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乔尔·布林克利（JoelBrinkley）

翻译：王玮琦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各大书店及网络书店有售

第一次去柬埔寨是在我二十七岁那年。当时我刚大学毕业四年，在美国肯塔基州为一份名为《路易斯维尔信使》的杂志工作。当时我在为那本杂志写一些报告，大多是关于杰斐逊郡的高校教委会的事宜，评论他们的“学生日后成就测试”是否准确，以及总结高校年鉴的销售情况等等琐事。最后那段时间，我还帮着杂志的编辑汇总秋季校车日程表的增补。当时我做过的文案工作中最和国际接轨的一次，只不过是在一个夜里前往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个叫埃德蒙顿的城市，为一家商场写一些不起眼的东西。

直到一天下午，我的编辑比尔·考克斯突然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哦，对了，我想让你写一下当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情，以及那些柬埔寨难民的遭遇。”顺便说一句，他的这句话中的“哦，对了”意思其实是“反正你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做嘛”。

一开始，我当他只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毕竟这家伙向来喜欢开玩笑恶作剧。之前曾经有一次马戏团来我们这里表演，考克斯成功地骗了马戏团的老板，用车把一头水牛运到了杂志社，然后这家伙居然又用货梯把这头水牛运到了编辑部，骑着它满屋子乱转，还一边挥着一顶特大号的牛仔帽在水牛背上发癫。因为这前车之鉴，我生怕被这家伙耍了，就做了一些相关的调查。结果我发现考克斯之所以让我写关于柬埔寨的报告，是因为一个叫哲·马瑟的摄影师有一段录像，记录了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医生在泰国和柬埔寨边界工作以及他救治难民的经历。之所以能有这段录像存在，是因为之前马瑟劝服了杂志社的图像编辑，派了一个记者和摄影师去泰国柬埔寨边界进行拍摄，以便日后可以围绕那个医生写一个长一点的故事。

当时是年。越南战争刚结束四年，而战争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持续了数年之久，还没有完全消除。在胡志明市被攻陷后的几个月里，一个名为红色高棉的叛军推翻了当地的军事独裁者朗诺；这个军阀曾经在金边为美国政府做事。

今天，红色高棉叛军的罪行已经世所皆知。两百万柬埔寨人，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半里被杀害。他肆意妄为，摧毁了二十世纪人们生活中的一切。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教师，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生和其他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起在这场残酷的浩劫中被杀害。当时的柬埔寨，就像波尔布特本人所说的那样，变得一无所有。

但在年的秋天，还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的发生。虽然有种族灭绝的传闻流传开来，但当地政府对此做出了严厉的否定，同时一个以红色高棉作坊为名的黑暗恐怖组织在柬埔寨西部成立了。一些柬埔寨政府官员报告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但美国政府不想听。由于越南战争的伤疤，美国政府最不愿意提及的地方就是东南亚。他们正为摆脱能源危机、情报丑闻，以及很快便发生的伊朗人质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

在此之前，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红色高棉迅速夺取了柬埔寨政权。之后的几个月里，数万难民挣扎着逃向泰国，同时带去了他们身上的疾病、瘟疫和骇人听闻的消息—世界上关于红色高棉这个恐怖组织的真面目的第一手消息。这，就是我要写的内容。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因特网，杂志和报社的运作全靠现金钞票交易。我所在的杂志社想把当年的旅行开支花完—不然下一年的旅行开支有可能就被裁减。于是他们想派我去一趟柬埔寨，而我自然乐得去公费旅游一趟。所以年10月，我便整装出发，去往东南亚。那个当初提出这个主意的摄影师马瑟，也就自然而然地跟我一起去了。

一天下午，我们前往杰斐逊郡的保健中心打疫苗。一个盘着发髻，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问我们要去哪里，我说去柬埔寨。

“柬埔寨？”她问道：“能拼一下是哪几个字么？”

于是我写给她看，之后她从一个文件柜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又黄又破的布包，一看就是古董级的东西了。她戴着布满灰尘的眼镜看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段关于一些可能致命的疾病的描述。

“来，咱们瞧瞧，你们得带上治疗疟疾、霍乱、肺结核、破伤风、伤寒和白喉的药……”

于是我说：“行啊，那我们就全带上好了。”

护士摇摇头，“不行！”她说，“你们最多只能得三种病，所以你们只能选三种药。”

“你觉得我们会得哪三种病？”看来保健中心不允许我们得超过三种病，所以我们只能苦笑。

“不好意思，”她摇摇头，“我没法替你们选。每个人都得自己选自己想带的药。”

于是我选了霍乱、白喉和破伤风。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得的是伤寒，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有做预言家的潜质。

