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为一种新的自由，也为一种新的恐惧播下了种子。战争刚一结束，人们就再次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昔日的盟友。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右翼与左翼之间，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之间，都恢复了紧张的局势。世界各地的人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灾难，现在又开始担心一场规模更大的新的战争即将到来。乔吉娜·桑德描述的“焦虑不安的暗流”，是年后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一辈子都没开心过。”年届八旬的乔吉娜·桑德（GeorginaSand）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从来没对哪个地方有过真正的归属感。要是我如今还在英格兰，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个难民。就算现在，还是有人问我从哪儿来——我不得不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在这儿待的年头比他们的年纪都长。但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更像个奥地利人。我认为自己是个异乡客，归属感消失不见了。”从外表来看，乔吉娜优雅自信。她聪明博学，从来不怕表达自己的意见。她还很爱笑，不但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荒唐事儿，也时常自嘲，还会对家人的怪癖反常嘲笑不已，她对那些古怪行为简直是爱不够。很多事情都让她感激不尽。她与沃尔特（Walter）青梅竹马，成婚五十余载，两人儿女成群，还有了一个孙子，她对此非常自豪。她是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自丈夫过世后，她在英国和奥地利都办过展览。她住在伦敦南岸区的一座宽敞雅致的公寓里，那座公寓俯瞰泰晤士河，面向圣保罗大教堂，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的生活舒适安逸。但在她轻松的笑容背后，在她的成就和风度以及表面上舒适惬意的环境背后，这一切的根基却并不牢固：“我很缺乏安全感。我总是有……我的人生充满焦虑……比方说，我老是对孩子们过度担心，我总是害怕失去他们之类的。就算到了现在，我还会梦见和他们在什么地方走散了。这种不安全感始终存在……我儿子说，我们家里总是有一股暗流——一股焦虑不安的暗流。”乔吉娜对这种焦虑的来源非常清楚，她说这来自她和丈夫在二战期间的遭遇——她坦然地把那些经历称为“精神创伤”。战争让她的人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给她带来的记忆至今仍萦绕不去。但她觉得必须讲出自己的故事，因为她知道，这不但影响了她本人的生活，还影响到她的家人和族群。她同样感受到她的故事在更广泛的世界中引发的回响。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改变了欧洲内外无数与她有类似经历的人。她的故事以其微妙的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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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二战与颠沛流离——乔吉娜的故事

乔吉娜年底出生于维也纳，当时，这座城市丧失了帝国中心的地位，正努力为自己寻找新的认同感。年，当纳粹大步迈进维也纳时，人们欢呼雀跃，想象着他们应得的荣光就此归来。但作为犹太人，乔吉娜没有任何庆祝的理由。数天后，她被要求坐到教室的后边去，因为她的几个朋友说父母禁止她们跟她说话。她亲眼见到有人在犹太人开的店铺的窗子上涂反犹标语，看到他们在街上骚扰正统派犹太教徒。有一次，她看到一群人围住几个犹太男人，逼迫他们去舔人行道上的唾沫。“周围的人大笑不止，场面愈演愈烈。太可怕了。”乔吉娜一家对纳粹的到来感到不安还另有原因：她的父亲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时受到政府的监视。他认定新环境过于危险，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去了布拉格。几个月后，乔吉娜和母亲也追随他离开。他们打着去乡下野餐的幌子，收拾细软搭火车到了国界边上，在那里，一个“相貌古怪的男人”带着他们偷越国境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翌年，全家人都住到外祖父在布拉格的一间公寓里，乔吉娜很开心；后来，纳粹也到了这里，整个过程又重新开始了。父亲再次躲藏起来。为了她的安全，乔吉娜的母亲为她登记加入了英国发起的一项新倡议，该计划被称作儿童撤离行动（Kindertransport），旨在从希特勒的魔爪中拯救脆弱的儿童。乔吉娜的外祖父去过英国几次，告诉她说她将要和一个富人家庭同住在一幢豪华的大房子里，母亲也说很快就去和她会合。就这样，11岁的乔吉娜被送上火车去了英国，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然而她当时并不知道，此生再也不会见到母亲了。年的一个夏日，乔吉娜抵达伦敦，她非常兴奋，感觉像去那里度假，而不是开启全新的人生。没过多久，兴奋感逐渐消退了。她被送去的第一个监护家庭是桑赫斯特的一个军人家庭。他们看上去冷酷严厉，特别是那位母亲。“我觉得她想要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因为她有俩儿子。但我总是哭，因为我想念家人。”后来她又被送到雷丁贫民区的一幢又潮湿又破旧的房子——实际上是个简陋的棚屋——与一对老迈的夫妇一起生活。“（当局）把我扔到那里就彻底不管了。我觉得当权者一定付给这对夫妇一小笔抚养费，但他们无力照顾我。我非常非常不开心。