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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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维和警察韩卓琦从南苏丹归来的第三年。

他脸庞上被晒伤的痕迹已经渐渐淡去，只是一旦遇到暴雨天的雷声轰鸣，依然有些条件反射一般想起战火硝烟。

年2月，维和警察韩卓琦正式前往联合国南苏丹任务区，执行民事警察维和任务。

工作时，无休止的战火和冲突让他没有片刻停顿的机会，正如他到瓦乌上班第一天，维和警察协调官Stephen所强调的一样：“难民营情况复杂，任何你意料之内或意料之外的情况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确保自己的安全是你的第一要务。”

可在夜晚的静谧之中，身处异乡的“不真实”会一一放大，三公里外的炮声，炒豆子一样不断爆裂的子弹声，总是混着沙尘一样的闷热……即使身处其中，依然让他觉得这里好像是平行世界的另一端。

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失眠。和防爆毯一样触手可及的，是满月的无比清辉。那样的片刻，因为月光，又会让他相信，眼前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都只是暂时艰难。

维和一年，他把这些亲历写在日记。

正月十五刚过，局里为我举行了出征仪式。

我成了上城区公安分局的首位维和警察，月底即将奔赴南苏丹。

2月下旬，浙江省公安厅在杭州举行了中国（浙江）第六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欢送仪式。7名维和警察（右三为韩卓琦）宣誓：“我是一名光荣的中国维和警察，我宣誓：忠于祖国，听党指挥……”

南苏丹，曾经历非洲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内战，经济落后萧条。这里局势动荡、危机四伏。联合国在南苏丹建立了难民营，并派驻维和警察保护难民的安全。

其实，早在两年前，我就顺利地通过了联合国民事警察甄选考试，取得了联合国民事维和警察的资格。

报名是从年年底开始的。当时，我在上城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担任副大队长，看到市局网站上关于维和警队报名的通知，主动报名。

年，我还没结婚，父母身体也不错，没有特别的牵挂。能成为一名维和警察，一直是我的梦想，哪怕要去全世界最贫穷最危险的地区，也心甘情愿。

父母和恋人都支持我。

经过省警院的初选，我们23名警察来到位于廊坊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基地，考试主要包括语言、驾驶、武器使用，联合国也会派外籍教官就工作经历和警务理论进行综合面试，任何一门不通过，就会彻底出局。

语言考试要求很高，要求听一段全英文的文章，边听边摘录要点，听完将全部要点内容整合成一篇报告，这难度都快赶上同声传译了。

我外语不错，大学阶段就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毕业后，用到英文也还是游刃有余，比如说能做全英文的笔录。

但毕竟已经毕业多年，重新回到英文课堂，一开始，面对每次练习自己只能写下寥寥几句内容的不堪局面，心里承受着十分大的压力，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切换成了高考前的冲刺模式，所有与英语无关的内容一概省略——

早上天未亮就已起床晨读，常常奋战到深夜，一篇听力做下来，有时要花费整整半天时间，一打开手机，常常十多个未接来电，而我却浑然不知；去买包子，也会条件反射一样讲英文，让食堂阿姨一脸茫然。

一个月后，在日复一日的进阶训练后，我迎来了联合国的正式甄选考试。面试时，考官围绕对维和工作的认识以及个人工作经历做了提问，当我谈到日常工作中关于社区犯罪预防的内容时，考官瞬间眼神一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南苏丹以热带沙漠气候为主。

考官说，由于你去的地方都是常年战乱的地区，社会秩序混乱、犯罪高发，你在犯罪预防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正是任务区最需要的。

年5月，我带着成功的喜悦回到了杭州。但维和之约一直未再提起。直到年10月，接到通知，让我去省警院开碰头会，我才知道这次离出发真的近了，原本23人的队伍，经过组织层层筛选，也只剩下7人。

但是，此时的我已然不是当年那个单身汉，我成了家，有了可爱的女儿，并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生病住院被诊断为乳腺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时之间，很难抉择，甚至忧心忡忡。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一次，医院陪她，在病床边，她拉住我的手，对我说：“儿，妈虽然只有你一个儿子，但维和是你的梦想，你这次去是代表中国，既然组织上选择了你，这就是一种信任，你去吧，不要有顾虑，家里有你爸，会照顾好我的。”

临出发前，韩卓琦（右一）和他的队友来病房看望母亲。

听完这番话，我早已眼眶湿润，但也彻底坚定了我的维和之路。

出发前，母亲把她随身佩戴多年的玉佩转赠于我，老婆送了我一面镜子，她说，“你工作忙，生活上总是不修边幅，但作为维和警察，你代表世界，也代表祖国。”

