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来源：单读杰拉尔丁·布鲁克斯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战地记者，她的工作驻地包括中东、非洲和巴尔干地区。在世界深陷分裂之中的今天，我们重温她的记者生涯，看她是如何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和现场，发掘出女性的坚韧和人的尊严。杰拉尔丁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忽略那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不正义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这些事情就像不爱读的书，被推到书架的最里面。而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样的行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那层隔开和平繁荣与贫穷战乱的隔膜正在消解。世界经济的问题，可以像癌细胞那样，侵入最健康的器官，使其坏死。而环境问题只会更糟糕。没有国旗，或者国境，可以保护我们。”

这篇文章收录于《单读4：世界的水手》。

《单读4：世界的水手》理想国丨台海出版社出版吴琦主编-6（点击封面购买此书）在全世界的家中撰文：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Brooks）翻译：董帅

谨以此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GregShackleton）、丹尼尔·帕尔（DanielPearl）和加德·格罗斯（GadGross）

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悉尼奥运会。我永远忘不了那感觉，走进欢呼声震天的澳大利亚体育馆，眼前那些噼啪闪烁的闪光灯，如上千只萤火虫照亮夜空。我希望我能说自己是一个运动员，是那些“更快、更高、更强”的青年才俊中的一员。但我跑得一点也不快，就算让我提前一个晚上起跑，我也跑不赢任何一场比赛。至于“强”，我弱得连布丁都捏不烂。加上在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正式满了四十五岁，“青年”这个称谓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

▲悉尼奥运会开幕式

我像是一个像素，是组成开幕式上华丽的色彩拼图中的一个小点。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组成一个移动的网格，引领运动员入场，确保这名运动员在愉快的运动场上保持兴奋。这工作有点像牧羊犬，不过是事先经过排练的那种。运动员按照国家名称的首字母顺序入场，我们这些盛装打扮的卡尔比犬（澳大利亚的一种犬类）巧妙地把他们带到应该在的位置上。运动员入场式是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必备项目之一，其他还包括点火炬、升奥林匹克旗、放和平鸽。以前一般都是用真鸽子，直到那年，首尔奥运会的鸽子被放飞后，觉得火炬台是个不错的歇脚处，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群死鸽子。因此悉尼奥运组委会在鸽子这件事上另有打算。在运动员各归各位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从我们的头顶飘过，覆盖住整个运动场。我，和来自99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这届奥运会的参与国家数量是历史之最），被盖在这面巨大的旗帜之下。突然之间，我们身处一个非常亲密、又异常明亮的空间里。那面在我们上方翻滚着的旗帜上，投射出鸽子的图案，洁白明亮，象征和平。在那面旗帜之下，我望着周围年轻运动员的面孔，他们向上仰起脸，满是惊讶和好奇。我站的位置在首字母为I的国家旁边，挨着来自伊拉克的运动员，他们旁边就是伊朗运动员。上一次我看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已经死去的。在双方八年对峙期间的残酷战争中，他们变成肿胀、散发恶臭的尸体，散落在两伊国境线上法奥半岛的沙地里。而现在，他们在我身边并排站在一起，鲜活，欢愉。不远处，厄立特里亚国的运动员紧挨着埃塞俄比亚的队伍。几年前，这些国家还在进行着长达三十五年的内战。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屠杀现场，受害者的遗体只剩下被晒得褪色的头骨，并且被堆成了象征胜利的高塔。那天晚上，我深吸一口早春的空气，对自己说，这真是新的纪元，世界真的处于和平之中了。起码，在那个时刻看上去是这样，也许我们真的不用再面对战争了。那是个甜蜜的时刻，但又如此短暂。就在闭幕式之前，媒体中心收到消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出了事。美联社的记者立刻收拾桌子，从赛场离开，飞去报道突发的暴力事件。没过几天，第二次冲突大规模爆发，空气中满是人体炸弹和催泪弹的浓烟。世界变了，仅仅一年之后的九月，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轰然倒下，化为瓦砾与烟尘。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无尽的敌人，无尽的战争。这次要讲的是关于家的概念，以及对于它的不同解读。如果“家”这个词的某个定义是“目标”，那我要说，成为战地记者绝不是我的目标或初衷。我甚至都没想要成为一个驻外记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悉尼先驱晨报》（SydneyMorningHerald）的实习生，我对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Jones）充满敬畏。那时她刚从北京回来，是“文革”后第一个获准去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我知道，这种事迹很容易让人立志，想变成像她那样的人。但对我来说，仅仅是身处在那个办公室里，我的世界就已经被无限延展了。我在悉尼的某个犄角旮旯里长大，学校放假的时候去过墨尔本和霍巴特，除此之外，我对澳大利亚的城市一无所知。成为一名记者，就像是给了自己一张去熟悉那些未知事物的执照，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我的故乡。通过做报道，我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悉尼人的生活——富有的，贫穷的——而不仅仅限于我的邻居。我喜欢去发掘这个城市那些色彩缤纷的后巷，以及漂亮的小树林、溪水潺潺的峡谷。我常常自告奋勇地接受乡村选题，它们会带我去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传言中的澳大利亚。我曾对城市的便利习以为常，而那些远离城市的生活体验，着实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维。在旱季检查羊毛、收麦子、赶牛群的工作，与我所熟悉的工作环境是如此不同。我慢慢理解，是什么让人们留在那片土地和那些偏远的小镇上：是和自然与季节的联结，是那些幽默和睿智。不久之后，对树林的向往引发了我对报道环境问题的兴趣。令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我意识到，在丛林中徒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宽阔的步行道；在科修斯科山滑雪，其实也不需要坐缆车。我学会了背上有我一半体重那么重的背包，在雪地上露营，躺在夜空下望着从未想象过的庞大星群。这是一份非常有满足感的工作，我本应一直做下去。但《悉尼先驱晨报》当时的编辑大卫·鲍曼（DavidBowman）告诉了我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的奖学金机会。这个奖学金是为了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而设，他在报道年东帝汶事件中光荣牺牲。夏克雷顿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的遗孀雪莉·夏克雷顿（ShirleyShackleton），为年轻的记者设立了这项奖学金，用来纪念她的丈夫。

