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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小编注：残酷的一战历史带给我最深的感悟，从来不是战争上的血雨腥风，而是对人民的理解。当一个大国走向崛起时，其最重要的核心认知，就是要明白自己国家地缘环境的先天缺陷，而不是被崛起的表象误导，在实力、地缘环境和时势等条件不足等情况下，最不能被低估的风险，就在于盲目追求极限利益。

一、极限崛起

一战结束已过百年，这场世界大战之所以能够爆发，离不开德意志帝国追求极限的崛起政策。

年前的德意志，其志甚为远大，其不仅仅要成为陆军强国，亦要成为海上强国，其不仅仅要称霸中欧，而且还要渗透巴尔干、北非和中东，其不仅仅要掌控欧陆中枢，而且还要支配海洋通道。

最终，德意志帝国的极限扩张，侵犯了所有列强的核心利益，迫使周边列强联合起来，灭亡了德国。

先天极限

当一个大国走向崛起时，其最重要的核心认知，就是要明白自己国家地缘环境的先天缺陷，而不是被崛起的表象误导——因幸运而引发之超出常人的暂时发展往往会使人高估自己的天赋。

作为一位无所信仰、饱经世事的大政治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即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地缘缺陷：俄国在我东，奥匈在我南，法国在我西，英国在我北，列强环伺，如履薄冰之境也。故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对德国崛起的极限作出了预估：

“德国不能奉行过于张扬的世界政策，因为任何实力压迫的外交政策都将激发周边列强的恐惧，进而将其团结起来针对德国”；

“德国不能建立强大的海军，无论德国如何努力，其海军都不可能平衡英国的优势，却足以使英国成为德国的敌人，进而恶化德国的地缘环境和海上安全”；

“德国崛起的最大外交利益，不在非洲的殖民地，不在巴尔干和远东的威望，不在海军舰船的数量，而在于防止周边列强的联合。”

俾斯麦的外交归纳为一点，就是这位大政治家深刻理解了德国崛起的先天极限——即德意志帝国先天不足，不宜去谋求大英帝国式的世界霸权，任何对世界霸权的追求冲动，都将引发国家的灾难。

这是一种穿越时代的深谋远略和自知之明，当俾斯麦离开政坛后，他的后继者奉行世界扩张和大海军政策，最终使得矛盾重重之周边列强竟然实现了俾斯麦在任时几乎不可能之联合，从而摧毁了德国。

年，英法俄签署了互相谅解的协议，象征着列强的联合，消息传来，威廉二世在给家人的信札中写道“德国的外交已经走向了绝望”；首相比洛夫下令禁止报纸刊登相关信息，同时军方将领发表声明“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足以抗拒任何软弱之敌的联合”，德国舆论因此陷入欢喜，十年之后，德国走向崩溃。

俾斯麦的智略远远超出常人，穿越时代，以致于当时不可能有人理解他，因为他的政策都是在防止一个未曾出现的危险；不可能有人追随他，因为他的政策背叛一个民族的本能虚荣心。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界，无论是高级专员赫尔斯泰因迈，还是驻外大使，还是德国国际关系学界，全都反对继续推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只有当毁灭性的灾难真正发生后，人们才能意识到他非凡的先见之明。“无人可以不朽而无需付出代价”，这既是俾斯麦的伟大之处，也是身后遗憾的根本所在。

利益极限

当一个大国走向崛起时，在实力、地缘环境和时势等条件不足等情况下，最不能被低估的风险，就在于盲目追求极限利益：即崛起的大国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优势，就应该夺走所有可以夺走的利益，在所有领域占有先机，从而使自己利益极限最大化，这种认知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历史教训，即当一个大国处于某种优势时，利令智昏的本能使其竭尽所能地席卷所有利益，从而给其他大国留下深深的不满，最终倾覆了自己的国家。

从年到年，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不止一次地警告他的君主，“不要试图拥有一切，陛下必须尝试与其他大国分享自己的胜利，否则我们不可能与任何大国真正结盟。”

年，俾斯麦在给他的君主威廉一世的信札中，这样阐述他对英俄与德国关系的看法，“我们（德国）握有陆军优势，这是确保德国安全和优势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俄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关切有其合理之处，英国对海洋的执着是不可动摇的”，这种认知，实际上一方面抨击了德国国内当时的巴尔干派（要求德国在土耳其扩张）和海军扩张派（要求德国扩张海军和扼守海洋通道），另一方面主张与列强分享利益。

