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未来的两年中，共产主义的调整道路与年之后拆散南斯拉夫的新道路相互作用。共和国一级的多党选举提供了一个貌似民主的核心。在着手分析南斯拉夫最后岁月的新领导人和民族战线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南斯拉夫国家和社会都易受年之后出现的不稳定的力量组合的伤害，以及南斯拉夫在开辟道路后所遇到的社会压力和不稳定的地区关系。

一个单一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完全不复存在，留下南斯拉夫人民军及其以塞尔维亚族为主的军官团作为联邦框架的惟一保证人。在这种环境中种族政治的代价高得惊人，在年初，它首先使作出惊人承诺的、迟来的市场改革出轨。南斯拉夫的解体跟着到来。解体的方式是以颠覆来谋求和平分离的合法权益。战争和分裂已经让这些独立国家的命运仍不确定，这些独立国家是由前共和国建立的，它们的领导人只能对重返单一政治单元的不可能性取得一致意见。摇摇欲坠的联邦框架和分裂的共产主义领导层使这个国家无法避免根本分裂。“铁托之后的铁托”这个空洞口号代表了任何单一意义的意识形态倾向。

20世纪80年代初，该党中央委员会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明显需要作斗争，但是只能对一个从未实施的稳定方案取得一致意见。第二南斯拉夫的40年使社会面临生活水平、就业和教育上的一系列差别，移居到城市、其他共和国或西欧不再能够改善这些差别。由于通货膨胀，实际收入年复一年地减少，这在士兵和平民中形成一种新的不确定性。

一种流行文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积聚的社会压力。这种流行文化假定了一种西欧生活水平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现代媒体揭露了社会问题和个人滥用权力，这险些造成它们与自己共和国的共产主义领导层对抗。这反而暗示了其共和国所面临的不利条件是其他共和国的有利条件。对摧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种族决战而言，这些问题才是种族决战的组成要素，而不是“古老的对抗”。

-年，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四分之一。自年，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实际收入下降的幽灵始终游荡在这个逐渐变得紧张和怀疑的社会。年的民意调查发现，79%的受访者不相信存在解决累积的经济问题的任何途径。-年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部门中的失业率已经从13.8%稳步上升到16.6%。大约60%的失业者未满25岁，并且一小部分至少接受了中等教育；超过一半的失业者是妇女。为了扭转自年以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大企业需要裁员，越来越多的失业公民成为效率低下的大企业裁员的政治障碍。逐步升级的“停工”或罢工也成为大企业裁员的政治障碍。—年，“停工”或罢工的次数加倍，这涉及到社会部门中7%的就业人数。

虽然这些总计数字令人不安，但是这些总计数字掩盖了在人口增长、收入和就业上的地区或种族差异。这些差异造成最大的政治问题，一批日益老练的南斯拉夫社会科学家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期间这些区域性的不平衡。其研究结果的种族特色迷住了大众传媒和各种文化评论家。这种新闻报道经常歪曲数据资料，加剧了这个过程中的政治紧张局势。然而，存在着这种不容回避的事实，即南斯拉夫人口中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合起来的比例从年的65%降低到年的56%。在返回到这种政治动荡之前，让我们观察一下社会和区域性不平衡的实际模式。它们关于民族间题的观念有助于这种政治动荡的产生。出生率、死亡率和文盲率的总体下降及农业人口的增长比例总体下降掩盖了这些不平衡。

自中世纪以来，多民族的迁徙混合了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各民族。多民族迁徙没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城乡一体化取得真正进展，但是仍然不完善。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远离农庄运动，这一运动在70年代加速，到年拒农业人口的比例增长到80%。在这个过程中，大约万人迁居。大多数的移民留在他们出生的共和国，许多人没有迁居到城市中心。年总人口中的城市比例仅为47%。许多大企业设置于小城镇，并且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然而在每英亩耕地人口密度最高的农村地区没有发现几个这样的企业。另外，许多迁居到大城市的非熟练农民工抵制城市中心的同化或者定居在城乡接合部的外围地区。贝尔格莱德的“乡村都市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贝尔格莱德从年的25万人增长到年的万人，到年增长到万人。但是不断增长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族居民也值得一提，他们居住在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的外围地区。

到年，万劳动力中超过万人已经去了国外。在10年中，大约30万人返回，这些人多半返回他们出生的共和国。然而，适用于返回工人和一般移民的规则存在着一个不祥的波斯尼亚例外。在20世纪70年代，在国外工作的、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的劳动力比例上升，这赶上了克罗地亚族的最初优势。在60年代和70年代，波斯尼亚“外来工人”中的许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加入到受过训练或教育的更多波斯尼亚同胞中，他们搬迁到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主要是贝尔格莱德或萨格勒布。到年，每4个塞尔维亚人中就有接近1人离去，这扭转了年的人口结构多元化，有利于波斯尼亚宗教信徒。在年，塞尔维亚人占波斯尼亚人口的42%，宗教信徒占30%。上述这种情况被下列情况代替，到年，宗教信徒对塞尔维亚人的优势为40%对32%，到年为44%对31%。基于波斯尼亚宗教信徒的自然增长率，在此期间，南斯拉夫总人口中波斯尼亚人的比例已经从年的16.7%提升到年的18.8%。波斯尼亚的人均物质产品总值已经低于同一时期南斯拉夫的平均比率，虽然它小于科索沃的人均物质产品总值，但是超过黑山和马其顿。

