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一场在军事边界区的农民的起义开始了，他们反对所有征税权力。这个时期，有权利的官员们对农民始终征税但却不提供任何帮助，随着长时间的打击和压迫，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多，渴望解脱的力量越来越大，终于，这场农民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年秋，一次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抗议开始了，在萨格勒布开始的骚乱从北部克罗地亚蔓延到前军事边界区，匈牙利的财政总监已经决定在他的房屋上悬挂用两种语言题字的匈牙利国玺，这不是一种普通的姿态。在过去三年里，财政总监对其工作人员使用匈牙利语的压力已经引起克罗地亚人的忧虑，一份民族党的报纸鸣响了警报，萨格勒布和其他几个城镇的大街上迅速挤满了愤怒的示威者。权利党努力使这次城市骚乱变成一次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农村暴动，但是权利党的这一努力可悲地失败了，即使他们邀请了塞尔维亚人参与其中。

反而，这次暴动成为一次反对所有征税权力的农民起义。它从萨格勒布的北部腹地迅速蔓延到前军事边界区的巴尼亚行政区。像曼努埃尔杜博已经证明的那样，农民由于经济原因造反，与城市精英的民族焦虑无关肿严重的农村问题已经在克罗地亚所有地方出现，虽然在人口较少、更繁荣的斯拉沃尼亚没有那么明显。年之后，匈牙利在世俗克罗地亚废除农奴制；年奥地利颁布法律，使边防军在军事边界区的土地成为可继承的财产；到19世纪70年代，这两项规定已经促使农村土地变成了没有经济价值的小块宅地。法律障碍阻止了扎德鲁加公社的大块土地的分解和随后的贱卖或抵押，并且也阻止了高效率的耕作。在上述农民起义的10年期间，在世界市场衰退以后，谷物价格跌落一半而土地税增加一倍，农民对仍是萨格勒布最大职业群体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官员的憎恶相应地增长。

边防军对迅速膨胀的国家机构格外地心怀不满。在年已经开始的边界区特殊地位的逐渐消失，这个过程使步兵团与其他哈布斯堡王朝的部队联合起来，并且关闭了按成本价供应像烟草、盐这些必需品的专门商店，新的间接税跟着到来。年边界区的最终合并，赋予了匈牙利财政部强加更多税收的权力。这种威胁促使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边防军携手去驱逐所有官员，甚至包括来自许多巴尼亚村庄的他们的神父，他们的共同对手是地方贵族或穿双排扣礼服的城市官员，这些人只是征税，并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提供援助。

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的塞尔维亚族军官和在斯拉沃尼亚的克拉伊纳的市民，已经把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看做他们民族的不利条件。当年第一次获准进入克罗地亚议会的边防军代表因为拒绝参与新的奥地利议会而被驱逐时，许多塞尔维亚族下级军官投奔了塞尔维亚，他们中的一些人沿着军事边界区帮助组织支持加拉沙宁的塞尔维亚计划，去煽动一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反对奥斯曼帝国政权的起义。

这种来自塞尔维亚的主动反而使匈牙利撤消军事边界区的决心加强，年皇帝最终同意撤消军事边界区。两年以后，自由主义者波波维奇引进一套世俗学校的单一体系，它威胁了塞尔维亚人的东正教会学校在之前被保护的边界区中的生存。斯雷姆的塞尔维亚族市民为此抗议，但是几乎没有来自农村地区的响应。斯雷姆位于作为塞尔维亚边界的多瑙河和萨瓦河之间的东部地区。年，塞尔维亚族农民联合克罗地亚族农民反对更高的匈牙利税赋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前军事边界区的另一侧：西端。即使对斯雷姆市民的文化马扎尔化的压力已经增长，但是这些农民在斯雷姆没有引起反响。在这期间，塞尔维亚政府的年秘密协定已经授予维也纳一项对其外交主动的否决权，它强调贝尔格莱德不能质疑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

