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舞台剧《Mockus》海报。

视频说明：CitiesonSpeed-BogotaChange

年某日，波哥大国立大学校长安AntanasMockus正面对着一个挤满抗议学生的喧闹礼堂。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校长走到演讲台前，脱下他的裤子戏弄学生。这是Mockus的早期行动，他引PierreBourdieu之语，称为“象征性暴力”（symbolicviolence）。它的确奏效。学生们顿时惊呆。但这行为被拍了视频且在新闻上播出。在媒体的强烈抗议下，Mockus被迫辞职。这看来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他这“采用异端手段的教区长”臭名昭著，但他这丢脸行为使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一年后，他被选为波哥大市长。

Mockus的第一任市长任期点燃了一个城市复兴的非凡时期。这位前哲学教授只不过是一系列卓越市长中的第一位，他们想要重振的不仅是首都，还有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麦德林（Medellín）。在一个深陷与贩毒集团和准军事游击斗争的国家，猖狂暴力、贫穷和腐败的政治阶层像瘟疫一样蔓延，三位政治独立的市长为一个新的现实提供了希望。

第一位是Mockus,-97和-03的两任波哥大市长，运用他独特的教导式风格将一个不受教城市逐步灌输公民文化的观念。第二位市长是Mockus两个任期之间的EnriquePe?alosa,他雷厉风行地改善了波哥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立了“千禧快捷”（TransMilenio）公交服务、数百英里自行车道、公共空间、图书馆和学校。Mockus和Pe?alosa一起使得波哥大成为了城市变革的代名词。第三位是SergioFajardo，前数学教授，作为麦德林-07年市长，他接手时的世界谋杀之都，他把新公共空间和交通网路导入贫民窟，使贫民窟回归身心健全。

哥伦比亚政治使得这些工作如火如荼地兴起，因而特别引人瞩目。不同于拉美大陆其他城市变革采取的是“建筑师自我启动角色”模式，在哥伦比亚，是政治家居于这个城市蜕变的中心。在这里，不是活跃分子建筑师，而是活跃分子政治家，采取了与随大溜政治对抗的立场。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基进政治只能是由外来者推动。流淌着立陶宛犹太人血液，Mockus很可能就是那个人。作为一个学院派，他专精于教学法，但他的教学法被同僚斥为离经叛道。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被讥为“小丑校长”。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丑角市长”。就是这家伙，他穿上十字军斗篷，自称“超人市民”（Supercitizen）。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那个圣贤傻子，他总在讲述真理，并且敢于信任他的子民拥有从善潜质。在他的两个任期之末，凶杀案犯罪率下降了70%，交通致死率下降了50%，耗水量下降了40%，税收翻了三倍，城市财政扭亏为盈。他深受爱戴，他第一任期的支持率有时高达80%。他的最伟大的那一成就，是使人们感到波哥大是一座拥有未来的城市。

图片说明：超人市民。

哲学是一个入侵者

“有时我觉得这一切都会幻灭无踪”，Mockus说，“而有时，与之相反，我又觉得已蕴藏了一些良种”。他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叠腿上，在他QuintaParedes的家中，就在大学旁。穿着灰色外套，留着他标志性的“没有髭须的落腮胡子”，Mockus看来像是基督教亚米胥派商人。他讲得很慢，有时很痛苦，这是服用帕金森症药物的副作用。他的工作，他的遗产，他担心这些就此消失无踪。有迹象显示波哥大正在回到它的老路上。正如大家在议论纷纷的，前市长SamuelMoreno正因腐败受审，新的公共交通服务正面临严竣重负，交通状况极为可怕。人们再次谈论危机中的城市。

但是关于Mockus的事是，他的政策少有痕迹，总之不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市长们衡量他们遗产的方式，通常是基础设施和其他有形工作。他们很喜欢剪彩。但是Mockus的遗产已经刻进了波哥大市民的心里。它已经被内化。他介入的是这座城市的道德DNA。

