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尔格莱德等待戈多

文、摄影：韩博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了？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房，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我很疑惑，捷克与塞尔维亚同处中欧，二者的距离，尚未及京沪之遥，难道米兰·昆德拉从没造访过这位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心地带的邻居吗？他借小说《慢》提及的那种乐趣，那种欧陆深处的传统生活节奏，无论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中部的贝尔格莱德，还是西南部的兹拉蒂博尔，似乎从未失传。

贝尔格莱德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它是欧洲的十字路口，也是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布拉莫维奇之弓

米拉提议，干嘛不去喝上一杯。

为什么不呢！我们走向贝尔格莱德卡雷梅格丹要塞的高处。

如果说塞尔维亚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连接“地中海世界”及“平原世界”的南北轴线，与连接大西洋及亚洲腹地的东西轴线交错于此——那么，眼前这座已被改为公园的要塞，尽可被视作十字的原点。

源出德国黑森林的多瑙河自西而东，涌自斯洛文尼亚的萨瓦河由南而北，汇流于卡雷梅格丹要塞西北，后者成为前者右岸最大支流，前者聚拢后者的力量、性情与历史，继续横切欧陆，直指黑海——可以想见，十九世纪铁路革命之前，这片水域不仅是欧洲河川交通网络的重要环节，更是上述两道轴线的不二结点。所以，当服务员端着拉夫啤酒和土耳其咖啡，向瞭望台上的餐饮区走来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凯尔特人正在他的身旁砌筑要塞，公元前四世纪的全息影像差点与他撞个满怀。他将杯盘和酒瓶摆上桌面时，罗马人已从凯尔特人手中夺下这片土地，称其为“辛迪杜罗姆”，取意“水上之城”，曾经有十七位罗马帝国皇帝出生在今天的塞尔维亚领土之上，其中包括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服务员退去，来自亚洲草原的匈奴人涌现，那是四世纪和五世纪。及至六世纪，南下的斯拉夫民族陆续定居巴尔干，塞尔维亚部族为其一支，他们在八世纪重建水边聚落，得现名，以谓“白色之城”。塞尔维亚公国初由拜占庭帝国与保加利亚王国统治，皈依东正教，创制沿用迄今的基里尔字母。十二世纪后半叶，斯特芬·奈马尼亚建起独立的大塞尔维亚王国，政教合一，王朝延续两百年，直至年被奥斯曼帝国击败，复由异族统治五百年。

配有软糖的土耳其咖啡，以及我们身边的十八世纪筑物，都是奥斯曼帝国留痕。虽然十九世纪晚期，塞尔维亚再度独立之后，竭尽所能将贝尔格莱德城区面貌改造得更像西欧，但卡雷梅格丹要塞基本维持原状。米拉约我在共和国广场见面，我们沿着柯尼兹·米哈伊洛瓦步行街走向要塞的一路，正是时光倒叙的一路，我们从近代退回中古，斯坦波尔门、津坦门、雷奥波尔多门和卡尔六世门依然辖制着要塞的昔日格局，奥斯曼帝国的达马特·阿里·帕夏墓地仍在，不再冒出水蒸气的土耳其浴场设施亦在，尽管塞尔维亚胜利者铜像早已立于高柱顶端，专以纪念对于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的战胜，然而，杯底总是沉有厚厚一层黑渣的那种极度苦涩的土耳其咖啡却依然日日流经塞尔维亚人的食道，甚至成为引以为傲的文化象征。这是一座一再被摧毁，又一再被重建的城市，史上著名战役竟逾百次。要塞总为不可征服而建，但最终记录的，却多是破城而入者的文化。这片土地的历史，让我联想起素有“行为艺术之母”之称的塞尔维亚女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潜能》：三十多年前，她与恋人相对斜立，张弓引箭，箭头有毒，直指她的心脏，弓弦与箭羽却勾在他的手中。欧洲十字路口的历史处境一如玛丽娜，不同之处在于，《潜能》之箭从未离弦，现实之箭却从未虚发。