▲年东帝汶在公民投票后决定独立，随后爆发了年东帝汶危机。公投结束后，一些反对独立的激进分子以及受到印尼军队支持的东帝汶亲印尼民兵部队开始对平民发动袭击。暴行很快发展成为以首都帝力为中心的全国性骚乱。据信，大约有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

拿到这项奖学金后，我飞到墨尔本参加授予仪式。雪莉也在现场，还有很多格雷格以前在7频道新闻台的同事。于是，五年后，当《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问我要不要做他们在中东地区的驻外记者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也恰好赶上了女性记者被派遣驻外的热潮。年，约三分之一的驻外记者是女性，在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对这项工作都毫无准备。在大学里，我没有对这个地区有过了解。我会的阿拉伯语仅限于离开悉尼前四周临时抱的佛脚，当时我找了一个埃及老师教了我一些基本词汇。但换个角度想想，做我们这一代澳大利亚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算一种准备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有两种身份，历史上偏向欧洲，地理上偏向亚洲，这意味着我们本身就面对着世界的大门。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大于对自我的探究，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音乐、电影、美食。我们留意国际新闻——任何一个地方的动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贸易、安全，因为我们在国际形势上的举措总是和美国的动静紧密相连。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有无数邻居都是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希腊和黎巴嫩这些动荡的国家，这令我懂得，不是每个地方都像悉尼郊区那般安全无忧。年，我搬去了开罗。那里一点也不像家。透过窗口，在尼罗河后面，可以看到一个尘土飞扬的赭色城市。开罗就像一个蜂巢，挤满了人。在偶尔晴朗的天气里，我可以直接看到穆卡塔姆丘陵，拾荒者在那边居住，也在那边工作，用最不堪的方式分拣着这个城市的垃圾。作为记者，我是开心的，因为我肯定能赶上大事件。这种人口结构、贫困的经济和政治现状一定不会持续太久。很显然，埃及正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边缘”着实比较宽。我已经被派去二十五年多了。我从公寓窗口就可以看到塔利尔广场。我在开罗的公寓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家”。它只是一个停靠站。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多，因为八〇年代后期，大新闻都发生在其他地方。当加沙地带的第一场巴勒斯坦冲突爆发，我几乎没有到家打开行李包的时间。霍梅尼的伊朗正在和萨达姆的伊拉克打仗。波斯湾的油轮正在被袭击，只能在美国战舰的护送下转移。黎巴嫩陷于宗派战争的漩涡。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战斗不断。我报道了这些冲突，还有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以及波斯尼亚的战争。我第一次亲历战场，是在伊拉克沙漠中的马吉农（很巧的是，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疯狂”）。那场战争使用了毒气，伊拉克人战胜了伊朗人。伊拉克人在清理战场，推土机碾过了那些还暴露在外面的尸体，将血肉碾进沙土。我不断地从一个任务转场另一个任务，在途中疯狂地翻阅简报，试图了解每一场战事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沿革。我的编辑感受到了我的焦虑，试图用他刻薄的观察结论来令我宽心：“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是最接近你的读者的。”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Gellhorn，年月8日－年2月5日），美国小说作家、旅行作家、记者，《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在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盖尔霍恩担任战地记者长达五十年。她报道过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越南战争等八次世界上著名的战争。她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第三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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