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背影

——太阿诗集《证词与眷恋》阅读札记

阿西

新时期以来，诗人们的言说方式因时代节奏的调整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当多的诗写处于一种动态状态，语言的指向与才思的纷呈，似已出现一种颠覆之势。虽然这种动态的诗写本身可能存在所谓的沉淀不够的问题，或者因匆忽的快意而伤及诗意的隽永，但我想，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新人文主义情构，是实践诗学在路上的发生学。诗人太阿便是这样一个行走着的诗人，他在不同的时空里穿梭：远处的高山、地球另一边的天空、不同属地的大海……他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在怠速状态下写作，恣意的是洒脱的个人心境，但却又耽妄于孤独之中。太阿是一个有苗族血统的诗人，他自诩这种跨境的写作是一个苗的远征。而我读他的诗，确是在于动感的诗律中分辨一个诗人独有的背影，这背影因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交相辉映，而有了格外明确的光彩。

1

太阿来到了俄罗斯，来到了彼得大帝的故乡、普希金的故乡，来到红场……他一定想到了谜一般的俄罗斯方块，想到了热情奔放的吉普赛女郎，不，不仅仅是这些，一定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玫瑰”，还有“一个岛屿要塞”如何像“兔子一样钻进蓝色镜子”。俄罗斯的教堂和林荫小路，皇家的象征和孤寂的涅瓦河、历史的伤疤，以及永远构成沉重话题的芬兰湾，都在太阿诗中依次出现，成为他通向俄语的秘境，这就是太阿独有的关于俄罗斯的“赞美诗，或哀歌”。当然，太阿不会迷失于俄罗斯“纷乱的森林”，当他站在红场上，一定想到了并不遥远的白银时代，想到了自己——

我骑士般站在岬口远眺大海，

人工浮雕中，文学终于赶上了现实。

——《白夜之城》

无论广袤的俄罗斯何止空茫，当太阿回首东望，心头掠过的肯定不仅仅只是一丝寒意，也会有飘洒在蓝天下的“祝福”。我这样解读他的俄罗斯组章，忽略了他对“年，一个公爵设宴款待另一个公爵”时的好奇，而是聚焦于他对自然人文的沉醉，并且从中分享了他的这种沉醉——“朴素的草光洁，胜过一切大理石”，因为这些沉醉就是他穿越不同文明的时空对话，相信每个读者都在倾听。年6月，太阿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写了一首长诗和十二首短诗，它们像优美的散文——诗意的词条下更有对流亡与真相的追问。

真实性往往是对一个诗人的最终检验，也是对语言的最终检验。当一个诗人完成了一首诗，在读者这里却刚刚开始，读者在“写了什么”的疑问中寻找这一首诗最为重要的本质，即真实，它是一首诗的有效性。太阿在旅途中的写作，也是在完善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诗学命题：对真实性的守护与辨识，他无论走到那里，往往都会在对文明与历史的解读中，回应现实的某种客观化的存在，并将这种客观化存在成为自己诗歌的内在尺度。

克里姆林宫成为背影，那些数不清的房间

模糊成房间，利益、人格、荣誉丧失，

只有春天和棱角的事物逼近心脏，

逼近一次次追问。

——《在克里姆林宫》

我们知道，作为俄罗斯的象征，作为一个镶嵌在中亚板块中间的巨型建筑，克里姆林宫具有太多的谜底值得探寻，有太多的时间之殇呼唤诗人的激情。太阿走进克里姆林宫，不是去历史的森林里散步，也不是满足某种感慨的心理需要，他要与整个时代一起，进行一个诗人对“平凡的力量”的寻觅追问——“那些无处不在的孤魂野鬼”如今何在？在这个疑问句里，太阿对“克里姆林宫成为背影”的解读，亦是对文本真实的再度确认。

2

人们对巴黎的印象通常停留在埃菲铁塔、凯旋门和苏荷时代等脸谱化的城市象征物上，而对于“巴黎圣母院”“巴黎的忧郁”，往往“想不起来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过于在意对于词语的“发现”，而忽略了词语的历史，导致写作往往是在不等号里找寻某种模糊的对等性，支离而浅表。但太阿借助他诗人的眼睛，重新发现了一个新的巴黎，发现了巴黎存在着与数学相似的悖论——“满世界跑的人一定生活在谬误中”。由此，他对自由的赞美不是从太阳的角度给予曝光，而是以“情人”的心态去感怀，最终，巴黎回到“寺庙庇佑的肉体”。是的，巴黎有太多的“自由”元素，无论是火车站还是酒庄，无论是胜利日还是几个中国诗人的嘻嘻哈哈，“自由”的巴黎就是天堂，就是凯旋。因此，这组由二次（年，年）巴黎行所完成的17首诗，实际上贯穿了一个苗族诗人对于法兰西文明的好奇与致敬，并把这种好奇与致敬放在他“阴郁”的语言系统之中，转圜至血淋林的大革命的断头台——