米拉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留学中国，那段时期，“一战”之后组建，“二战”之后历经社会主义体制的南斯拉夫联邦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解体过程，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独立，而后是波黑战争，接下来波黑独立，然后又是科索沃战争……当米拉在复旦大学研究曹禺戏剧的时候，苏珊·桑塔格却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搬上萨拉热窝的舞台，“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我与米拉同校，她将同胞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的电影《地下》推荐给我们，那部刚刚斩获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胶片史诗，以巴尔干式的荒诞喜剧，勾勒出南斯拉夫从年至年的曲折历史，剧中虚构出一队为抵抗纳粹而遁入地下的革命战士，他们始终被“同志”所欺骗，以为“二战”从未结束，直至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回到地面，眼前果然仍是一片战火，只不过，那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波黑战争。对于从小看着南斯拉夫“二战”题材影视剧长大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颠覆的故事，那场战争不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无法穷尽复杂的历史与更为复杂的人性，意识形态派生的概念，更像是一场现代杂耍。

科索沃战争期间，米拉选择回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塞尔维亚式选择，它的内核，是一种不愿屈服的民族性。年，以南联盟政府拒绝执行西方国家主导的和平协议为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持续空袭七十八日。对于贝尔格莱德市民来说，那是远比波黑战争更残酷的体验。比残酷更残酷的是荒诞，贝克特与库斯图里卡为我们呈现的荒诞，至今仍可在空袭遗留的废墟中瞥见——抵达贝尔格莱德初日，我即遭遇震撼，十五年过去，那些框架仅存的建筑，包括前政府大楼和广播电台在内，几乎原封未动，仿佛导弹刚刚来过，带着“上帝今天不来了”的讯息，就在十分钟之前。

米拉告诉我，如今，一切都结束了。年，连续使用八十多年的国名“南斯拉夫”不复存在，意味着那个二十世纪的多民族共同体走到了尽头，虽然塞尔维亚和黑山依然组成联邦，但仅三年，黑山即告独立。至年，科索沃单方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尽管塞尔维亚并不承认，依然视其为自治州，然而联合国的军队控制着那里。一切都结束了，米拉曾经的祖国，即便不包括科索沃在内，亦已分裂为六个共和国。今日的塞尔维亚，西面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面与马其顿和黑山，北面与匈牙利，东面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接壤，成为了一个不拥有任何海岸线的多山的内陆国。

米拉执教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这次见面前两天，她刚刚完成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的翻译，因为今年秋天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自然是最值得期待的卖点。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未见，上一次，还是北约空袭结束之后，她作为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队的中文翻译前往中国，比赛间歇，马骅带她来看我写的新戏，在巴掌大小的海德格尔咖啡馆上演的《睡吧》。其实，米拉离开复旦之后，她留给马骅的一只塞尔维亚大皮箱经常陪着我们一起喝酒，皮箱成了酒桌，陪着我们一起消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荒诞。

年，马骅在云南失踪，迄今又是十年。我们能做什么？坐下来喝上一杯之前，虽然米拉的丈夫，意大利音乐人马塞罗，很想带我去看看依托城墙改建的动物园，她却拐弯抹角将我引向要塞北部的两座小教堂。圣鲁基察教堂门前设有两尊铜雕，左侧是中古武士，右侧乃“一战”兵士，内部更有搜集自“二战”战场的弹壳制作的装饰，为巴尔干火药桶祈祷和平之意显露无疑。圣佩特卡教堂供奉塞尔维亚圣女，亦因地下涌出圣水闻名，细致精妙的东正教拜占庭风格长方厅堂内，一位女修道士正忙碌于将圣水装瓶，并示意我们，尽可自行取用杯中之物。米拉消失了一会儿，随后请来了圣佩特卡的木质圣像和十字架挂件，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她又交与我一束细长的白蜡烛，带我前往一处专门的所在，交代清楚，何者追思逝者，何者为生者祈福，而后一一点燃。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

