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一个巨大民族“卓然屹立的坚实根基”，可以为这个民族五千年的“生生不息绵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以托举起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繁荣富强的世界大国，这就意味着，除了琴棋书画唐诗宋词中医中药气功太极，这个独特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文明比较上乃至国际政治上，也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通过将被西方颠倒的历史和颠倒的文明再重新颠倒过来，在世界历史和文明比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即可发现：只有中华民族这一支，用了五千年不间断的努力逐渐长成为真正的广土巨族。只有像中国这样从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大一统国家，广土巨族国家，才是作为氏族组织对立面的、真正意义的国家。只有广土巨族国家，才代表了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化方向。而这是一个最为宏大的中国故事。

广土巨族：一个更宏大的中国故事

文

文扬（复旦大学）

讲好中国故事，已不仅是“外宣”之需要，当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的中心，关于中国是谁、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整个世界都在寻求解答。

一、中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独特性

梁启超曾在年写过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文中写道：

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的继续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起他一个名，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得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建设这泱泱雄风的大国。他长的方法有两途：第一是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了。五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同这条路线进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来作证了。

梁任公当时说“我们五千年来”和我们今天说“我们五千年来”，并没有差别。就是说，早在中国进入近现代之前，中华民族就已经通过他所说的两种途径将自己长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而这是五千年来我们祖宗“从没有间断过的”努力，一方面“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成为巨族，另一方面“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形成广土。直到中国人抬眼看到整个世界，环顾宇内，才发现原来自己竟是唯一的“广土巨族”，硕大无朋，泱泱雄风！

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只是到了第三个阶段，自乾隆末年开始至今，在中国人明白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做了一番比较之后，才最终发现了本民族的特殊之处。

在欧亚大陆，在当时能够和中国相提并论的大型帝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俄罗斯帝国，但都不能和中华帝国相比。一是历史太短，前者不过六百年，后者才两百年；二是两者主要经由强大王朝的军事扩张而成，并没有发生过上千年的文明同化和民族融合；所以，这两个帝国都只有广土，而不是巨族，虽然版图很大，民族却四分五裂，没有共同文化。

西欧这一部分，二十多个民族国家，不过是刚刚从王朝混战转为民国混战的新战国时代，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按中国的标准，既无广土，也无巨族，在政治发展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

至于其他大洲，非洲大陆大部分还都处在从部落到王国的过渡期，连周朝的统一程度都还没有达到，广土巨族也完全谈不上。而南北美洲、澳洲和大洋洲，都是新大陆，欧洲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土地，建起欧洲人的社会，不属于原生文明，即使建立了拥有广土的国家，其国民也不是原生的巨族。

比来比去，只有中华民族这一支，堪称真正的广土巨族，用了五千年不间断的努力才终于逐渐长成，世间独一无二。所以梁启超用“硕大无朋”来形容。

广土巨族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向，这一点无可置疑，而帝国则是广土巨族的必经阶段。从历史上看，如今并立于世的几大文明——远东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曾有过在巨大的疆域内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统一宗教、统一文化、统一国土、统一民族这些大一统帝国阶段，如果没有这些帝国阶段作为文明的基础，不可能成为今天的“优胜文明”。今日西方文明以当年罗马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础，伊斯兰文明以当年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础，东正教文明以当年拜占庭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础，无一例外。

广土巨族必然经过帝国阶段，但并不是每一个帝国都能发展成为广土巨族。这是因为帝国虽然在巨大的疆域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大多数没能像中华民族这样通过数千年同化和融合实现巨族的成长。也就是说，大多数帝国的政治统一局面并未伴随宗教和文化统一的发生，由少数族群组成的统治者集团没有力量同化占人口多数的其他被统治民族，使之成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巨族。一旦发生危机，必然四分五裂，重回帝国之前的状态，再无复原的可能。

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大中东地区，几千年来先后出现过几十个巨大的帝国，埃及、阿卡德、吾珥、亚述、巴比伦、米底亚、阿契美尼德、马其顿、波斯、塞琉古、托勒密、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阿拉伯、倭马亚、阿尤布、马木留克、阿拔斯、塞尔柱、奥斯曼，都有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统一宗教、统一文化、统一国土、统一民族。但若按照秦汉帝国的标准衡量，都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大一统。所以，尽管奥斯曼帝国持续了六百年，成为历史上最强大、最成功的伊斯兰帝国，但最终还是以各民族的分崩离析而告终。