事实上，拿破仑皇帝和威廉二世外交政策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使得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眼前的优势攫取一切能够攫取的眼前利益，进而威胁到其他大国的生存。

拿破仑皇帝践踏了欧洲所有的大国，除了法国，没有一个大国在拿破仑的秩序下获益，这使得塔列朗意识到拿破仑的秩序终将瓦解；威廉二世在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同时，还试图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在主宰中欧的同时，还试图染指对俄国生死攸关的土耳其海峡和近东地区。这两位君主，就像一个愚蠢贪婪的匪徒，试图把所有的财宝据为己有，却不知道这仅仅使得身边的其他匪徒一无所得，并下定决心杀死自己。

一种对利益的极限追求，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

相比之下，就像《克劳备忘录》所言，大英帝国之所以曾经能够牢固的控制海权，不仅仅是因为其地缘优势，更在于英国是一个谨慎使用海洋优势，并乐于保障其他国家贸易和殖民权利的国家，英国并没有追求极限利益；与之相应的是，罗斯福之后的美国，即便拥有碾压全球的巨大实力优势，也依然要通过马歇尔计划和低关税政策，建立与西方盟友互利的政治基础，来确保其战后秩序的稳定。

与人互利，或者说共同分账，才是真正成熟大国处置国际关系的成熟原则。

时势

事实上，需要意识到的是，英美世界霸权，特别是今天美国霸权的建立，不仅仅是美国国力的结果，更是千年难遇的时机推动所致。

没有一战、二战以及冷战，几乎不可能有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绝对主宰。所以，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德国对英国式霸权的盲目复制，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一百年前德国外交的悲剧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的德国是一个看上去实力强大、占尽优势且足够幸运的伟大国家，然而，实力强大者拥有自知之明是困难的；占尽优势者很难做到自我克制；一个多年的幸运儿更难理解时移势异的背后涵义。

因此，无论是法兰西民族，还是德意志民族，亦或是俄罗斯民族，甚至日本民族，他们都在最接近崛起的时刻摔下万丈深渊，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更是后发国家在多年幸运之后难以逃脱的地缘灾厄。

二、人民善变

年之前，世界列强的决策者们在人民的鼓动下走向了战争，他们以为这场战争将为他们的政府赢得高呼战争口号之人民的支持。但仅仅四年之后在：

俄国君主尼古拉二世就被他曾经高呼虚假战争口号之人民推翻了，随后被全家处决（相比之下，真正理解人民虚伪的大政治家列宁选择向德国人屈服求和，反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奥匈帝国君主也被曾经高呼虚假战争口号之人民推翻了，随后被迫流亡；德国君主威廉二世亦是如此。

即便是在战胜国英法两国，国内曾经欢呼战争的人民们，到了年已经义无反顾地要求和平，和平主义之狂热，使得法国将军福熙追击德军的企图甚至变成了可能引发国内革命的政治冒险。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战前最不热衷战争、最反战，同时也是最不受待见的政治组织纷纷成为战后欧洲最炙手可热的政治英杰。俄国的列宁、德国的卢森堡、甚至英国的工党，纷纷乘势而起，崛起为号令一方的政治头人。

▲年的德国人民是极为好战的，任何妥协主张、任何和平建议，都被德国民众认为是叛国贼的思维，但随着战争伤害到自身利益，仅仅四年之后，任何坚持作战的主张都被德国人民认为是“军国主义”思维——可怜的威廉二世并不知道他的人民本质虚伪

残酷的一战历史带给我最深的感悟，从来不是战争上的血雨腥风，而是对人民的理解。在这场四年的战争中，人民将他们的内在政治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1、人民渴望国家的胜利虚荣，但并不想真正为国家付出牺牲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无论是德国、奥地利，还是俄国、法国和英国，所有参战大国的民众都是以极高的热情迎接战争的，没有多少人认为战争会带给他们痛苦。因为各个参战国媒体都在渲染本国的军事优势，以致于所有的参战国民众都对胜利的荣耀笃定不疑。更何况，一战之前的大国战争，往往都是几场会战之后就全部结束了，战争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局限于现役军人，当时没有多少参战国民众认为战争会为自己带来可见的牺牲。

然而，当幻想中的假日战争变成看不到结束希望的残酷堑壕战后，战争不仅仅吞噬了普通现役军人的生命，而且还迫使民众成为预备役走向战场，更重要的是，战争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剧烈吞噬，使得民众的财产迅速缩水，陷入严重的返贫化。