在我记忆中，米拉并非东正教徒。然而，正如年之后的伊朗与波兰，在今天这个将《公正的神》作为国歌的塞尔维亚，宗教正欲回归其原本的位置。尤其是在一次又一次“等待戈多”之后，虽然有人选择了绝对的虚无，但也有人选择将自己交还给唯一的神。

塞尔维亚的历史，不像长篇小说，倒像短篇故事合集，故事之间彼此牵绊，却又尽可独立成篇，而且越写越短，节奏切换越来越快，就跟夜店青年打碟似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都会被那些短篇故事搅得头昏眼花。不过，身处其中的贝尔格莱德人，却似乎总有办法淡然处之。

黄昏时分，卡雷梅格丹要塞就像一块电磁铁，被夕光接通了能量，将贝尔格莱德的人流缓缓吸来。虽然城门之间堆有坦克和大炮，提示着短篇故事的永恒主题，然而，故事的主角却是来享受时间的——“时间不是金钱”，莫莫·卡普尔藉由《塞尔维亚人精神世界指南》一书表达出这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每一个塞尔维亚人都拥有比足够更多的时间，而正是这丰富的时间，构成了生活质量之根本。

石头墙上，清澈柔和的年轻人印证着莫莫的看法。他们肺活量竞赛似地，沉浸于超长时间的接吻。克尔凯郭尔断定：“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他们却不，时间的每一丝褶皱都被舌尖自如收放。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他们没有自己的公寓，但拥有夜幕渐合的天地。

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

苏黎世飞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上，我不仅是唯一的中国乘客，更是唯一的亚洲乘客。我中奖了吗？圆滚滚的肚子和彪悍的塞尔维亚语环绕四周。有位老汉，为了取悦一个陌生的孩子，开始拍手唱歌，冷漠的安全带束缚了他忘情的舞步。飞机平安降落时，机舱中爆发出掌声的闷响，先是独奏，而后合奏。有人低头划起十字。

“在地理学意义上，这里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因为地球是圆的。”

克罗地亚诗人奥古斯丁·汀·乌耶维奇的话语，指向他当时所置身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南斯拉夫。实际上，类似的表述早在十三世纪即已产生，塞尔维亚东正教奠基人、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创始者斯特凡·内马尼亚的儿子圣萨瓦，曾经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开始时都很困惑，东方确认我们属于西方，而西方却认定我们属于东方，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不清自己在这场冲突中的位置，哭泣着认为自己无所归属，另一部分人却坚信自己只属于冲突的某一方，相信我，我们被命运主宰，注定是东方中的西方和西方中的东方。”然而，圣萨瓦没有想到，自己的遗体竟会在日后成为东西民族与宗教冲突的象征之物——十六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原本收纳于塞尔维亚西南部米雷谢瓦修道院内的圣萨瓦尸骨，被运往贝尔格莱德的弗拉查尔高地，当着不愿臣服的塞尔维亚百姓之面付之一炬。三个世纪之后，焚骨之处矗立起圣萨瓦大教堂——塞尔维亚东正教的中心教堂，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东正教堂。不过，近百年来，这座教堂依旧屡遭磨难，不时被战火殃及，又被另一场战火殃及复建，即便今日，它那宏伟的内部仍是一处工地，但坚持“我就是我”的塞尔维亚人丝毫不以为然，水泥地面与脚手架丝毫无碍于神圣的沟通。

