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黑塞哥维那 >> 旅游景点 >> 库斯图里卡电影导演绝不只是讲故事的人
“我学会对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反讽的距离，用喜剧和幽默支持我走过艰难的时刻，这是定义这部电影风格的关键。”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Kusturica），被称为“巴尔干的费里尼”，他是为数不多的两次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导演之一。年他凭借《爸爸出差时》（WhenFatherWasAwayonBusiness，）第一次获此殊荣，年则凭借《地下》（Underground，）第二次折得桂冠。
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出生在萨拉热窝一个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成人后，他在布拉格著名的布拉格电影学院（FAMU）学习电影，那里培养过许多像米洛斯·福尔曼（MilosForman）、伊日·门策尔（JiriMenzel）这样的天才导演。
年毕业后，他回到萨拉热窝的电影学校讲课，期间他拍摄过两部电视电影《新娘来了》（-BridesAreComing，）和《铁达尼酒吧》（BuetTitanic，）。之后，他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DoYouRememberDollyBell?，，以下简称《多莉·贝尔》），该片在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
《爸爸出差时》
初次亮相后，库斯图里卡展现出了一个卓越导演的潜质，并拍摄了一系列诸如《流浪者之歌》（TimeoftheGypsies，）、《亚利桑那之梦》（ArizonaDream，）和《黑猫白猫》（BlackCat,WhiteCat，）这样以狂欢或魔幻式的风格展现边缘人群生活的电影。
虽然他受到欧洲艺术电影观众和评论家的青睐，但他在自己的祖国却经常受到非议。在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sevic）执政时期，电影《地下》曾得到国家电视台的资助——库斯图里卡坚决否认——这让他受到谴责，有人认为他对当权政府持友善态度，同情伟大的塞尔维亚梦想。
尽管受到诸多非议，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产量从未削减。在巴尔干冲突期结束后，他继续创作，还在尼尔·乔丹（NeilJordan）和帕特利斯·勒孔特（PatriceLeconte）的电影里担任配角，并且和他的乐队——无烟地带（NoSmokingOrchestra）巡演。
他最近拍摄的电影有《生命是个奇迹》（LifeIsaMiracle，）和《给我承诺》（PromiseMe-is，）。他还执导了一部纪录片（《马拉多纳》［Maradona，］），讲述阿根廷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DiegoMaradona）的人生和他所处的时代。
《地下》
QAQ：洛温斯坦
A：库斯图里卡
Q
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A：我父亲年轻时是政府记者，后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妈妈是个普通公司职员。所以我们算是中产阶级，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这样的环境对我成为艺术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艺术潜质，所以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有些人很惊讶。但是想想我的父母，想想他们是什么人和他们从事的工作，我们家两代人中没有一个是农民，那么这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我在萨拉热窝的郊区长大，那里生活着很多穷人。尽管我比其他人生活得好一些，但我却见证了其他生活在萨拉热窝的人没见过的场景——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小偷、英年早逝的人，还有很早就生孩子的人。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比在其他地方显得更加强烈。因为我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有这样的阶层的话——我得说自己很幸运。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拍电影，但这些冲突和生活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受，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影响我。
