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局势相当稳定。维也纳会议（年9月18日-年6月9日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一次欧洲各国外交会议，目标是处理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的五大国依旧支配着欧洲。年以后，五大国（俄国、英国、普鲁士、法国、奥地利）之间没有爆发全面冲突。虽然局部冲突时常发生，但是规模与烈度都无法与年前的拿破仑战争和年爆发的一战相提并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专注于内部改革和殖民征服。影响欧洲秩序的，只剩下两个问题：法德对抗和所谓“东方问题”。

法德对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查理曼帝国的分裂；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两国互有攻伐。持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年的普法战争。法国打响了第一枪，但很快战败，年5月，法国屈服，同意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支付巨额赔款，接受德军占领两年。普鲁士的胜利促进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首位德意志帝国皇帝。

“东方问题”，起因于俄罗斯帝国的不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持续退却，它导致了巴尔干各民族的独立，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最终激起一系列纠纷并点燃了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年6月3日-7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欧洲列强最后一次聚集一堂，平等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柏林会议暴露了欧洲列强无所顾忌的权力游戏，在巴尔干人民没有有效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列强决定了一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奥地利占领；保加利亚被分成两部分，并被剥夺爱琴海出海口；确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独立，却拒绝三国最看重的领土要求。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强自己恣意妄为：俄国控制土耳其海峡的企图落空后，从罗马尼亚夺走比萨拉比亚；英国从奥斯曼帝国获得塞浦路斯；奥地利获得新帕扎尔州。列强放弃一致原则，以双边条约和联盟的方式来寻求安全，各国开始放手追求本国利益。

此后，截止一战开始前，欧洲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外交和军事集团。

年，德国与奥地利缔结两国同盟。-年间，德、奥、俄三国结成“三皇同盟”。从年起，德、奥、意结成“三国同盟”。

俾斯麦解职后，俄德关系疏远，年，法、俄签订《法俄同盟条约》，法国借此摆脱孤立，并从东西两线威慑德国。年，法国解决了与英国的争端，达成谅解；年，英、俄两国就波斯问题达成协议，通往法、英、俄三国协约的道路终于敞开了。

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性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像英德之间虽有分歧，彼此依然希望达成和解。当时的局面，是西方和东方列强联手对抗中欧列强，欧洲分裂为两个大规模的军事阵营。

年，奥匈帝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就吞并了波斯尼亚，此前的三十年里，奥匈帝国一直以国际托管的方式占领和管理该国。波斯尼亚危机爆发后，德皇威廉宣布他将与奥地利并肩战斗。奥地利采取的策略，使塞尔维亚建立大塞尔维亚的希望落空，并警告了试图进一步调停的俄国。最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危机使巴尔干各国相信，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只能在内部以武力方式解决。

时局的动荡，促使民间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和平。俄国沙皇也呼吁和平，并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但是和平主义没有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也未得到主要国家政治家的支持。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思想根深蒂固。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各国陆军参谋部左右为难，最后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途径：加速战争准备，储备庞大军火大规模训练征兵制部队；同时，十年如一日小心翼翼避免冲突。但是各种矛盾、对抗依然不断升温，直到最后一根稻草被加在骆驼背上：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遇刺身亡，成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一战期间的好兵帅克——世界名著《好兵帅克》主人公

年7月23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参与对暗杀者的搜捕行动。塞尔维亚一面搪塞，一面下令部分动员。

25日，俄国帝国会议决定支持塞尔维亚，但此举并未与英法协商。

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随即宣布动员，这又导致德国对俄、法两国先后发出最后通牒。

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

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

8月4日，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至此，欧洲五大强国终于投入到一场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它们一直在小心翼翼避免的全面战争中。

关于一战的起因，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就是没有哪一个列强蓄意要打一场世界大战；相反，列强始终在避免这样的全面战争。无论是三国同盟，还是三国协约，就现实发生的奥匈帝国皇储遇刺事件而言，条约义务并不足以促使列强一起参战。相应的，几乎所有的关键决策，都是以“荣誉”、“友谊”、“恐惧”或者“权宜之计”为理由做出来的。这种种理由，都能用两个词汇概括：傲慢与偏见。傲慢放纵冒险，偏见增加仇恨，两者叠加，致使大战不可避免（该部分引自诺曼·戴维斯《欧洲史》）。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并不存在

