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一次疾驰的试跑。由于写得太快，不免有疏忽、重复和繁琐之处。在本书前半部分，由于需要紧扣事态发展，或许没有留下必要的距离。整体连贯性较弱，可以感觉到谋杀的规划不过是一种没有运用好的叙述手法。

然而我们接触到的已经是一位作家。这表现在语调中，也表现在他讲述与女主人公在柔情地图上共同前进或停顿时，他划定界限或者指出其行为和感情的虚伪之处的方式中。此外，也表现在为了配合其感情奇遇，他引入了历史背景：微不足道的原因，严重的后果，成为命运的赌博。

我们知道佩雷克与福楼拜具有相似之处。这本书惊动人心的一点便在于极为年轻的作家记起了前辈的艺术，即在表达字面意义的同时暗含尖刻的讽刺。福楼拜陪伴弗雷德里克或爱玛经历了梦境和幻想，并以同样的笔触摧毁他们的幻觉。同样地，佩雷克也在此同时表达着忧郁多情、粗鲁无礼和尖刻讽刺，有时还会着意强调讽刺。

叙述者徒劳地声称“分析自己的感情是一件讨厌的事”，他还是一直那么做，话语从天真变为狡诈，不停地往返于真诚与虚伪之间。他深谙这种艺术：从瞬间流露的真挚感情过渡到脱身而退，看出其中的虚伪。他既能在爱情面前表现出幼稚和生硬，又能清醒地看到这个爱情故事有些许强迫的成分。

《萨拉热窝谋杀案》为佩雷克开启了一种后来他经常使用的叙述方式：将两个不同的地点或时间结合在一起。《佣兵队长》也出现了这种方式，“当皮耶尔”部分（马德拉被谋杀）出现在南斯拉夫回忆之后。在《W或童年回忆》中，不同的地点和时刻互相贯穿（韦科尔的叙述和W岛的乌托邦，等等）。在这里，他把未完成的阴谋故事与年的谋杀案交织在了一起。这就使关于爱情纠葛的叙述具有了动感和出乎意料的意义。

萨拉热窝谋杀案

（法）乔治·佩雷克

为了支持这一论题，奥地利人应该在很多事上保持谨慎：首先，正如我们不久之前简要指出的，谋杀的准备极为细致；其次，安置在米利亚茨卡河沿岸的两名谋反者从未踏入贝尔格莱德，由于整个帝国以内舆论自由极为有限，他们不可能受到了大塞尔维亚宣传的影响，进而同意为其吞下氰化钾；再次，谋反者身无分文，如果他们受到了贝尔格莱德组织或个人的资助，难免令人震惊；最后，谋杀在波斯尼亚层出不穷。今天，人们只记住了6月28日那一场，但知道谋杀是寻常之事，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弗朗茨斐迪南在得知确实有人准备暗杀他之后，依然拒绝延期访问萨拉热窝：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谣言！）：发生在黑塞哥维那的一场暴动失败后，凯西奇被绞死，耶拉伊奇谋杀波斯尼亚总督瓦雷贾宁失败并自杀，国王特派员楚瓦伊被卢卡·尤伊奇暗杀，其继任者什凯尔莱茨男爵曾多次差点被害，但都奇迹般的躲过了。几十个圈套接踵而至：它们要么失败了，要么受害者并不十分重要：一个官员，一个士兵，一个海关职员，事情没有散播开来，一场装模作样的预审，一场含糊其辞的诉讼，罪犯（或假想的罪犯）被判刑，然后是另一个官员，另一个士兵，另一个来自维也纳的海关职员……无论如何，这些谋杀都无情地揭露了法庭的谎言：因为，要么它们是在大塞尔维亚宣传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这样人们就意识到了这场宣传运动的重要性，但是这需要听众在一定程度上被说服，或者处于困境之中，只要向他许诺一点好处，稍稍蛊惑他一下，他就能够不顾生命危险，犯下最鲁莽的罪行；要么这些谋杀并没有受到大塞尔维亚宣传运动的影响，这样它们就成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直接反映。?

