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作者同意转载自《中国翻译》年第2期。

4.结果与讨论

我们按照上述方法计算汉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障碍指数并排序，测量结果显示，汉语与摩尔多瓦语障碍度最高，为0.82；汉语与其他语言障碍度较高的还包括波斯尼亚语、斯洛伐克语、马来语、蒙古语等。汉语与越南语障碍度最低，为0.37，语言障碍度较低的语言还包括泰语、印尼语等，均低于0.4（见表1）。

我们根据语言障碍指数的对应值，进一步对语言服务难度评级（见图1），障碍指数分级区间为每0.10分为一级，共分为10级，10级最难，1级最容易，具体如下：10级=1-0.9，9级=0.89-0.80，8级=0.79-0.70，7级=0.69-0.60，6级=0.59-0.50，5级=0.49-0.40，4级=0.39-0.30，3级=0.29-0.20，2级=0.19-0.10，1级=0.09-0.00。

统计结果显示，语言服务难度达到9级的语言包含摩尔多瓦语和波斯尼亚语2种语言；达到8级的语言包含斯洛伐克语、马来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迪维希语、塔吉克语、捷克语、乌尔都语、白俄罗斯语、孟加拉语共11种语言；达到7级的语言包括马其顿语、爱沙尼亚语、僧伽罗语、老挝语、乌克兰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塞尔威亚语、普什图语、阿塞拜疆与、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徳顿语、立陶宛语、黑山语、阿尔巴尼亚语、葡萄牙语、泰米尔语、尼泊尔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共22种语言；达到6级的语言包括拉脱维亚语、亚美尼亚语、印地语、格鲁吉亚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共7种语言；达到5级的语言为菲律宾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宗卡语、缅甸语、波斯语、高棉语、俄语、英语共9种语言；达到4级的语言为印尼语、泰语、越南语共3种语言（见图1），语言服务难度较低的1-3级没有，说明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各国语言服务的难度都比较大，值得引起有关部门和企业高度重视。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的拥有两种及以上官方语言。测量结果显示，汉语与部分国家的不同官方语言障碍指数之间也存在差异不同的情况。以印度为例，印度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汉语与印地语的障碍指数为0.57，而汉语与英语的障碍指数为0.41。由于汉语与印地语的语言障碍度明显大于英语，所以我国与印度贸易往来应尽量选择英语为沟通语言，减小语言障碍，降低语言成本和语言风险。研究还发现，波黑共和国有三种官方语言，分别是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汉语与这三种语言的语言障碍值均较高，分别为0.81、0.65和0.67，说明我国与波黑共和国存在较大的语言障碍，在可选择除官方语言外的英语或其他语言作为商务沟通语言。

5.结论与建议

5.1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测量汉语与“一带一路”54种官方语言障碍指数并排序，在此基础上，对提供54种语言服务的难度评级，研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语言服务难度最高级达9级，语种为摩尔多瓦语、波黑语；难度为8级的包括11种语言，分别为斯洛伐克语、马来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迪维希语、塔吉克语、捷克语、乌尔都语、白俄罗斯语、孟加拉语；难度为7级有22种语言，分别是马其顿语、爱沙尼亚语、僧伽罗语、老挝语、乌克兰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塞尔威亚语、普什图语、阿塞拜疆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徳顿语、立陶宛语、黑山语、阿尔巴尼亚语、葡萄牙语、泰米尔语、尼泊尔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难度为6级有7种语言，分别是拉脱维亚语、亚美尼亚语、印地语、格鲁吉亚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难度为5级的有9种，分贝是菲律宾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宗卡语、缅甸语、波斯语、高棉语、俄语、英语；难度为4级的是印尼语、泰语、越南语3种语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语言服务难度普遍较大，值得引起相关部门和企业高度重视。

5.2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语言服务难度评级，建议优先选择语言服务难度评级4-6级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同时培育难度评级为7-9级的沿线国家市场，应考虑有针对性地开展语言服务能力提升，待准备充分后再择机进入该地区市场。为此，克服“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障碍，实现互联互通，必须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层次全面提升“走出去”的语言服务能力，具体提出三点对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

首先，将语言服务战略规划纳入国家“十三五”计划和更长期的战略规划，这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语言服务不仅关系到“一带一路”的文化风险，而且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甚至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国家语言服务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撑。其次，提升语言服务行业竞争力，设立国家级语言服务与管理专门机构，统筹语言服务的发展规划，制定、监督和调整重大语言服务政策，协调与配置多语种语言服务资源，逐步构建功能互补、优质高效的语言服务体系。此外，加快推动语言服务立法，出台《语言服务法》和《语言服务监管条例》，加强对语言服务行业的监管，保证语言服务质量和国家语言资产的安全，引导语言服务产业和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2）加大人财物投入，提升企业语言服务能力

企业开展“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对企业的语言服务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首先，在当今“互联网+”和“一带一路”企业国际化趋势下，企业需加大对语言服务软硬件的投入，构建企业语言资产库与语言服务大数据平台，对企业语言资产进行高效的管理，提升语言服务效率，降低与海外客户的沟通成本。第二，企业应设立专门的语言服务部门，招聘和培养高质量专业化的语言服务人才，甚至提升海外当地员工的聘用比例，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从而取得海外客户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海外声誉。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错综复杂，企业应尽快建立安全、稳定的跨境支付和购买系统，避免因语言因素带来的安全威胁，防范投资风险，维护和拓展我国的海外利益。

（3）加快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提高个人语言服务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对语言服务人才提出了更高需求，高校作为语言人才的供给方，应升级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国家战略。首先，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语言服务人才应该是具备跨界视野、跨界能力的人才。高校应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高校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培养“外语+专业”、“外语+外语”复合型和复语型的国际化人才。其次，面对“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需求，应当对语言服务行业的人才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预测，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试点设置语言服务学科和专业，逐步推动外语学科的转型升级。同时，细分语言服务学科的专业和方向，更好地满足语言服务行业的多元化需求。第三，高校应更新培养方案，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特别要引进非通用语种师资，调整原有的语言专业课程体系，加强与政府和行业的合作，增加实习实训类课程的比重，使学生具备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环境下的语言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语言服务专业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

语言相通是“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相通、经济相通、文化相通、民心相通、互联互通的基础工程。语言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毋庸置疑，它贯穿于我国政府和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工程承包等各项经济活动之中，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语言服务评级为评估两国经济往来中语言风险和影响提供了准确和科学的方法，为国家、企业和个人提升语言服务能力提供了依据。未来，本研究将利用已经测算出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语言障碍和语言服务难度评级，进一步探究语言服务对贸易流量、投资规模、企业海外盈利状况等经济指标的影响，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加快我国经济“一带一路”国际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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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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