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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凶战危，国宜慎战，不要以为打了败仗自已就是正义的，就是无辜的。从国际法和战争法的角度，会看到一些在官订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教育下，很难理解的“真相”观点。

比如甲午战争中，清朝和日本的战争即使按马克思的战争观，也是“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争夺朝鲜）。清朝的正义性，并不比日俄战争中的俄国更多一点点。在甲午战争开端的丰岛海战中，由于先前两艘清朝军舰已经败退，英国运输船“高升”号上的清兵的确开枪，却不是向日本军舰开枪，而是向落水的中国和英国水手开枪。

中方认为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中国租用外轮，违反“国际法”；日方则以“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报告，及英国船长T.R.Galsworthy的证言为依据，指出根据“战时国际法”，日方可以根据需要拦截、检查、俘获甚至击沉敌方舰船。英国政府考虑自身利益，不希望朝鲜经由清廷之手，最终转入当时实力强大的俄国手中，所以在朝野一度抗议后，转而支持日方立场。

再如抗日战争中，按当时的国际法和战争法，“挑起战争”的并不是日本，而是蒋介石的中国国民政府。是年8月13日中方直接撕毁条约，向上海日本租界和陆战队发动进攻。而在此之前的卢沟桥事件，实际上已经平息，双方都退回到出发点。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后，从双方解密的资料看，无论是军部还是政府，日本当时并没有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战略计划，是仓促应战。

相反，中方对于中日大战的开始，倒可以说是“处心积虑”。虽说中国自和到77几个事件中的屈辱早为人知，但历史屈辱仇恨，显然不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因此，至少在日军年底深入南京以前，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中国多少是有点理亏的。当时中国的形象，就跟今天的巴勒斯坦相似，打不过人家，又爱惹些事，让大家麻烦。假如不是日方后来得寸进尺，被中国的虚伪鼓舞，乘胜扩大入侵，还和德国结盟，让英美像戒备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一样戒备日本，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真可能像今天的巴勒斯坦一样，赔了夫人又折兵。

日本之败，不是败在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上，而是因为高估了日本人“精神原子弹”对日本国力不足的补偿作用，低估了美国藏富于民的深厚实力。战争算盘打错了加减法，最终一败涂地。正由于日本内部政治动机的不确定性，尽管蒋介石当时发动对日战争是一个错误，但从最终结果来看，历史当事中人，要说谁对谁错，实在说不清。

“一物降一物”之日苏德中战力换算

日本陆军是针对中国军队的弱点构筑的军队，而不是针对“年代先进科技”构筑的科幻部队。这是很多国人包括军事史家所没有搞清楚的细节。在东方，在中日战争中占尽上风的日本陆军，年春夏在诺门坎与苏联朱可夫的新锐装甲步兵对阵，就收获了一次无法预知的，被屠宰的5:1伤亡的命运。

被胜利鼓舞的斯大林感到自已掌握有一个比沙俄要强大的军事帝国，在年冬发起了对北欧小国芬兰的野蛮挑战，要求芬兰割让占芬兰1/3农产量的维堡地峡。结果是，苏芬战争中，作为侵略者的苏联，以几乎10倍的损失，勉强打败了芬兰，割走了芬兰最富庶的维堡地峡，令芬兰一下子成为一个农业进口国。

年芬兰联合德国对苏作战，收复维堡地峡。年苏联再次进攻维堡地峡，并乘胜追击，却在芬兰的反击中，再次遭受到一场5:1伤亡的惨败，不得不接受停战。芬兰电影《TALI》，很真实地重现了这一幕步兵和装甲部队，在针叶林中生死相搏的丛林战争。这部电影，也是笔者见过的，比《兄弟连》更真实的战争片，真实到了“平淡”的程度。

言归正传，斯大林年在芬兰丢脸的际遇，令希特勒的参谋部意识到，现代化的德国陆军对苏军拥有至少超过10:1的作战效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刻让位于《巴巴罗萨计划》。的确，在对日本作战中占尽上风的苏联部队，面对德军新锐装甲战术的进攻，在长达两年的战争中，遭受到50-:1的惨重损失。这样的损失比，已经达到了美军和萨达姆军队陆战的水平。

