常被“污名化”。一般认为，（删除）罗姆人生活在色雷斯地区（这是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实际上，罗姆人遍及土耳其全境。土耳其人对罗姆人存在固有的偏见，根据年《定居法案》的规定，罗姆人甚至无权在土耳其定居——在该法案中罗姆人被称为“流动的吉普赛人”。罗姆人经常被视为“二等公民”，在就业、住房和获得医疗等方面受到歧视。[19]根据欧洲罗姆人人权研究中心的报告，“罗姆人与土耳其裔人之间的区隔十分显著。‘许多土耳其裔告诉我们，不要进入罗姆人的社区，那里非常危险。’”[20]

3、多姆人（D?nme）

多姆人自称是弥赛亚的犹太信徒的后裔。年，多姆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教义兼具犹太人和伊斯兰的元素。土耳其语中多姆人语意思‘皈依’（convert），但它隐含‘变节者’（turncoat）的意思。20世纪末，多姆人口约为1人，主要聚居于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和伊兹密尔。由于得不到土耳其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承认，纵使多姆人在商业和专业方面取得的显赫成就，都无法促使他们跻身于土耳其社会精英行业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公开歧视的减少，多姆人和其他穆斯林之间的通婚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21]

4、阿拉维人（Alevis）

阿拉维信仰的宗教思想是一个混合体，兼具“伊斯兰什叶派和苏菲派的思想、基督教神学及安托利亚传统文化思想”。[22]“阿拉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社群，这些社群之间的实际信仰和宗教仪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讲阿拉伯语的阿拉维人聚居于土耳其南部，特别是哈塔伊（Hatay）和亚达那（Adana）地区，他们是叙利亚地区阿拉维社群的延伸，与其他地区的阿拉维人没有任何的历史渊源。[23]这部分阿拉维人的数量非常少，他们对土耳其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大多数阿拉维人与土耳其裔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主要聚居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地区，使用土耳其语。其中，有万人兼具阿拉维人和库尔德人的双重身份。[24]对这部分人而言，应该忠于族裔身份还是宗教身份成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出于对潜在的宗教族群冲突的担忧，大部分人选择宗教身份（认同），愿与其他阿拉维人团结，而不愿与库尔德人结盟。[25]

阿拉维人同时又可分为土库曼人（Turkomans）,犹卢克人（Yoruk）和塔塔兹人（Tahtaci）等不同分支，其中土库曼人被认为已经高度“土耳其化”；塔塔兹人则自认为是土库曼人，比起其他阿拉维人，塔塔兹人被污名化程度更高；犹卢克人与周边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冲突。

阿拉维人是土耳其四大什叶派之一，占全国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的总数的70%，[26]属于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在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土耳其，阿拉维人很难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20世纪80-90年代，逊尼派右翼分子和阿拉维左翼分子之间的关系紧张。由于遭受普遍的偏见和歧视，阿拉维人即使是受到了逊尼派右翼分子的骚扰，也很少通过正式渠道获取官方的救济。历史上，国家不断干预阿拉维人的宗教事务，特别是在礼拜场所和宗教教育方面。[27]“土耳其化”政策的长期推行，加剧了阿拉维群体的生存困境。[28]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阿拉维人的总体处境大大改善。

5、切尔克斯人(CaucasiansGroups，土：Cherkess)

切尔克斯人起源于高加索山区，属于高加索人的一支，他们被认为是北高加索地区古老的原住民群体，是该地区的三个“小而有鲜明特色群体”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是格鲁吉亚人和拉兹人）[29]。切尔克斯人大约于公元10世纪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身份（认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先后受到波斯、罗马、拜占庭、格鲁吉亚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军中担任职务。18世纪[30]以及19世纪早期、中期一直到年，大批切尔克斯人死于俄罗斯帝国的大规模镇压和驱逐。许多人逃到了奥斯曼帝国。如今，土耳其是切尔克斯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数约为万。[31]

6、拉兹人（Laz）

土耳其至少有50万拉兹人，[32]大多数人住在土耳其东北部，沿特拉布宗东部黑海沿岸一带。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也有拉兹社区。拉兹人曾经信奉基督教，现在大多数人是逊尼派穆斯林，讲的是与格鲁吉亚和南切尔克斯相关的语言。