机场至市区的一路，让我有些恍惚，仿佛坐在三十年前的硬板凳上，收看黑白电视机里的南斯拉夫电影。司机有着游击队员的好身手，手动档就是他的卡宾枪，为了击败“纳粹鬼子”针对自动收票机设计的陡坡，他号令汽车猛冲又回溜，直至恰到好处，投入纸票仿佛掷出一枚手榴弹。而后，我的面前徐徐展出一个平坦的世界，潘诺尼亚平原与巴尔干半岛相遇之处春暖花开，田野新绿，两车道的公路上奔走着一辆又一辆“二战”电影里驶出的小型座驾，虽然多数锈迹斑斑，好似汽车坟墓里偷偷溜出来的幽灵，但那一道道骨感的线条，却比任何新款流水线捏出的玩意更神采奕奕，一副副我行我素的派头，沉浸在斯拉夫式的内在世界中。

我落宿于新城，玻璃幕墙的五星级酒店与破败的平房隔街相对，尽管那是一条中央设有停车场的宽街。撂下行李，步行去老城。一座绿色的铁桥——旧萨瓦桥——将我引向贝尔格莱德丘陵起伏的心脏地带。桥面深嵌电车轨道，每有车来，桥身的铁板即剧烈共振，不仅隆隆作响，而且激动颤抖，仿佛刚刚吞下一杯波格萨李子酿制的白兰地……这是一处体验粗犷豪迈的所在，桥板拼接处的缝隙，足以让小资产阶级的大个儿韩国手机跌入萨瓦河中。

有轨电车的工业金属乐气息一路伴我来到东岸。我从没见过这么酷的首都。下桥右转，便是后科索沃战争时代的主题乐园，它属于塞尔维亚的年轻人。一座座外表颓败的建筑——它们甚至是再上一次战争的受害者——驻留着一家家内心时髦的夜店。当然，在这里，时髦一词的含义与在西欧略有差异，必须删除其光鲜的外表与刻意的设计，而是尽力维持原样，也就是说，尽力维持剥蚀的立面与黑洞洞的窗口，哪怕曾经的新古典主义豪华建筑只剩框架，浮雕早已被磨损或敲落——如果仅以庸常目光视之，它们不过就是一群西欧建筑的穷困亲戚，然而，正是这样一群窘迫的亲戚，却使贝尔格莱德成为了《孤独星球》旅行指南眼中的全球最佳夜生活城市之首，那是年的一份榜单。乐园里也有名为MH的巨大创意店铺，旧日仓库改造而成，剧场似的，陈设巴尔干年轻设计师的全球化作品，从服装到首饰到自行车，走进这里，你会觉得自己在柏林或纽约，到处弥漫着《单片眼镜》杂志青睐的那种气息。据说，贝尔格莱德日后最好的艺术中心也即将在附近开张，但那幢建筑，目前还像是一座被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的废墟。

涂鸦艺术家们有话要说，他们不想放过这片区域的任何一块墙壁。我见到几幅巨大的黑白作品，覆盖着整幢建筑的侧面，他们的艺术观念，更接近于毕加索而非巴斯奎特，如果与伦敦的班克斯那位著名的同行相比，贝尔格莱德的一些作品更富于稚趣。

不知不觉，我走到了火车站。米兰·昆德拉要是跟我一起来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沿着单轨铁路线寻找“慢”的现代版本——在这个国家，七成以上列车的时速不超过八十公里，也就是说，全球各地“时间就是金钱”的信奉者将对此难以忍受。不过，既然米兰·昆德拉很忙，我就掉头向北，沿着卡拉焦尔杰瓦街，回到正对旧萨瓦桥的一座长满荒草的小公园，从晒太阳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肉缝，斜穿过公园，走上一道向东的斜坡。

这道斜坡又让我联想起南斯拉夫电影，游击队员是几位撂地摊的老汉。他们将旧衣、旧鞋、旧书、旧画、旧烛台、旧轮胎、旧铁皮圣像、旧玻璃器皿一股脑地倾泻在人行台阶外侧的土耳其式石头路面上，临时开设出一个个伦敦诺丁山风格的露天杂货店。莫莫·卡普尔说，贝尔格莱德几乎没有固定地址的跳蚤市场，因为类似中国城管的机构一直在驱逐他们。所以，这里的跳蚤市场天然隶属于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而且一度极为兴盛，原因在于，“二战”之后，中产阶级逐步被剥夺至贫困线下，他们不得不将所有并非“必需”的物品私下出售以补贴家用，卖光了“奢侈品”，便轮到真正的“必需品”，所以，贝尔格莱德的跳蚤市场与日内瓦的远非同一概念，后者是一个商品价格高昂的古董市场，而前者，更贴近美国酒鬼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描述的那种“低处生活”。