最终，参战国民众对实质财产的热爱，超过了对胜利虚名的钦慕，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他们变成了最狂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不惜拥护那些战前舆论口中最不堪的“卖国者”。

一战的事实证明，人民只是热爱国家的胜利虚名，而且绝不想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任何试图将民众引向一场需要人民主动付出重大牺牲才能获得国家胜利虚名之战争的政治，在政治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人民支持政策，但并不会承担

2、人民会鼓吹政策，毁誉政府，但不会为这种政策的任何具体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年摩洛哥危机中，当大英帝国决心支持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立场，德皇威廉二世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性的战争，选择了外交妥协。事后，德国舆论和德国民众公开抨击威廉二世的软弱和胆怯，嘲讽其为“胆怯者威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威廉二世感叹“人民渴望战争，如果爆发下次危机，恐怕任何妥协都将激发舆论的不满。”

因此，当年6月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为了摁住战争机器的开动，威廉二世曾经与俄皇尼古拉二世曾试图协调起来，防止战争爆发，但德国民意和俄国民意纷纷鼓吹战争，同时将任何和平举措视为“卖国者”，在巨大民意压力下，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屈服了，战争进程失去了控制。

四年之后，当战争带来的巨大牺牲和经济灾难降临到每个极限参战的大国身上后，德国和沙俄报纸的舆论开始发生了巨变。同样是马克斯韦伯，年还在痛骂任何和平主张，到了年已经将战争的主张者视为无耻的军国主义者了。这位大知识分子的主张，并没有任何先见之明，他只是当时德国民意随情势演变的象征。

事实上，真正的战争推动者，并不是各国领袖，甚至各国政府，而是各国不可遏制、毫无责任感的舆论和民意。然而当战争的后果显现后，这些民意和舆论又开始鼓吹和平，痛骂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人会对战争的真正制造者人民追责。

在政治生活中，人民就像五岁不到的婴儿，婴儿永远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民意就像婴儿的啼哭一样，只能利用，不能依靠。俾斯麦、罗斯福利用民意，玩弄民意，扩张自己的权力，推动自己的政策，越混越好，而威廉二世、戈尔巴乔夫和默克尔唯民意是从，最终毁灭了国家的稳定。

所以，观察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指标，就是看他领导者对民意是否盲从。

因此，当你看到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民意的压迫下，轻率地使得数百万难民毫无障碍地涌入欧洲之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国家衰乱的明显征兆。

就像年德国人民逼迫他们的皇帝走向战争一样，年后，德国人民再次逼迫他们的总理无条件接受难民，也如同当年的战争负面效应显现出来之后般，当难民政策的后果显现后，德国人民就像当年抛弃德国皇帝一样，开始逐渐抛弃他们的女总理。

这就是民意，一方面渴望荣耀，另一方面也厌恶牺牲。总体而言，对于政客们来说，当两者需要权衡时，后一种情感理应更被重视。

三、致命误判

尽管一次世界大战就其留给后人的印象来说，远远不如政治明星云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若是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外交经验和政治教训，对于后世，实乃不可多得的巨大财富。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战爆发前的英德误判。

海军问题

从年到年，德国通过了两次海军扩大法案，疯狂扩张海军，这激发了大英帝国的彻骨恐惧。面对德国海军的扩张，英国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以同样的幅度扩充军备，维持“两强优势”，要么与德国签署控制海军协定控制双方军备。由于大英帝国财政吃紧，英国最开始倾向于后者，通过谈判与德国签署海军军备协定限制海军扩张。

因此，在年之前，尽管英德关系相对良好，但英国依然多次向德国提出限制军备的外交提议，但英国的提议遭到了德国决策层特别是海军界的严重误判。

德皇威廉二世认为“英国志在通过外交抹煞伟大的德国海军。”而德国海军负责人提尔皮茨则将英国的提议进一步抽象化，上升为“遏制德国向世界进军的策略”。很显然，德国决策层将英国就海军问题的关切，解读为服务于“遏制德国崛起”这一大战略下的具体手段。作为志在崛起的后发大国，德国决策层显然将英国限制彼此海军军备的提议视为对德国崛起的打压，·这加深了德国对英国的疑虑。

事实上，德国作为陆地大国显然不能理解海洋大国英国的思维。海军问题对于德国来说只是大国崛起的象征，但对于英国来说，则是其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海军和海上航道问题本身就是其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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