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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笑的段子，蕴含最哲学的道理

前苏联也曾流传着大量的政治笑话

斯拉沃热·齐泽克（.3.1—），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他的著作已被译成0多种文字，涉猎的范围包括希区柯克、列宁、歌剧和9·11恐怖主义袭击等等毫不相关的领域。他以天马行空式的说话风格和写作风格，以及擅长将拉康心理分析、政治和黄色笑话融为一体而著称。

文/齐泽克

在东欧共产党执政晚期，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政府里有一个秘密警察部门，职责是专门创作（不是收集）针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笑话。因为他们明白，这些笑话起着积极维稳的作用（政治笑话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简单且可容忍的，让他们吐槽和发泄不满的方式）。有趣的是，这个谣言忽略了笑话的一个鲜被提及但关键的特征：这些笑话从没有作者，“谁是这个笑话的作者”像是个不存在的问题。那种认为一个笑话必须有作者的想法完全是瞎扯：这意味着必得有一个匿名象征性秩序的“其他的他者”，就好比语言那深邃且变幻莫测的原生力必得被拟人化，由一个偷偷拽着小绳的执行人掌控。这就是为什么从理论视角看，上帝才是至尊笑话大王。（摘自《笑话在猴子变人过程中的作用》）

在圣克鲁斯的大学里，曾有一种形式远胜于其直接内容的笑话被发明，“当一个三角碰到一个圆会发生什么？”齐泽克的第一反应是，“我才不关心会发生什么，笑话的乐趣就在于必得有人被伤害、被羞辱…”几年后，齐泽克想：但如果我当时错了呢？就此错过了一种让笑话好笑的纯粹形式。可话说回来，性通常不也是被拿来说事，而非就事论事吗？当然，问题在于，这个形式可以单独起作用吗？还是需要“一点现实的料”，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脏话题”（性、暴力）有关的，比较实在的内容？

好的笑话本身就是出色的哲学。齐泽克在以下这本结构紧凑的笑话集中，拿出他最擅长的语言装配形式，举重若轻地将读者引入他的哲学空间：他反复玩味着那些又猥琐又好笑的段子，分析它们背后的逻辑，用笑话的荒谬去对冲某些常识结构或理性情境。通过笑话，人们将了解到这些情境的可笑，它们不再必然合理，甚至是可以抛诸脑后的东西。“笑声，在这种意义上，就是革命。”

最好笑的段子，要用最哲学的方式讲！以下这些“黄得恰到好处”的段子就来自《齐泽克的笑话》。

《齐泽克的笑话》

编者著：斯拉沃热·齐泽克译者：于东兴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时间：-1

◆三个白人和两个黑人

我们应该重读拉康关于逻辑时间的文本，其间他对三个囚徒的逻辑难题做了精彩诠释。原始版本不太为人所知，是一个掺杂了性和冷逻辑的18世纪法国黄段子（萨德收集）。在这个色情版本里，一个女子监狱的典狱长决定赦免三个女犯中的一个，而赦免依据是谁会在一个测试中表现得更聪明。所谓测试，就是三个女人趴在一张大圆桌旁围成三角，每个都下身赤裸，便于后入，然后被一个白人或黑人从背后搞。因此，她只能看到她面前搞其他两个女人的男人肤色；女犯所能知道的全部信息是，典狱长在测试中提供了五个男人，三个白人、两个黑人。基于上述限定，胜者是那个最早能确定搞自己的男人是什么肤色，然后推开他并离开房间的人。这里面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比一种复杂：

◎第一种情况，两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在搞那些女人。由于被白人搞的女人知道这里只有两个黑人，她可以立即起身离开房间。

◎第二种情况，有一个黑人和两个白人在搞。

那两个被白人搞的女人因而会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被黑人搞的女人会看到两个白人，但因为这里有三个白人——她也没法立即起身离去。第二种情况下，胜出方式只能是被白人搞的女人自己这样推理：“我可以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那么搞我的可能是白人或黑人。不过，要是搞我的是黑人，那在我面前被白人搞的那个就会看到两个黑人并迅速判断出搞她的是白人——她该已经站起来并迅速离开了。但她没有，那搞我的一定是白人。”