照此类推，日本军队应该完全不是德军的对手才对。但是实际上，在年的华东战场，日本收拾被德国顾问评估为相当于德军同类师1/3作战能力的中国德械师，双方损失比例约为1:3（中方损失大）。那么同类换算，日军与轻装德国师的战斗力换算比例，应是1:1。在上海，日军取得了5:1以上的战役优势，说明日军的指挥是超过国军的。

实际上，中国的德械师并不是德军翻版，而是翻版自德国的轻掷弹兵师，即剥离了重武器和后勤单元的德军。塞克特（德国前总参谋长，蒋介石的顾问）这样的设计，是针对中国士兵文化素质低，中国战场广阔而运输条件差，因而对中国军队加以轻型化。而日本军队，偏偏就是针对中国这种大陆环境的轻型化师设计的部队。日本陆军甚至比德械师还要轻！而依靠空中和海军提供火力补充。这样，就令日本陆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国军的火力，和更佳的机动能力，从而具备歼灭劣势国军的能力。

这样轻的日本陆军，碰上用坦克冲锋的苏军，当然是顶不住的。苏军对坦克的使用落后，一直到二战将近结束时，仍当成步兵冲锋车使用。这种钢铁冲锋部队，一旦被机动性更强的德军装甲部队切断了后勤供应线，自已密集的部队就成了对方火力杀伤的活靶。这是苏军对阵德军极高的伤亡比例的原因。但是当苏军正面冲锋，连德军也不得不牺牲装甲部队，改装坦克为强击炮，才能制止俄国蛮牛的冲锋队；轻型的日本军队在诺门坎，不就给屠了吗？

正因为战前把握战役战略要素是困难的，兵凶益显战危。德国总参谋部和美国各兵种参谋部这样的专业机构，可以做到对自已战略和战役资源要素的统筹（当然，希特勒后期的干涉基本破坏了这种统筹），将领只不过是对详定方案的核证（演习）和定稿。参谋团的作用，在现代战争中要超过“将领”的作用。而纵观蒋介石在抗战和内战中的表现，蒋的参谋部门，可以用两个字评价：业余！

游击战不是一个有效的抗击主战略

13世纪的威尔士亲王卢埃林王子抗击英格兰的战术，就是纯粹的“人民战争”。而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的战术，也是碉堡要塞控制占领区，配合对占领区的怀柔政策。

今天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掩盖了一些事实，一是日军实际上很好地控制着占领区，并收取轻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赋税；二是日占区反抗日军的意向并不强，三是日军在压制游击战中，占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情况，与当年威尔士山区面对英格兰的入侵，几乎一模一样！原因在于，一旦人民军队，成了“躲在人民背后”的军队，那么，就等于让人民承受战争成本。那么，只要侵略者建立起堡垒消除原统治者“反威尔士奸”、“反汉奸”的恐怖活动，令本地民众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存成本低于原统治者，那么，征服这一地区就并非很难。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过程中，德国顾问教蒋介石的碉堡合围，打中了游击的要害。事实上，当时朱毛红军是运动战，而不是游击战。中央红军没有在围剿中被全歼，更可能是蒋低估了朱毛红军的威胁，故意放出红军，由中央军在背后加以保护。（保护？）对，是保护！这样蒋军就护送着红军把西南的军阀赶走了，名正言顺地兼并了西南西北各政权。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还缺乏史料方面的详实证据。

在抗日战争中，如果说未战而放弃最主要的战略利益，寻求在敌人吞并后，以牺牲民众利益的办法，增加敌国占领和吞并的成本，那么，根据地人民，确实也没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因此，重庆政府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是不公正的。敌后游击队成功地在日占区“政治真空地带”站稳脚跟，是抗战中的意外收获。八路军的存在，提高了日本占领者利用占领区资源的代价，双方暗中的，或不成文的妥协，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抗争！

冈村宁次在战后与蒋介石交底时，告诉蒋介石：“日军在8年战争中的治安损失总数是6万人死亡。”治安，也就是所谓的反游击战；不仅仅是八路，还有九路十路……的武装。这里不谈“信谁不信谁”的争论，只是列举这个数字，然后，再列举另一个数字：美国政府宣称美军在越南战争总的死亡人数是5.6万人；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阿富汗战争中俄军死亡1.5万人。游击战的实际效果，也就是给敌方带来的战争成本，究竟如何，还是读者自已考究吧；而其代价呢？

