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的夜晚，英国的游记作家丽贝卡·韦斯特的收音机里传来了一则新闻：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被刺杀。巴尔干的火药桶再一次被点燃。而就在二十年前，一桩相似的刺杀同样发生在这个地区，并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马其顿……这些地区重新陷入了纷争，开始了一场“清算历史”的战争。和平，对这里来说只是短暂的喘息。民族清洗、屠杀、无休止的暗杀、战争，这些让巴尔干地区成为了西方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西欧历史上那些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将巴尔干地区的人民一次又一次贩卖。在20世纪，他们又转而戴上了一副能区别善恶的思想眼镜，开始讨论这里的罪恶与可行的和解方案，但各种方案划定的边界只能让巴尔干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美国，罗伯特·卡普兰用政客的思维为欧美的军事调停造势。在西欧，一个南斯拉夫人的作品若是出现了亲塞尔维亚倾向，便被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与恐怖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画上了等号。正如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所写，“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事件，而只知道它的图像，或者，如同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新闻的缩影；或者，如同在网络世界里看到的缩影的缩影，那他究竟知道什么呢？”这里发生的一切，只有文学——而且是那种具备极高的文字强度，足以击穿积累至今的历史皮质，直抵其灵魂的作品，才能够完整地讲述事件。因为它不是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单调追溯或阐释。它是直接来自于这里两千年时光的痛苦。丽贝卡·韦斯特放下了收音机，开始用三次旅行理解每个巴尔干民族的灵魂；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用历史散文叙述这里的故事；而米洛拉德·帕维奇，则给巴尔干本就魔幻的历史加上了一些更魔幻的艺术手法，向世界读者给出了文学性的暗示。漫游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才能聆听到那种没有被“波与辐射”改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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