广土巨族才是政治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点也有纯社会科学理论上的解释，如果认为“非零和的持续成长和持续实践，在从原始生物时代发源到今天的互联网络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历史的方向”（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那么也当然可以认为，广土巨族的形成，无非是人类社会在从氏族部落发源经过长时期非零和合作互动，其正值总和累积的自然结果，也必然代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方向。即是说，关于为什么只有中华文化不仅发展出成熟的帝国，而且最终诞生出广土巨族的纯理论解释就是：中华文化的非零和合作互动最为成功，时间持续最长，正值总和积累最大。

罗伯特·赖特著《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

据历史学家考证，公元年前后，世界上有6千多个自主政体，如今只有个左右主权国家。欧洲近代早期有个小邦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25个民族国家。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正是按非零和逻辑朝着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并无例外。

显然这是一种与流行的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明显不同的世界历史观，它以广土巨族为人类历史的方向（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以非零和合作互动的文化为进化机制（而不是个人私利最大化），以氏族、部落、王国、帝国、巨族共和国为几个主要的进化阶段（而不是所谓“到达丹麦”），最终通向世界大同（而不是金字塔霸权体系）。

在这个历史图景中，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主要文明，中国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西方国家不仅不是历史的终点，而且还在前帝国时代踟蹰徘徊，甚至不进反退。而其他国家也都散落在从部落到帝国之间的各个阶段，距离建成巨族共和国还有千年之远。

如此看来，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那个以西方为终点的“主流”世界历史观。

二、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世界历史”，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这个概念，当然也没有发展出像黑格尔创造的那种，将人类所有民族和文化都连贯成一个分阶段进化的、线性发展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国的历史学自成体系，既有详尽的史实记载，也有抽象的微言大义，但由于受到天道循环观念的影响，没有建立起历史线性发展的理念，又由于受到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也没有建立起世界作为整体的理念。

这让中国在后来吃了很大的亏。西方学者将世界历史串成了一个以古代东方为起点、以近代西方为终点的大事件逻辑链，于是大多数非西方文明就被排除出世界历史的“主线”，成了边缘。从此以后，一个教科书版本的世界历史开始流行于世，希腊、罗马、西欧和北美等白种人国家统统登堂入室，成了天然伟大光荣正确的“文明”，而所有东方和南方国家，无论是近东的波斯、阿拉伯，还是远东的印度和中国，都成了“文明”的对立面，即使不是野蛮，至少也是黑暗。

在这个扭曲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中国不仅不是世界第一，反而还被孟德斯鸠戴上了一顶“专制”黑帽子，成了落后国家，并被黑格尔安排到了“世界历史的局外”，且言之凿凿地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

由此可见，一种伪理论可以将现实扭曲到什么程度。以下这些历史事实，在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当中，竟统统被视而不见：

一、发源于炎黄古帝的中华文明至今不曾中断，建成于两千年前的秦汉国家至今不曾灭亡，历史上几多异族入侵，几多中原易主，但文化不灭，国脉不断，五千年后的今天，还是带着原始基因的中华文明。环顾世界，与之比肩的，没有第二个。

二、自秦汉开始，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具有大洲规模的大一统国家，成长到今天，人口规模甚至接近欧洲与非洲总人口之和。聚合了最大人口规模的广土巨族之成长，中国至少领先了两千年。环顾世界，没有第二个。

三、靠了秦汉国家制度的保障，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每一次都能在崩溃之后迅速重建，两千多年来是一个周期性再造的过程，不断巩固和完备，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郡县制实施更加彻底，大一统措施更加有力，民族融合更加深入。环顾世界，没有第二个。

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国家，凭什么不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反被认为远离世界文明、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呢？

以中国为对照，欧洲的大一统远远没有实现，历史上多次接近完成统一又都功亏一篑。美国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由移民建立国家，享受天然国土屏障和海洋通道，按说有最好的条件建成大一统国家，但直到今天连最基本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都没解决，种族冲突不断，阶级矛盾尖锐，“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这个基本问题每一年都在被追问，而且合众国的国家体制也使得各州都可以合法地脱离美国。这些根本性问题，以中国的标准看，其实就是国家建设的未完成状态。

