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学界不少学人倡议以多民族联邦制来包容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和自治要求。这种制度主张不仅在理论界应者众多，而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构成了对多民族联邦制最为系统和深刻的政治哲学辩护，但他的理论奠基于本质主义的错误文化观。此外，从多民族联邦制所内含的制度逻辑来看，它并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统一，一些多民族联邦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多民族联邦制；文化本质主义；国家统一

作者：杨立峰，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12期

当今世界，大部分多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程度不一的“认同危机”，面临着公民团结、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一些理论家发展出一种多民族联邦制理论，主张以民族联邦的国家结构形式包容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试图做到既能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自治要求，又能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一主张在国外政治理论界得到了广泛的回应，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现实政治中，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政治精英也努力推动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深刻影响了相关国家的政治进程。那么，何谓多民族联邦制？它是如何证成的？实际表现又如何？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以期对人们认识多民族联邦制有所帮助。

一、何谓多民族联邦制

多民族联邦制是以经典联邦制的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种国家结构理论。简要来说，联邦制的基本原则是自治与共治相结合，主要特点是在中央政府与邦、省或州这样的次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权，使两个层级的政府各自对特定的问题享有真实的主权。《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联邦制定义为“一种区域政治组织形式。它通过其存在和权威都各自受到宪法保障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而将统一性和地区多样性同等纳入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制之中。这种组织形式的独有特色是权力至少在两级政府中进行分配，统一性和地区多样性并存不悖”。从历史上看，联邦制有两种产生方式，一种是原来的单一制国家进行地方分权形成联邦制（如比利时），另一种是对原来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进行整合形成联邦制（如苏联）。

多民族联邦制针对的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多样性，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国家统一问题。主张多民族联邦制的学者指出，多民族国家原则上应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而且联邦单位的划分和国家权力的分配要保证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这里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联邦单位的边界划分问题。对此，一些学者主张，如果各民族聚居地的界线清晰，就按照聚居界线划定边界；如果相对比较分散，则按照一个区域以某个民族为主体，使之成为公民多数的原则划定边界。因此，多民族联邦制就是“通过创立一个省或邦（或几个省或邦），使少数民族能够在其中形成明确的公民多数，并能够在其中行使一些主权权力，以此包容少数民族的自治愿望”。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尽可能按照民族聚居的边界划分联邦单位的边界，并保证其享有真实的自治权。本质上讲，这种联邦结构所实现的不仅是经典联邦制所要求的区域分权，更是民族分权。贯彻多民族联邦制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制度设计：首先，国家在宪法和政治上要明确且充分承认国家的多民族性；其次，要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有效保证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最后，国家的运行及其改革进程要由各民族共同控制。综合来看，多民族联邦制是一种为多民族国家协调民族关系和管控民族矛盾而设计的制度理想，试图通过相关制度安排，既保证各个民族享有实质性自治权，又确保他们能够参与中央层面的决策，实现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的较好结合。

对照多民族联邦制的定义和特征，加拿大、比利时和印度等国较为接近这种制度理想。与多民族联邦制相对应的是区域联邦制，如澳大利亚和德国。在这些国家，自治邦（州）的划定主要考虑的是地理和历史等因素，这样的邦被称作区域邦。当然，有的国家既有民族邦又有区域邦，而民族邦的自治权相对较大，这样的制度安排被称作非均衡联邦制，如加拿大。

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基础和路径出发对多民族联邦制进行论证。其中，高举多元文化主义旗帜的“加拿大学派”可谓独领风骚，其特点在于努力为多民族联邦制奠定更为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加拿大学派”采取两种方式论证多民族联邦制：首先，在规范层面论述多民族联邦制是实现人类基本价值的应然选择；其次，在现实层面论述多民族联邦制是多民族国家可用来协调民族冲突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一个有效甚至唯一的选择。这两种论证相互支持，构成对多民族联邦制的有力辩护。

二、多元文化主义对多民族联邦制的规范性证成

作为“加拿大学派”的领军人物，威尔·金里卡的论证是迄今为止对多民族联邦制最为系统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证成。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政治理论界，多民族联邦制被视为哲学多元文化主义的对应物，而且实际上就是由多元文化主义的教父——威尔·金里卡——所强力倡导的”。

