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无论德皇还是军政高层，在面临艰难复杂的国际争端时，都习惯于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他们只考虑依靠军事手段来处理国家利益冲突，克服危机，对于外交谈判，既缺乏耐心，也无充分的准备与合适的方案。就威廉二世来说，他早就有言在先：“在实践上，我只信赖和依靠上帝和我自己锋利的剑。”他在后来虽然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和谈建议，但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讨好英国，避免英国与德国为敌。其他政治家，特别是军事指挥官更是好战而不顾一切地冒险，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是一片战争喧嚣。

引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以德意志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三国为主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它自年8月开始到年11月结束，历时4年3个月，战火燃遍欧洲，波及亚洲、非洲、大西洋和太平洋，先后卷入30多个国家，15多亿人口，动员总兵力达万人，死亡约-万人，受伤至少万人，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惨重损失和巨大痛苦，而且也使欧洲和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动荡和变化，堪称20世纪的“起始灾难”。也有人说，一战和二战其实是一场战争，战争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可谓一场“新三十年战争”。

这是一次规模巨大、伤亡惨重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谁要为之承担责任？对于这些问题，国际政界和学术界自战争开始之日起就存在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无定论。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针对《凡尔赛和约》宣判的德国和奥地利“完全责任”说，历史学家发表了大量出版物，提出了各种各样，有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观点。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则是德意志帝国对“七月危机”的干预。这一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危机的升级和战争的爆发。今天我主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至右分别为：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他们是巴黎和会的实际操纵者。

一、

关于战争爆发原因和责任的争论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一战爆发原因和责任问题的争论情况。

一战爆发后，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不仅在战场上大动干戈，拼命厮杀，而且还在战争爆发原因和责任问题上大做文章，大造舆论。交战双方把对方说成是挑起战端的作恶者，把自己的军事行动说成是抗击敌对国征服欲望和统治野心的保卫战，其目的无非是削弱敌人的斗志，助长自己的士气。

年11月德国战败，英、法等战胜国制定《凡尔赛和约》，把全部战争责任强加到同盟国头上，宣称德国和奥地利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应对这场战争负全部责任。借此，战胜国便为其从德国割占领土和掠夺赔款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然而，《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在德国激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议，德国政府和史学家也联手掀起了一场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的大争论，力图揭示《凡尔赛和约》的“历史性错误”及其相关条款对国际法原则的违背，推卸德国的责任。只有共产党人、和平主义者和个别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政府在一战前和战争进行期间的侵略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但这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并非主流。

《凡尔赛和约》签字仪式。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魏玛共和国“施特雷泽曼外交”

的实施，美国史学家西德尼·B.费伊、哈里·E.巴恩斯和查尔斯·A.毕尔德等人开始倡导“历史修正主义”，放弃《凡尔赛和约》的片面宣判，将战争责任在各大国之间分摊开来。英、法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也逐渐改变了观点，承认“没有任何政府蓄意挑起战争”，欧洲各国全都是稀里糊涂地“滑入战争”的。

注：“施特雷泽曼外交”系指由魏玛共和国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Strsmann，-年）主持实施一系列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其中包括接受“道威斯计划”、与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莱茵公约》和加入国际联盟等事项。

希特勒上台后，其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导致西方学者再次重新审视一战爆发的原因和德国的罪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纳多特E.施密特强调德国应负主要责任；意大利新闻记者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也对德国政治家和军队将领战争意图进行了严厉谴责。

二战结束后，在联邦德国“向西方靠拢”和“德法和解”的大背景下，德法两国历史学家一度达成共识，承认史料不容许“把有意识地进行一场欧洲战争的意愿归咎于某一个政府或某一个民族”。德意志帝国政府虽然出于联盟义务，向维也纳作出了无条件支持的保证，但决非要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虽然德国要承担的责任更大一点，但其目的不是称霸世界，仅仅是一场冒险。这样一来，战争责任问题就被彻底淡化了。

但在年，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又对上列关于一战爆发原因的一致意见提出了质疑，重新强调德意志帝国政府蓄意利用七月危机点燃战火，不仅对于一战的爆发负有重大历史责任，而且其目标是争夺世界霸权。菲舍尔的观点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尽管反对意见众多，但借助于60年代末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激烈反判、社会民主党的上台执政和联邦德国对于纳粹主义历史反思的重大突破，德国责任论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接受。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左一）认为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不能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某个特定国家。

-年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也随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德国责任论又受到几乎是“一边倒”的修正，强调俄、法、英，甚至包括塞尔维亚等国负有连带责任的观点日益增多。特别是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年发表的《梦游者》一书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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