以上笔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土耳其的族裔及相关宗教、文化和语言状况，尽管存在着“获得承认”和“未获得承认”少数族群[33]的差别，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者说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土耳其的族裔、宗教、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宗教结构上看，由于历史上的人口交换、驱逐甚至清洗，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土耳其在其所重视的宗教结构方面，已接近于单一，土耳其伊斯兰教信徒占总人口的近99%。[34]

二、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的历史演变

如前所述，尽管存在着丰富的族裔、宗教、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但在政策和立法层面，土耳其政府并不承认“少数族群（民族）”的存在。其相关政策和立法文本很少提及“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y）甚至“少数群体”（minority）的这个词汇。在其国家政策和立法体系中，既没有专门的政策和立法来规范少数族群的权利保护问题，也没有间接的通过反歧视法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法律法规。[35]不仅如此，在外交活动中，土耳其政府也尽力避免可能导致承担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国际义务的行为。[36]但是，土耳其这一系列的策略选择并不能说明土耳其不存在少数族群，这更不能得出土耳其没有族群政策和立法的结论。相反，由于“民族问题”在土耳其国家中的特殊地位，[37]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深深地镶嵌在其体制和实践之中，其历程至少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等长。[38]建国后，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历史阶段。

（一）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至民主化开启时期（-年）的族群政策和立法

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建国后，为了构建一个类似西欧国家的均质化民族国家，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从各个方面发力。在国家认同方面，凯末尔主义者将“土耳其人（Turkishpeople）”定义为“那些保护和促进土耳其民族（TurkishNation）的道德、精神、文化和人文价值的人”；有时凯末尔也将国家认同或“土耳其人”的标准归结为“共享一种语言的人”[39],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nation）最明显、最宝贵的品质，一个声称归属于土耳其国家（Turkishnation）的人应该首先并且无论如何都应该讲土耳其语。如果一个人不讲土耳其语，那么无论他怎样声称归属于土耳其民族（Turkishnation）和土耳其文化都是不可信的”[40]。受凯末尔（主义）的影响，许多土耳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要想获得土耳其公民的全部权利，就必须学习和讲使用土耳其语。他们认为，就少数族群而言，如果不讲土耳其语或者不接受土耳其文化，就不能成为土耳其公民。[41]年，在共和人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公开声明“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公民都必须说土耳其语，对此我们不会保持沉默”。[4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一些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法律系学生[43]发起“公民，说土耳其语！”运动，[44]该运动的倡导者要求那些非土耳其语使用者在公共场合讲土耳其语。他们的宣传横幅上写着“不说土耳其语的人不是土耳其人”、“要么说土耳其语，要么离开这个国家”[4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生发起的社会运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宣传或鼓动层面，而是对语言少数族群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后果。[46]

除了语言上的一体化政策和实践以外，针对不同的族群，土耳其政府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立法。首先，对于国内最大的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采取“阶级化”和“去族群化”的策略：一方面延续《洛桑条约》甚至奥斯曼帝国米利特传统，将库尔德人视为与主体族群的一部分，认为他们代表着反世俗化、反现代化和反西方化的部落人群；另一方面从单一民族国家建构的立场坚决否定库尔德人的族性（Kurdishness），将他们归类为“山地土耳其人”。实践中，对东南部地区库尔德部落的宗教叛乱坚决予以镇压。年颁行的《迁徙法》否定了库尔德部落的政治和行政权威，将传统社会下的部落“分权”一律废除或收回。[47]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试图通过将东部地区一部分库尔德人移居到西部，同时把来自巴尔干和卡夫卡西亚（Kafkasya）的移民安置到该地区来改变东部地区人口结构，从而达到同化库尔德人的目的。

除了强制迁徙部落人口到土族人居住的西南部地区外，伴随着20世纪20、30年代的平叛活动，土耳其政府还加强了对库尔德人居住的东部和东南部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开发：在广大的库尔德农村地区放逐或处死有影响力的领主，以期打破部落制，破坏封建体系；向东部修建铁路，在边远地区修建公路，开办学校讲授土耳其语，改善农业方法以吸引游牧的库尔德人转向农业，如此等等。