他们有个孙子，是个小霸王，他当时已经成年了，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想对我做一些不友好的事情……我好怕他。”接下来的六个月，乔吉娜的双臂下长了疖子，她对老夫妇孙子的恐惧也与日俱增。最终父亲解救了她，他设法自行偷渡到英国来接她。但父亲也无法长时间照顾她，因为英国当局对说德语的人心怀疑虑，想把他作为可疑的敌国侨民关押起来。她就这样再度来到陌生人中间，这一次是住在英格兰的南方海岸。从此，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整个少女时代都居无定所。因为侵略者的威胁，她很快就从南方海岸撤离出来，在湖区待了一阵子，随后到了北威尔士的一所寄宿学校，直到年秋才回到伦敦和父亲一起住。她在每个地方都住不过一两年，而且渐渐地惧怕英国人，因为似乎没有一个英国人体谅她或关心她。战争结束时，乔吉娜17岁，她最大的愿望是与母亲团聚。她回到布拉格，设法找到了姨妈，却不见母亲的踪影。姨妈告诉她，有很多人被赶到一起送去特雷津集中营。乔吉娜的母亲被送往奥斯维辛，几乎可以肯定，她已经死在那里了。这些事情直到今天还折磨着乔吉娜：颠沛流离，失去母亲，对战争及其余波的焦虑不安和捉摸不定，以及始终藏在暗处却从未被公开承认的暴力威胁。她虽从年以后就一直住在伦敦，却始终不能忘怀10~20岁那段人生总是持续地被搅扰和打断。不可否认，这总比另一种情况要强上百倍，但是，留在中欧后果会有多糟的想法并不能让她释怀。她不忍心去想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亲友经历了什么，但又忍不住会想起他们。直到现在，她依然没有勇气去看犹太人在战时被驱逐的纪录片，因为她害怕在受害者中看见母亲。那些本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情况也时常困扰着她：“我每次去维也纳，还有以前去德国的姨妈家和其他地方，我都看到那些家庭——有着年幼孩子的正常美好的家庭。我不会滑雪，但我们有时候会去山里，我会在那儿看，看那些孩子，他们都讲德语，神采奕奕的。我当时就想，我本该有更好的人生，本该和家人在一起，在更安全的环境里长大，并且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属于哪里。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地方有过真正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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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后果——新的恐惧和新的自由

我对乔吉娜的故事有着三重兴趣。首先，作为研究二战及其余波的历史学家，我对搜集故事上瘾。乔吉娜的故事是我为本书搜集的二十五个故事之一，每章一个。有些故事是我个人通过采访或电邮获得的，还有些是从档案或已出版的回忆录中整理出来的；一些故事的主角是名人，而另一些则除了亲友之外无人知晓。同时，这些故事又只是我筛选出来的数百个故事的一个微小样本而已，它们与数万乃至数百万个体的故事一起，组成了我们共同的历史。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乔吉娜是我太太家的亲戚，因而也是我的亲人。她讲述的经历，让我理解了家谱上的那个分支——他们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执念和渴望，其中的一些几乎是耳濡目染地无声地传递给了我的太太、我以及我们的孩子们。没有哪个人的经历完全属于他自己——它是亲人和族群共同构建的关系网的一部分，乔吉娜的故事也不例外。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至少在本书的语境中，她的故事很有象征意义。和乔吉娜一样，其他数十万欧洲犹太人——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也都流离失所，散布在全球各地。如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每个大城市都有他们及其后代的身影。和乔吉娜一样，其他数百万说德语的人（总数或许有万之多）也在战后的动乱岁月中背井离乡。她的故事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都引发了回响，那些地方也曾有数千万人流落他乡；而且，庞大的军队往返驰骋于北非和中东，在战争年代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在诸如朝鲜、阿尔及利亚、越南和波斯尼亚等地后来发生冲突的故事中，难民的故事所产生的回响虽较为微弱，但仍依稀可辨。因为这些冲突都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被传予难民的后代，也传给他们的族群——就像乔吉娜把自己的记忆分享给亲友一样——如今已经融入世界各个国家和族群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对乔吉娜和像她一样的人所经历的事件研究得越多，这些事件的影响也就显得越深刻、越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又一次危机而已，受它影响的人比史上其他任何冲突的都多。逾一亿男男女女被动员起来，这一数字轻而易举地让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相形见绌，包括~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亿万百姓也被卷进这场冲突，不只是像乔吉娜一样的难民，还有工厂的工人、食品或燃料供应商、声色犬马的从业人员、犯人和奴工，他们甚至成为攻击的对象。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遇害平民的人数远远超过士兵的数量，死亡人数不止数百万，而是高达数千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是一战的四倍。每一名死者背后，都有几十个人受到与战争相伴相随的广泛的经济动荡和心理激变的间接影响。