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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序“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理想国译丛主编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献给妈妈和爸爸是他们引领我们踏上了我们的旅程同样献给理查德此电子书下载自三秋书屋导读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徐贲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一、恐怖与暴力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Volkogonov）说，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而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随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人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是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业”，“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们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友，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真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监视记录，年8月27日：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可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卡蒂确实在档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样“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经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爱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QuotedbyKatherineVerdery,WhatWasSocialism,andWhatComesNext?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24.*SheilaFitzpatrick,TearofftheMask!IdentityandImpostureinTwentieth-CenturyRussia,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4.*Baronde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trans.ThomasNugent.NewYork:Hafner,,Vol.1,pp.23,lxxi,65.*QuotedinRobertConquest,TheGreatTerror.London:Macmillan,,p..*QuotedinPaulHollander,PoliticalWillandPersonalBelief:TheDeclineandFallofSovietCommunism.NewHavenCN:YaleUniversityPress,,p..*NicolaiKhokhlov,IntheNameofConscience.NewYork:McKay,,pp.-.*SisselaBok,Secrets:OntheEthicsofConcealmentandRevelation.NewYork:PantheonBooks,,p..*SisselaBok,Secrets:OntheEthicsofConcealmentandRevelation.,p..*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19页。中文版自序送给我的中国读者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我在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卡蒂·马顿美国纽约，年8月15日引言我儿时的画，却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祖母在旁补注：“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Katalinkutrucz）博士在电话上如此建议。上次见面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律师朋友陪我一起去的。当时，库特鲁茨博士办事一本正经，说话简短冷淡，不露一丝温情。我猜想，老式官僚的她只是在例行公事。匈牙利共产党谢幕后的新法律，使我有权利浏览父母的秘密档案。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同，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具同情心。这全新的语调，使我不禁忧虑起来。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我首次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时，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便警告：我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但我渴望了解关于父母的真相，还有我和姐姐幼时——即那遥远的冷战岁月——在布达佩斯生活的实情。父母掩饰了家史的大部分——虽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新闻人，因报道年的“匈牙利革命”而赢得奖项和认可。父亲会说：“你是个美国人，永远都不会理解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统治下的生活。”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应是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1]到米兰·昆德拉[2]，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但我要真相，即便它会令人痛苦不堪。部门主管变更的语调，使我彻夜未眠。第二天，眼睛仍在焦虑中烧灼，我爬上一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壮观楼梯。这栋建筑是年匈牙利秘密警察的诞生地，也是国家恐怖中某些最卑鄙罪行的现场。到了年，它已无法容纳数以千计身着制服或便衣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手下的渗透同胞生活每一角落的告密网。于是，秘密警察在雅致的安德拉斯街附近征用其他上等房产，只不过当年那条街的名字还是斯大林大街。今天，这栋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顶上，飘扬着蓝、金两色的欧盟旗帜，与之合占一个街区的是两个健身温泉疗养所。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是一个偏矮、高度紧张、忙忙碌碌的女人，身穿人造纤维的长裤洋装，脚蹬像是爽健牌（Dr.Scholl’s）的露趾鞋，穿在里面的袜子清晰可见。她把我带进一个椭圆形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精细繁复的装饰条，像是一个适宜举办小型音乐晚会的场所。我们在一张仿木桌子边坐下，她眼神忽闪忽闪地说：“我们发现，你要的档案是我们的大部头档案之一。”我应该感到骄傲吗？穿白外套的职员们用购物车搬来我父母的档案，受惊之余，我如饥似渴地一头栽入这小山般的文件堆。库特鲁茨博士面无笑容，但称我为“卡蒂卡”（Katika）——我名字的匈牙利昵称，这徒增了我心灵的颤抖。