根据前述游击战的战略对应选择方式，防守方要使用游击战手段，至少要考虑民众的承受成本。否则，本地民众有可能在保家保命的情况下，与侵略军联手，共同抵制在该地的游击战形成。我们可以敬仰某些爱国者自已摧毁家园，或以自杀帮助对抗侵略军（假如不是关键作战地区，有点愚蠢），但应当允许人民不爱国。如果强迫人民游击战，剥夺人民评估游击战效益的权利，本身就是叛国行为！

这种本地民众保家保命抵制游击战的局势机理，在二战德占区，成为压制游击战的强烈机理。甚至于今天俄苏解密，贝利亚曾经派契卡士兵装扮成德国士兵，到苏联老百姓家里，杀人放火强奸做坏事，迫使德占区居民“打游击”，也没听说过苏联德占区有过什么游击战。著名的卓娅，也就是在刚沦陷，还在拉锯状态（莫斯科战役）时，跑去烧马棚而已。被作为间谍处决，这在当时欧洲是通例：穿军服是战俘，不穿军服是间谍；后者可以合法处死。著名的美国英雄黑利上尉，也是这样被英军处死的。

即使是著名的铁托的“游击战”，也是呆在没有人烟的山区。至于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只存在于电影故事。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首府，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素有嫌隙，被德国人分而治之。波斯尼亚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与德国结盟对付塞尔维亚，又怎么会出现塞尔维亚的瓦尔特“保卫”波斯尼亚的首府呢？就算有，对付的也不是德军，而是波斯尼亚的警察。真的想回味“游击战”，不如拍拍《切?格瓦拉保卫纽约城》，改行当蝙蝠侠好了。反正编故事不犯法！“切?格瓦拉在纽约抵抗了全美3亿资产阶级”……多酷！

战争是“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

笔者眼中的军事，是现代工业领域的一种技术行业，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军事、国防本质上只不过是：为了“令敌人流血”而由国家组织经营的、从事军火物流快递的政府无限责任公司。军队、军人，只不过是快递公司的投递员、跑腿。

生产商供应的物流对象，经由发货办公室（政治统帅部）发货，由快递工人（军队）向收货人（敌人）送货，货到付款（赔款条约）；在收到货款前，（外交官）不停催货。没有勇气，没有怜悯，没有仇恨，用西方常用的一句话形容：BUSSINESSONLY！这就是现代的战争，而且，还是大规模战争的标准模式，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工业产业，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如果普通产业中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投资，都可以赚钱的话，那么战争也不是总能投资的。所谓的“强硬就是爱国”，和商业炒股中“强硬就能赚钱”一样愚昧无知。

使用战争作为国际政治问题的解决手段，而不是辅助政治问题解决的可选手段，那么，无论如何勒紧腰带饿死自已的国民，所积下的自力更生成果，都会注定很容易地在外交官的谈判桌上的战败和约上，输个一干二净。然后，中国社会就会把这个和军事失败无关的外交官，称为汉奸。

东方国家的战争，多是组织炮灰送死的战争。这种战争，最早始自宋朝，时人称为“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现代社会，中日两国面对美国军事机器的悲惨故事就不多说了。看上去，这些战争似乎是“很蠢的”，但是在政治上，却不见得是蠢的。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乎所有对外的重大战争行动，都是想重回到近似闭关锁国的“安全状态”。严格意义上，只有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和年邓小平的对越战争、年毛的对印反击，算是例外。这类战争倘暂时战胜，固然可以安全地闭关锁国一段日子，典型如年的中法战争；如果战败的话，鼓吹一下送死炮灰的悲惨故事，是更为廉价的提高国内政治压力水银柱的有效办法。即，为了军事的原因，必须无条件爱国（也就是爱政府），否则就是汉奸。

为了达到更有效组织炮灰送死（不是作战）的目的，有时，甚至会找一些相对优秀的、相对职业的军人，作为反派典型，为下一批次战争失败的炮灰供应，准备材料。典型例子，像甲午战争中的方伯谦！原因仅在于，中国式战争的维持，依靠的是失败战争中炮灰送死的悲惨故事，而不是西方国家那样，依靠在战争胜利中表现出来的职业军人的专业运作。

禁降是非常落后的军事观念

既然军事是一种工业，那么，它的恢复能力，取决于它的专业人员、专业组织的健全。当这些专业技术（整整一个行业）被当成炮灰轻率牺牲后，在一个“国际天然性禁运”的行业，要恢复过来，真是谈何容易？！