其次，在对待除库尔德人以外的其他少数族群（群体）方面，土耳其政府坚持《洛桑条约》的原则性规定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确认少数族群。为了确保主体族群（穆斯林）以外的少数者权利，洛桑条约将保护的重点放在非穆斯林群体上，强调土耳其必须保护其境内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循着并利用这个思路，土耳其政府巧妙地将少数群体（族群）的资格限定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三个宗教少数群体，而对亚述人、切尔克斯人等许多少数族群特征明显的群体一律选择性忽略。年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签订“友好条约”，同意把伊斯坦布尔的保加利亚裔土耳其公民纳入少数族群的范围。[48]这样，三个宗教少数群体加上保加利亚裔少数族群，土耳其政府确认“合法的”少数族群人口数量实际上只有9万多人。[49]

再次，对于上述“合法的”少数群体以外的其他少数族群，土耳其政府一律采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式，即赋予他们作为土耳其公民的“无差别的”公民权利。然而，实践中对这些少数族群的歧视层出不穷。[50]与此同时，公民权利的保障范式也使得土耳其主体族群[51]在政治、社会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实际上的优势或特权地位。

第四，对诸如阿拉维人这样特殊的宗教少数群体，[52]则采取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进路，其中一个重要做法是消除其清真寺以外的宗教仪式和实践，使他们失去借以组织自己特有的宗教仪式的场所如礼拜堂（Cemevis）、托钵僧小屋等，从而消除该群体对主流逊尼派的冲击。[53]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宗教少数群体，阿拉维人没有获得宗教上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广泛推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和西式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念和制度，阿拉维人第一次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54]

第五，在“合法的”少数群体权利保护方面，土耳其政府总的策略是缩小权利保护的类别，限制权利保护的范围。《洛桑条约》为少数族群规定了政治平等、语言权利、宗教自由、移民与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并特别规定了少数族群建立宗教、教育和社会和福利机构的权利。这些权利和自由中，除了迁徙或移民权基本得到兑现外，其他权利和自由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在权利保护的范围上，以教育权为例，虽然有关政策和立法允许非穆斯林的三个宗教少数群体开办私立学校，但根据法律，这些学校的教师一律由教育部门挑选，而作为非穆斯林的少数族群学校的校长，在挑选教师等方面也没有任何权利。[55]同时，这些私立学校也不能从地方或国家层面的教育预算中获得资金支持。宗教权利方面，上述三个非穆斯林少数群体也不能新建宗教场所，如此等等。

不仅如此，伴随着土耳其民族国家运动的如火如荼地开展，土耳其少数族群的各项权利都面临威胁。年的土耳其刑法典第条规定“公开诋毁土耳其特性（Turkishness）、土耳其共和国或者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处以六个月至三年以下徒刑”[56]。

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民主化时期开启是土耳其族群政策形成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确立的族群政策和立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尤其是价值理念为后来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的发展定下了基调。[57]

（二）土耳其民主化前期（-年）的族群政策和立法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启的民主化进程对土耳其少数族群权利意识的觉醒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年议会选举，在包括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在内的民众支持下，从共和人民党中分离出去的民主党一举击败建国的共和人民党，掌握了土耳其的国家机器。

为了保持既有的政治优势，同时回报支持其上台执政的保守的农民、大地主、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少数族群（库尔德部落），民主党政府取消了对宗教团体和各族裔群体活动的禁令。[58]在后继的政党竞争中，民主党更是以改善库尔德人的处境相号召拉取选票，承诺将减少对东部库尔德地区的文化限制，减少该地区宪兵的“粗暴行为”，为了增强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民主党甚至吸收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库尔德人进入议会。

与此同时，长期一党执政的、靠一味打压库尔德人而稳定政权根基的人民共和党也开始转变立场。为了吸引库尔德人和左翼人士的选票，人民共和党开始承诺让被从东部驱逐出去的库尔德人重返家园，扩大民主与自由，赋予（库尔德）地方政府的更大的权力。[59]