在许多方面，Mockus曾有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生涯。他从数学家转向了哲学，他花了10年的时间写他的硕士论文，关于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解读，其他教授开他玩笑说，这应该不会成为遗作吧。

作为一名教授，他被一系列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所影响。一是哲学家RichardRorty，他拒绝经验主义传统，论辩知识是通过人与世界的互动（而非只是接收）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同僚，Mockus十分严肃地采纳Rorty的主张，即你无法完全理解你所说所做的意义，直到你尝到所有这些的践行后果（就比如你在公共场合拖裤子）。另一位是PaulFeyerabend，他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理论。再者是StanleyMilgram，他在年代进行了一项颇具争议的实验，涉及到使参与者给人们进行电击，以证明人类根本上是服从的。这种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方法和服从理论的混合，影响了Mockus看待城市问题的思路。

这些思想首先被他应用于大学的实践。或许是因为论文写作的挣扎，Mockus发展了替代书写文字的另类语言——行动语言。他变得精于颠覆社会规范，尤其是扰乱思维惯性。他当校长的时候，他终于有权——或有社会认知度，他会这么说——给他的“不循规蹈矩的自己”一个出口。作为一个改革派院长，他允许学生们只支付他们觉得负担得起的东西，从而发现许多人愿意为教育支付得更多。但在体统方面他有问题。他会直接把自行车骑进教职员会议。他会让一礼堂的学生把他们的鞋带系在一起。他喜欢结合反思和娱乐、哲学和幽默。“哲学是一个入侵者，一种阴谋破坏者，它进入会话并避免正常化被放大。”Mockus如是说。

最后，Mockus的“脱位”天份，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导致他作为校长的失败，却成就他成为市长。在那戏弄事件并意外地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之后，Mockus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年的市长竞选，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基于“四无”——无公关、无政治、无党派、无金钱——参选。他的全部竞选仅花费8,美金。没有宣传预算，取而代之他分发pirinolas，一种像打陀螺的哥伦比亚游戏。根据它在哪一侧着陆，pirinolas指示玩家向罐中加入或从罐中取出筹码。但下一局，所有的玩家可能都必须投钱进去或拿钱出来。他的重点是，只有每个人都向城市投入点什么，每个人才能从城市中取得些什么。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但同时也是一个早期预示：他亟盼谆谆教诲的那种公民责任。除了这样的战术，Mockus——这位教授，这个脱轨的人，这个诚实人——召唤了对腐败和软弱无能的政客深感失望挫折的老百姓。他们给了他一个机会。事实上，他们给了他64%的选票——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并避免施惠买票的优势是，Mockus能够建立他自己的行政部门。基于围绕着他的年轻人类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他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智库，即“都市文化瞭望台”（UrbanCultureObservatory）。从这种恰当的学术语境出发，他主持这个他称为“一个万人的课堂”。

这个智库的首要任务是“公民文化”计划（CultureofCitizenshipprogramme）。它的宣言是如此基进，以至于读起来像是一篇哲学传单。它罗列四个目标：（1）提升人们对“共存规范”的遵守；（2）增加更多比例的人，他们和平敦促其他人遵从“共存规范”；（3）更多地通过另类和平方法来解决冲突；（4）通过文化、艺术、体育和休闲，来改善市民之间的情感表达和互动。

此刻，人们狐疑究竟什么是“共存规范”，这无可厚非。这是一个关于日常规则与行为的简单的社会学术语，是这些日常规则与行为构成负责任的公民权，例如有秩序的排队，红灯停，不乱扔垃圾。对于这座仍深陷血腥的城市，这个主张听来莫名奇妙——年，正是严打贩毒集团的高峰期，这座城市有4,个杀人犯，或说每10万市民就有81个杀人犯。另一方面，这应不是凑巧：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产生了最创新的都市行政部门。