Q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主要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A：足球。我想成为足球明星，但没有实现。我踢得很好，但在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中，你都必须突破瓶颈，才能做到最好。足球在我生活的社区是一种社会认同的方式。如果不会踢足球，你就会被当作白痴——也不能融入这个群体。我从小就把足球明星当作偶像，所以被这个群体接受，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我觉得这和现在大家看足球比赛时表现出战斗精神具有相同的原因，就像每周六都要去打一场小仗，模拟战争。我的足球偶像对我影响深刻深，比约翰·休斯顿（JohnHuston）或约翰·福特（JohnFord）重要得多。但后来我开始思考电影导演应该如何观察事物，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很像是约翰·福特的作风。那时的电影和现在不同，现在的电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像马拉多纳这样的球星能感知米外角落里的情况，但现在的电影已经没有了这种感觉，没有层次。可能已经没有人像约翰·福特的年代那样拍电影了。
《马拉多纳》
Q
你的电影中经常采用铜管乐和吉卜赛音乐。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接触过什么类型的音乐？
A：小的时候，我生命中的音乐主要是意大利合奏曲，《两万四千个吻》（VentiQuattroMilleBaci）之类的音乐。我和朋友们在一家小型社区俱乐部里听了所有这种类型的音乐，还试着模仿。那时我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滑稽、笨拙地模仿听到的乐曲。我们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向世界证明自己。音乐对我们很重要。后来，我接触了70年代伦敦的朋克音乐，像冲撞乐队（TheClash）和性手枪乐团（SexPistols）这类表达对保守党不满的音乐类型。对我来说，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传统音乐变成能与世界交流的语言。
Q
你对西方很感兴趣，并从中获得过灵感。那么，你对电影的兴趣和对音乐是一样的吗？
A：一直都一样，可谓齐头并进。我第一次挣钱，是通过在（萨拉热窝的）实验电影院地下室里铲煤，报酬就是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看弗兰克·卡普拉（FrankCapra）的片子，还有其他类似导演的影片。这基本上是我接触电影的开始。
Q
你看过弗兰克·卡普拉的哪部电影？
A：《生活多美好》(It’sAWonderfulLife,)。
Q
你喜欢那一时期的影片吗？
A：我很喜欢，因为它不像今天的电影，那时好莱坞很擅长传道。好莱坞一直都是理想世界的中心——把理想的生活艺术化。而且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做得非常美好。我觉得弗兰克·卡普拉是能将它呈现得最好的人之一，恩斯特·刘别谦（ErnstLubitsch）也可以，还有许多导演也不错。从我的家庭进入音乐、电影和足球世界的第一步是在公共场所——社会俱乐部，这是共产主义优越的地方。由于铁托（JosipBrozTito）不是个纯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才有机会去学习音乐、踢足球并走近电影。
《生活多美好》
Q
你成长的过程中，哪个最重要？电影、足球还是音乐？
A：最终还是电影。因为当我有机会到布拉格学习电影时，我意识到，电影不像其他的活动，它有能力统和一切。
Q
在我们谈论你在电影学院的学习之前，能告诉我们一些那时你看过的电影吗？你看西方引进电影，还是南斯拉夫本土电影？
A：我没看过南斯拉夫的电影。我一直都在看塞尔吉奥·莱昂内拍的通心粉西部片。你会在我所喜欢的费里尼电影中发现某种不一样的气质。那时我还年轻，我妈妈让我和亲戚或是社区里稍微大些的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去萨拉热窝的电影院就像过节：那里更像是搞庆典而不是看电影。放映时，你能听到说笑，会发生许多好玩的事。有些人违反电影院规定，会在看希区柯克的电影时带着鸟来，在最紧张的时候把鸟放飞。很有趣。当然，没人指望我能成为艺术家。因为我的电影生涯和足球一样，都局限在郊区那一亩三分地，那里到处都是匪徒。我和那些年龄大的男孩们在一起，总是和罪犯、扒手之类的人扯上关系。所以，我所接近的生活本身就十分电影化。正如我所说，没有人指望我能成为艺术家，这在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给自己定位时，帮了不少忙。如果你想成为导演，就得有料。从初恋到抢劫报摊，我的经历相当丰富。这是一种低调的实践。我并不是亲身经历，但我观察得非常细致。这或许是我能成为电影导演的原因。
Q
你是否记得有那么一刻，你认为：“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得知你去过你父亲的朋友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HajrudinKrvavac）导演的电影拍摄现场，影片叫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WalterDefendsSarajevo，）。
A：是的，哈伊鲁丁曾帮助过我。我不是个坏学生，但我总是在危险地带的边缘。我父亲说：“你为什么不去帮他？为什么不去演点什么？”这就好像参加马戏团表演，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经历。最后，这场“马戏”融入了我的血液。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Q
这次经历是否激励了你拍摄自己的电影？
A：是的。它是允许你犯错误并为以后能拍出好电影打下基础的电影。小制作的业余电影毫无意义，除非这是你第一次接触摄影机，第一次能集中精力实现你在其他电影中学到的东西。只有那样，你才能接近电影最大的奥秘：“你与其他人的差距有多近，有多远，相差了多少时日。”关于我的这部电影最棒的事情就是放映曾被中断过两次，因为灯泡烧断了胶片。这一意外所产生的兴奋是非常电影化的。我不是在谈论胶片的质量，而是它被烧断的事实。这是件好事，因为电影真的很差。