民主化及政党政治的继续推进，使土耳其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化现象，即以往的主要沿着族裔边界发生的分化（即同化与反同化），开始向阶级或利益分界的方向发展。年民主党政府被土耳其军方颠覆，政变后的土耳其政府曾一度恢复共和人民党时期的强制土耳其化政策，但是随着所谓还政于民和年宪法的颁行，民主政治又重回土耳其并出现了土耳其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最为自由的10年”。年宪法赋予土耳其公民类似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权利和自由，土耳其的少数族群作为公民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民族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社会的特殊敏感性和土耳其政治转型的复杂性，宪法给少数族群及左翼人士带来的“民主和自由”十分有限。事实上，该宪法颁布后不久，很多有关库尔德人政治和文化权利的杂志和出版物都遭到查封。年土耳其政府以“企图在土耳其领土上建成库尔德国家”为罪名，逮捕了60多名库尔德知识分子。[60]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土耳其工人党公开批评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主张在“民主”和“宪法”的框架内，以权利保障的形式解决库尔德问题。年土耳其工人党在其政治纲领中正式提出库尔德问题。虽然土耳其工人党对土耳其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作为一个合法的土耳其政党，它在对待所谓“库尔德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61]

年3月12日土耳其军方以土东南部分裂主义问题为借口，再次发动政变。军方大肆逮捕库尔德人和左派人士，关闭和禁止了所有与库尔德人有关的组织和党派。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工人党也遭到取缔，其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库尔德人高压的同时，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进一步收紧。

非穆斯林少数族群方面，年土耳其最高法院（theCourtofCassation）裁定“不允许任何由外国人组成的法人团体获取不动产”，这里的所谓“外国人”包含了土耳其的非穆斯林公民，他们的不动产仅限于他们在年名单上所宣示的，年之后购买或获赠的不动产均属非法。

年9月政变后的军人政府试图利用土耳其伊斯兰复合文化（TurkishIslamicsynthesis）来减少乃至消除导致土耳其社会失序、政治极化的社会差异。为了促进以国家为中心的土耳其-伊斯兰意识，这一复合文化模式对相关符号和历史事件做了不同寻常的单一化阐释。[6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土耳其军政府及新宪法不仅完全忽略和排斥库尔德人、阿拉维人及其他少数族群的文化和价值诉求，而且致力于消除其最大少数族群库尔德人的族裔特性：库尔德（语）媒体被完全关闭，禁止任何媒体使用库尔德语，所有库尔德语书籍、电影和音乐专辑都被销毁，库尔德村庄的名称也被更改，如此等等。[63]

土耳其民主化前期正处于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结构剧烈变动时期，此期间库尔德人也处于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族裔主义勃发的高潮期。民主化为族群政治提供了空间，也为更大社会的失序和政治极化提供了条件。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防范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民主化前期的土耳其共出现了三次影响深远的军事政变。这些军事政变使得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和立法变得更加刚性和难以适应变化中的现实。

（三）土耳其民主化后期（-年）的族群政策和立法

由于民主化过程的几近失控、军事政变以及库尔德族裔主义日益极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从年开始，土耳其的族群政策尤其是库尔德人政策逐渐演变成单向度的军事行动和严厉的社会控制。为了肃清库工党武装、确保土耳其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及社会稳定，土耳其政府在东南地区进行长达十多年的军事围剿和社会控制，造成数万人的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宗教少数派阿拉维人，土耳其政府则“网开一面”，给予其比较充分的文化权利和财政支持。年结社禁令被废止后，阿拉维派的各类文化活动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范围内活跃起来。在政府各项政策支持下，阿拉维人的出版、结社、科研及各类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从90年代起，土耳其各级政府开始打破禁止修建清真寺以外的礼拜场所的禁忌，允许甚至资助阿拉维人修建各种宗教活动场所。

关于阿拉维人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对阿拉维人“文化复兴”事业的支持。年官方拨款支持举办阿拉维人的哈兹贝克塔什文化节，该节日不仅为阿拉维人的音乐家、政治领袖、学者、媒体人等提供了活动的平台，而且成为土耳其政治家包括总统总理的活动舞台。年以来，土耳其国家电视台（TRT）开始直播哈兹贝克塔什文化节开幕式。土耳其政府甚至有意将哈兹贝克塔什镇打造成阿拉维人的国际活动中心。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联合政府首次为阿拉维人提供财政预算支持，年阿拉维人协会获得土耳其政府42.5亿里拉的财政拨款。[64]

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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