◎第三种情况，每个女人都在被白人搞，因此每个女人都看到两个白人。每个女人都可以用和情况二里胜者相同的思路来推理，推理过程如下：“我能看到两个白人，因此搞我的可能是白人或黑人。但如果我这边是黑人，那另外两个都能推出（如情况二里的胜者）：‘我能看到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如果搞我的是黑人，被白人搞的女人会看到两个黑人，并立即得出结论搞她的是白人并离开。但她没这么做。那搞我的一定是白人。’但是既然没人这么做，搞我的一定不是黑人，也只能是白人。”

但这里逻辑时间出现了。如果三个女人同样聪明并同时站起来，这会使她们每一个人都陷入谁在搞她们的极端不确定性。每个女人都没法知道，另外两个站起来是否基于和她同样的推理过程，是依据在被白人搞做出的判断，还是基于她被一个黑人搞，根据情况二中胜者的推理方式做出的判断。胜者会是那个第一时间对这种犹豫不决做出正确解读，并跳转到所有人当时都在被白人搞的结论上的那个人。

对其他两个女人的安慰性奖励则是，至少她们会被搞到底。当有人注意到，故事里对男性的选择存在着政治性多元决定因素时，这事儿就有了意义：对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上流女性来说，选黑人做性伴侣，面上社会难容，但却是私下的秘密情人，原因是传说中的高强本领和假想中的超级阳具。因此，和白人搞，脸面虽有，实则不足；和黑人搞，性事虽足却失了脸面。

然而，这个选择远比其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因为性事中，总有幻想中的注视观察着我们。这个逻辑难题的信息因而变得更加含糊不清：三个女人在被搞的同时正观察着彼此，她们不得不确定的，并非简单的“谁正在搞我，黑人还是白人？”而更可能是，“在别人的注视中，我正在被谁搞？”就好像她的真正身份，恰是在这种凝视中被确立。

◆两则关于耶稣的笑话

一则关于耶稣的笑话，黄得恰到好处：在耶稣被捕并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前夜，他的信徒们忧心地想到耶稣还是个处男；让他死前得到点儿那方面的经验和快乐岂不是好？所以他们就派了玛利亚·抹大拉到耶稣休息的帐篷去勾引他。玛利亚表示乐意效劳，然后就进了帐篷。但五分钟后她尖叫着跑了出来，又惊又怒。信徒们问，哪儿不对了？她解释说：“我慢慢地脱掉衣服，张开大腿，让基督看我的‘那话儿’。他看了下，说‘多可怕的伤口！应该把它愈合！’然后就把手轻轻放上去了。”

所以警惕那些刻意要愈合别人伤口的家伙——要是人家喜欢自己的伤口咋办？如果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去直接愈合殖民主义的伤口（真正回到殖民前的状态），也会是一场噩梦：如果现在的印度人发现他们回到了殖民前，无疑也会发出和玛利亚·抹大拉同样惊恐的尖叫！

一则关于耶稣的好段子：在辛苦布道和神迹表演后，为了得到放松，耶稣决定去加利利海边来一个短暂休假。和他门徒比高尔夫时，出现了一个难打的球。耶稣没打好，球落到水面上了，然后他就使出惯用的伎俩：跑到水面上去弯腰捡球。当耶稣再次尝试打这个难球时，那个门徒告诉他—这个球非常难打，只有像老虎伍兹那种人才能做到；耶稣回答说：“去他妈的，我是上帝的儿子，老虎伍兹能做到的我也能！”说完，又击一球。球再次落水，耶稣再次表演水上行走捡球。正在这时，一队美国游客经过，其中一个注意到这个情形，转头问门徒：“我的天，那家伙谁呀？以为自己是耶稣咋地？”门徒答道：“不是，那混蛋以为自己是老虎伍兹呢！”

多重身份标签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谁，包括上帝，就直接是他本尊；每个人都得有个外界认可的假身份。

◆《致爱丽丝》

关于贝多芬的流行钢琴曲《致爱丽丝》，有个波斯尼亚当代笑话，黄得恰到好处。取笑的是“文明的”西欧教师教化“原始的”波斯尼亚人。

在一堂高中音乐史课上，女教师提出要用非传统的方式学习贝多芬，即更为创造性的方式：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想法或场景，然后对应说出贝多芬的某个作品。先有一个害羞的女孩说：“森林前有一片美丽的青翠牧场，一只鹿正从小溪里喝水……田园交响曲！”一个男孩接着说：“大革命，英雄事迹，自由……英雄交响曲！”最后，一个波斯尼亚男孩说：“一个大、粗、硬、竖着的阴茎。”“这表示什么？”被激怒的老师问。“致爱丽丝！”