坦率地说，游击队员的地摊间，陈列着塞尔维亚生活艺术简史，激起了我的浓烈兴趣。然而，他们却力图维持社会主义时期内外有别的价格体系。于是，忽然之间，一种不愉快的记忆忽然攫住了我。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打算回头再说。

斜坡高处，有一座奥斯曼风格的菜市场，头戴漂亮的彩色尖顶，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本地物产，并以极为昂贵的价格出售进口水果。我在菜市场门口，望见马路对面有一处热闹所在，仿佛塞尔维亚的星巴克，然而，走近一看，竟是麦当劳，但以“脸书”式的热忱肩负着星巴克的社交功能。莫莫·卡普尔推断，麦当劳这种来自美国的快餐，迟早会参与到影响塞尔维亚饮食的历史进程中，就像那些欧亚国家曾经做到的一样——塞尔维亚烹饪以烧烤见长，其中若干种方式源出阿拉伯半岛，但烤肠来自土耳其，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则是波斯；一种熏火腿是意大利帕尔玛火腿的近亲，只不过塞尔维亚人不喜欢将它与蜜瓜搭配在一起；这里传承着希腊烤羊肉的方式，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猪肉烧烤的方式；噢，其实美国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塞尔维亚人视若珍宝的豆子不就是从那里漂来的嘛……

我拐上时装周天桥似的瓦萨·佩拉吉奇大街，这条被冠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名的交通干道两侧，模特身材的帅哥美女多得超乎想象。我在大街南侧，贝尔格莱德丘陵地带的高处，找到一片开着白花的草坡，草坡左侧是一座有着绿色屋顶的漂亮酒店，右侧则是BOOMBOOMBAR，这家酒吧的名字有多重涵义，无论雷鸣、炮隆、鼓喧、浪涌还是蜂嗡，都很贝尔格莱德。

不知为什么，我与这家酒吧一见如故。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它就像罗马露天剧场的某个局部：沿着草坡，摆出几张长桌，阶梯状向下，观众俯瞰的剧目是永恒的萨瓦河，斜拉吊索的加泽拉桥跨越其上，主题自是时间，是流逝。

我想进入酒吧的室内部分，点杯喝的。坐在墙角的一位美女笑吟吟地站了起来：没有室内，告诉我就成了。哦，这简直是……太贝尔格莱德了！她与同伴落座的简易转角长椅，实际上就是仓库里捡来的木板托架，桌子则是漆成绿色的木箱。在这里，你会觉得装饰真的是多余的，只要啤酒瓶与咖啡杯闪闪发亮就好。

还有一家非常贝尔格莱德的去处，叫做问号咖啡店。先后有两位朋友带我去混过那里，一位是米拉，另一位是黄佳黛，她曾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艺术项目负责人，目前选择驻留塞尔维亚。问号咖啡店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一条灵魂轴线——佩塔尔国王大街左近。这条被扔在城市脊背上的马鞍状大街将汇流前的萨瓦河与汇流后的多瑙河连为一体，进而被诗意地认为沟通着两种文明。实际上，这条街道本身也蕴藏有非常多样的文化元素，诸教并存，移民混杂，素有小巴比伦之称，而佩塔尔一世，则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问号咖啡店的有趣之处，也与文化矿脉有关，它与一座建于年的大教堂为邻，初时即以教堂咖啡为名，神父却自重知识产权，坚决令其改名，店主苦思良久，再也选不出合适的替代者，干脆把一个问号挂上招牌，抗议似地直至今日。