波斯尼亚城市化的发展也增加了宗教信徒的存在。波斯尼亚的城市化从二战后各共和国的最低城市比例缓慢开始，从-年，波斯尼亚的自治市人口从占该共和国人口的19%暴涨到36%。波斯尼亚宗教信徒移民占有这种增长的最大比例，总的来说，这有助于宗教信徒去显示一种超过比例的收入增长；而这时，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的收入略有下降「更多有才能或受过教育的年轻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正在离开该共和国，前往贝尔格莱德或萨格勒布，但是没有记载从科索沃收到有关歧视或骚扰的控诉。萨拉热窝没有成为一个更多宗教信徒的城市，反而正在发展成所有共和国首府中最南斯拉夫化的城市。虽然南斯拉夫最丰富的世俗文化在这些人周围出现，但是在年人口普查中，萨拉热窝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宣称自己是南斯拉夫人。

那时，人口平衡已经转而对塞尔维亚族不利。这种情况不仅在科索沃出现，而且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出现，并且某种程度上在克罗地亚也岀现了。在年，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小型定居点仍然与波斯尼亚境内某些相当大的、但是分离的塞尔维亚族地区接壤。与整个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视为最危险的问题——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阿尔巴尼亚族关系相比，它们相互潜在的联盟或它们同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族的潜在联盟在—年南斯拉夫解体中将证明更具爆炸性。

对作为整体的南斯拉夫而言，战后人口增长已经降低了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各5%比例，到年，它们各自降到36%和20%。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匈牙利人的比例也下降，这种下降有利于南斯拉夫人、波斯尼亚宗教信徒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根据共和国数据，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能够用不断增长的南斯拉夫物质产品总值和固定资产人均比例安慰自己。而从-年，塞尔维亚的固定资产比例反而下降。

科索沃省的数量优势带来了最大的政治后果。在超过9%的阿尔巴尼亚族比例影响下，科索沃人口从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的4.8%增加到8%。有些阿尔巴尼亚族已迁居到其他共和国就业，但是他们仍然集中居住在科索沃。在过去年中，阿尔巴尼亚族已经构成科索沃人口的近三分之二，在年这一比例暴涨到78%，到年更是暴涨到90%。20世纪80年代期间，许多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移民离开科索沃。到年，这些移民人数达到10万人，但是他们的离开仅占这种人口转移的几个百分点。其余的人属于科索沃人的自然增长，—年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这远远超过了塞尔维亚族的2.2%。平均数，甚至远远超过波斯尼亚和桑扎克宗教信徒的15.6%。尽管科索沃婴儿死亡率过高并且缺少医生，但是这种增长继续下去。

在科索沃侵犯人身和财产的轻罪，而不是被塞尔维亚族的某些人指控的重罪，鼓励了相当大部分的塞尔维亚族移民离开。在离开的那些人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混居地区。大部分据报道的骚扰低于该国官方数字的平均数，经常在塞尔维亚媒体中的各族间屠杀仍然是最低限度的。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经受了困扰整个南斯拉夫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但是在科索沃，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最为严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就是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毕业生更少有机会找到工作。当具有中学以上学历的科索沃人在20世纪70年代接近50%时，毕业生失业率迅速增长。普里什蒂纳的新大学培养出的毕业生，远远多于该省已人浮于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吸收的毕业生。自科索沃迁出的塞尔维亚人往往也拥有较高的学历，到年，留下的塞尔维亚族同胞的教育水平比科索沃人还低当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紧缩推动该省社会部门中的整体失业率超过50%时，科索沃人和塞尔维亚族之间争夺剩余职位的竞争加剧，无论他们是什么政治背景。在南斯拉夫，从事需要技能工作的受过教育的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额缩水了几乎三分之二以上。

识字率和接受高等教育率的增长，似乎是铁托南斯拉夫的一个最不模糊的成就。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文盲率从年的21%稳步下降到年的9.5%。文盲率的地区差距仍然大得惊人，从斯洛文尼亚的不到1%和克罗地亚的5.6%，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14.5%和科索沃的17.6%。

所有超过40岁妇女的四分之一是文盲，她们中近一半是在波斯尼亚，更多是在科索沃。然而30岁以下的妇女和男子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年，小学入学率已经从适龄儿童的65%上升到95%。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全日制学生人数超过了小学毕业生人数的10%，自年以来这一比例已经增加一倍。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意识形态指导依然继续强调一系列全体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个人责任的现代价值标准太接近于复制西方模式，例如公民和雇员。教科书使党、军队和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成为南斯拉夫以此为基础的历史记忆。各共和国的独立教科书轻视战后南斯拉夫主义和它们自己的民族历史，它们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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