Mockus只是太清楚，当市民规范一天天被无视的话会发生什么。年代的波哥大是一块功能失调的挂毯，挂毯上描绘着交通警察常态性地受贿，公共空间破败，街道乃至公园都被围起来而有岗亭看守，财富被门禁小区所吸纳。由于欠缺集体拥有感，所有本属公共的事务，都不可避免的被私人的商业利益或权威利益所强占。市政当局既缺乏维修资金，也没有城市预算能补偿公民责任缺失的影响。这，简言之，是“公民文化”计划着手设定的内容。这个出发点，Mockus称为“这个城市的共享愿景”。深受谦虚（或至少是害怕浮夸）所困扰，Mockus说他挣扎于“愿景”这个词的自负。但显然他极具愿景视野。

Mockus最著名的介入，最具媒体噱头的，是以默剧艺术家代替波哥大交警。“我要交通局秘书告诉我最能缓解交通拥堵的一条规律，”他回忆道，“她说，如果我们能教会人们停在交叉路口，这会是最棒的事。”都市文化瞭望台为此花了数月时间，终于冒出来默剧艺术家的新奇点子。当时已有几位默剧演员作为街头艺人充当起红绿灯的作用，现在他们将为首都服务。其中有20位被部署在一个街区试行，Mockus则在市政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措施（市政厅离试行街区很远，因为他知道媒体会拱他加入并扮小丑）。“他们能开罚单吗？”记者问。“不能，”Mockus回答，“那会导致这个办法失效。”

然而这一措施确实奏效。全脸彩绘、姿态滑稽的默剧演员管制交叉路口，阻止车流，引领行人穿越马路以及模仿乱穿马路的人。这是活生生的街头剧场，电视摄影机爱死了它。毕竟，这既是审美也充满争议。“关于这个是有一些批评，”Mockus说，“有人说这很滑稽，有人说这有道理，有人说这是在浪费钱。”仅在几周内，他判断这个策划非常成功，决定推广到90个街区，一共部署了位默剧艺术家。这只是临时性的，却非常有效。《宣言》第一条：“提升人们对共存规范的遵守”。达标。并且通过视觉幽默把枯燥的法规条文带到生活中。喜剧被用来执行法律，维持了一段美味怡人时光。数月后，受够了交通警察的腐败和不受惩罚的心理，Mockus解散了交警队伍，并以国家警察取代他们。

图片说明：以默剧演员代替波哥大交通警察。

尽管好玩有趣，默剧演员仍是当权的代表——你可能会说他们是潜伏执法者。但真正引起Mockus兴趣的是《宣言》第二条：如何使公民影响彼此的行为，且无需诉诸法律或惩罚的威胁。仍然是针对交通问题，他提出另一个新奇的解决方案。他印发35万张红牌，类似足球裁判使用的那种。红色一面是拇指向下的图标，反之，白色一面是竖起拇指的图标。这个点子是，司机们可以怒斥那些自私或者违反交规的司机，或赞许他们的耐心或慷慨宽容。他的直觉是，被一个老百姓羞辱比被一个腐败的交警处罚，具有更大的遏制效果。公民的自律是一种新型威权，至少对波哥大而言如此。正如Mockus曾指出的，人类与生俱来就会规范行为，就像一个婴儿通过哭闹来规范家长的行为。Mockus研究过的StanleyMilgram的电击实验也许已证明人类基本上是顺从的，但是这个发现可导致截然不同的方向。它能解释屠杀犹太人的恐怖，也能解释波哥大案例中的公民文化的根源。

图片说明：交通红牌与肇事路段地面黄星。

Mockus网上的众多谈话中的一回，有一听众将他的方法比作广告商，甚至批判其为独裁者的洗脑术。Mockus回复道：“我读过《》。但是作为市长你并不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是去建立使人们互相规范行为的条件。”法西斯政府曾经同样成功地做到这点。所不同的是，显然地，与其通过规范行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Mockus宁可用它来创造公民文化。他是在修复波哥大的自豪感和集体拥有感。