佩塔尔国王大街连通的萨瓦河东岸，最后一座横跨萨瓦河的桥梁——“友谊与团结桥”以北，有一片亲水的长条地带，已被改造为更具国际化风格的餐饮区域，在那里，可以品尝到以塞尔维亚食材制作的异国风味，餐厅酒吧里的年轻人也更为光鲜，看起来更接近西欧的同龄人。而就在河的对岸，晒太阳的人摊开的花布上，仍是传统野餐篮的世界。

浓烈粘稠的狂喜

莫莫·卡普尔勾勒的《塞尔维亚人精神世界指南》，其实着墨甚多于生活方式层面。而同为塞尔维亚作家的米洛拉德·帕维奇出版于年的小说《哈扎尔辞典》，却可以成为艺术幻想层面的塞尔维亚人精神世界指南，那部扑朔迷离的作品，貌似讲述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消失之谜，实为以辞典的形式呈现“欧洲的十字路口”之文化内核。

塞尔维亚纸币上印有被通俗文化称为“科学超人”的尼古拉·斯特拉的头像，这位“创造了二十世纪”的塞尔维亚裔美籍科学家不仅被今人拿来与达芬奇相提并论，更代表着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无限疆域。他是一千多项专利的发明人，其中包括交流电与无线电，他是尼亚加拉水电站的设计者，他能够制造闪电和地震，还拥有造福全人类免费使用能源的三大计划——全球无线电通信计划、全球电力输送计划和美国国家防御盾牌网计划——以及与之配套的完整实验规划和落实方向，并设想出三大计划的基地建起之后，包括电视、电脑、网络、手机、人造卫星在内种种实现四海一家的技术手段。他被怀疑为通古斯大爆炸的制造者，因为他针对三大计划而实验的无线传输电力方式，至少超越“理论科学界”五十年。正是依据于这种方式，美国军方才可以在今天从地球去点亮位于月球的六十瓦灯泡，而如果斯特拉活着，他也许已经有办法照亮整个月球。

贝尔格莱德设有尼古拉·斯特拉博物馆，但几乎没有任何科研数据资料，因为这位本来可以凭借交流电专利成为全球首富的科学家，一生反对商业化——他的全人类共享能源理论，与资本家利益产生了根本冲突，以空气为能量导体的无线传输电力理论一旦实现，足以令发电厂倒闭——早年被爱迪生剥削，晚年则穷困潦倒，辞世后，大部分研究资料佚失，以至于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发电机仅能产生稳定的六百万伏特电力，而在一百年前，自称“我常常分开原子而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的特斯拉，就能轻松达成一亿伏特。

尼古拉·斯特拉出生于东正教神职人员家庭，虽然他拒绝承袭这一人生轨迹，却终其一生怀有堪比圣徒的伟大情感，所有智慧皆汇聚于此，指向整个人类的福祉。

一天傍晚，黄佳黛陪我前往文化中心，观看贝尔格莱德艺术家的多媒体作品展览。这是塞尔维亚人精神世界的又一领域。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是其中的传奇，她的前半生像斯特拉，目前像爱迪生——当代艺术家很容易走入这样的终局，对他们来说，宗教情怀不可能再成为能量的导体。