Q
你那部电影讲了什么？
A：是一部非常肤浅的社会剧，讲了一个工人拜访自己的同学，爱上了同学的妹妹。当他的朋友知道后，和他大打出手。很傻。但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关于“差距”的体验。正因为这部电影不怎么样，才显得重要。如果电影很棒，我可能就不会继续拍电影了。我可能会开始酗酒、嗑药。所以，我想了很久，决定去布拉格的电影学院学习。
Q
你为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A：做了一个照片剧本，记录了一个城市从早到晚不同的场景，还不错。我受到伊沃·安德里奇（IvoAndrich）一个故事的启发，还拍摄了一个短片。一个年轻男人早晨醒来，听到三个不同教堂的钟声，分别来自罗马天主教堂、塞尔维亚基督堂和正统穆斯林礼拜堂。他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酒吧里，幻想自己拥有更美好、更理想的生活。他看到剧院舞台后的女舞者，他走进剧院，并爱上了她。是这部短片使我获得了在布拉格学习的资格。也可能因为当时我很年轻，才通过了考试。
Q
你如何告诉父母你想学习电影？他们支持你吗？
A：很支持。他们担心我在萨拉热窝很快就会变成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当时，我本来马上就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但我的脚踝严重受伤。所以，我从没踢过职业比赛。我的脚伤把我推进电影世界！
Q
我们谈谈你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经历吧。你的老师是谁？
A：奥塔卡尔·瓦夫拉（OtakarVavra）是我的教授，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拍了近30部电影。他技术纯熟，拍摄过很多影片，也历经了不同的电影时期。他生活在第一共和国，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国时期，经历过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时代。他是个非常好的教授。我必须说，对于我这样来自萨拉热窝的人来说，布拉格在戏剧和电影领域为我打开了人文主义的大门。我们的电影和文学中的主人公都十分好斗，而且荒唐、鲁莽。在捷克文学中，正好相反，所有的事情更具讽刺性，更有距离感，更具人文主义色彩。这帮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构建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Q
这让你将自己定型为电影人吗？
A：是的。但是学习和当导演不一样，你不可能说自己是导演就能成为导演，你需要时间来历练自己。对于我来说，直到学习的第三年，在《格尔尼卡》（Guernica，）的创作中发挥出色时，我才真正成了导演。
《格尔尼卡》
Q
能谈谈你在布拉格的学习吗？
A：布拉格的学校有非常好的传统。我接受的第一个导演训练，叫作“工作流程”。可以拍摄任何工作流程——面包师或其他职业——然后带着“差距有多少”这样的意识，开始讲故事。我做了一个练习，拍某人给车换轮胎。因为观察角度的转变，我第一次有走进电影的感觉。比如，轮胎是扁的，那人给它打气。我把摄影机架在他后面，所以他不停地出现、消失、出现、消失。然后，他拆掉轮胎，让它顺着街道滚下去。我就跟着轮胎穿过城市。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以在某人的表演中，拍摄到很多细节。这是我做的第一个练习。在那之后，我还做过两三个不太好的甚至是很差劲的练习，因为真的很难。第二年，我们必须在摄影棚里参加考试，用大型摄影机和灯光等设备，拍摄10分钟的短片。摄影棚拍摄的难度让我震惊，我要在很小的空间里，拍摄非传统的影像。直到拍摄《格尔尼卡》时，我依然还有这种感觉。现在我确切地知道，电影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时间和空间。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不错，延展空间美轮美奂，虚幻与影像结合得恰到好处。它将现实变成了神话故事。
Q
《格尔尼卡》讲的是个怎样的故事？
A：它讲的是纳粹时期，发生在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身上的故事。他们接受过很多人类学实验，来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藏在公寓里的男孩得知，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都有大鼻子。这个男孩很害怕，拿了把剃刀，把家中所有照片上的鼻子都割了下来。后来，他记起父亲带他在巴黎看过的展览，有一幅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电影的最后，他把所有从照片上割下来的鼻子拼成了一幅属于自己的《格尔尼卡》。
Q
影片反响如何？
A：非常好。我的教授跟我说：“这是部严肃的电影。”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电影中的每个元素都切中要害。演员很棒，摄影机的运动很棒。这部电影是种突破，你能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影响你的未来。那之后，我还拍过一些电视电影，《铁达尼酒吧》和《新娘来了》。虽然都不如《格尔尼卡》，但我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铁达尼酒吧》