年，当世界奋力复苏之时，各个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战场的废墟中再生出的景象与此前的大相径庭。城市纷纷改名，国家改变了货币，人们的国籍也变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同种聚居的社区，突然间充满了各个国籍、种族和肤色的异乡人——像乔吉娜这样没有归属感的人。整个国家获得了自由，或是刚被征服。旧的帝国衰落了，被同样荣耀亦同样残酷的新兴帝国取而代之。寻找战争解药的共同愿望，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追逐新思想、新发明的高峰。科学家梦想着利用新技术（其中很多都是在战争期间发明的）创造更加美好和安全的世界。建筑师梦想着在旧城的废墟上建造崭新的城市，城市中有着更优质的住房、更明亮的公共空间，居民也更加心满意足。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幻想着平等社会，这样的社会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而被集中规划、有效运转。新的政党和新的道德运动四处涌现。这些变化的思想根基，有些是早先剧变的结果，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俄国大革命，而另一些则是全新的；但即便是那些原有的思想，在年后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紧迫性被采纳，这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这场战争摧枯拉朽的性质，其无可比拟的可怖暴力和所涉及的无与伦比的地理范围，使人们产生了对变化的渴望，这种渴望比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都要普遍。每一个人脱口而出的词都是“自由”。战时美国的领导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谈论过四种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磋商之后起草的《大西洋宪章》，同样谈到了所有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政体的自由。共产党人谈论的是免于剥削的自由，而经济学家谈论的则是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战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论述了更加深刻的自由，直达人类境况的根基。全世界都举起了自由的火把，就连那些远离战火的国家也不例外。早在年，尼日利亚未来的政治家金斯利·奥祖姆巴·姆巴迪韦（KingsleyOzumbaMbadiwe）就曾要求，俟战争胜利后，自由和公正应扩展到殖民地世界。“非洲，”他写道，“不会接受自由之外的其他奖赏。”中南美洲国家是联合国最热心的发起成员国，这些国家设想了一个确保“不公正和贫穷从世上消失”的国际秩序，以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平等合作”的新时代。变革之风吹向四面八方。据美国政治家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称，与一战相比，二战期间的革命氛围要强烈得多。年环球旅行之后，他回到华盛顿，在旅行过程中看到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奋力推翻帝国主义，要求归还其人权和民权，建立“一个因独立和自由而生机勃勃的……新社会”，这些都让他深受启发。他说，这一切是那么激动人心，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民看来刚刚获得了信心，认为“自由在手，万事可为”。但他也承认，这种氛围有些恐怖，似乎无人认同一个共同的目标。威尔基预言，如果他们不能在战争结束前达成这一共识，在战时维系这个联盟的合作精神就会破灭，世界又将回归到起初导致战争的那种不满情绪中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为一种新的自由，也为一种新的恐惧播下了种子。战争刚一结束，人们就再次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昔日的盟友。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右翼与左翼之间，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之间，都恢复了紧张的局势。世界各地的人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灾难，现在又开始担心一场规模更大的新的战争即将到来。乔吉娜·桑德描述的“焦虑不安的暗流”，是年后的一个普遍现象。从这个方面来说，乔吉娜那发生在战后不久的故事，或许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在宣布和平之后，她回到布拉格，希望找到孩提时期失去的那种归属感，但她找不到，于是转而希望自己能重新创造一种归属感。她再次遇到自小就相识的沃尔特，两人坠入爱河。她结婚、交友，准备安顿下来。她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乐观精神，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只会是一片光明，但她的人生依然被徘徊不去的战争阴影所笼罩。甚至在发现母亲已死之后，她仍然坚信自己可以把战争年代的痛苦抛在脑后，因为她想往前走，想获得新生。她渴望自由。不幸的是，捷克当局另有打算。年，共产党夺取控制权后，她和沃尔特得到指示要向新政权无条件地宣誓效忠，这种忠诚被延伸到超级大国苏联。他们不想就范，被迫再次逃离这个国家。他们的逃离标志着新的冷战开始了，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后果，它把世界分成西方和东方、右翼和左翼两极。用丘吉尔的话说，整个中欧拉起一道铁幕；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革命、政变和内战。难民更多，故事也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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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