我们又试图在时间中后退，去了“贝尔格莱德的蒙马特”——斯卡达利亚。那一片卵石铺地的老城区距离国家剧院不远，因地势低洼，春秋多雨时，极易积水潮湿。十九世纪，先是不成功的演员搬了过去，而后是诗人和作家，再后来，今日塞尔维亚教科书中的大多数文学人物都曾出现在那里。他们活着的时候，虽然写出了不错的东西，但钱和爱情都是借来的，那块黑暗的地方很适合他们，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超过一层楼的建筑，喝醉之后，根本不必担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之类的事情。斯卡达利亚一度兴盛，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返破败。七十年代，时常在三顶帽子咖啡馆碰面的一些艺术家，决定激活昔日的波西米亚社区。有位建筑师说服了市政当局，先将这里辟作步行街，而后，一切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我看到的斯卡达利亚，其实已经与真正的波西米亚关系甚微，到处都热热闹闹，美女们在门口招揽游客拐进她工作的餐厅，每家餐厅都是一场嘉年华，能干的乐手在塞尔维亚民间舞曲和奥匈帝国华尔兹之间自由切换。的确，聪明的教师如果想要透彻地讲解何为浪漫主义，他依然可以把课堂移至三顶帽子咖啡馆，给设身处地的学生点上啤酒，然后开始嘚吧，只不过，今天的浪漫主义更意味着一种消费。

贝尔格莱德的餐厅，有些是用来吃饭的，有些是用来致幻的——至此，我不得不总结一下——比如，黄佳黛曾率我跨入一家名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餐厅，我以为可以致幻，回到赫·克尔瓦茨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孩子导演的那个童年时代，结果，它却是一家实实惠惠吃饭的地儿，塞尔维亚大叔呆坐在里面盯着电视屏幕，足球场上的瓦尔特保卫实实惠惠的生活；而当塞尔维亚旅游局的阿内塔女士约我前往位于泽蒙的一家餐厅，我以为那不过是个品尝淡水鱼的地儿，没成想却坠入幻觉，仿佛误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拍摄现场，一不留神，已是入戏颇深的演员。

泽蒙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北，萨瓦河左岸，多瑙河右岸，曾为奥匈帝国属地，居民至今以此为傲，即便世事艰难，优雅与文明也要尽力写在脸上。泽蒙一带多有天鹅，沿岸列出无数烹饪传统美食的餐厅，就近取材，鱼酒鲜肥。阿内塔选的这家餐厅，初看很像画廊，到处都是生趣盎然的后印象派人像。餐厅一角，设有表演空间，刚好塞满一支五人乐队：主唱消瘦锋利，仿佛刚从莫迪利亚尼的图画中转将出的黑发女神，；手风琴手是位老汉，晃动着稀疏银发扎成的小辫，赐予忧伤欢乐，赐予欢乐忧伤；主音吉他手学唱歌剧出身，他与贝斯手兼任歌手，鼓手不甘寂寞，有时也哼上几句……

莫迪利亚尼的女神刚一开口，餐厅旋即沸腾，仿佛这是《地下》中的婚礼场面。年轻人撂下刀叉，站起身来摇摆，祖父祖母们搂在一起，向着飞驰的节奏挪动慢步。左近一桌，两男两女迅速与我打成一片，一对塞尔维亚人，一对意大利人，我们一起加入愈演愈烈的狂欢，塞尔维亚老汉热情好客，不停地命令侍者为我送上各式各样的乡村白兰地，李子的，蜂蜜的，黄桃的，然后又将年轻的女伴推入我的怀里，成为临时的舞伴，意大利人也是如此……我迅速切入一种非常塞尔维亚的精神状态，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对此有极为精准的呈现，那是一股浓烈粘稠的狂喜，以空气及音乐为能量导体，彼此传染并不断加剧。我与在场的所有人一样，试图摆脱尼古拉·斯特拉钟爱的地心引力——他断定，地球上真正取之不尽的能量蕴藏于此——黑发女神与她的朋友们创造的音乐则是地心引力原理的反向应用，尤其当她唱起那个曾经连续使用八十多年，但今日不复存在的国名“南斯拉夫”的时候，现场的情感温度迅速蹿升至沸点。

合唱间隙，塞尔维亚老汉挤着眼睛对我说，他想念社会主义，随后恳求乐队演奏前苏联歌曲。哦，他可真是一位朋克，骨子里的朋克。与这样的贝尔格莱德人相比，那些西欧和美国的朋克乐队不过就是视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