从去年的贸易争端，到今年的新冠疫情，再到近日33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中美关系的发展，看起来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争端和冲突将会持续出现，双方都有一个跟进和适应的过程，直到双边关系达成新的平衡。

面对新阶段的问题，中国一部分民间人士绷紧阶级斗争的弦，重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调。老办法在新情况面前无能为力之际，他们只好在想象中树立一架风车当巨人，然后开始持续数十年的周期性的谩骂。这种周期性的谩骂对象，除了美国以外，曾经还有苏联、日本、韩国、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欧洲国家、几乎所有邻国，以及几乎所有中国曾经慷慨解囊支援过的国家等。

稍有头脑或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亡我之心”是不存在的。道理也很简单，如果美国有亡他国之心并扩张领土的话，那首先应该亡的，是国力相对弱小而资源大大丰富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之类；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且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领先的实力型大国，并不会是首选目标。既然像沙特这种国家，在几度制造石油危机并使美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后，都能安然无恙的话，美国又有什么理由来“亡”一个世界级的核大国呢？先不说两败俱伤的可能，就算它侥幸得胜，那成本收益比也太不划算了。所以，还是“亡”弱国性价比更高。

还有满脑子阴谋论的自觉思想深刻的人士，喜欢现学现卖几个名词，诸如什么守成大国新兴大国，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以此解释美国即使没有亡我之心，也有打压中国发展的企图。这种思路，实际上还是刻舟求剑。后四十年中国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而且这种开放长期以来是不对等的：美国的市场对中国商品开放，美国对中国商品所收关税远远低于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基本没有非关税壁垒，中国存在众多的非关税壁垒；中国的CCTV可以在美国落地，美国没有电视台可以在中国落地……这种不对等的单子可以一直列很长。如果美国真像阴谋论人士推测的那样，因为中国发展好了就一定要打压中国的话，那当初不那么大力协助中国发展不就没事了？千万别说美国人没想到这一点。在众多阴谋论人士看来，美国一会是神，世界上的坏事都是它干的，美元涨是坑其他国家，美元跌也是坑其他国家，不涨不跌还是坑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防不胜防，总是被坑；美国一会又是虫，无能透顶，连扶持中国发展，中国将来一定会在各方面越来越接近美国的水平，这样简单的道理都想不到，只好等事到临头才来打压。这种论调是不是过于荒唐？

有习惯于冷战思维的人，会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美国打压中国，这同样是站不住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已经大大缩小了。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要打压中国的话，最佳的时间窗口，是国共内战到抗美援朝这一时期。当时的中共，还是标准的列宁主义政党，最高目标是消灭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其次，是年-年。为什么呢？首先，那个时间段，中国的综合实力相比今天还十分弱小。其次，这一段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年开始，中国在国际上相对孤立；年，苏联解体，联华制苏的起因消失。其三，当时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远没有现在紧密，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如果美国要对中国动手，再也没有比这个时间窗口更合适的机会了。事实上，从那以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恰恰相反，融合程度越来越高。事实胜于雄辩，基于冷战思维的推测，显然也是缺乏依据的。有兴趣的，可以去学习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看今天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别有多大。

还可以举苏联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苏联民穷财尽，列宁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早期苏联版本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美资即是其中的主力。换句话说，美国并没有对苏联“趁你病要你命”，可见意识形态并非美国对外决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只算算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成功，让苏联度过了最初的困难阶段。这也并非源于美国的仁慈，而是因为美国这类国家自有其成熟的行为逻辑。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首席代表

看看近现代历史，对这一点的认识会更加清晰：

年，《辛丑条约》签订。签约过程中，美国反对瓜分中国，主张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后来又退回超出实际损失部分的赔偿，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年，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诱因——山东主权问题，就这样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解决。

抗日战争以后的历史，普遍都很熟悉，就不一一细列了。

中国无意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认知的偏差，不是单向的。正如中国有人乐用“亡我之心不死”来看待中美关系一样，美国也不乏对中国的错误认知，认为中国的目标是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格局，或者另立山头取而代之。