本书尝试概述二战引发的世界的重大变化——既有毁灭性的，也有建设性的。本书必然会提到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超级大国的出现，冷战的开始，欧洲殖民主义漫长而缓慢的崩溃，如此等等。书中也会谈到战争给社会和经济方面造成的重大后果：自然环境的转变；生活标准、世界人口状况和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化；自由市场控制的兴衰；核时代的诞生。但更重要的是，本书试图透过这些事件和趋势，考察战争的神话学、哲学和心理学影响。流血的记忆对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它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能力的看法，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暴力和强权的恐惧，对自由和归属感的渴望，对平等、公平和公正的梦想？为了生动地阐释这些问题，我选择在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像乔吉娜·桑德一样，经历过战争及战后的种种事件，并深受其影响。每一章中的单独故事都被用作一个出发点，引导读者对更广阔的画面一窥究竟——那个人所属的族群，他们的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故事。这不仅是本书的文体表现手法，也构成了我力图表达的观念的绝对基础。我不敢说一个人的叙述便可总结世人的全部经验，但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和记忆都含有普遍的元素，特别是我们彼此之间谈及自己和过去的那些内容。历史总会涉及个体和整体之间的某种妥协，而这种关系则以二战史为最。年时，人们一致认为每个人的行动和信仰，乃至他们的记忆和过往经验，都不仅关乎他们自身，还关乎作为整体的人类。这是S.H.福克斯（SiegmundHeinrichFoulkes）和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等精神分析学家率先开始调查个体与其所属群体之间关系的时代。“社会过程的基本实体，”弗罗姆在年说道，“是个体……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并且仅由个体组成，因此，我们发现在群体中运作的心理机制也只能是在个体中运作的那些机制。”当时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在探索个体与整体相互反映的方式。“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alSartre）在年末如是说，他的很多存在主义者同行都热衷于从战时目睹的事件中得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这些原则适用于当时，也同样适用于现在：我们共同采用了像乔吉娜这样的人的故事，就像它们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一样。当然，我知道人们所讲的故事并不一定能反映出绝对的真相。战争幸存者的故事是出了名的靠不住。事实会被人遗忘、误记或美化。人们对自己或其行为的看法会发生急剧的改变，而当这些看法真的改变时，它们就会被回溯以至于被当作最初的想法。国家和社会亦然。二战后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荒诞虚构的神话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真相一样影响和塑造了这个世界。把这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记录进行核对，并将其模铸成尽可能贴近客观真相的叙事，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我尽量不对自己转达的个人叙述妄加评论，即便有时我个人并不认可他们的说法。相反，既然这是一部全球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被集体情感冲昏了头脑，在脑海里根植了与证据全然矛盾的集体记忆，我对此保留了批评态度。因此，个人的故事说到底也就是故事而已。正因为有了这些个人故事与集体叙事的互动，才使得“故事”止于此，历史始于斯。我试图从各种政治角度来囊括世界各地的个案研究，其中的一些角度与我本人的政治和地缘观点相去甚远。除了欧洲、北美和亚洲外，还有些故事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因为这些地区也深受战争的影响。然而，相对来说更多的故事还是来自直接卷入战争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无疑因战争的蹂躏而经历了更大的变化。来自美国的故事比其他地方的多一些。这并非出自我自己的自由主义西方的偏见——或者说至少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反映了战后出现的势力均衡：不管我们喜欢与否，20世纪被称作“美国的世纪”终归有其原因。在本书的开篇部分，日本也非常醒目，因为我觉得它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西方关于这场战争的叙事中讨论不足。读者还会注意到，本书中持左翼政治观点的故事多过右翼的。这也是故意为之。在全球史上，年大概是左翼的高位线——那些倡导社会进步，甚至是公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政治议程，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但我坚信，没有谁的政治信仰是一成不变的。