Q
是否有一瞬间，你意识到自己拥有拍电影的天赋？
A：曾经有某个瞬间，我发现自己有朝一日能拍出好的电影。拍摄优秀的电影必须具备几个因素。遇到《多莉·贝尔》时，我发现这个故事和我的灵魂、我的过去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你将自己的经历和你所掌握的电影知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拥有可以照亮黑暗道路的能量。
Q
你毕业后回到萨拉热窝的学校里教书，还拍了你提到的两部电影。你能谈谈这两部电影是如何产生的吗？
A：《铁达尼酒吧》是在伊沃·安德里奇小说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书中，行凶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关系，他们同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境遇最差的克罗地亚人和犹太人。通过采用30年代《泰坦尼克号》影片中的素材，我找到表达自己，表达强烈情绪的方法。电影中有一部分与另一部故事片中的情节相互交错，这让人兴奋。但整体来看，我不会把它视作我最好的作品。另一部电影《新娘来了》，更像一个有机体，每个单独的部分都与整体保持高度一致，不会这个部分好，另一部分却不行。这部电影在风格上更激进一些，讲了某个波斯尼亚村子里发生的乱伦故事，所以它不是很受欢迎。
Q
你在审查上是否遇到过困难？
A：有，也没有。它上映了，然后就被禁了。
Q
你认为那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吗？
A：对我来说，这次经历很重要。我学会了将全景和细节结合，发现自然环境如何成为表现演员心理状态最好的背景——如何表达他们的精神状态。跟我在演唱会中的做法一样：在所有这些电影中，我都会创造许多兴奋点。但《多莉·贝尔》的感觉来得很慢。
《新娘来了》
Q
拍摄《多莉·贝尔》的时候，你还很年轻吧？
A：那时我26岁。
Q
对于第一次拍摄长片来说，你似乎太年轻了。
A：这种优势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Q
你和《多莉·贝尔》的编剧阿卜杜拉·西德兰（AbdulahSidran）是如何认识的？
A：他在看过我的两部电视电影后找到我说：“你不要找其他人，你一定要和我合作。”他给我拿来一个30页的剧本，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一个女人来到他居住的村子，准备当妓女谋生，其中还有一段他父亲让人动容的往事，描写了他死去的方式。整个剧本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的语言和对话。他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人物的对白非常精彩。虽然他后来成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编剧，但在那时他还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把他写的东西改编成电影剧本。我试着按电影的要求来写，而不是按文学规则。我在结构上下了许多工夫，他更多地专注于对白。
Q
有人可能会说《多莉·贝尔》是一部有关成长的电影。但对于父亲这个人物的描写，以及家庭成员坐在饭桌前讨论共产主义的那场戏，都有很强的讽刺意义。你当时是如何设想的？讽刺？自传？两者皆是？或都不是？
A：首先，这部电影处在铁托之死的时代节点。如果当时他没有死，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拍这部电影。也许会，毕竟当时有一股很强的仇恨共产主义的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电影潮。我没恨过什么人——包括共产主义。这是我在布拉格的电影学院里的经历所赋予我的，我在那里学会对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反讽的距离，用喜剧和幽默支持我走过艰难的时刻，这是定义这部电影风格的关键。但同时，我一直在试图改变历史、政治以及其他因素对我影片主人公及他周围的人施加影响的方式。
Q
所以，你用到了从捷克电影学院中学到的讽刺手法，但内容是自传式的？
A：是的。但这被自我孩童时期便存在于灵魂深处的诗性柔化了。虽然在成长过程中，你天天打架，成为街头一霸，但在学校里，你却发现自己内心的温柔。这就是我为什么对电影心存感激。电影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本性，这一点在电影中显而易见。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
Q
有评论家毫不客气地说，你电影中的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你认为《多莉·贝尔》中对60年代萨拉热窝的描述是真实的，还是带有讽刺性？
A：当评论指控我是叛徒，是塞尔维亚的走狗时，我回击道，如果他们彻底摧毁了萨拉热窝，他们会根据我的电影来重建那里。我认为在头两部电影中，我保留了这些人的精神。他们侮辱你，说你只拍过一部电影，而且除了愚蠢和堕落之外，它一无是处。但我已经拍了八九部电影了。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就是你不可能重复自己的处女作。你把25年时间的积累都投入其中，这样的真诚不可复制。就像初恋。你怎么能重复自己的初恋呢？永远都不可能。
Q
电影的核心人物迪诺是个非常温和、爱幻想的年轻人。这是以你自己为原型的吗？