伊斯兰国家的大一统建设更是没有多大希望。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阿拉伯世界部落势力的威权远大于国家的威权。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民族无异于中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戎狄，徙志之后的伊斯兰时代，并未逐步建成国家，仍以氏族部落作为基本的政治单位，并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强化。可以说，直到今天，伊斯兰世界在国家建设方面与中国的差距，几乎还是一千多年前突厥与唐帝国之间的差距。

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情况就不必多说了，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国家建设的未完成状态，最坏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失败，是国家政治濒于解体。不要说大一统国家建设进程，没有倒退就不错。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被西方学界颠倒的世界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不可能指望西方学者来完成。即使是发现了“中国第一”的福山，也只迈出了半步，虽然承认了秦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甚至承认了希腊和罗马并不具有重要性，但出于预设的历史终结论立场，他最终还是没能得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结论。

三、把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

文明的高下之分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构建之上，后者如何建构，决定了前者如何比较。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无论批评者们怎么说，从理论上将世界大势看成是西方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博弈，仍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但是，与孟德斯鸠的政体三分法和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论一样，在本质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出于西方中心论立场，也服务于抬高西方基督教文明，打击非西方异教文明的政治目的。

要破除这一政治神话，回归世界文明的真正图景，也要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开始梳理。

一、人类社会最早的国家雏形，出现在古埃及、古苏美尔、古黎凡特、古安纳托利亚这几个位于大中东的地方。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城邦国家已经发展出了很“现代”的政治组织。通过对年发现的约2万件“艾布拉泥版”的破译研读，人们发现，公元前3千纪这里曾有一个控制着60余个附属国和城邦国家的强大王国，26万人口和巨大的贸易网络通过1万多的行政官僚管理，这些官僚大部分不是国王的宗亲，而是由首席大臣（维齐尔）选拔指定的。

也就是说，非氏族的、现代化的国家行政组织，在古黎凡特地区甚至早在公元前-年间就出现了，甚至比中国的国家雏形还要早上千年。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反倒越来越落后了呢？为什么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没有提前中国0年建成大一统国家，更没有成长出广土巨族呢？为什么年后的今天反而更加四分五裂了呢？实际上，这个艾布拉王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东北部，都城就靠近今天的阿勒颇。

二、再看西欧地区。在公元前的数千年里，整个西欧没有出现文明之光，古埃及建成过埃及帝国，古苏美尔先后出现过阿卡德帝国、吾珥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赫梯帝国，古波斯先后崛起过米地亚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帝国，而西欧地区，如果排除掉“泛希腊化”时期这段编造痕迹明显、史实极为可疑的历史，那么，真正的帝国罗马帝国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出现，而在持续了四百多年后就结束了。

西欧地区再次出现帝国，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事，首先是16世纪借助于美洲殖民地崛起的西葡帝国，然后是借助于美洲、非洲、亚洲殖民地崛起的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确切说，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西方”，一个晚于所有主要的东方文明年到0年才出现的、只是借助了新大陆的财富才得以崛起的、与所有古文明都没有直接联系的、靠编造世界历史才把自己打扮成悠久文明的“暴发户文明”。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文明发展的开始阶段晚一些不是问题，但既然有过一次短暂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一次长达四百年的罗马帝国，而且两个帝国都曾包括了很大部分东方地区，文明的融合深入发生，为什么还会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立刻跌入文明的谷底，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毫无复兴的希望呢？是不是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获得意外之财，整个西欧就会一直沉沦到今天呢？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抑制了西欧正常的国家发展，断绝了成长出广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三、再看阿拉伯地区。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气候等恶劣地理条件，使得阿拉伯半岛在公元7世纪之前始终游离在各大文明中心的边缘。绿洲中的定居者和游牧的贝都因人都是多神崇拜，相互之间以抢劫、纳贡、仇杀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穆罕默德教出现之后，新宗教宣扬信安拉、信天使、信先知、信经典、信末日，客观上打破了氏族壁垒，诸多血缘群体之间开始形成稳定的地域关系，甚至引起了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但事实上，温麦并未完全取代氏族关系，以温麦为基础的新型伊斯兰国家与现代化国家仍然差别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以新的氏族代替了旧的氏族。

