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记忆具有公共性，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它可以由一个群体共同享有；将场所界定为对一个地方的人工记忆；场所不是虚无的，场所是人类生活的地方，是记忆和事件发生的地方。由于场所具有连带性，因此它需要采用某种方式来进行维系。文化记忆和遗产有着重要的关系。集体记忆可以再生产，换言之，集体记忆具有“可重构性”；文化记忆、文化认同、记忆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冲突，启发了我们关于文化遗产的新认识。通过对记忆与梦、记忆的时空框架、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等论题的细致分析，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了记忆在文化遗产建构与传承中的作用、意义及其限度。

梦与记忆

我们可以确切地想起过去某段时间发生的某件事；记忆也符合常理、清晰，并且可以由多人共同享有和支撑。记忆可以得到验证。鉴于以上特性，我们认为记忆具有公共性，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它可以由一个群体共同享有。记忆还有一个我们熟知的特性，即记忆总是在重温过去。上述梦和记忆最基本的区别中隐含着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简而言之，梦只有个人参与，而记忆却包含别人，记忆是由人和事件共同构成的。

记忆重构与文化认同

记忆可以简单地分为个人式和集体式两种形式。个人式并非完全是私人性的，所有的个人记忆都有公共性和客观性；当然，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所谓集体记忆是指一件由多人共同参与发生的事，具有“可重构性”，随着认知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深入，集体记忆在今天可以细分为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承载者。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文化记忆和遗产有着重要的关系。

集体记忆的“可重构性指的是，‘过去’本身在任何记忆中都不能被完全保留，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为‘社会在每一个时期中，借助这个时期的参照框架所重构的’部分”。过去是不可能全部被保留下来的，这也是记忆的规律，正因为如此，重构就变成了文化记忆存在的方式，而这种重构就是遗产的传承者、传承人。这种关系和文化认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记忆完全契合。

文化认同靠场所、建筑、空间、艺术等一系列具体的事物维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文化记忆可以不断地产生，重新塑造；群体、国家等共同体在塑造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文化冲突、甚至是文化破坏；摧毁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就是在扩张新的文化认同。摧毁文化记忆的方式有摧毁对方的“圣物”、缴获“战利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莫斯塔尔古桥原本是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部古城莫斯塔尔的一座16世纪的桥梁，但它于年11月9日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被摧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其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法国巴黎枫丹白露王宫中有一个叫“中国博物馆”的展厅，其中收藏了法国军队从圆明园掳掠到法国而后献给拿破仑三世王后欧也妮的大量珍品。

通过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台北故宫博物院，揭示本土、中华与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观，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国家民族之荣耀为限。李军教授指出，实际上，这仍然是文化记忆的再创造、再认同。

援引了数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遗产方面的公案，通过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文化记忆、文化认同、记忆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冲突，启发了我们关于文化遗产的新认识。

除了上述所列举的具体案例外，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例证。例如中、朝、韩之间关于高句丽文化归属之争；中韩之间关于端午节、活字印刷和中医的竞争；泰国、柬埔寨之间关于柏威夏寺的争执；宁波与宜兴的“梁祝”之争；泉州与厦门的南音之争……

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目前大多数学者、从业者都是从各自专业进入（如考古学、建筑学、艺术史、人类学等等），用各自的专业背景和学科理论方法对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形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