父母向匈牙利当局挑战，顽强勇敢地承当铁幕后硕果仅存的独立新闻人，直到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一直是我们的家庭身份的核心。年2月25日的凌晨2点，在美国公使馆武官家里打完桥牌，父亲遭到匈牙利六名秘密警察的劫捕。他的被捕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四个月后，秘密警察又找上母亲。将近一年后，年1月，《纽约时报》在另一篇头版新闻中报道：“美联社驻共产党治下匈牙利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他的妻子——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家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随文附有一张照片，就是这对英俊优雅的夫妇和他们微笑着的女儿。这张照片摄于变动之前，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匈牙利欢度圣诞节；它展现了一个幸福家庭，自给自足，看上去坚不可破。这虽是我在新闻报刊上初次亮相，不过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还要等到数十年之后。父母喜欢向前看，有选择地回眸往事。父亲生命快到终点时，自由、民主的新匈牙利让它的外交部长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父亲自己没来纽约，委托我代领。那晚，外交部长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还带来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父亲的一大袋资料。父亲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实在是不堪回首。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有人说童年是一块异地他乡，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从小被迫离开熟悉的家乡，搬到一个没人知道如何叫出我名字的国度。父母去世后——母亲死于年，父亲在一年之后跟着离世——我变得情不自禁，一心想弄清当初在故国父母和我们姐妹到底遇到了什么。我人生中的布达佩斯岁月，是我们一家人最为相亲相爱、最为团结的时候，之后的任何阶段都无法与之相比。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父母和我们姐妹因此抱成一团。一旦安居在美国，我们每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家人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松散起来。我们都顺利走出新移民的困境，但很奇妙，我仍向往那段身处危险和痛苦之中却又休戚与共的岁月。我怀念家人在布达佩斯的那种亲密无间。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孩子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没有拥有父母的权利。因此当我父母被人夺走时——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是“从我身边被夺走的”——这一离别不仅影响他们，更在我的身上打上永久烙印。我要打开这些档案，抚平这一创伤。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其时，匈牙利大约有两千辆私人汽车，而我家却开上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太招摇太显眼了，好比我们是在乘坐一枚火箭。所以几年后，当匈牙利政府颁予我同样的最高文职奖时，我便返回布达佩斯，来到这栋庄严而又恐怖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填写必不可少的表格。持续几个月，我都在纽约焦虑等待这些档案的主管人库特鲁茨·卡塔琳的召唤。现在，卡塔琳鼓励我直呼其名。她不时沾湿手指，快速翻阅我家的数百页档案，她太熟悉里面的内容了。随着纸张的翻飞，我童年时熟悉的名字逐一跳出。很多名字带有引号，表示只是告密者的代号。卡塔琳领会我的思路，耸耸肩说：“不管你父母信任他们与否，你们生活圈里的人都在告密。那时就是这样。”我翻阅代号“加什帕尔”（Gaspar）的一系列报告时，为我们姐妹名字的频频出现而感到吃惊。我不想让这些报告瞬间消失于成千上万的文件中，赶紧按住她的手：“请等等。”她停顿片刻说：“这些都是你的，可以带走，由你随意处置。”她像是在说：“我们现在已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我等不及，这位积极的告密者“加什帕尔”究竟是谁？为什么持续不断提及两个小女孩的名字？卡塔琳紧紧抿住嘴唇说：“嗯，我不能告诉你告密者的真实姓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代号往往与真实姓名有一定的关联。”加什帕尔，当然啰，那就是我们的法国保姆加布丽埃勒（Gabrielle）！以这份档案的贡献看，她真是个热心的告密者。愤怒之余，我还感受到了一丝慰藉——我一直就不喜欢她。我和她的敌意是相互的，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到她高跟鞋的哒哒声响。她每天早上来我床头卷百叶窗，总是发出最大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还有她严厉的尖叫：“Levez-vous,mesenfants!”（“起来吧——你们，我的孩子们！”）难怪她总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她肩上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姐妹的手绘图从另一个档案袋中掉落：一栋烟囱冒着烟的房子，前面有一些硕大如人的鸟儿在逛街；另外一幅上，一长排蜗牛正在爬一座小山，旁边的题词是“Mamikanak”（“献给妈妈”）。还有一幅简易的线条人物图，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边缘还有奶奶的笔迹——“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更教人胆战心惊的是父母在街头的照片，显然是用长焦镜头偷拍的。我感到震惊，尽管是偷拍，照片上的父亲仍像旗杆一样笔直挺拔，脸容泰然，表情深不可测。他侥幸从纳粹的魔掌中死里逃生，却又一次陷入输家的行列，只好以犹如盔甲的镇定自若来面对凶险的外界。但要对付一个竟连他孩子的手绘图都要收集的国家，任何盔甲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两岁或三岁时的照片，是我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的。我的向导在加快速度。一份新档案，封面上有个粗体字母“B”，我知道那个“B”字代表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招募”。“伊祖契”（Izorche）是这份档案上的代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父亲的代号。”我的嘴唇干涩得说不出话来。她竟敢作如此暗示！难道这就是她变换语调聊表同情、劝我单独来访的原因！父亲的“告密者招募”档案中，最后一份报告的日期是年，这不可能！——年，我们已在美国，我们是安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这太可笑了，但我不想与她争辩。父母在匈牙利时，极力抵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等他们安全抵达美国后，秘密警察怎么又异想天开，竟把他们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卡塔琳合上最后一份档案，转向我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她拿起一张从档案袋里掉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三四岁的鬈发小孩，系着蝴蝶和樱桃图案的围兜，手边一把勺子。我认出，这个胖乎乎、一脸认真、不露笑容的小孩，就是幼时的自己。