Mockus也制造一些实质介入，例如在车祸致命地段绘制黄星图案。彼时，车祸是排在凶杀案后的第二死因，并且这些黄星是一种视觉休克疗法。但是大体而言，他的政策是有教育意义的。死亡事故从每年1,件降至的这一事实，肇因于对集体大脑的逐渐重新布线。正如有一次他告诉一整间屋子的哈佛领袖学生：波哥大是丑，但是我们都知道非常成功的人都丑。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硬件，那么你可以改变你的软件。

在他的所有成就中，Mockus最自豪的是凶杀率的降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凶杀案率从每10万居民72个谋杀案下降到47个，第二任期从35降低到23。并不是这些死亡全都和毒品贸易有关，也存在暴力的随意泛滥。Mockus记得他小时候在报上读到，有个人被枪杀仅仅因为对晚上戴墨镜的过路人开了个玩笑（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星星吗？）。他对暴力多管齐下。一个圣诞节，他主持一个休战协议，拿玩具换枪支。他的行政部门收到了2,支枪械，这些枪械被熔化并重铸成刻有“我曾是枪”字样的勺子。的确，他发展了这样一种销毁武器的激情，以至于一个将军写信提醒他，在法律上，军队即可自行销毁枪支。“这只是他们专业的一小部份，却是最美丽的部份，”Mockus说道。在一个特殊的场合，Mockus运用法律在公众视域中禁止枪械，暂时宣布整个波哥大正式进入一个盛大的公共盛会。

图片说明：枪支熔铸为勺子。

严打的另一条战线是节制酒的消费。在谋杀和交通事故这两方面，最多的死亡事故出现于12月这一节庆月份和全年的周五和周六的夜间。为此他舍弃他平常那种自由的、自我约束的作风，采用少有的威权举措。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他的“肯定的瞬间”。作为试验，在一个12月份，他限制酒吧的持照营业时间到凌晨1点。他管这个叫做“胡萝卜法”——胡萝卜的俚语是指呆板健康的怪胎——口号是“12月的胡萝卜，1月的安全”。“胡萝卜法”对谋杀统计数字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而Mockus会不止一次诉诸此种威权。

Mockus也阻截令人担忧的家庭暴力的高发率。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医院时遇到一个男人的几个孩子，这男人醉醺醺地回家并放火烧了自家房子。孩子们的脸严重烧伤。Mockus想起这事时整个人都崩溃了。事实上在我拜访期间Mockus数度热泪盈眶，但很难区分这究竟是纯粹的情绪原因还是药物副作用。“而在同一天，我接待了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要求把见我作为她三岁生日的礼物。当她即将离开，她妈妈说‘我忘了告诉你，每一次我要打她的时候，她都会拿起话筒假装给你打电话。’”这位妈妈提到的这种随意打骂让他很烦恼。对于这种家庭生活的鞭子，他的解决方式，可预期那是你意想不到的怪招：暴力疫苗。

据估计，波哥大有将近60万的孩子在经受家庭暴力。“然而精神治疗师只有几百人，而情况亟须缓解……显然我们必须发明创新。”Mockus提议发放一种“象征性暴力工具箱”，工具箱由填充布偶和气球组成，孩子们可以在气球上画侵犯者的脸，然后与之面对面对峙，无论是语言性的或是身体性的。4万5千人在精神治疗师监督下参与这个测试，这些精神治疗师也都管理着滴剂，就像是疫苗。这是典型的Mockus策略，一半宣泄，一半狂欢。他很快指出这并不科学，这只是真正治疗（如果需要的话）的前奏，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参与者被引介至进一步的帮助。