言归正传。在为纽约《时代》周刊做国外报道数年后，我很幸运地拥有了大型杂志社给国外人员提供的所有待遇：司机、导游、翻译和助手—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可怜的现实是，我和马瑟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一穷二白屁颠屁颠的。

对于报社记者来说，在那个年代想到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可谓困难重重。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当时还在和越南交火。所以我和马瑟先去曼谷做了一些采访，然后才开车去了柬埔寨边境线—路上遇到了大量的水牛群，水牛的数量和车辆一样多，挤来挤去折腾了几个小时才到。我们在泰柬边境一个叫亚兰的城市住下了，旅店房间的门都是用扣环的，上面并没有锁，想不想要锁全看你想不想掏钱买锁。房间里面，所谓的床就是一张草席，根本不是什么床。洗手池子是破的，水漏了一地；于是我就当顺便洗脚了，反正地板中间有个下水道，水会从那里流出去。

第一天我们开车去了国界线，泰国官员看了我们的护照和从曼谷办理的通行证，由于语言不通，他手舞足蹈地示意我们，还需要出示一些别的证明—很显然他指的是我们没有在证件上盖章。他试图让我们开回曼谷，但我们不懂泰语所以不明白他到底想干吗。没办法，他死活不让我们通过，于是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开回了曼谷，路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美国军事基地。几辆车停在基地前面的路边，我们想，能碰上会说英语的人也说不定，何不去碰碰运气。

在军事基地里，一位泰国军方官员有模有样地坐在办公桌前。他也不会说英语，但是我给他看了我们的通行证，并且也用手舞足蹈的方式问了一个问题。他居然貌似听懂了，于是拿过我们的通行证，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印章给我们盖上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和马瑟对视一眼，喜出望外。

于是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边境线，一直往前开，寻找着难民居住的难民营。开了一阵子，我们看到了一辆运送大米的卡车，我们就跟着它一直开。卡车停在了一个简陋的难民营前，里面躺着一群病得奄奄一息的柬埔寨人，全都穿着柬埔寨共和国最常见的黑袍—“柬埔寨共和国”是与“红色高棉”含义截然相反的柬埔寨的另一个名字。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天，后来又找到了另外几个避难所。以下是我当时写下的文字：

骨瘦如柴，目光呆滞，一无所有的人们，在酷热、饥饿和疾病之下辗转挣扎。他们趴在被晒成一块一块的土疙瘩上，等待着，等待着。

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等待着当天从国际难民救济所送来的食物供给：一碗米粥，两根香蕉和一桶浑浊的饮用水。

他们等待着医生给他们看病。

有些人等待着家人的消息，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家人已经死了；他们还记得之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儿被杀死，或者饿死之前的苦苦挣扎。

他们等待着泰国士兵再次前来强暴他们的妇女，或者越南军队再一次发起全线进攻，将他们赶回泰国。

还有一些人等着看自己悲惨的命运如何继续。与此同时，他们汗流浃背，拍打着蚊虫，呼吸着几十万即将病死的人身上散发出的腐臭。

死亡与贫穷的阴霾笼罩着大地，这就是当时的柬埔寨。

从年开始，七百万柬埔寨人在边境被抓获。那时候已经有三百万人死去了，活着的人们也会很快饿死或者病死。

只有大约一百万柬埔寨人，从红色高棉的捕杀和越南军队的炮火之中幸存下来，跋山涉水地逃难到千百里之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直逃到泰国边境的避难营。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避难营？

避难营里的床，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硬桌面。桌面上方罩着一张塑料纸，离桌面很近，人睡在桌子上的时候鼻子会蹭到纸。刺鼻的汗味，粪便和尸体的气味弥漫在避难营内。无数苍蝇蚊虫飞来飞去，没完没了地发出嗡嗡声，另外还有一万个人不停地咳嗽着。一排排茫然无措的难民，这些人无法对未来抱有任何期望。

难民营里就像地狱，让人无法忍受。工作人员在避难营里只工作了一天就已经双眼通红，因为尘土呛鼻，但没有办法。然而与年在柬埔寨的生活比起来，许多难民都说他们在避难营的生活已经不错了。

跟这些难民们聊聊吧。

他们经历了数年的灾难和不幸，这些遭遇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难民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就像是上班族在谈论平平无奇的一天；直到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起死去。

我在回家的路上病了，当时是感恩节前夕，我的返程航班经过香港和芝加哥。回到路易斯维尔后，由于我的医生没有见过热带的疾病，所以一开始把我误诊为疟疾。直到后来拿到了血检报告之后，他才明白那其实是伤寒。他给我开了药，但我待在家里卧病在床，不停出汗，发烧，甚至产生幻觉。感恩节那天，一个朋友给我带了一条大号的火鸡腿，但我实在没有胃口进食，所以提笔写下了在柬埔寨生活的五天。