抵达乌干达，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我被分配至南苏丹第二大城市瓦乌的联合国平民保护营地工作。

刚到瓦乌，就被眼前极端贫困混乱的景象所震惊，当时，瓦乌的联合国平民保护营共收容难民4余万人。难民营中，各个种族群体聚集而居，各类暴力案件及纠纷冲突频发。

因此，全体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必须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每班8小时，确保24小时有人执勤。

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带领加纳防暴警察开展营地内治安秩序管理、各类巡逻及搜查行动、受理调查各类案件等工作。白天，顶着烈日在高达50度的天气下工作，而夜班时，又必须全副武装严防蚊群的叮咬，以防得传染病。

瓦乌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出发前，我们拼命锻炼身体，带了青蒿素，一旦发烧感冒或者拉肚子，先吃上青蒿素。

工作现场。

上班第一天，我来自波斯尼亚的同事见我把车停在路边，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为避免难民营外的武装分子向你射击或投掷石块，车辆一定要停在远离营区围墙的地方，最好是停在掩体后面，车辆的车头必须面向逃生路线，以方便紧急情况下立即撤离。

他讲话时神情的严峻，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战乱地区的紧张。而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被证明他们说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有天，在难民营上班，遇到一位母亲，她瘦骨嶙峋，饿得瑟瑟发抖，怀里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不停地抱着她的乳房吸允着，但却一点奶水也没有，我忍不住走了过去，给了她两包饼干，她来自南苏丹战乱最为激烈的北部地区，她的丈夫和亲人在逃难路上不是被枪杀便是早已走散，不知去向，在到达瓦乌前的一个星期，她基本没有吃过什么东西。

看到这名母亲和她怀里的孩子，我不禁深深地体会到，和平稳定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多么重要，同时，我也想起了我自己未满周岁的女儿，老婆一个人在家，很多辛苦是我无法想象的。

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我特意给老婆打了视频电话，祝她节日快乐。

年3月8日，杭州新闻采访韩卓琦的妻子甄世慧时，她说，从来没有在任何节日中要求丈夫送礼物，但今年特别想要的礼物，是他的平安。

杭州新闻视频截图

刚到瓦乌，就遇到了瓦乌冲突，第一次被远方传来的沉闷的炮火声惊醒，在国内从没有听到过炮声的我，误以为这是雨季来临的雷声……

当我步履匆匆赶到中国工兵营门口，看到路障和铁栅栏堵死大门，全副武装的战士，以及处于战斗状态的装甲车，想着刚刚的“雷声”会不会是政府军和反对派的交火声，这时，工兵营政委出现在我面前，他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测。

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炮声，炮击时大地的微微颤抖，让人不寒而栗。等我迅速返回宿舍，打开邮箱，看到联合国安全部门发来的安全警示，反对派正在进攻瓦乌镇西部的政府军营地，双方都使用了重武器。

通知要求所有人员必须随身携带防弹衣和防弹头盔，遇有激烈的冲突必须在最短的时间赶往附近的安全屋。

枪炮声经常地响起，每天去难民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逃生包放上车，而下班后，这些东西又得放在床边，一旦遇到紧急情况，30秒之内穿戴好，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安全屋。

一旦开战，流离失所。

汹涌而至的难民潮让我们的工作经受了极大的考验。虽然，在年，我刚经历了杭州G20峰会安保这种高强度高节奏的工作模式，但在战区，那种混乱紧张无政府的状态是我们身处国内这种富裕和平的环境当中所无法想象的。

身处其中，让我感觉到维和精神不仅仅是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更多是一种对和平的反思，和平来之不易，要珍惜和平，捍卫和平。

战争总是残酷的，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妇女和儿童，尤其是每个月联合国的粮食分发日，现场秩序混乱不堪，每天都有由抢粮食引发的骚乱事件。

世界粮食组织在难民营的粮食分发工作，目的旨在为居住在难民营内的难民提供基本的粮食保证，但这些粮食对于一个难民家庭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在粮食分发现场，我看见许多孩子低着头，在砂石遍布的地上，仔细搜寻着什么，难道是在捡地上的鹅卵石吗？我很好奇，便走了过去。走到跟前，才发现他们是在拣为数不多的米粒和花生，这些幼小的手上布满老茧。