图片说明：“红萝卜法”。

象征性行动是Mockus的政治风格特征之一。有一回，在政治辩论中，Mockus向总统候选人HoracioSerpa泼了一杯水，并请Serpa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只有在Mockus的手中，一个看似侵略性的行动可能成为解决冲突的工具，证明对抗不必然导致暴力。象征性行动成为了Mockus偏好的沟通选择。例如，对于他正在打击的非法烟花爆竹产业，这产业每年造成数百名儿童伤残，他使超市出售由安全套组成的象征性烟花包，你可以充气并使它爆炸。这具有一箭双雕作用，因为它将安全套发放到了买不起安全套或因天主教会而无论如何被禁用安全套的人手中。

作为表演的政治

Mockus的方法经常采取表演维度，当他穿上红斗篷和黄色紧身衣扮演超级英雄去清理涂鸦时，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角色，他自称“超人市民”，就是他所期望的波哥大人的化身，不过是以自嘲形式表现出来。Mockus学会既利用大众传媒，又要能摆脱那些通常把政客变成笑柄的事。为了倡导节约用水，他上电视广告洗澡，在抹肥皂时关掉水龙头。这很有效：耗水量在两个月内下降了14％。但是，这种古怪的动作，实则已经超出Mockus操作电视影响力的范围。通过表演发表主张的这种意志，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当选市长后不久，他在一个老虎笼子里迎娶第二任妻子Adriana，俩人骑着大象离开（向他正要进入的媒体马戏团眨眼）。有时他用表演来推销他的政策。例如，在反暴力战役中，他在一个已清空即将拆除的坟地上演了一出奇观。他雇用演员从地下墓室一个个冒出来，使墓室下的看不见的死亡数字变得具体可感。这场战役的口号是“让墓室保持空档”。

哥伦比亚策展人JoséRoca论辩，作为一个政治家的Mockus使用的是表演艺术家的方法。尽管Mockus事实上从未声称自己是艺术家，艺术一定是他的寻常参照点。无论是否蓄意，他挪用了JosephBeuys的观点——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在他年总统竞选中，他的一个竞选文本述及：“因为文化可以被创造性地转变；因为艺术解放个人……因为每个公民都可以是艺术家；因为实践政治应该是审美的。”Mockus实践政治的方式肯定是美学的，并且不仅仅是在传媒友好的意义上。它经常表现在小而意味深长的姿态上。曾有一回，他的安防队伍强迫他穿上防弹背心。为了抗议，Mockus拿剪刀在防弹背心的他的心脏正上方剪了一个心形的洞。通过这个行动，他将一件盔甲转化为同情的象征。这种炼金术魔力需要天赋。它可能来自于他的母亲Nijole，一位受人颂扬的雕塑家，并为他所崇仰。事实上她就住在隔壁。在带我参观他母亲的工作室时，他说：“有天母亲对我说：‘你就像达利，你可以从任何事物创造艺术，但你需要镁光灯！’”

图片说明：“当我身为波哥大市长时，我时不时遭到生命威胁。因此我必须穿上防弹背心。我在我的心脏正上方位置开了个洞，这个洞是个心形。我相信这个姿态事实上带给我更好的保护。”——Mockus。

如果说年代的艺术家们把艺术带出艺廊投向地景，那么或许可将Mockus视为这种出走的拓展，将艺术作为公共政策的工具。无论何种方式，他的行动影响了一批艺术家，他们将Mockus行动重返艺廊脉络。以墨西哥艺术家PedroReyes为例，他把“反暴力疫苗”融入他的疗养院计划，一个流动乌托邦诊所。如果不算是真正的艺术，Mockus将他的行动视为一种另类沟通形式。吸引他的，是关于非理性层面的沟通，例如艺术的作用。从哲学研究生至其后作为教授，他的研究一直被合理性（rationality）局限所盘踞。作为笛卡儿的批判者，他不断测试理性（reason）局限，以及语言作为沟通形式的局限性。当他在一礼堂学生面前脱下裤子俯身弯腰时，他就是在展示语言的局限性。但这不仅在颠覆准则或通过行动沟通——这是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

