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年以来，联合国新设立的维和行动基本都获得了强力授权，这主要源于维和特派团在国内持续冲突环境下面临的艰巨挑战和巨大风险。尽管《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为强力维和提供的模糊授权决定了其限度和内在缺陷，但仍然为使用武力创造了充足的伸缩空间。强力授权也使维和明显偏离了哈马舍尔德三原则：接战规则修改为“非自卫和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授权任务的扩展及被动防御态势的转变使维和出现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化倾向；部分“破坏者”被排除在同意框架之外，并出现非自愿的强制特征；将公正和中立区分开，逐渐淡化并抛弃中立，表现出积极作为姿态。尴尬的是，当前维和特派团的主要问题不是授权不足，而是反应不力。强力维和导致维和态势进一步复杂化。联合国需要认识自己的能力限制和作为空间，将带有强制特征的维和转交利益攸关方，采取“合作维和”模式，从而缓解强力维和带来的压力和运作难题。

作者简介：李因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发信息：《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年第4期第-页

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开展了71周年，维和事业却走到了十字路口。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强力维和(robustpeacekeeping)，开启了联合国维和的新时代。不过，这种维和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偏离了传统维和框架，特别是向强制和平行动(peaceenforcement)的靠拢引发了不少担忧和顾虑。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严厉指责这种维和行动的低效力和高投入，开始在政治上打压并压缩拖欠维和摊派费用。年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再次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意图对维和行动的军事化倾向予以矫正，其“嵌入更广泛的政治战略”。古特雷斯继任秘书长之后，大刀阔斧改革和平行动架构，将重点投向政治层面和冲突预防领域，维和行动大幅缩编。另一方面，作为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是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总和的国家，中国几乎参与了联合国当前部署的所有强力维和行动。年5月，中国派往南苏丹的第四批步兵营开始转隶地区保护部队，执行更复杂、更多样化、具有更多强力授权和军事化倾向的任务。联合国强力维和行动下一步往哪里走，其理论和实践都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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