哪怕能再多捡到一粒米也是好的。

我问加纳的防暴警察，这么小的孩子难道没饭吃吗？

他答到：“饭首先要给家里出去劳动赚钱的人吃，有时根本轮不到小孩子。”听他说到这里，我本想把随身携带的军粮都分发给孩子们，但走到车边却发现，孩子们已把我扔到一边刚吃剩的半包军粮捡了回来，两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正捧着它津津有味地吃着……

这一幕让我又震惊又心酸，当我们还在为每天遍处搜寻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在这同一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的童年正在为填饱肚子苦苦挣扎。

那些天，不断涌入难民营的人群中，有逃难的平民，也有化装成平民的武装分子，一时间，营内治安压力陡增。

我们特意在掩体后面增派持枪警戒哨，严防武装分子混入人群进行突袭，同时将人群中的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加以区分予以优先进入。对于男性难民要进行严格地安检，严防武器违禁品被带入营区。

在我当班期间，政府军的武装皮卡有数次试图冲入营区抓捕叛军组织成员，车上的重机枪直指我们的执勤点，面对气势汹汹的士兵，我一边告知联合国平民保护营属于武器禁区，禁止武装人员进入的规定，一边用手台呼来增援力量，调来装甲车守住大门，严防人解车辆直接冲入营区。

看着这些挣扎着进入难民营的难民们和每天在地上捡拾掉在地上粮食的儿童，又想到我们国内幸福安定的生活，我意识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爱国既很崇高也很简单，珍惜眼前和平稳定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爱国。

4月9日，瓦乌城内硝烟再起，网络突然中断，与外界联系几乎全无。

10日凌晨，突然听到密集的枪炮声，有种不祥的预感，上午赶紧跑到PX店，抢购了点吃的东西，回到房间把联合国配发的防爆毯放在门边，以防不时之需。

PX店是城里唯一的商店。在南苏丹，所有的物资都靠进口，然后由首都朱巴陆运至各个地区，由于各种武装人员频繁袭击运输车队，导致物资供应青黄不接。

PX店不仅物价昂贵，很多时候，店里只有空荡荡的货架。有时，我会趁跑步间隙，前往PX店“打探”消息，一天，当我再次进店查看时，一边的印度店长向我诡异的一笑，并说：“明天早点过来”。第二天一早，我吃完早饭赶到PX店时，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队，这阵势让我想起了年底打折季血拼时的场景，但此时，我想要的只是面包。

战事不断，瓦乌城现已变成空城。

难民们各个神色焦虑，似乎还未从刚刚的劫难中缓过神来，有的喋喋不休，有的则大声嘶吼着，而有的则是木讷的眼神望着前方。

10日下午两点，我准时来到二号难民营主门口，老远就看到人流络绎不绝，数千人从城里逃到了联合国难民营。我看到此情景，脑中立马想到了两个词，管控和疏导，这不是我们国内大型群体性活动最关键的核心步骤么，于是操起对讲机，呼叫来了加纳防暴警察，两人手持警棍引导人群排队接受安检，另外两人手持AK47突击步枪在主门口两侧掩体后进行警戒，以防武装分子混入难民队伍中发动突然袭击。

难民潮后，在难民营内住了6万多难民，治安形势更为严峻。

有一次，我带着加纳防暴队押着一名嫌犯前往难民营内其住处进行搜查，待搜查结束起获了大量赃物，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霎那间，从左邻右舍涌出许多人来，我们被围了个水泄不通，难民们要求把嫌犯留下，交由他们自己处理。

情形紧张，我立即要求加纳防暴队的两名队员带着嫌犯先行离开，但无奈人群越围越紧，我们几个人都被围在了中间，动弹不得，人群情绪激动，甚至有人要动手把嫌犯“抢”走，危急时刻，两名最为强壮的加纳防暴队员顶在最前面，用枪托和警棍顶开人群，我领着嫌犯从人缝中挤了出去，另外两名队员在后面掩护。

我们一行人一路飞跑至车上，我赶紧发动车子，一路紧踩油门逃离了事发区域。

在维和基地培训时，越野驾驶教官带我们到训练场上，开60度的坡，冲上去，冲下来，陷在泥里怎么脱困？

但在瓦乌，真实的路况对车技的考验远远大于训练场的难度。

回到执勤点，我的制服已经被汗水浸透。如果，刚刚这名嫌犯不被我们带走，不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早已命丧黄泉。