Mockus的方法植根于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形式，实用主义在本书中多次出现，但实用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不是同一回事。Mockus解释道：“持有任何理论或主张，其意义在于你所构思的理论或主张的一切实践成果。所以如果你无法表明新理论具有不同的实践成果，那么新旧两种理论只是不同码字的同一个理论。于是这就把意义与行动紧密联系了起来。”换言之，思想并非仅为代言世界，而是为了形塑世界。Mockus的无政府主义方法是通过行动来进行，并且他一直寻求行动后果的意义，就像一个科学家解析实验结果。

我们已经见到这种方法多么有效。凶杀率、交通拥堵、交通事故、耗水量都急剧下降，而市民自豪感快速增生。然而，他对波哥大的影响，尽管强大，却是无形的影响。这也不完全正确——在某中意义上它是十分物质的。Mockus重振了城市财政。他接手一个财政赤字的城市，却留予后人一个健康的预算以能进行都市更新计划。他通过局部提高征税做到这点。一如他曾在大学里实践过的那样，他说服了波哥大55,位最富居民多缴10%的税。他出售市政电信公司的一部分（当他因出售公共资产而被指控新自由主义时，他有立场反击指称，支持提高税收的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多）。Mocks另一平衡帐本的办法，当然是尽量少花钱。某种意义上，是市政资源稀缺倒逼他创新，但他也在寻找不同于其他市长政绩的产出。他的兴趣点不在基础设施和有形遗产上（对这两项投入很少的钱），他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行为。事实是，他的教学方法的性价比非常高，直接导致波哥大在下一任市长指挥下的实质剧变。

干活的人

当EnriquePe?alosa于年当选时，他不仅有波哥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愿景，他库房里还有钱去实现这个愿景。他没有浪费时间。如果说Mockus是教授，Pe?alosa就是那个干活的人。他是一个建造者，一个依循精致传统的剪彩市长，但他的天性是深刻的平等主义。对Pe?alosa而言，波哥大没完没了的交通堵塞和贫乏的公共交通，就是不平等的病症。从他的立场看来，这座城市屈服于汽车，让道给有钱到能买车的人，却什么都没有留给行人和搭乘公交的穷人。甚至人行道（并非整座城市）经常被用于停车，放任私家车大量吞噬可贵的公共空间。而他身为市长最大的成就在于：交通的弱势者革命。

图片说明：EnriquePe?alosa。

为了达成他授予行人“移动权利”的使命，Pe?alosa兴建了成百上千公里的人行道。他兴建了公里自行车道，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中最广泛的自行车网络。他引入尖峰时刻车辆限号使用。而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兴建了“千禧快捷”（Transmilenio）公交服务，以公共运输网络取代近乎垄断首都公共运输的私营公车。仿照二十年前研发于库里蒂巴（Curitiba）的快速公交系统（BRT），“千禧快捷”拥有专用车道，专用车道上的公交车得以甩开拥挤的车流绝尘而去，你们吃土吧。“千禧快捷”加上自行车道，意味着穷人在今天的波哥大的移动速度是最快的。就像Pe?alosa所喜欢说的那样：“一个先进的城市，不是穷人依靠汽车来移动，而是甚至有钱人也使用公共交通。”

图片说明：千禧快捷。

尽管这些建设有着平等主义的动机，Pe?alosa的政策经常遭遇激烈的反对。当他开始在人行道上安装防护柱以使汽车不再能乱停的时候，他变得十分不受欢迎以至于反对党试图弹劾他。值得庆幸的是，Pe?alosa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家，为他所信奉而不得人心他也在所不惜。他是那种“自上而下”型的市长，因此，在一个将“参与式治理”理想化的时期显得不合时宜。但总有一些时候市长必须扮演强人角色，战胜那些不把城市最佳利益放在心上的大众。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不幸地处于异于常人的Mockus的两任任期中间，他将会崭露头角。他的成就，且不说他创造这些成就的速度，着实令人敬佩。他还令波哥大成为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一个范本，里约热内卢如今已接受“快速公交系统”（BRT）的挑战。然而，尽管公车专用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对波哥大产生了改革转化的效力，这些建设本身并不基进——在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城市这些都只是标配。相较于Mockus的教育学剧场，Pe?alosa注定要显得略为平凡。