所以说，禁降是非常落后的军事观念。现代战争，如果真的要沦落到迫使职业军人成为炮灰，那么早在这一切发生以前，政治家就应该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寻求同盟干预的途径，哪怕是派出某个勇敢的汉奸“求和”，也好过，等整个军事阶层做了炮灰后，再接受更为苛刻的和约。通常，一国的军事力量因为“禁降”化为灰烟后，这个国家来不及“投降”，就已经被群狼瓜分。这就是二战中波兰的故事。

部分人士认为不投降是被迫的，“武士道战争里，投降者会被杀死”。建议这些朋友再仔细分析一下历史上的日本武士道是不是“不能投降，降者必死”。请问，日本自己是玉碎了，还是投降了？

日本所谓的武士道，暗合三国汉秦文化的战争投降观，“尚能战者降，全！不能战者降，死！”换言之，你还能作战时，接受对方的投降条件，对方一般会接受投降并改编你，如向曹操投降的青州黄巾军；但如果不能战者降，则被认为无真心投降，将被屠杀，例如曹操坑杀袁绍军8万人。遍及整个三国，和日本战国的历史，成编制能战者降，充其量是为安全见，杀了对方的首领，而存其众；但如果成编制战败，而余众欲降，被屠杀者，不绝于书。日本的武士道，是不是只不过是三国时中国战争价值观的现代翻版？

何况，“求和”不等于投降；投降，也还有“有条件投降”和“无条件投降”两种呢。日本军人向美国投降，被屠杀了吗？职业军人，是在他们活着的时侯，作为火力物流的专业操纵者，用作对敌人的压力；而不是利用他们炮灰等级的死，作为对自已内部人民反战寻求和平的压力。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从来没有说过，“养兵千日，死在一时”！

战争只是政治工具中的一种。忘记它，或者过分强调它，都是自取灭亡。战争的目的，就是寻求政治妥协的最佳条件。胜利者善待失败者，也是一种妥协。如果不是为了妥协的目的，战争不是毫无意义，就是自取灭亡。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毫无意义地自取灭亡！笔者，把它总结为一句话：“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国家兴亡，战争结果只是表象

武力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从来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古代鲜活的例子是楚汉战争，近代鲜活的例子是国共内战。前者，很可能是拥有当时唯一的重甲步兵编队（八千子弟）和机动骑兵（楼烦骑兵）的项羽百战百胜，以力战经营天下，四年而亡其国。后者，蒋介石无视政治经济的危机迹象，“财政平衡很重要，剿共，更重要”，企图以军事进攻取代经济民主建设，“统一全国”，四年同样自亡其国。

即使是就战争本身来说，如果不明白战争的需要，那么讨论战役上的成功，就完全没有意义；不明白战役策划上的需要，讨论战术上的动作，也是很外行；不明白战术的目的，讨论武器的优劣，那是业余爱好者；不明白战术运作的机理，讨论武器等级的“兵器谱”，那是十足的军盲。

笔者在部队的工作是后勤。职务习惯，令笔者养成了用后勤看待战争的思维模式。在笔者看来，战争就是后勤，后勤就是战争；后勤就是物流，军事中的物流，两者在英文中有共同的称谓——logistics！军队作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其作用，就在于服从战役战术目的，向目标倾泻火力物流。这样，战役后勤计划（物流方案），也就成了战术作战方案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笔者在演习时，偶尔会客串“作战方案”，出具演习计划、战术草案的一个原因吧。

士兵，不过是战争物流中的一种元素。对于武器要素构成偏向于“人”的一方，士兵物流相当于火力物流。也就是，用士兵的血肉之躯交换对方的火力消耗。这，就是中苏两国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鼓吹“最可爱的人”的原因。其实，那种围绕士兵组织的动人故事，是现代化战争中最不重要、最不需要关心的细节。

把战争看作国民经济的产业分支，战争主体如果是国家，而不是罗马式的战争承包商（皇帝、行省长官），那么战争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就是一种特别税收。如果不能从税收中获得既定收益，那么，战争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由此，战争也成了一种可以衡量成本利润的国民经济活动。

再换个角度，战争只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一种延续，不应为了战争而战争。年的芬兰，失去维堡地峡，确实是切肤之痛，关系到芬兰这个农业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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