那时候还没有因特网，甚至没有实时新闻播报网和其他的新闻共享方式，所以一个地方的报纸只有当地的人能读到。就拿我们来说，我们只能得到肯塔基州和南印第安纳州的新闻报道。所以在我写下对柬埔寨的报道之后，所有的文字和图片记录并没有能传播多远，只有我们这些当地人才能看到。不过在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这样的。

二十九年后，年的一个夏天，我又一次去了柬埔寨。期间我离开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杂志社转而为纽约《时代》周刊工作，并且身兼数职二十五年：撰稿人、编辑和境外联系人。我在五十多个国家做过报道，虽然我并没有再去柬埔寨。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着一个巨大的问号——柬埔寨现在如何了？

越柬战争十年后，年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军了，留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傀儡政府。当时红色高棉还是在波尔布特的掌权之下，继续与当地政府进行着游击战。这个国家看起来是没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了。

和年，联合国接纳柬埔寨成为成员国。于是这个国家受到了联合国的保护—这是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联合国采取了如此大胆的措施。联合国派了一万六千驻军和五千工作人员前往柬埔寨管理日常事务。这个措施实施了两年，耗资30亿美元。联合国为柬埔寨制定了一套宪法，用于帮助那里的人民—五百万从红色高棉的浩劫下幸存下来的柬埔寨人，为他们提供一个现代化民主国家应有的所有人权和基本保障。之后联合国进行了投票，测试当地人民对这一举措的反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百分之九十的柬埔寨人民投了赞成票。于是联合国认为这个投票结果表明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渴望。接下来新政府成立了，联合国便退出了这个摊子，不再干涉柬埔寨的内政。

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种待遇：整个世界团结起来，由于对之前种族灭绝惨剧的忽视而产生的愧疚和关心（另外也有一部分私心），一起帮助这个小国家走出困境，并给予它一个从头开始的机会，重新建立现代化的国度。但是结果如何呢？这个新成立的，由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如何珍惜这个天赐良机的呢？为了找到答案，年8月我又一次出发前往柬埔寨。

在金边的第三个早上，当时我正在洲际酒店吃早饭—这是年的时候我在亚兰城做梦都想去的地方。我拿起一张《金边时报》，这是一份英文日报。我读到第三页的一个小故事，突然坐直了身子，差点喊出声来，还好我当时不在餐厅里，否则肯定会吓到旁边的人。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洪谢的人，他是首相洪森的侄子。他曾经开着他的凯迪拉克越野车在金边市中心高速飙车，结果撞死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把对方压得肢体分离，死无全尸。

故事中说洪谢试图逃跑，但是由于压过摩托车，他的越野车轮胎也爆胎了。所以他不得不先停下车。这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死去的摩托车驾驶人是一个起重机操作员，当时正躺在血泊之中，“许多交通警察看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并没有当回事，事故同时引起了20个武警的注意，他们把越野车的车牌给摘除了”。

仅仅是摘除了洪谢的车牌？几天后我找到柬埔寨情报部长乔坎哈瑞斯，向他询问有关这次事故的事情—警察只是摘除了车牌？他想了好半天，终于开口了：“拿走车牌是因为如果一辆车曾经出过车祸，以后就会比较难卖掉。”

作为记者，需要接触各个层面的人物，有时候想要正义凛然一尘不染真的很难做到；但相比之下，我不得不说：做柬埔寨的情报部长是一件更难的事情。

两年的研究和在柬埔寨的两个夏天的辛苦工作，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柬埔寨利用联合国赐予它的得天独厚的机遇做了些什么？事实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柬埔寨，依旧被一个腐败的独裁者统治着。联合国根本看不到这一切，他们对柬埔寨民主化的改变太过高估了。

柬埔寨复兴工程是二十世纪末第一个令整个世界大动干戈的国家兴建工程。在这之前，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因为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这两个国家都废去了独裁，变得极其民主，让人振奋不已；它们的成功证明了这种国家重建工程是可行的。但这两个国家都是被打得不行了，在战争中完全毁掉了。等战胜国的军队入驻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已经没有本土的统治者存在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残余的势力守护他们的利益了。所以当地的人民迎来了西方战胜国带来的民主，而且当地没有富豪军阀的残余势力与之抵抗。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成功了。

