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辉图书

转自：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

迈克尔·曼（MichaelMann）的《民主的阴暗面》描述了现代性年以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也是我们直到今天仍在面对、无法回避的现象：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对另一部分被归为“非人民”的“异己”或族群进行清洗的现象。这本书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我在这里郑重推荐。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体制，都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动员之上的，曼因此将此类不同于传统政体的体制都称为“民主”政体，然而这些具有相同名称的政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分。一种是“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体制，这种体制承认实行民主自决的社群即人民是由不同阶级和文化所组成的多元组合，因此，它将民主制度视为协调不同利益和谋求共识的机制，从而将人民集体认同的内部排他性降为最低，如英美法等国；一种是“有机民主”（organicdemocracy）体制，它将“人民”视为一个同质同构的完整有机体，此时，统治者自我宣称的“民主制度”便成为“人民”统一意志的象征，任何异于这一意志的杂音，则被视为对“人民”的背叛，于是，便“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这类“有机民主”政体，正是我们所熟悉的，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描述它。而在曼的分析框架下，这类一旦取得政权便开始对不符合其“人民”想象的异体进行清洗的“有机民主”，除了有纳粹德国和南斯拉夫的米洛索维奇政权，还包括了20世纪最重要的极权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清洗和民族清洗的政策。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书摘

迈克尔·曼

74岁的巴蒂莎·霍查正与她71岁的丈夫伊泽特坐在厨房，火炉让房间很暖和。他们听见了爆炸声，但没想到塞尔维亚军队已经进了镇子。接下来，她只知道有五六个士兵闯进了前门，问：“你们孩子在哪？”

士兵开始殴打伊泽特，“打得太狠，他倒在了地上。”她说。士兵一边用脚踢他，一边开口向他要钱，又问老两口的儿子藏在什么地方。之后，当伊泽特还在地上朝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杀了他。“他们往他胸口开了三枪。”巴蒂莎回忆说。丈夫就在她眼前死去，而士兵们从她的手指上扒下结婚戒指。

“我还能感觉到那种痛。”她说。他们射出子弹……最后他们踢巴蒂莎和一个与他们待在一起的10岁的男孩，并让他们滚出去。

“我甚至还没出门，他们就点燃了房子。”……她丈夫的身子已在火中。在那一刻她垮了。她站在街上，淋着雨，没了房子，没了丈夫，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最终，几个陌生人开着拖拉机路过，把她弄上了车。巴蒂莎的女儿后来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难民营里找到了她。

巴蒂莎柔情地看着一张她与伊泽特在一起的照片，低语道：“没有人明白我们看到了什么，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也知道——多亏了《洛杉矶时报》记者约翰·丹尼斯泽斯基（JohnDaniszewski），他关于贝拉尼卡的生动报道登在年4月25日这天的报纸上。）

这就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施加于科索沃的贝拉尼卡（Belanica）村子的一户人家的情形。施害人（perpetrators）是塞族人，他们运用谋杀和蓄意破坏等手段将当地阿尔巴尼亚人吓跑。然后土地即可被塞族人据有——这是“我们的历史性权力”，他们说。今日科索沃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自年以来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在驱赶塞尔维亚人。科索沃现在遭到清洗的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而是该地几乎所有的塞族人。

若变换一下民族和地点的名字，则此类事件可能发生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德国、爱尔兰、美国、巴西。种族清洗是现代大恶之一。我们知道犹太大屠杀虽然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独一无二，但它作为种族灭绝的案例并非独一无二。所幸世界上的种族灭绝依然发生很少，但它们是被夹在更多的数不胜数的较轻事件当中，然而仍然属于蓄意谋杀性清洗。

本书给出了对这类可怕暴行的一种解释。为明晰起见，我现在以8个一般论点的形式将它摆在书的最前面，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依次相继加入一个总体解释中的各部分内容。我希望在本书的进程中通过详细考察那些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真正最恶劣的清洗案例，来证明这些论点。

我的第一个论点：蓄意谋杀性清洗之所以变得寻常与大的历史年代有关。蓄意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这里一开始我得说清楚，我不是在说民主国家施行种族清洗是例行现象，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我也不想否认民主是一种理想，我赞同这种理想。然而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这一论点包含两个部分，关涉到现代性与民主。种族清洗本质上是现代现象。尽管并非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史前占统治地位的很小群体中很可能非常常见），但只有到了近代后它才变得更加多发，同时更为致命。在20世纪，因为种族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大约多万，远超过前几个世纪的数字。此外，常规战争也越来越将敌对国家的全部人口作为敌人。“一战”期间平民占死亡人数比重不到10%，“二战”期间蹿升至一半以上，而在90年代进行的战争中，占比已超过80%开外。本来大多是族群间性质的内战，现正在取代国家间战争而成为主要杀手。或许已有0万人死于其中，尽管数字不可能精确（对该数字有人大胆作了预测：切斯特曼，1年；费伦及莱廷，3；哈夫，3；马库森及科普夫，：27—34）。

在我3年写作本书期间，族群及宗教冲突还在持续激化——在北爱尔兰、巴斯克地区、塞浦路斯、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车臣、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克什米尔、缅甸、斐济、菲律宾南部、印度尼西亚诸岛、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苏丹、索马里、塞内加尔、乌干达、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些冲突当中有一半以上包含了真正的杀戮行为。当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某种种族危机很可能正在爆发而变成电视屏幕或报纸上的暴力行动，而同时发生的其他冲突事件则不会被认为有什么新闻价值。20世纪够糟了。21世纪也许会更坏。

1年9月11日实施的蓄意破坏及其“引发的反恐战争”，将有谋杀意图的族群与宗教纷争的恐怖印刻在全世界民众的意识中。它尤其被北方富裕国家——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被确保免受这类事件的影响——牢牢铭记。“9·11”的袭击和对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报复性打击，本身都未抱有种族清洗之目的，然而它们却迅速地与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拉克人与库尔德人、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克什米尔穆斯林与印度教民，以及阿富汗各部落之间包含有清洗意图的族群—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其中一些似乎正在一步步引领着大国的外交政策。

因此，令我们觉得不幸的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是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民族主义只有当它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民主意味着由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现代，所谓人民（people）逐渐开始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是希腊语单词Demos的含义，意思是指普通人（ordinarypeople）、群众（大多数人口）。所以民主就是由普通人、群众当家作主（rule）。但是在我们的文明中，人民还意味着“民族”（nation）或者另一个希腊词汇Ethos（种族集团），即族群（ethnicgroup）——一个共享一种相同文化、相同传统遗产继承感受的群体（people），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其他族群、其他地方的人民）。然而如果人民是在他自己的民族国家中当家作主，以及如果是从族群的意义定义人民的话，那么民族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作为民主核心的公民多样性。如果由这样一种人民来当家作主，会给其他不同族群的人民带来什么呢？回答通常是令人不快的——尤其是当一个族群形成大多数的时候，因为它随后即可实行民主却又专制的统治。正如威默（2）指出的，现代性是由族群与国家主义原则所构成的，因为公民权、民主以及福利制度都与族群及国家性的排他形式联系在一起。我承认在清洗运动兴起过程中，一些其他的现代性特征起了辅助作用。我们将看到一些现代的职业军队已受到全歼敌人的诱惑，而当代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等也同样残酷无情。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此观念，即要杀掉的敌人是整个民族（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