即使如此，当Mockus在年再次被选为市长时，他承诺将继续完成Pe?alosa留下来的遗产。他延伸“千禧快捷”和自行车道并加建新的公共空间。一方面，他恢复“都市文化瞭望台”和“公民文化”计划；另一方面，他也发现他自己必须完善前任市长的一些较不敏锐的都市介入。Pe?alosa其中一项最猛烈的方案，是将ElCartucho这个毒品缠身、正位于城市中心的贫民窟拆除。12,名居民需在原址重新安置，而那块地将成为公园，所有的关于那块地的记忆仿佛都被卫生清洗了。Mockus按期完成了公园建设。“我想要延续性，”他说，“即使是完成那些我本不做的事。并且……我认为这座公园极度原创。”当我造访TercerMilenio公园的时候，必须承认是在工作日里的一天，我发现这座公园几乎是荒废了。那里有着过度指定的路径、过度区隔的地块和严重地过度设计的路灯，这无论如何不是我愿意久留的公园。如果Mockus将其描述为“原创”，这是因为他将验尸官办公室设置于此，验尸工作在此进行，就在这座公园的正中间。原创，确是，但似乎是太随心所欲了。即便这不是他自己的方案，这座公园成了Mockus为数不多的令人失望的项目。

图片说明：贫民窟ElCartucho改造为TercerMilenio公园。

这并非唯一案例。Mockus自己承认，他的政策没有特别对标解决贫困或不平等。确实，如他的批评者所提出的，即使他看起来最大的成功，即凶杀率的下降，更多是归功于国家严打非法毒品交易和准军事组织，而不是波哥大地方层级的“公民文化”计划。也许是这样，但鉴于他所有的成就，很难说“公民文化”计划的结果不是真实的。你也无法争论说这些方法不基进。把默剧演员指挥交通、枪支熔铸为勺子，与彼时将纽约紧握手中的朱利安尼（RudyGiuliani）市长的“零容忍”政策相比，你可以看到一个有想象力的政府和一个简单威权政府之间的区别。

Mockus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角色，使其超越法规事务或都市框架，并自己承担重新设定公民信仰体系的责任。Mockus直观地理解，共同良善的达成，不是通过对权威的畏惧，而是通过拥有感；而城市归属感的产生，是通过共享相同规则和发展出同样的良好习惯。

无疑，许多其他政治人物务都明白这点，但Mockus具有一种教学天赋使他得以应用于都市尺度。这产生了一个问题，他的策略可以复制吗？它们倚赖个人独特的领袖魅力吗？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本书的活跃份子建筑师身上——他们有多必然是例外的？Mockus案例引人入胜地聚焦于个人，这和媒体对他照单全收乃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但是，固着于古怪的Mockus、特立独行的Mockus，是毫无助益地冒着把他变为一次性案例的风险。确实，一个凭借把屁股暴露在一整个礼堂前而进入政界的人，将难以让平日好面子的政客模仿。Mockus的派头是不可企及的，因为按照定义，那是无法预期的（而无法预期的事物无法复制）。他的核心关怀，然而，明显是可复制的。任何政客都会告诉你，无论是什么问题，答案都是教育。可是，这个答案总意味着等待下一代有所改进。Mockus的压倒性成功的秘诀，不是建立有许多学校的城市，而是城市本身就是学校。

