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成长于瑞士北部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小镇就在德国边境的南边。这条边界时而沿着河流而设，时而在它的北面蜿蜒，有时则环绕着被瑞士土地包围的德国领土的小飞地。因中世纪小公国和教会辖地的拼凑而出现了锯齿形边界模式，这些小公国和教会辖地后来合并为两个相互间没有打过仗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而正因为相互间没发生过战争，因此两国间没有形成在欧洲其他地方常因战争而造成的更为明确的边界。青少年时，我们会在莱茵河撑着木制平底船溯流而上，寻找一片没有树木的河边陆地生起篝火，在那里我们会烤鸡或烤猪肩扒，用吉他弹奏鲍勃·迪伦（BobDylan）的歌曲或巴萨诺瓦的曲子，并痛饮装在大玻璃瓶中的廉价基安蒂葡萄酒。有时我们听到有人在树林中破林而行朝着岸边走去；我们不确定我们在哪国的边境，不得不等到看见边境卫士的制服，才能确定他是瑞士人还是德国人。这些边境卫士经常来与我们小聊一番，但从不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莱茵河瑞士一侧留下的地堡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不同的过去，但伴随我们成长的国界似乎相当无关紧要。在许多方面，瑞士境内的族群界线也是如此。当瑞士青少年思考政治时，从来不与居住在该国不同地区的讲法语的、讲德语的或讲意大利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相互关联。如果我们在比利时、加拿大或西班牙长大，那肯定会有所不同。在中学，我们经常就女权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进行争论，这样的争论有时非常激烈。后来，诸如托洛茨基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嬉皮基督教团体等出现在高中的知识领域范围——但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