年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血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敌对军队的三角战争冲击了发端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终结时期的南斯拉夫的最早根基。年之后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政权的混合特色，也使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未来南斯拉夫领土的任何地方第一次成为潜在对手。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与晚期的奥斯曼帝国政权都挑起了他们的对立。这两个帝国都试图使其在中央控制之下让征税、征兵和教育现代化。在这些政策中起作用的相同动机导致年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农民起义，但是在那些方面未形成任何民族冲突的后果。

19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试图改编一支现代军队，代替在地方上盘踞的、自治的苏丹近卫步兵军团军事改革直接挑战波斯尼亚军队精英的权力。他们的地方领主指挥苏丹近卫步兵军团，并且占据由大部分是塞尔维亚族的佃农耕种的土地。17和18世纪期间，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口比例伴随着迁移已经从10%上升到40%。年波斯尼亚军队占据了塞尔维亚的六个西部和南部的行政区，年米洛什大公最终从奥斯曼帝国政府讨价还价地要回了这些行政区。那时，波斯尼亚军队精英组织了一次军事远征，反对正规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被击败之前，他们的军队暂时贏得了几次胜利，并且要求自治。波斯尼亚军队也抵制年之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改革，以完全终结这个地方指挥官制度的努力。奥斯曼帝国的新总督提高税赋并且使政府而不是当地地主成为收税官。最后，这种专制努力在年引发了一场最后的波斯尼亚军队失败的起义。

到19世纪60年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万人口中，塞尔维亚族农民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年，他们举行反对其地主征税的地方起义。在拿破仑一世时代增加的转口贸易已经终止之后，经济衰退使得地主征税更为严重。新的年条例要求缴纳其土地的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或强迫劳动，至年，这激起了四次以上的起义。就这些农村的塞尔维亚族小佃农而言，不只是1万名拥有土地的代表精英，所有40万波斯尼亚人似乎都摆脱不掉被牵连的苦难。大部分来自黑塞哥维那的25万克罗地亚人中的一部分也沉溺于这种毒害之中，虽然他们没有不存在为塞尔维亚人辩护，并且也不是指望塞尔维亚救济的小的商业精英。但都是文盲的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农民，都有当地神父为其苦难增加一个忏悔的理由。

分布广泛的暴力以年黑塞哥维那起义开始了，这种暴力将围绕奥匈帝国统治的转变。当他们的要求在一次歉收后被拒绝时，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的农民都准备拿起武器，他们要求减少自年以来增至三倍的货币税负担。一个圣方济各会神父的谋杀讽刺地触发了黑山支持的塞尔维亚人，这个神父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访问曾旅行到达尔马提亚。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尼亚的军队不久镇压了起义，并且击退了来自塞尔维亚的短暂入侵。在这个血腥过程中，大约15万人被杀害或被迫逃走，主要是塞尔维亚人。这次延长的动乱使得欧洲列强在《柏林条约》中增加了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条款。年缔结的《柏林条约》废除了俄罗斯在同奥斯曼帝国的近来战争中的获得物。从年起，奥地利的将军们已经觊觎这个省，因为它可以作为保护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条陆路通道。他们也害怕塞尔维亚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潜在附庸国的影响。哈布斯堡王朝几乎用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才驯服了从波斯尼亚军队居民中召集的准军事部队。超过20万的波斯尼亚军人和土耳其人接踵离开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部分，这赋予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种将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数状态。有益于年遗产的是，获胜的哈布斯堡王朝部队主要是从解散的军事边界区选取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组成的正规军团，并且仍然被边防军指挥官领导。