经历了这次冲突，我和一起工作的加纳防暴队员们感情更深了。每天，我们一起准点上班，我是民事人员，没有佩枪，甚至连一根警棍都没有，而他们则是防弹头盔加防弹衣，手里还端着AK47突击步枪，我在难民营的个人安全也就全“仰仗”他们了。

韩卓琦和他的加纳兄弟。

加纳防暴队的警察十分尊敬我，一口一个SIR（长官），喊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尊敬我，是因为我来自中国。

其中一个队员叫Philip（菲利浦），问他为何如此崇拜中国？他说，在加纳，有许多中国人经营着矿产开发、零售百货、电子产品等行业，他们大多过着当地人羡慕的富裕生活，中餐馆在加纳当地都是政要名流经常光顾的高档餐饮场所，普通人的收入难以企及。

在瓦乌，年轻人喜欢的电子产品基本全部来自中国，他们都以能拥有一部中国研发、生产的手机而引以为豪。

来到非洲，就不得不提足球了，几乎没人不喜欢足球，我也是个足球狂热爱好者，只要是时间天气允许，我们都会在营地的大操场踢上一场，足球成了我们抵消思乡之情的最佳选择。

踢球的人员来自各个大洲各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加纳、埃塞俄比亚、喀麦隆等，俨然是一个迷你世界杯。

说来也奇怪，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国家，却随处可见一片空地，两端树立着球门，可见足球对于非洲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踢球的场地虽是寸草不生、遍布小石子的泥地，他们却能带球犹如闪电般，哪怕往往掀起一片尘土。

通过和他们过招，感觉身体素质、动作的敏捷度和爆发力完全被他们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通过足球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非洲兄弟们的乐观和开朗，让在异国他乡的我，心里暖暖的。

足球也是一种友谊。

生日这天，和我一起共事的加纳兄弟在白天工作时，像往常一样。直至当天工作全部完成时，他们突然换上自己的民族服装，跑来我的驻地，为我庆祝。

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生日，加纳兄弟特意为我准备了他们当地的一种解暑茶和一套非常绚丽的传统民族服饰，就像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些非洲国家入场时旗手穿戴的那种，经典原始。

有天去难民营上班，离着有点远，就听见孩子们整齐嘹亮的歌声，正在我感叹非洲人民的能歌善舞时，我的赞比亚同事Fody跑过来问我：“韩，你知道孩子们在唱什么吗？”

Fody激动地说：“他们老远看到你就开始唱china，china，你是我可爱的爸爸……”

在瓦乌，中国军队和维和警察经常给孩子们分发饼干、本子、铅笔、橡皮等物品，他们还为孩子们提供了足球和球鞋，使得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足球队，在瓦乌，称太阳为爸爸，所以孩子们是在唱china是他们的太阳，给了他们希望。

当这些孩子们见韩卓琦走过来，把他围在中间，用生硬的中文问候到，“china！你好！”。

在远离家乡万里之外的任务区工作，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的陪伴，时常寂寞，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来，幸好联合国是个大家庭，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长时间的一起工作都使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都会像亲人般相待。

我和我的俄罗斯同事谢尔盖便是如此。

谢尔盖今年已经快50岁了，非常随和幽默，这是他第三次参加维和任务了，我们也算忘年之交了。

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刚到难民营上班时，除了热心的和我介绍难民营的所有情况外，还和我聊起了许多俄罗斯的明星武器产品，让我这个军迷倍感亲切，同时，也感觉到了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在难民营巡查期间，他带我走遍了营区的每一个角落，哪里有买电话卡、哪里有缝补衣物的地方，他都一一向我介绍，让初来乍到的我，对这里的生活顿时熟悉了起来。

休息时，我们也经常串门，我经常获邀，前往他的房间品尝咖啡和俄罗斯的巧克力，他也来我房间品尝杭州的龙井茶。

交谈中，当我说起，家乡杭州的公交车许多都已不再使用汽油改用清洁能源驱动，人们买东西都不用出门，出门从不带现金付钱，共享单车甚至共享汽车遍布大街小巷时，老谢尔盖听得不禁目瞪口呆。

每次，看到谢尔盖这种惊讶的表情时，都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同时，我也感受到我们是如此幸运。生活在一个幸福、和平、稳定、发展的国家，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每个海外维和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韩卓琦和他在南苏丹的战友。

连年战乱，瓦乌市基础设施都已被摧毁待尽，手机信号总是时断时续，国内4G已是标配，但是这里往往连2G信号都无法勉强达到。

没法和家里视频和语音通话了，甚至连文字信息有时都是难以发送。

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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