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对自由民族主义的深化和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试图用自由主义包容民族主义并使之温和化。虽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传统上相互对立，但自由民族主义者想要证明，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不可调和。他们的主要论证策略是把民族看作一个文化实体，进而以民族文化为中介，把个人自由与民族认同联结在一起，从而证明习得并认同一种民族文化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自由民族主义者一样，金里卡肯定文化是实现个人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他的理论更为深刻和系统。首先，金里卡把自由主义奠基于一种温和的个人自主观之上。他强调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其“良善”生活，而何谓“良善”生活必须由每个人自主决定；同时，由于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可能犯错，所以人们也应该拥有质疑和修正自己先前选择的自由。这种个人自主观是金里卡证成多民族联邦制的基石。

其次，金里卡借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假设和“基本善”概念，论述文化归属是人们实践个人自主所必需的一种基本善，以此在个人自主与文化归属之间确立一种内在且根本的联系。金里卡指出，个体的自主能力及其实践，只有在一种具体的文化情景——“社会性文化”——中才能得到发展和落实。“社会性文化”是一种覆盖人们全部生活领域的文化，涵盖社会、教育、宗教、娱乐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既包括公共领域又包括私人领域，它以一种共享的语言为基础，在地域上趋向于集中。这种“社会性文化”是实现个人自主所必需的，它既为人们的选择提供各种选项，又是人们理解这些选项并作出有意义选择的基础。基于个人自主与“社会性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金里卡宣称，在“原初状态”中，各方都会把文化归属或文化成员身份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善”。金里卡进一步指出，民族文化是典型的“社会性文化”，是个人自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条件。

最后，在勾画出个人自主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后，金里卡开始论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他所谓的少数民族是指这样一种群体：他们在地域上相对集中，有过政治自治的历史，后来才被并入当前的国家之内；在制度上是完整的，拥有一种共同语言和文化，而且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像美国的印第安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都属于少数民族。对金里卡而言，一个少数民族从理论上讲与主体民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独立国族之间的关系，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问题。

鉴于民族文化对实现个人自主的根本意义，又由于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有可能受到侵蚀和破坏，所以金里卡主张，少数民族应该拥有保持自身作为独特文化单位并实行自治的权利。此外，为了使少数民族的“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还应该赋予他们群体代表权，保证他们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中拥有特定的席位。在金里卡看来，承认和保护这些民族权利的最好形式就是多民族联邦制，因为它“允许创立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区域性政治单位，享有实质性（而且受宪法保护的）自治权力……这种联邦制是由多个地域上集中的民族所组成的……其中各自治单位边界的划定和权力的分配要确保每个民族群体都能够维持自身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治的‘社会性文化’的存在。”而其他群体，如移民群体和宗教群体，由于不具备“社会性文化”，不是民族，因而不应获得少数民族享有的那种自治权。

金里卡的论述表明，他已经放弃了自由民族主义所希冀的“民族-国家”目标，而代之以把多民族国家设计为各自治民族的联邦。因此他批评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多民族国家所实行的区域联邦制，认为这些国家对自治单位的划分完全没有考虑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在他看来，传统的区域联邦制在包容少数民族方面的局限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民族联邦制或者是同时包括民族邦与区域邦的“非均衡”联邦制。

概括来说，金里卡的基本论证逻辑是，由于个人“良善生活”的实现以个人自主为前提，而个人自主依赖于“社会性文化”，即依赖于民族文化，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可能会受到来自国家或主体民族的破坏或侵蚀。因此，为了保证少数民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应该赋予他们某些自治权和特殊代表权；与这些权利相对应，国家在结构形式上就应该实行多民族联邦制或者“非均衡”联邦制。

毋庸讳言，金里卡对多民族联邦制的论证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同时，金里卡也为多民族联邦制找到了现实样板，认为加拿大就是实行多民族联邦制的成功典范。在他看来，加拿大在调和各类族群之间的关系方面“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因为“它显然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移民、土著居民和少数民族提出的多样性问题，从而使各色人群都能够和平且文明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他还强调，人们应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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