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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认知勇气（二）

——“认知怯懦”引发“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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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怯懦”与“蝴蝶效应”

疫情让我们已“宅”了2个多月。呆在家里，我开始天马行空地想，以后的历史书会不会写这段特别而艰难的岁月？会怎么评述它?这段日子的“暴击”会给人类的思维、认知，社会的变革带来怎样的影响？会产生怎样的“蝴蝶效应”……年6月28日在火药桶巴尔干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了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多万军民“膏锋锷”“填沟壑”，这是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指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发展轨迹有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从社会学的角度再通俗点讲“蝴蝶效应”：一个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把令人闻之生畏的“蝴蝶效应”与思维品质联系起来思考，会发现，仅仅一个人、一群人头脑中小小的“认知怯懦”或许会引发“风暴”般的灾难，甚至是历史的“海啸”。当事人局限其中，往往很难发现自我认知是怯懦的表现，甚至反而觉得那是坚持自我、追求美好、思维创新的表现。我想起王君老师所说的：我们自以为是地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却不知道，我们根本进错了房间；我们自以为有千万观众，陶醉其中还自我感动得要死要活的时候，其实，前面只是一片虚空。自我的感觉和现实的真相总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好笑的是，那个执念甚深的你我，早已经错了，但自己看不到!——《王君：我若小命不保，请找司艳平算账》王君老师这段颇有禅意的话正应了这句偈语：“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归鸟”是平凡的你我，也可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思绪飘飞，我的脑中浮现出了凯撒、君士坦丁一世、查理大帝、格里高利七世、秦始皇、织田信长……这次的专栏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用年的时间来讲述的“认知怯懦”的故事，多年的悠长岁月形成了一个思维BUG，或许正是它扇动了翅膀，引发了那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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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维BUG引发“蝴蝶效应”