这个男孩的言辞符合生殖崇拜意象逻辑，“缝合”了整个系列发言，这不是因为他明确提到了器官，而是因为他将隐喻换成转喻，用这个方式总结了系列发言：当前两个学生提供隐喻义时（如田园交响曲意指或唤起牧场和小溪的场景），波斯尼亚男孩提到的竖鸡巴并不意指或者代表爱丽丝，而是用来给她提供性满足的。（当然，额外淫秽的暗示是教师自己性饥渴，急需被满足，然后就不必用这些愚蠢的任务来骚扰她的学生了。）

◆自慰与欢愉义务

有不少小玩意儿号称可以带来超级快感，但事实上只是在重复乏味。最近流行一种男用训练器，和女用震动器是一对：一个自慰装置，样子如带电池的手电（避免我们带着到处走时尴尬）。将硬阴茎从装置开口处放入，按下按钮，这个东西就开始震动，直到使用者满足。这个产品有不同花色、尺寸和款式（有毛或者无毛，等等）模仿了所有三种主流性插入方式（嘴、阴道、肛门）。这里售卖的，仅是局部部件（性欲区），整个人体其他让人尴尬的部分都被舍弃了。我们亲密生活的基本前提正悄然被毁，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勇敢新世界？

顺理成章的终极解决方案应该是，放一只女用震动棒入男用训练器，两个都打开，让这对理想伴侣享受所有欢愉。而我们，两个真实伴侣，则端坐桌旁喝茶，安然享受此刻而不费吹灰之力，欢愉的责任我们已经尽到。之后，若我们的手在饮茶时触碰，或许我们会以上床作结，在这场浪漫的真实部分，抛开所有外界超我压力，尽情享受。

◆但那只鸡知道吗？

几十年来，一个经典笑话一直在拉康分子间流传，这个笑话例证了他人知识的关键作用：一个男的认为自己是个谷粒，被送到精神病院后，那里的医生都竭尽所能地让他相信，他不是个谷粒，他是个男人；然而，当他被治愈（即被说服不是谷粒而是人）并被准许离开精神病院后，他立马又回来了，他很害怕，浑身颤抖—门外有一只鸡，他害怕鸡会吃掉他。“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医生说，“你很清楚你不是个谷粒而是个男人。”“我当然知道，”病人答道，“但那只鸡知道吗？”

这笑话里有精神分析治疗的真正关键所在：仅让病人确信那些他们无意识的症状事实是不够的；无意识本身也必须被用来推测这一事实。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也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中产阶级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课，在课堂上老师教了他商品拜物教。课后，他回去找他老师抱怨，他仍是商品拜物教的受害者。

老师告诉他，“但现在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商品只是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它们自身没有任何魔力！”学生应道：“这些我当然都知道，但我打交道的那些商品看起来不知道！”这就是拉康主张的要点所在，唯物主义的真正规则不是“上帝不存在”而是“上帝是无意识的”。

变奏

◎这，至少像是，当下的主流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给自身冠以“后意识形态”的名号。

尼尔斯·波尔a，巧妙回答了爱因斯坦“上帝不玩骰子”的问题（“别告诉上帝该做什么！”），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例子，来表现一个为拜物狂所鄙弃的观念在意识形态中如何起作用：有拜访者在他家门前发现了马蹄铁，很吃惊，跟波尔说，这东西能带来好运是迷信。波尔的反击是：“我也不信这个；我把它放这儿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即使不信，它还是会起作用。”

◎所以，再次重申，真正的任务不是说服故事中的主角，而是那只鸡，还有那些商品：不是改变我们谈论商品的方式，而是改变那些商品相互谈论的方式。祖潘契奇对此有透彻的论述，他还虚构了一个指向上帝本人的精彩案例：“在一个民智开启的社会，或者说，革命恐怖时期，一个男人因为信上帝被投牢。通过各种方式，但最主要的是通过一种启蒙式的解释，给他灌输上帝不存在的知识。被释放后，男子又跑回来，解释他是多么惶恐，害怕受到上帝的惩罚。当然，他已知道上帝不存在了，可是，上帝也知道吗？”