A：是的。我试图将自己放到电影所有的核心角色中，包括迪诺。许多我想做的事，迪诺都在做。即使我并没有催眠兔子，我和动物之间也有许多联系。
Q
你所有的电影中都有动物，从火鸡、兔子、鹅到猴子。你小的时候是否身边总围绕着许多动物？
A：是的，有许多，大多是狗和猫。但关键不在于此。这有点像费里尼，我需要有个马戏团围在身边，不论是动物、人，或仅仅是那种感觉。这会为我想拍的电影创造出良好的氛围。
Q
你的意思是，你在电影中使用动物，是因为你把马戏团看作电影自身的象征？
A：是的，没错。我反对电影只是讲故事，反对电影导演只是个讲故事的人的说法。讲故事是脱口秀，不是电影。它只是电影的一个方面，而比起讲故事，电影是更复杂的影像世界。就像说詹姆斯·乔伊斯是个讲故事的人，这非常愚蠢。当然，确实有许多故事讲得很棒的人。但当你读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作品时，你不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讲故事的人。他们把故事转化成戏剧，但戏剧和讲故事不完全相同。戏剧包含了许多需要构建的层面，包含更多。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剧照
Q
回到《多莉·贝尔》，迪诺的父亲让晚餐变成了共产党的会议，他是以你父亲穆拉特为原型的吗？
A：我父亲穆拉特和迪诺的父亲不一样，但他们做的事很相似。每次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例如，当埃及总统纳赛尔背叛了苏联，投靠西方的时候——我父亲喝得酩酊大醉，一回到家，便叫醒所有人。我们想肯定有特别的大事发生了。他用悲愤的声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事件，纳赛尔背叛苏联转而支持美国。他以家庭作为舞台，向全世界宣布这悲剧性的历史时刻。所以《多莉·贝尔》里的父亲和迪诺一样，是以我认识的很多人为原型凝练而成的。
Q
《多莉·贝尔》和你之后的许多电影不同，并没有描写吉卜赛人，但它刻画了许多边缘孩子。这是根据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意识的选择吗？你是否认为这一点在当今南斯拉夫电影中并没有被深入挖掘？
A：有一天，我和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聊天，她说：“你们塞尔维亚人很像非裔美国人。”我说：“没错，我们就是欧洲的黑人。”们经常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即使这并不是事实。但如果你看过我们怎么打篮球，怎么从事体育运动，怎么玩音乐，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围绕在我身边，伴随我成长的吉卜赛人，是我电影中最具电影感的元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几千年都未曾改变。他们不会被工业化国家、中世纪、堡垒、屠杀和帝国这些东西所影响。他们一直坚持着最本质的生活。他们是奇怪的群体，也是最电影化的现象。比如，当一个吉卜赛人掏出手机，就展现了奇特的电影化，而我们其他人则没有这样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产生了像尼古拉·特斯拉这样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大家有的时候还是称我们塞尔维亚人为吉卜赛人或是欧洲的黑人，因为我们漂泊不定、疯疯癫癫。我们也许没有建成世界上最优秀的体制，但我们中的很多人获得了许多成就。迪诺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样的个体。他可能是尼古拉·特斯拉，也可能是个小偷；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也可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
Q
也有可能是足球运动员或是电影导演？
A：没错。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剧照
Q
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是否对吉卜赛人十分着迷？
A：我喜欢他们，但我从没把自己当成他们的一员。我的故事总是与犯罪和吉卜赛有关，但即使我和他们接近时，也会保持适当的距离。
Q
有个作家形容你，说你沉迷于那些与生命有着疯狂关联的边缘人物。这似乎很好地诠释了吉卜赛人的精神。你认为你所做的一切是否有吉卜赛因素？
A：有。当我意识到我的成长环境将成为我创作的源泉时，我就被之前提到过的事情所界定了。我的灵感往往来自于边缘人群，这和我的政治观点一致。我没有加入政治党派，也没有政治立场。但是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强烈的影响，我无法不和这些人站在同一阵线上。在我最近的一部电影中，我还在进行这类尝试。我主要的美学目标，就是看看处在这种背景下的上层社会，观察主流阶层的感受。还记得父亲在餐桌上举行的“共产党会议”吗？这是他所遵守的特殊程序，一种特定仪式。我一生都在坚持这种做法，每部电影都如此。我从不说边缘人群的不好，我一直试图让他们看起来比我心中所设想的更为理想化一些。
《导演的诞生：我的第一部电影》
编著者：
[英]斯蒂芬·洛温斯坦（StephenLowenstein）
译者：张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
文字编辑：叶心疼；版式编辑：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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