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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扎特曼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正式提出“成熟时机”概念，即当冲突各方陷入“相互伤害僵持”状态并意识到现实中存在冲突解决的“出口”时，就是进入谈判的最佳时期。自提出之日起，“成熟时机”就成为冲突解决理论和谈判理论中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概念。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成熟时机”理论不论是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实证运用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突破。鉴于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希望能对“成熟时机”理论的发展做出相对完善的分析，并就该研究所面临的瓶颈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做出评估。
关键词：成熟时机；谈判理论；国际冲突
谈判解决冲突，对话代替对抗，谅解融化敌意，这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和平理想。然而，在追求和平的漫漫路程上，何时停战？何时开始谈判？谈判中是否客观存在某一更适宜和平解决冲突的特殊时刻？怎样判断谈判的时机已然成熟抑或尚未成熟？何种因素会影响这一时机的出现？
“成熟时机”理论的出现正是要向世界展示：在对抗与战争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某一更适宜和平谈判的特殊且可以识别的时刻，这就是政治家们在解决冲突时所期待的。本文从“成熟时机”概念出发，希望梳理出其整个理论框架及发展脉络。
一、“成熟时机”概念的提出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国际上不少学者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战后新独立国家之间存在的冲突，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希望通过对众多冲突解决案例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成功和失败案例进行的对比分析，总结出蕴藏于成功案例中而恰好又是失败案例中所欠缺的那些导致冲突得以解决的关键因素。在众多相关研究中，一个从“日历计时”（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ｔｉｍｉｎｇ）①角度来观察冲突发展到什么时间段是正式开展谈判的合适时间的这样一个明确且简洁的解释框架———“成熟时机”（Ｒｉｐｅｎｅｓｓ）概念应运而生，并被广泛认识。
“成熟时机”概念由扎特曼（Ｉ．ＷｉｌｌｉａｍＺａｒｔ?ｍａｎ）于１９８５年正式提出。扎特曼通过对二战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哥拉、厄立特里亚、南非、莫桑比克等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状况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出何种形势下第三方干涉能够引导冲突各方成功进入谈判。通过案例比较，扎特曼得出结论：“时机”（Ｔｉｍｉｎｇ）是冲突解决的关键，当冲突各方陷入相互伤害的僵持状态并意识到现实中存在冲突解决的“出口”时，进入谈判的“时机”就成熟了。①能否把握住适当的时机展开干涉，说服冲突各方进入谈判状态，是冲突解决的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之间最主要的差别。随后，扎特曼将研究视角从非洲延伸出去，在对塞浦路斯、伊朗、伊拉克、以色列、菲律宾等另外１１个冲突案例进行考察后，认为自己的判断在这些冲突中同样得到了验证———“成熟时机”是冲突过程中判断谈判能否开始、何时开始的关键因素。
扎特曼对“成熟时机”的具体定义为：当冲突各方处于相互伤害的僵持状态（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ｈｕｒｔｉｎｇ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以下简称ＭＨＳ），伴随着即将出现或者刚刚经历的灾难，导致冲突各方处于相互锁死或面临最后期限的状态；与此同时，冲突各方如果能够同时预见到潜在的冲突解决方案（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ｗａｙｏｕｔ，以下简称ＳＷＯ），便可认为此时是各方想要解决冲突的动力最为高涨的时刻———即谈判的成熟时机。冲突解决方案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冲突各方已经明确了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是强调冲突方认识到冲突解决方案的出台是可能的，并且冲突对手也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促进解决方案的达成。如果冲突各方之间不存在这样对冲突解决方案存在的基本共识，就算是冲突方长期存在相互伤害的僵持状态，谈判也不可能发生。除此之外，扎特曼还曾明确提出：成熟时机的到来还需要冲突各方拥有“合法的发言人”，即冲突各方需要找到在国内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合法性的代表进行谈判。②
与此同时，扎特曼清醒地指出“成熟时机”只是顺利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希望谈判过程顺利，和平解决冲突，还需要冲突各方设计出合适的谈判流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无疑要求相关外交人员具有娴熟高超的谈判技巧。这里之所以选择“时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时间因素不仅在理解冲突解决与谈判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与其他相关因素相比，“时机”因其稍纵即逝的特质而尤显稀缺。因此，在帮助研究者和决策者透过纷繁复杂的冲突现象、掌握问题实质、成功把握机遇等关键问题时，该理论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加深对“成熟时机”的理解，将有助于冲突各方选择适当的冲突解决策略。
“成熟时机”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理论界和外交圈内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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