在穆罕默德生前和死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伊斯兰世界的版图迅速扩大，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先后有倭马亚、阿拔斯、阿尤布、马木留克、塞尔柱和奥斯曼等巨大的帝国崛起。按说，早已有了进行大一统国家建设的良好条件，即使没有达到中国秦汉时期的程度，至少可以复原类似于艾布拉王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然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轰然解体，以及持续至今的各自为政、分崩离析，证明了伊斯兰世界只是一个徒有帝国外壳的部落组织集合体，与中华帝国根本没法比。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抑制了伊斯兰世界正常的文明发育，断绝了成长出广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对以上问题的追问，不得不深入到这样一个认识当中：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三者之中，前两者有一个共同性，即都是源于犹太教，或者说源于亚伯拉罕教，或者说一神教。而儒教文明与前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人合一信仰，或者说世俗主义精神。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所有政治组织无非是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血缘宗亲的组织，二是基于地理区域的组织，前者的发展路径就是从宗族到氏族，后者的发展路径就是从城邦到国家。所谓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跨越从氏族到国家这个边界。

那么，一神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神的氏族，或者叫大神氏族，取代人间的氏族。所以，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崛起的初期，都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为它依靠信仰的神奇力量强行打破了传统人间氏族的壁垒，为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是，大神氏族毕竟还是氏族，一神教的信众，无论是崇拜耶和华，还是崇拜耶稣基督，还是崇拜安拉，归根结底，都是追随一个氏族首领，而不是忠于整个国家。

所以，可以说，信仰一神教的国家，或者由一神教信众组建的国家，或者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严格讲都不是完整意义的国家，不具有家国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性和完整性。而只有像中国这样从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大一统国家，广土巨族国家，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作为氏族组织对立面的那个国家。

如此看来，如果承认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国家代替氏族，是广土巨族代替四分五裂，是非零和合作互动的正值总和积累，那么，以儒教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国家文明的发展方面明显优越于一神教文明。这也是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不肯承认的。

于是，这个将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的任务，也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不可能指望西方学者来完成。尽管关于西方文明正在或终将衰落的论调一直都在流行，但由于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历史上非凡的成功，大多数西方人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西方文明是一种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已经断绝了其他文明的发展路径。基于这样的观念，关于主要文明之间的优劣比较，关于各宗教之间的比较，早已深深嵌入到了国际政治当中，不可能完全客观。

综合上述，将被西方颠倒的历史和颠倒的文明再重新颠倒过来，在世界历史和文明比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广土巨族的唯一性，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中国故事。讲好这个故事，是中国学者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文明的冲突

文

亨廷顿（张林宏译）

下一次冲突的模式

世界政治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们毫不迟疑地设想出它将是什么样子——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间传统竞争的回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冲突的影响力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等等。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然而却是根本性的方面，这方面也正是未来岁月中全球政治将要呈观的状态。

在我的假设中，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人类的巨大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将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界限。

文明冲突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中的最新阶段，随着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那些试图扩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力量，尤其是统治领土的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君主间冲突让位于国家冲突。年，R.R.帕尔默指出：“王朝战争结束了，民族战争已经开始”。这种19世纪模式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随后，由于俄国革命和反对它的结果，意识形态冲突替代了国家冲突，先在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继而转化为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

这些君主间、国家间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的冲突。威廉·林德称之为“西方内战”。冷战，与世界大战，及早期17、18、19世纪的战争同出一辙。由于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它的西方阶段，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内部的互动，成为它的核心内涵。就政治文化而言，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客体，相反，他们以历史的推动者和没计者的身份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

文明的本质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些划分已不再切题。现在，根据文化和文明，而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水平给国家分类，意义更为深远。

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村落，地区，种族组织，国籍，宗教组织，都在不同层次的文化异质性上有不同的文化。意大利南部村落的文化可能与北部村落的不同，但两者都属于不同于德国村落的意大利文化。同样，欧共体各国也具有区别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特质。不过，阿拉伯、中国和欧洲不再是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他们共同组成文明。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合和最广泛层次上的文化特性，人类以此同其他种类相区分。文明是通过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和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界定的。人们有不同层次的认同：一个罗马居民可能在不同程度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罗马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徒，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人。他所隶属的文明是最高层次上的认同，他强烈地认同于这种文明。人们能够而且的确能够再界定他们的特性，由此，文明的内容和边界发生了变化。