这个可能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维BUG要想让人察觉不出来，甚至去维护它，一定会隐藏在定势思维所形成的“常识”中。咱们先从“常识”的形成——“一个身体上长出两个脑袋”的故事说起。（一）两个“脑袋”如何长在一个身体上大约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形成。它的教义丰富，比如神爱世人；众生都是唯一的、重要的、平等的等。形成之初的三个多世纪，它一直受到罗马帝国的压制，镇压基督徒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下《拜占庭简史》，记载中，镇压之血腥和变态不亚于“满清十大酷刑”和魏晋南北朝那段“华丽血时代”。那个时候的教宗们往往“以血为证”宣誓自己对信仰的忠诚。公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这位位列“影响世界百位帝王排行榜”榜首的天才颁布了米兰敕令，创造性地打破了定势思维，不再将基督教视为威胁，而是视为统一国家的工具和策略。很多人喜欢讨论这位伟大的君主是否发自内心皈依了基督教，这种讨论没太大意义，我赞同《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作者布克哈特的说法：“对一个不断受野心驱使和贪恋权力的天才来说，选择基督教还是异教、有没有宗教意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帝国在他有生之年得到了长治久安。“身在此山中”只缘“云深不知处”，他不会想到，自己也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教权与欧洲大地上的王权长达一千多年的政治纠葛拉开了帷幕。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会纳入帝国建制的时候，教会只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教区，完全收到王权节制。后来，蛮族入侵迫使罗马帝国迁都，从此，帝国对基督教会所在的意大利地区鞭长莫及，罗马大主教的地位渐渐独立。接下来的一百多年，军阀争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长期不稳。正当乱世，基督教教宗格拉西乌斯一世趁机提出“大祭司的圣权”与“王权”分立，紧接着，罗马教会经常与蛮族王国合作，以取得政治保护和地位。蛮族常年侵扰、瘟疫、人口锐减、国家腐败……这些都成了罗马教会权力膨胀的契机，它也一度成为蛮族各部族势力争夺地盘的政治筹码。于是，教会的势力在欧洲越来越强大，引发了王权持有者的不满。比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强势节制教会，不接受控制的罗马主教被皇帝下令马上逮捕，押解受审。但是好景不长，查士丁尼二世兵败被杀，罗马教会的权力再一度膨胀。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希望罗马教会赋予新王朝合法性，这给了罗马教宗天大的脸面！教宗为他举行了涂油礼，相当于为他加冕，作为回报，丕平将意大利大片土地捐赠给罗马教廷。这个事件史称“丕平献土”，开启了由教廷确认王权的先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影响后世深远的先例和本文要讲到的思维BUG大有关联。还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教廷从此有了自己的领土。有膨胀就有打压，查理大帝闪亮登上历史的舞台，他通过武力征服，把基督教会纳入王权统治，使所有地方教会都由皇帝支配，并颁布了法令要求臣民对国王忠诚。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所有臣民有义务生活“在对上帝的神圣服侍中”，赐予教宗类似精神皇帝的地位！对！你没看错，这位传奇的皇帝让法兰克帝国的身体上长了两颗头颅——一个是国王，一个是教宗。熟悉中国封建历史的人一定会觉得查理大帝昏了头，居然给自己的独裁找不痛快。在他有生之年，虽然皇权实际凌驾于教宗权力之上，但是“教宗——凯撒制”这样的二元统治结构还是形成了。中世纪欧洲政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上帝创造了两个大体平行的权力：教权和王权，这在其他地域古代民族的历史上是没的。欧洲的政治宗教改革，未来的人权、自由、私域、有限政府等等概念的形成都受到了这种统治结构的影响。同时，托这份独特的福，基督教义深深植根于欧洲人的头脑，化入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中，世代相传。我们需要记得这份独特，本文所要讲述的思维BUG因它而形成；欧洲大陆上多少灾难因它而生！之后的漫长岁月，咱们会看到教权与王权经常打得不亦乐乎，也会看到欧洲许多国家、地区的身体上长着两颗脑袋，甚至三个脑袋——查理皇帝驾崩后，法兰克王国分裂了，封建割据状态使得地区主教的统治地位急剧上升，甚至不服从教宗节制。欧洲历史跨越到下一个千年：11世纪，德意志帝国皇帝亨利三世连续三次废掉不听话的教宗。11世纪，罗马教宗格雷高利七世发布通谕，禁止君主任命主教，宣布只能由教宗任命主教，并迫使年轻的皇帝在雪地里光着脚等待三天以祈求教宗原谅。12世纪，罗马教宗态度强硬地拒绝给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加冕。12世纪，康拉德三世的继承人腓特烈一世一怒之下在罗马城大开杀戒，让上千教士命丧帝国军队的刀剑之下，凭借武力获得加冕，他甚至另立教宗与罗马教廷分庭抗衡。13世纪，强势教宗英诺森三世野心勃勃地把德意志帝国变成罗马教廷掌控的基督教帝国，还想吞并英格兰和法兰西，最终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帝国。……一个身体如何长出两个脑袋的过程讲完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剧烈的斗争中，有些观念性的东西慢慢被固化下来，成为人们思维中的“常识”，比如，王权是被教权定义的王权，被打上了世俗、消极、有限的印章，这种观念我们暂且称它为“常识一”；比如，神爱世人、众生平等的观念，我们暂且称它为“常识二”。15世纪到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进入近代。被教权制衡王权的“常识一”和基督教义传达的“常识二”控制了思维，特别偏激地鼓吹自由民主的近代人士，很喜欢站在王权的对立面上大肆宣扬：公民能够限制王权！天赋人权，在上帝的授意下，公民有反抗王权的权利！不要小看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创造出来的“常识”，它的存在会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让一个国家自上而下所有人的大脑对思维BUG彻底失察！并挟持着一个国家帮助纳粹登上历史的舞台！（二）思维BUG引发历史“血案”14-16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接下来是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教宗——凯撒制”的二元统治结构彻底瓦解，基督教的统治终结了。年，英格兰议会设立法庭，审判并斩首了皇帝查理一世。年，路易十六及皇后被判处死刑。年，日耳曼血统的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被秘密枪决。……世界史上被推翻的皇帝不计其数，但是在欧洲，皇帝可以被“依法”处决。基督教会世世代代传达的“常识”斩钉截铁地告诉欧洲人，皇帝的身上只有有限的权力，一旦他的有限权力损害了人类的权利，人类就有权利弑君，“人类”等同于自然、天地，也等同于上帝。当人们杀死了皇帝，砍掉了国家的“头”，接下来怎么办？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会让帝国的身躯再长出一个头——另立新君。但是，“常识一”控制着欧洲人不允许这样，王权终结了，“人民政治体”就不应该有“头”！“常识二”控制着欧洲人根深蒂固地信服：人人都是唯一的、重要的、平等的，没有德性的差异。在强大的常识操控下，欧洲人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可以直接参政！人们对这个大胆而新潮的结论奉为真理、不会稍加怀疑，于是，一个思维BUG悄然而生：所有的“头”都是坏的，王权象征的君主的“头”已经被砍掉了，那么，公民直接可以参政成为国家的管理者，那怕这个人没有王者气概、领袖尊容、卓越品质，甚至这个人本身就趣味低俗，并不追求高贵！简而言之，这个思维BUG就是：从上至下的人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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