实际上，并不需要从这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这两种推测都是真实的。“南斯拉夫”宣传运动确实存在，它起源于塞尔维亚，通过文学、体育甚至音乐组织，渗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对波斯尼亚来说，塞尔维亚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对意大利来说皮埃蒙特扮演的角色：它是要效仿的范例，整个塞尔维亚民族都聚集在了这个国家周围。但这足以证明波斯尼亚在奥地利的枷锁下呻吟吗？

当然，如果没有民族自卫组织的帮助，普林西普、察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就不会到达波斯尼亚；当然，如果这个组织没有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也不可能实施谋杀。但是即使塞尔维亚资助了他们，谋杀的“意图”是他们产生的。决定暗示大公的是他们而非别人，为此他们才请齐加诺维奇和坦科西奇帮忙提供武器。在萨拉热窝，自丘布里洛维奇和波波维奇得知大公即将到访之日起，便决定“接待”他。这种意图才是主要的。自此之后，波斯尼亚人用来达成目的的不再是谋反者——他们已经沦为顺从而被动的工具和手段，而是贝尔格莱德的各个组织。

这种意图很容易解释。只要描述下隶属于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就可以了。那里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也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正如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在诉讼中所说：“控制奥匈帝国的是德国人”和少部分马扎尔人。所有“其他民族都是受压迫的”。这种压迫时刻都有，从不间断：在每个重要城市，萨拉热窝，图兹拉，维谢格拉德，兹沃尔尼克，传统结构已被摧毁，上流人物失去了一切权利，然而一支由官员组织的军队建立起来，开启了一种新的语言。在中学、大学和手工工场里，所有政治甚至单纯社会性质的组织都解体了。赋税繁重，宪法（弗朗茨斐迪南决定吞并波斯尼亚正是为了使该地人民“享受宪法特权”）不复存在，尤其还有难以忍受的屈辱，以及持久的不公正感。德国商人发了财，而土耳其人的小买卖走向没落，预算中的赋税越来越重。在乡下，农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土地改革。但是这一天并没有到来。在这片贫瘠、焦灼、砂石遍布的土地上，贫困日益加重。喝啤酒的大商人以高价转让图林根美丽的蓝色多瑙河运输着饥荒。饥荒总会怂恿人干坏事。

饱含希望的目光重新燃起，投向德里纳河的另一边，投向塞尔维亚，在那里又开始了谋杀。对科索沃的回忆萦绕在每个深深怀旧的人的心头：位于巴尔干半岛多瑙河河畔的这个帝国曾经那么美丽。各种圈子逐渐形成，委员会层出不穷，社团遍布整个波斯尼亚区。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

“我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说，“我渴望所有南斯拉夫人实现统一，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并摆脱奥地利的统治。”

“我们爱这个民族，”察布里诺维奇说。“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好了，谋杀结束了。谋反者被判刑。所有超过20岁的人，哪怕在谋杀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也被判处了死刑。普林西普、察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被判处监禁20年。他们死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潮湿的单人囚室里。丘布里洛维奇和波波维奇一个被判处监禁16年，另一个被判处13年，于年释放。其中一人还活到了今天。

作为六月的那一天驻守在欢庆的米利亚茨卡河岸，准备谋杀皇位继承人的五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知道普林西普的行为是有用的，因为后来建立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

他害怕开枪，但在他看来他个人的命运无关紧要，而且时至今日对害怕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对于这个他未能完成的动作，这个他想去做的动作，这个无论如何他还是帮助别人完成了的动作，他当场可能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今天他知道了其准确意义，对于万的受害者来说，他不过是个借口。他知道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谋杀都是必要的，他有充足的理由那么做，毕竟如果空有意图，那他就不会扔出炸弹或开枪。

这种意图，本身就是谋杀的象征，它不也是所有争取自由的人民的愿望吗？

是的，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说到底，我们可以说这场谋杀并不重要。但是要知道，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

意图力量巨大，结果却无足轻重。今天，人们觉得萨拉热窝谋杀案发生在受到了诅咒的一天，但这又如何呢？对于那些准备并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是个难忘的日子，他们不顾生命危险，证明了他们想活下去，想自由地活下去！是的，的确如此，这就是这场谋杀。

（摘自《萨拉热窝谋杀案》）

《W或童年回忆》

（法）乔治·佩雷克（GeorgesPerec）著

守望者·文学

《萨拉热窝谋杀案》

（法）乔治·佩雷克（GeorgesPerec）著

唐洋洋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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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谋杀案》是法国当代著名先锋小说家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关于作者

乔治·佩雷克（GeorgesPerec，—），法国当代著名先锋小说家。其作品以任意交叉、错结的情节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见长，代表作有《物》《W或童年回忆》《字母表》《生活使用说明》等，被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誉为“超越性小说”的代表作家。

编辑：金少帅戚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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