无形的遗产

由于波哥大市长一职是哥伦比亚第二有权力的政治岗位，它往往是一个实现总统野心的跳板。Mockus也不例外。年他在第一次市长任期结束前辞职参选总统而没有成功。他对于自己提前抛却市长职责感到很内疚，因此年当他再次当选波哥大市长时，他在波哥大喷泉以当众鞭笞来赎罪。但他于年再次竞选总统，再次落选（其中一条竞选标语这样写：“艺术之竞选，艺术之政党，艺术之政府，艺术之哥伦比亚。”）。接着，年，作为新的哥伦比亚绿党的领袖，他决定与最被看好的桑托斯（JuanManuelSantos）一争高下，但最终失手。那时候他的帕金斯症已被公众记录在案，此时他正逐渐淡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色彩。这些日子里他运营智库和名为“远见卓识”的咨询公司（Corpovisionarios），为其他城市如何处理城市疑难杂症提供建议。

当我们依约安排的会谈时间即将画上句点，我一直试图礼貌地结束这次访谈，但是Mockus好象并不愿意。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仿佛大约一个钟头前药物对他的抑制作用减弱了似的。他语速加快，奇闻逸事开始涌向他的记忆。

“昨天我参加“透明国际”的一个会议，我问，‘窃取政府和窃取邻居，哪个更严重？’以及，我多次问大家，‘偷窃被神父祝福的圣餐祭饼与偷窃普通饼干，何者更糟？’大家都说‘这是一样的，两者都很严重。’在哥伦比亚，我们被认为是很有宗教信仰的，但看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并不是这样。集体行为和集体良善的重要性被这种无差别中立削弱了。CharlesSandersPeirce和WilliamJames对于圣餐变体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于自然科学家Peirce而言，赐福前、后的祭饼是一模一样的同一块饼。对于心理学家和牧师的儿子James而言，绝对明显的是这块饼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下跪。好吧，回到我们的问题来……”

但是这一次，有个疑问从我脑中蹦了出来。

什么是更有价值的遗产，有形的还是无形的？Pe?alosa建造了图书馆，兴建了交通基础设施，扩展了公共领域。简言之，他留下了印记。我将其中的一些成功归功于Mockus，因为他使得这些计划的财务可行，但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过分夸大Mockus在开启民智去接受改变这件事上的重要性。我认为，关于他的想法的潜能，还未被完全消化。没错，他的方法适合于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但是被侵蚀的市民文化和残破的公共领域，并非仅限于年代的波哥大。全球范围内数不尽的城市面临我们所说的相似处境。那么如果Mockus值得在一本关于打造城市之基进取径的书中自成一章，那是因为他能触发来自市民自身的改变。甚至没有借助空间解决方案，他就能够在心理学层面干预整座城市。“良好的公民文化，不仅仅是通向终点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而通过行为改变来使得城市产生变革的想法，远未得到充分的探索。”

Mockus知道，他的大部分成就已经被他的继任者们松解了，若不是高调进行就是通过冷漠以待来松解它。交通状况骇人听闻，攻击性驾驶重现，街道偷窃与拦路抢劫开始回升。即使是他助力巩固、被大肆吹嘘的“千禧快捷”也已拥挤得痛苦不堪，可以说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撇开这些有形证据，他所激发的波哥大的信仰感已经减弱。就如一位著名的波哥大建筑师告诉我的，“八年前一个深受信赖的城市，现在陷入了危机。”Mockus的成效真的就这样幻灭了吗？

他给我留下了一则最后的轶事：“有一天我看到一辆车在路中间抛锚了，马上有三四个人从其他车下来帮忙把它推到路边。之后，那辆车的司机感慨道：‘还有些东西留下来。’起初我没太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再一次，此处，Mockus顿然感慨万分。那位司机的意思，他意识到，就是市民互助的集体努力将会留下痕迹，一种难以言喻的良善市民精神的遗存。Mockus的遗产，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东西。他的影响不是表面粉饰，你无法为之拍照留念。但只要波哥大人记得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什么样的，哪怕是短暂的，那么某些东西就留存了下来。（完）

图片说明：年5月19日Mockus在波哥大参加枕头大战，象征这是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唯一的战争。

＊原文：JustinMcGuirk,,Bogotá:TheCityasaSchool,inRadicalCities,Verso，p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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