我还收入了一些人的故事，他们因为自身的经历而在信仰上发生了巨变，有从右翼变成左翼的，也有反方向的。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应该说至少是有一些挑战性的。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读者会发现很多熟悉的内容，但同时也会看到很多不太熟悉，甚或相当陌生的东西，我希望如此。在如今这个回音室一样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只会倾听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那么让自己的观点偶尔接受一下挑战并愿意接受挑战，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从士兵或平民、男人或女人、科学家或艺术家、商人或工会会员、英雄、受害者或罪犯的视角来看，世界大不相同。所有这些观点在后文中都会有所论述。但我要劝读者以局外人的眼光，或者说以难民的眼光来读本书，要想理解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就必须把自己的先入之见暂时放在一旁。我本人就有过一些这方面的挣扎。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也会有偏见，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尽量坦诚地面对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信仰。有一两次，比如在关于战后欧洲的民族主义的章节中，我做出了把自己的恐惧和渴望暴露在聚光灯下的艰难决定。我会督促读者偶尔也尝试一下这样的决定。历史学家也是一种难民：如果过往是另一个国度，那也是他或她永远不会重游之地，无论他或她有多么热衷于努力重建。我着手写这本书时就清楚，它只能模糊地反映出从年的灰烬中诞生的光明新世界，因为这个新世界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过于庞大，无法被轻松装进薄薄的一本书里。我只希望自己找到并粘在一起的这些碎片可以激发读者进一步探索下去，自行填补某些裂隙和遗漏。然而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本书并不全然关乎过往。它阐释了我们的城市为什么是如今这个样子，我们的社区为什么变得如此多样，以及我们的技术为什么会如此发展。它也阐释了为什么没有人再相信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就算在削弱人权时还是会捍卫人权，以及为什么改造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如此令人绝望。这本书事关我们实现世界和平的努力为什么会被暴力不时地打断，为什么经过数十年的政治斡旋和外交活动，我们无止无休的争吵和国内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每天的报纸上都充斥着所有这些乃至更多的问题，其病根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本书写的是一种永恒的冲突：我们一方面渴望与邻居和盟友联合，另一方面又渴望独善其身。在二战后的余波中，这种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上演，时至今日仍对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关系产生影响。我们的天性让我们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空间，这里既非完全包含在我们的群体之内，也非全然与之脱离，我们的历史也是如此。和乔吉娜·桑德一样，没有人能真正说清自己归属何处。本文摘自《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作者是基思·罗威（KeithL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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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英]基思·罗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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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恐惧与自由》是继《野蛮大陆》之后，基思·罗威的又一力作。作品深刻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的重大变化，它既是毁灭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作者对各大洲、各个阶层饱受战争之苦的幸存者进行了深入探访，把那些看似孤立的个人故事整合起来，对战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进行创新性解读——广至家国天下的宏大篇章，深至世道人心的幽微复杂。他对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清醒认识，无疑是我们思考今日世界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引导我们对一切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保持警醒。用淘宝APP识别下图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恐惧与自由》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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