从这种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时代或许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信神：我们所有人都已准备好纵身于彻底的怀疑，愤世冷漠，“无动于衷地”剥削他人，打烂所有的道德藩篱，操练极端的性行为，等等。—这一切为沉默的意识所守护，大他者则对此一无所知。

◆你还想怎样？

在他书中的笑话里，弗洛伊德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介绍人试图说服一个年轻人娶他推荐的女人；他的策略是把每一个缺点都转换成某种值得赞美的东西。当人家说“这个女人太丑了！”他就回答，“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她会和别人偷情。”“她很穷！”“那她就会习惯不花你太多钱！”等等，直到最后，人家提出一项他根本没法用这种方式来转换的缺点，他爆发了，“那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完人？就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

从这个笑话里，是否也有可能察觉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化潜在结构？“商店里没有足够的肉和食物！”“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吃得太胖和得心脏病！”“好看的电影、戏剧和书都太少！”“这不正好让你加强社交，多跟朋友和邻里交往？”“秘密警察完全操控着我的生活！”“所以你就可以放松下来，过安全无忧的生活！”等等，直到……“但附近的工厂把空气污染得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都得了危及生命的肺病！”“你还想怎样？没有哪个体制是没有毛病的！”

◆睾丸与反对派

两个源自东欧的，关于睾丸的粗俗笑话完美例证了反对派的愚蠢和无耻。第一个笑话，一个客人坐在酒吧里喝威士忌，一只猴子顺着吧台晃悠过来，停在他杯子前，把它的蛋放进去洗了洗，然后又晃悠走了。客人很震惊，只好又点了一杯威士忌；可那只猴子又逛回来了，又把蛋放进去洗了洗。客人发狂了，问酒保：“你知道那猴子为什么要在我的威士忌里洗它的蛋吗？”酒保回答：“我啥也不知道——去问那个吉普赛人，他什么都知道！”那个吉普赛人在酒吧里到处转，拉小提琴、唱歌，给客人们提供消遣。客人转而找到吉普赛人，问他：“你知道那猴子为什么要在我的威士忌里洗它的蛋吗？”吉普赛人淡定地回答：“是，当然！”然后开始唱，曲调悲伤忧郁：“那猴子为什么要在我的威士忌里洗它的蛋，噢，为什么……”笑点当然是在于，吉普赛音乐家会上百首歌，会按客人的要求来表演，所以他把那个客人的问题当成了一个要求，唱一首关于猴子在威士忌里洗它的蛋的歌。这是对意识形态最纯粹的诗意表达。

第二个笑话发生在14世纪，俄国被蒙古占领时期。一个农民和他的妻子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路上，一个蒙古兵骑着马路过，告诉农民现在要强奸他妻子，蒙古兵还强调：“但因为这条路上尘土太多，我搞你老婆的时候你必须要拿着我的蛋，这样它们就不会沾上灰了！”蒙古兵完事后刚骑走，农民就开始跳着脚乐。他惊诧的妻子问：“我刚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残忍地强奸了，你怎么还能跳着脚乐呢？”农夫答：“但我耍到他了！他蛋上沾上土了！”

这个悲伤的笑话讲出了反对派们的窘境：他们自以为对执政党的代表们（代表老百姓）进行了严重的打击，可实际上只是在代表们强奸民意时，给代表们的睾丸上沾了点土。现今的极左不也是类似处境吗？（现今那些说辞里，给权贵蛋上温柔抹灰的是“解构”和“保护个人自由”。

年，一次发生在萨拉曼卡大学的著名冲突里，乌纳穆诺和弗兰魁斯打趣道：“Vncréis,pronoconvncréis”（“你会赢，但你没法让人信。”）这不就是今天的左翼面对资本主义全球性胜利时所唯一能说的吗？难道左翼是宿命前定地要继续去扮演反对派角色，让人信但成不了（而且在追溯解释他们失败的原因时特别有说服力）？我们的任务是发现更进一步的方式——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题应该是：极左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做到的，只是给当权者的蛋上沾了点灰；而真正的核心应是把它们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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