一种文明可能包含相当数量的人（如中国文明）或涵盖少数的人（如盎格鲁·加勒比文明）。一种文明可能包括几个民族国家，西方文明，拉美文明，阿拉伯文明可以为证；也可能只包含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显而易见，各种文明相互融合，彼此交错，而且可能包含亚文明。西方文明形成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两大变种，伊斯兰文明包容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马来人的亚文明。文明无疑是有意义的存在，尽管他们之间的界限不甚明确，但却是真实的。文明是动态的：兴衰交替，分化组合。因而正如历史系学生所熟知的，多种文明已经消失，被埋葬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虽然西方人惯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事务的主要行为主体，但这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事。人类历史的所到之处，便是文明史的所到之处。在《历史研究》中，阿诺德·汤因比认定了21种文明，但只有其中的6种延续至今。

文明冲突的根源

文明特性在将来会日益重要，新世界将在更大的范围上形成于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这几种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某种程度的非洲文明。沿着这些文明间彼此区分的虚线，将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原因何在？

首先，文明间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根木的。各种文明因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更为重要的宗教的不同而迥然相异。不同文明的人们，不但对神与人，个人与集体，国民与国家，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看法颇异，而且对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持不同的观点。这些差异是历史的产物，不会很快消失。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标志着暴力。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文明的差异却引发了十分漫长而残酷的冲突。

其次，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的民族间的互动在增加，不断增加的互动强化了文明意识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之内人民之间差异的觉醒。北非移民在法国遭到法国人歧视的同时，却得到了“善良的”欧洲天主教廷的大量收容。相对于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来说，美国人对日本的投资更为厌恶。同样地，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可能是尼日利亚东部地区的奥韦里艾比欧人或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仅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被看成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又成为非洲人”。不同文明的人们间的互动激起人们的文明意识，这反过来又鼓舞了差异和敌视的延伸或退回到历史深处的思想。

第三，全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化进程正通过存在已久的地方特性把人们区分开来。这种进程把民族国家弱化为一种特性根源。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宗教采取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种形式渗透进来填平这道鸿沟。这种运动，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大部分国家和宗教中，积极奔波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那些人，是那些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技术人员、固定职业者和商人。乔治·韦格尔评论道，“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晚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活现实之一”。宗教竞争，“上帝的复仇”，正如吉利斯所说，为超越国界的特性和契约提供了一个基础，从而把文明统一起来。

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强。一方面，西方居于权力的顶端。同时，或许正因如此，非西方文明的寻根现象正在产生。人们不断地听到各种议论，包括日本的内化倾向和“亚洲化”，印度尼赫鲁遗产的终结和“印度化”，中东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失败和“再伊斯兰化”，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中西化和俄罗斯化的争论。居于权力顶瑞的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迎面相撞，而非西方国家却带着不断增长的愿望、意志和资源来采取非西方的方式塑造这个世界。

过去，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通常是那些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曾在牛津接受教育，吸取了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身上，深刻地积淀着本土文化。现在，这些关系却正发生变化。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在一批非西化和本土化的精英不断涌观的同时，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格和习俗却在公众中流传开来。

第五，文化特质和差异是稳定的，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与差异相比较，更不易折衷和转化。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能变成民主主义者，富者能变成穷者，穷者会变成富者，但俄国人不会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变成亚美尼亚人。在阶级与意识形态斗争中，关键问题是，“你站主哪边？”人们能够也的确能够选择和改变阵线。在文明的冲突中，关键问题为“你是什么？”这是一条无法改变的前提。正如我们所知，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意味着大祸临头。甚至与确实存在于人们中间的种族、宗教歧视相比，文化特质和差异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可能半是法国人，半是阿拉伯人，甚至同时是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但如果他半是天主教徒，半是穆斯林，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增长。从年到年间，欧洲区内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比例从51%上升到59%，东亚从33%上升到37%，北美从32%上升到36%。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还会增强。一方面，成功的区域经济主义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主义可能只有扎根于共同的文化背景才会成功。欧共体依籁于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这两个共同基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得益于墨西哥人、加拿大和美国人背后的文化共性。相反，日本在创造一个可比拟的经济实体上却步履维艰，因为日本属于一种特殊社会和文明。无论日本同其他东亚国家间形成多么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它同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终会抑制或使其促成象欧洲和北美一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归于失败。

相反，同质文化无疑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国家海外华人社团之间经济联系的增长。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性逐渐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大陆同台湾走得更近了。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未来亚洲的主要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为中心。这个集团，实际上已经存在了。默里·韦登鲍姆认为：“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居于支配地位，亚洲以中国人为基础的经济正快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性地区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台湾），卓越的富有实业家才智的营销和服务才智（香港），高效的通讯系统（新加坡），巨大的金融资本（三地皆备），还有大量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大陆）……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这个强有力的网（通常以传统家族的扩展为基础）已被描绘成为东亚经济的脊粱。”