一个克罗地亚族的边防军将领成为这个省的首任地方长官。尽管如此，奥匈帝国的妥协条款现在置其行政于联合财政部中建立的一个新的波斯尼亚办公署的统治下。从一开始，这个省就被指认为是自谋生路。因征税而产生的压力鼓励财政部去放弃这个克罗地亚族长及其对波斯尼亚军队精英的苛刻对待，这些军队精英赞成现存的土地制度。这个地区也进行了一次匆忙的地籍调査，占人口多数的租佃制农奴在这种地区应缴付近来被降低的作物税。在这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在-年起义之后鼓励塞尔维亚族难民返回黑塞哥维那，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准军事部队。当这些返回者了解到他们面临的税赋，并且在年末获悉哈布斯堡王朝对正规军的义务兵役的进一步要求时，他们奋起反抗。几个正规军团镇压了年起义，现在克罗地亚人在这些正规军团中比塞尔维亚人更多。但是这些正规军团没有结束盗匪活动，盗匪活动持续了又一个十年。

一个能干的匈牙利人的任命大大促进了秩序的恢复。在被派驻贝尔格莱德之前，他已经成为一个南部斯拉夫人学者，年他被任命为联合财政部长，主持波斯尼亚办公署。本杰明凯利的任期持续到年，他的副主管的任期更长。他们一起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和乡村运输网的重要附加部分，他们也建立了许多国有工业企业。现代化的倡议需要更高的税收收入来投资，即便这些倡议被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产生足够的税收以显示年度预算盈余。蹈因而产生的税收负担继续更沉重地落到仍然依靠为军阀地主作佃农的塞尔维亚族农民和克罗地亚族农民身上。

凯利坚持教派平等，加上他无力推进教派共有的教育，这些促成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不断增长的紧张局势。包括许多时任哈布斯堡王朝官员的克罗地亚人的涌入，以及新近富于攻击性的天主教统治集团，使塞尔维亚人的忧虑不可避免。圣方济各会失去对奥地利统治集团的为时甚久的垄断，该垄断即代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天主教讲话。这鼓励了包括耶稣会的其他修会派遣神父，并且护送一个大主教到达萨拉热窝。从19世纪90年代，大主教利用这些神父去扩展天主教小学和中学的网络。凯利反对宗教与作为“东方落后性”的种族划分混为一谈，这类种族划分对国家构建是不适宜的，但是他的话语选择暴露了他准备特别限制塞尔维亚族的东正教学校。年他取消了对塞尔维亚族东正教学校的特别税捐款，随后许多塞尔维亚族东正教学校关闭了。对在公立学校执教的塞尔维亚人而言，自年起他们需要政治可靠性的证明，在这期间，这些公立学校的教职已经大部分被克罗地亚族移民占有。

我们必须赞颂凯利，对所有三个民族而言，他设法明确表达一种波斯尼亚人的共同意识。这种努力的全面失败，不应当被用于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萨拉热窝和其他大城镇中的这种意识。他准备一系列新教科书的计划尽力清楚地说明波斯尼亚的多民族特征。奥斯曼帝国悠远的过去遭到忽视。他的书报检查官对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的任何特定参考资料的抵制，使中世纪历史延迟到年。这三个民族的教科书撰稿人和这三个民族的城市精英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争取过来赞同凯利的波斯尼亚人主张。与深刻的宗教仇恨相比，更多原因是这种主张没有接纳另外的民族特征，并且要求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

凯利拒绝容忍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或表达，这推动了所有三个民族向独立的政党发展。这些独立的政党在他死后的十年内岀现。那时，塞尔维亚人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以及克罗地亚人与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关系已经紧张。年凯利为他们的宗教领导人建立办公室，并命令家族同意异族通婚皈依的年法令，都没有使萨拉热窝和其他城镇中的波斯尼亚军队领导阶层相信，他们能够信任奥匈帝国官僚机构去代表其最佳利益。

到19世纪末，在未来南斯拉夫的种族最混杂的部分，这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可能最好服务于一个单一南部斯拉夫人国家中”的主张几乎没有遇到有才智的人。

结语：历史上的任何一场起义都不是偶然或者心血来潮，而是多重因素相积压的必然结果，从农民起义到秩序恢复，其中经历之曲折显而易见。不合理征税、不平等划分土地，人民的反抗是必然，农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愤怒压在心底，渴望解脱的愿望生根发芽，起义必然被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