冷战时期，这个世界的确曾经存在过两个阵营，无论政治架构还是经济运行模式，双方都截然不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度把颠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年代初，中苏论战，社会主义阵营率先分裂，中国自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这个阶段，中国一直承袭计划经济模式，同时在亚非拉，重点在亚洲，支持当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力图取代所在国政权。

但是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令中国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十来年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对曾经的对立阵营大幅度开放。到冷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冷战结束后，伴随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又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的步伐，直到最后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的体量扩张和结构优化，才步入快车道，从而有了今天我们看得到的成就。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现在的成绩，正是融入当前既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融入现有体系之前，中国或者苏联等国，并非没有探索其他的发展模式。客观地说，中国探索了三十年，苏联探索了七十多年，东欧国家也探索了三十多年，众多国家的探索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偏离市场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经济的。

只要认同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颠覆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因为开放的市场，只有一个。如果市场能被分割，那就不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冷战时期所谓“一道墙，两个平行市场”的变种。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探索是没有出路的。

作为现有世界市场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也多次表达过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话说回来，维护和认同现有秩序，并不等于说现有秩序不需要改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崩溃，关贸总协定进化为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各种区域性关税同盟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我们能观察到的现象，都可以看成是既有秩序不断进化和微调的结果。

中国在这一点上容易招来误解，大概和权力运行的维稳特征有关联。但是维稳是一种内向的行为，并非是对外的。为防止维稳的溢出效应招致外部的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海外利益，需要相关部门谨言慎行。

在试错中寻求再平衡

如果囿于一时一地的单个事件，把视线聚焦在贸易纠纷，或者新冠疫情相关的争执这类具体问题上，容易对中美关系产生悲观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中美关系的长期趋势则一览无余：无论是贸易、投资的深化，抑或科技文化的交流，还是打击恐怖势力等方面，中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考察两国关系，我们在不能忽视短期波动的同时，更要看到长期趋势这个大方向。尤其必须认识到，两国日益紧密的交流，符合两国的利益，这一结论经过了逻辑和历史的验证。

在肯定长期趋势的前提下，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都有其竞争优势，也各有其历史传统；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互相竞争的时候，矛盾和冲在所难免。这种问题，并非中美之间所独有。类似的矛盾，在欧盟内部，在美加墨之间，或者美日之间，日韩之间，还有阿盟各国之间，都是广泛存在的。

正确的做法，是承认矛盾，不回避也不夸大；在诚信的前提下，实事求是解决矛盾。世界上现存所有的双边关系或者多边关系问题，绝大部分都是这么解决的。有些复杂问题，短期解决不了，可以暂时搁置，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再来解决。动辄叫嚣“脱钩”、“必有一战”之类口号，是短视和愚昧的体现，一旦付诸实施，就属于文明时代的悲剧。中国只要不想重回四十年前的孤立状态，就应该认识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本就不可避免，因而脱钩不可能是实际的选项。

换一种思路，我们可以把矛盾的出现和解决，看成是一个不断试错，然后调整利益关系，达成再平衡的过程。夸大矛盾，像怨妇一样喊冤，总是一副在想象中被“打压”、被“欺负”、被“要跪”的受害者形象，完全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狭隘民族情绪的上升，反而有可能破坏这个利益再平衡的过程。

一战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坐视基于短视和无知的傲慢与偏见，百年之后依旧让人类再次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热战的危险暂时看不到，但是经济战的可能是现实存在的。其悲剧性的后果，这个世界早就演练过一遍了：曾经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双方民众命运的鲜明对比就是镜鉴。自外于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经济和民生的凋敝，暂且不谈如影随形的次生危机。

傲慢与偏见，不是哪一方的专利，两国都有。美国的利益集团，可能多一点傲慢；中国的民间情绪，可能多一些偏见。好在，双方的相关实际决策，到目前为止，一直顺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行。

《战国策》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培根也说：“读史使人明智”。虽然事实上后人很少能吸取前人的教训，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因为沟通的成本和壁垒大大降低，人类学习前人智慧和相互理解的能力可望处于不断的提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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