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以文化和宗教为基础，它把十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聚合在一起：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这个组织最早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年建立，它能够复苏和扩大的原动力在于，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欧共体。同样地，加勒比共同体和中美洲共同市场也依赖于共同的文化基础。然而，建立更为广泛的加勒比-中美洲经济体以沟通盎格鲁人和拉丁人的努力，却约定了失败之期。

因为人们用种族和宗教界定自己的特性，所以他们很可能看到“我们”与具有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东欧和前苏联由意识形态界定的国家的终结，使传统的种族特性和敌视走上前台。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导致从人权到移民，从贸易与商业到环境的政策事务上的分歧。地理上的毗邻引起从波斯尼亚到棉兰老岛的领土争议。尤为重要的是，西方试图促进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化，维持其军事优势，加强其经济利益，这引起了其他文明的对立反应。既然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获取支持和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减小，那么政府和集团只好转向共同的宗教和文明谋求支持。

因而，文明在两个层次上产生冲突。在低层次上，沿文明间虚线相邻而居的集团，经常在对领土和对方的控制上激烈斗争。在高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而竞争，为控制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而争夺，竞相兜售各自的政治、宗教价值观。

文明的虚线

文明间的虚线正替代冷战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成为危机和流血的闪光点。当“铁幕”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将欧洲一分为二时，冷战开始了。随着“铁幕”的瓦解，冷战终结了。因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分野已经结束，文化的分野，一方是西方基督教徒，另一方是东正教徒，又重新出现。在欧洲，威廉·华莱士认为最明显的分界线很可能是年时西方基督教的最东边界。这条线沿芬兰与俄罗斯，巴尔干与俄罗斯的边界，切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西部天主教乌克兰和东部东正教乌克兰一刀切开，蜿蜒向西将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其余部分截然相割，然后经过前南斯拉夫，恰恰吻合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同前南斯拉夫其余部分的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以西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体验——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般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东部。现在他们期待与欧洲共同体的更深融合和民主政治体系的统一。这条线以东，以南，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在历史上，他们属于奥斯曼和哈里发帝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历史事件仅稍有联系；总体上说，他们经济欠发达，看起来不可能形成稳固的民主政治体系。文化上的天鹅绒之幕已取代意识形态上的铁幕，成为欧洲十分明显的分界线。正如前南斯拉夫事件表明的，这条线不仅仅是一条差异之线，而且是一条流血冲突之线。

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沿虚线发生的冲突已持续了年。伊斯兰教创立以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猛烈地向西、向北进军，直到年才结束。从11至13世纪，十字军试图在圣地上建立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统治，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从14至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打破平衡，把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中东和巴尔干，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维也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衰败以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又在北非大部和中东重建了西方的统治。

“二战”以后，西方又开始撤退，殖民帝国消失。首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继则是原教旨主义，凸现出来；西方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波斯湾国家的石油；盛产石油的穆斯林国家，只要它希望如此，就能成为金元大国，甚至武器大国。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几动干戈（西方导致的）。5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场残酷无情的血腥战争；年，英法联军侵入埃及；年，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以后，美国军队为攻击利比亚，再返黎巴嫩，并同伊朗发生了几场武装冲突；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使用微型炸弹，炸毁西方的飞机和设施，扣押西方人质。年，当美国向波斯湾派出大量军队保卫一些阿拉伯国家抵御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时，阿拉伯人和西方之间的战争达到了高潮。作为海湾战争的结果，北约把其计划直接转向潜在威胁和其“南部边界”的动荡不安。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军事互动不可能平息下来，而且会愈演愈烈。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以色列并勇敢对抗西方，这使一些阿拉伯人引以自豪。另外，西方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无法实见自己的目标，使许多阿拉伯人感到耻辱和怨恨。包括石油输出国在内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中，专制政体已经过时，民主化力量越来越强。阿拉伯政体也有所开放。伊斯兰运动是开放的主要获益者。简而言之，在阿拉伯世界，西方民主加强了反对西方的政治实力。这或许是一种过渡现象，但它的确使西方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复杂化。

人口统计也使这些关系复杂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北非，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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