寻欢作乐，在华丽裙楼和别致房间，

呻吟或裸奔，在走廊里骑马追逐狐狸，

狗与鸟粪堆积的“竞技场”，光影变幻间成为第一个断头台。

——《残缺》

这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太阿好像模糊了这个边界——他作为今天人在“鱼肉人生”，又是明天的人在回溯历史，他质疑“人类最幸福的年代”真的存在过吗？实际上，太阿在巴黎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把这些问题留个了行走，留给了下一站，留给了读者。当我读到这组充满“古堡传奇”的诗，时不时的就会试着回应一下关于文明的兴衰这类话题，这种回应几乎贯穿了太阿所接触到的整个巴黎——他徜徉巴黎街头所留下的背影。当然，现代人无时不行走在文明的背影之下，甚至已经完全成为文明的一个道具，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则构成了现代性的确立，或如何成为现代诗人的话题，而没有现代性的写作，无疑是无效的写作。太阿的现代性当然不会停留在“自由的赞歌”上，他克制了情感的漫溢，让理性来处理内心的波动，发现人类文明已“成为镶嵌在无名墓上的金边、花环”，“时间一点一滴凝成历史”，从而见证今天的真相，见证现代的“残缺与完美”。太阿诗歌中的现代性，不是在语言的幻觉中实现的，而是从具体的场景中诗化而来，这也是诗歌对当下的有效介入方式。也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确立，才保证了太阿的写作不是“旅游日记”，不是走马观花的观景，而是个人经验对历史记忆的文学比对。

3

对于一个苗族诗人来说，远游与远征往往有一种宿命般的关联性，如同其命运的发生学。虽然我不知道太阿去意大利做什么，是否要做一个使徒，但他注定会将他的苗的气息带往罗马带往威尼斯，虽然罗马还是条条大路可以抵达的罗马，但威尼斯商船可能已被岁月风尘于某个港湾之中。太阿对那个大斗技场的体验身临其境——“这样的场面令夜晚盗汗，甚至遗精”，这样的场面也很可能唤醒了一个苗族人最为血性的雄风——

我登上不高的山俯视，斗兽场漆黑，

泛光四处射来，这一次角斗，我不能示弱。

我要守护好钱包、良心和胸中愤怒的兽。

——《角斗》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者，就不会有这样的唤醒，也很难会借助另一个民族的信念重塑自己的人格。我想，作为诗人的太阿并不比作为苗族的勇士更善于热血涌动，因为前者往往意味着文艺，而后者意味着血脉江山，当然，这不是关乎过去的某个时代的精神造影，而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化。虽然人类文明的演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同化现象，似乎难以分辨此地文明与他乡风俗的本质区分，但在太阿的许多诗歌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一个奇异的意大利，一个在现代的“罗马假日”里“喝咖啡、饮啤酒”的意大利，我们似乎还可以在他的文本中“泅渡威尼斯”。年10月，太阿在意大利写了7首诗，其中包括一首关于梵蒂冈，这无疑是很特别的一首，太阿在神秘的小城遇到了神秘的问题——即使回到深圳“也不知向我招手的是谁”。

诗是一个诗人的命运图谱，诗人的写作往往成为诗人自己的一个精神“废墟”。太阿的写作，实际上也暗含了命运，并在语言层面上建构了类似宿命的精神归隐。“条条大路通罗马”，“身在罗马就做罗马人”，太阿透过“罗马”这个特殊的符号，书写了自己对于命运的理解，书写着到底什么才是“人类最幸福的年代”这样一些谶语的要义，这是诗歌对于终极命题的一种发挥，也是诗人对于终极问题的回应。

4

可能没有谁不相信，正是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当然这不是为战争叫好，而是说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将人类文明的尺度向着精准的数据化的方向快速推进。作为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苗族，历史的创伤早已被时代的滚滚巨轮熨平，它已经融入到人类这种新文明的序列里，并发出自己特有的光芒。当太阿来到德国的时候，他不仅仅对战争进行考证，不仅仅对纳粹发出一个诗人的追问，而是面对全人类的灾难，找到永恒之爱，找到新时代的光明——

今晚我不会和她讲述什么，

包括明天的行程，历史的羞愧，

只需深吻，深爱，这一夜，值得赞美，

因此，这一天值得铭记。

——《波茨坦公告》

对于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来说，战争的罪恶往往已经不再是人的罪恶，而是时间的罪恶。今天的人虽然已经是另一个人，但时间定格在那里，成为永恒的耻辱。太阿人在波茨坦，“爱着今晚的人”，他和所有人一样，走出记忆的阴影，去欣赏“广场上的鸽子多么完美”去对今天满怀一份热望。德国有太多的元素令太阿诗意勃发，比如说歌德，这永恒的大师，还有海涅。当然，我更心仪海德格尔和特拉克尔，还有黑塞，黑塞的《荒原狼》是我的启蒙之一，我相信太阿也会喜欢这些作家。我们这代人对德国的情感比较复杂，是的，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上学的时候天天向他敬礼，这一切，都在太阿的诗歌中有所指涉，回旋似的不时激起隐喻的浪花。他年和年二度去德国，写下14首诗。

太阿漫步柏林街头，他在诗歌中不断地密会一些“同道”者，他也会从二战这样的话题里表达自己的语言立场，而这正是一个优秀诗人的基本素养之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诗人的调性或者面向，来对诗人的写作进行评价，从中掂量一个诗人的重要性。太阿对于人类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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