柬埔寨则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联合国的领导人恐怕是看不清楚真相了。他们已经被在一两年前苏联解体之后涌现出来的大批跨国公司搞得满眼金星。当然了，美国、俄国、中国、欧洲、日本和越南如果联合起来，是可以改变柬埔寨堕落的现状，帮助其实现民主化的。毕竟这个国家就像德国和日本，曾经在内战中被摧毁过。在华盛顿，国务院已经开始计划这一事宜了。国务院分管柬埔寨地区就有一位助理秘书理查德·所罗门，他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家事一般尽心尽力—即使一些更高级的官员对是否值得在柬埔寨继续投入精力抱有怀疑态度。

事实上，柬埔寨战争年就结束了，那是早在联合国介入的十多年前。那时候老一代的领导人重掌政权，同时也有一些新人出现。其中诺罗敦·西哈努克王子，当时在柬埔寨人民之中呼声极高；他从年开始统治柬埔寨，直到年的一次军事政变才把他赶下台。红色高棉却把他带了回去，作为他们名义上的首领—虽然他其实是被软禁在自己的宫殿里。联合国的军队自年开始入驻柬埔寨，西哈努克王子又被重新确立为名义上的国王。可是这个家伙只是一心想把他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绝对的皇权，就像柬埔寨最早的皇帝一样的皇权。不过当时，有人和他竞争掌权者的宝座。

其中一位就是洪森。从到年，也就是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期间，红色高棉的年轻官员洪森担任了首相一职。这个人几乎没受到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狡猾和残忍—想象一下红色高棉和越南军队这两个暴力组织先后训练出来的一个野小子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首相的职位就这么在年交给这个家伙了，他自然不会拒绝。

第三位竞争者也出现了，诺罗敦·拉那烈，西哈努克的一个儿子。他曾经领导过一支不成气候的游击队，背后是美国提供的资金支持。游击队的目标是把越南人和他们的政府，包括洪森在内，赶出柬埔寨。当越南人退出之后，拉那烈也开始垂涎权力了，然而他根本就不懂如何管理国家，也没有兴趣去懂。但是作为一个首相，他知道他必须栽培自己的势力。拉那烈不如洪森那么狡猾，但他是皇室的一脉，所以这点给了他在竞争中的许多优势。

所以，过去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例子—甚至韩国—相对柬埔寨国家复兴计划这个大型实验来说，已经不再是有用的样板了。事实上，在柬埔寨的投资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联合国军队离开之前，三位野心勃勃的竞争者已经在争夺不休了，好像之前联合国举办的选举根本不存在一样。他们的政治斗争持续了许多年。

联合国的军队貌似是走了，但是联合国毕竟还在，并且成立了一系列慈善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食物计划以及其他一些团体。美国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和其他主要的世界各地的救难机构也在与联合国合作着。除此之外，两千个各种各样的自愿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及时地在柬埔寨建起了各自的分基地。当柬埔寨的权力纷争进入白热化甚至出现了暴力的时候，政府也愈加腐败；这时候这些团体和组织便做出了它们的贡献：他们开始逼迫柬埔寨领导人履行诺言，为他们的人民服务。

洪森、拉那烈和那个正坐在国王位置上的西哈努克，对这些组织的要求几乎无视。然而慈善组织仍然在不断地捐款，款项高达数亿美元，一年又一年地捐着—即使柬埔寨即将通过封锁军队来缓解权力斗争，整个国家已经乱成一团糟的时候，这些捐款还是继续着。

另一方面，历届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扮演的角色都不尽相同。第一位大使，查尔斯·图恩宁，对柬埔寨的新气象感到惊奇不已，即使当时的情况已经在恶化了，但他还是试图作为一个慈善家支持柬埔寨改革。下一位大使是肯尼斯·奎因，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与洪森站在一起。之后这位美国大使终于开始察觉到，洪森其实是在用独裁的手段管理他的政党以及柬埔寨。由于洪森一直高谈阔论民主政治，想分辨他到底是不是在伪装，对于奎因来说还真是有点难。

拉那烈和洪森的战争在年终于真正爆发了。洪森大获全胜，取得政权。之后，美国大使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每个人都持有不同的态度。波尔布特执政之时的惨剧已经被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更新近发生的在卢旺达、波斯尼亚和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事件。所以这些后来的大使，特别是肯特·威尔曼，曾经试图调查柬埔寨政府的腐败和受贿情况，却几乎一无所获。威尔曼说，他很高效地将美国对柬埔寨的原有政策转变成了人权主张。不过这时候，美国政府早已经对柬埔寨事宜不在乎了。

联合国为柬埔寨投资了30亿美元和数年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果而终—但他们居然还在吹嘘他们成功了，即使柬埔寨已经重新回到了独裁的旧制度。即便在今天，柬埔寨的人民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奴役的人群之一。

我们专注于东南亚，发现探索当地美景美食及文化；定期发布线路、结伴、签证、出入境等实用信息。

转载请注明:http://www.kelaisilecar.com/dlwz/18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