首席历史学家的警告又在我脑中响起：“你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1]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年10月16日—年4月13日），德国人，生于但泽利伯维尔（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最著名作品《铁皮鼓》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因在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披露自己曾是纳粹党卫队的成员而引起广泛争议。——译注[2]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年4月1日—），捷克裔法国作家，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年移居法国，年加入法国国籍，著名作品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等。——译注第一章从热战到冷战我的父母，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站在巴黎凡尔赛宫前。这是他们在匈牙利当局年停发护照之前最后一次出国。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1]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的。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2]《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3]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仍是翩翩美少年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布达佩斯仍是开放、繁荣和宽容的社会，马顿家族属于兴旺的中产阶级上层。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记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的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又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剑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父亲的标准姿态——永远优雅，年代后期。击剑——一项贵族的运动，起源于决斗和英勇——是父亲宣泄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赢得过布达佩斯高级中学击剑锦标赛，当时他的照片还曾张贴在学校的大厅。到大学里，他的剑术又找到新的用途。数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大学里每年都有一次反犹游行，一次持续好几天。我把受惊吓、遭暴徒追逐的犹太姑娘和小伙拉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博士候选人），然后向暴徒的带头人挑战，以决斗来定输赢。”他微笑着回忆：“赢的当然是我。”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这一点上，秘密警察档案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尽管他有傲人的学习成绩，但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声名狼藉的“总数限制”，法律学院仍不予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到了晚年，他向孩子们解释，他为何要戴一枚刻有奥地利伯爵夫人家徽的戒指。“由于婚姻已属不可能，在最终劝服她回老家维也纳时，我只得发誓我会一直戴着它。当时，德国已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幸存，全靠他们的要强、足智多谋和运气。其时，阿道夫·艾希曼[4]正在迅速围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匈牙利法西斯的统治下，那些长处仍可发挥作用。蹊跷得很，每当父亲谈到“大灾难之前”的年份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父亲对年代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常使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其时她尚未进入他的生活。这一时期是父亲“金色”的青春年华，我研究这个阶段时，也感到异常困惑。对讨厌的真相视而不见，成为爸爸赖以生存的又一精神疗法。年德奥合并后，在维也纳发生的，他都视而不见。他在维也纳的那些富有修养的犹太朋友，像动物一样遭到追捕；维也纳卡琳瑟大街的商店橱窗，被用焦油涂上了“犹太商店”字样。所有这一切，他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德奥合并数天后，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早在年，匈牙利就通过了现代第一条反犹法律。霍尔蒂一派争辩，“我们必须要有人道、体面的反犹法律，这样希特勒派就不会来打扰我们”。事实上，每通过一次“体面”的反犹法律，我父母所在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便会遭到殴打。希特勒的帝国很快将匈牙利三面包围，决斗的年代迅速让位于军靴的年代。父亲的文学英雄是兰斯洛特[5]、罗宾汉[6]、红花侠[7]。他倾慕加里·库珀[8]，模仿弗雷德·阿斯泰尔[9]的优雅。但父亲最敬畏的还是自己的地理学教授泰莱基伯爵（CountPalTeleki），他在年初当上霍尔蒂政府的首相。“Subponderacrescitpalma”——棕榈长于险境，是泰莱基给我父亲的忠告，也是我自父亲处学到的第一句拉丁文。泰莱基属于“体面”的反犹派。他认为，只要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就不会来横加干涉。年，霍尔蒂允许希特勒穿过匈牙利国境，去攻打匈牙利的同盟国南斯拉夫，事先又没有咨询泰莱基。一怒之下，泰莱基写给他老板一封慷慨激昂的抗议信，随即开枪自杀——可敬但又是无用的举措。尽管如此，父亲谈起泰莱基时总是怀着敬意，甚至充满感情。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ArrowCross）经常与希特勒在布达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我的父母却活了下来。秘密警察档案揭示出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他们不断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家中搬来搬去，从不佩戴犹太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死罪），而且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父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也从不告诉孩子们有关他们自己以及妈妈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的真相。我们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Bethesda）安全地长大，几乎成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姐妹和弟弟一直听到的说法是，外祖父母死于战争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空袭。直到今天，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相片——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我非常细心地保存着家庭相册，只需朋友稍作暗示，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相册介绍：“这些是我父母、我小孩、我丈夫当时的模样。”这种执迷在我家是有传统的。我们离开匈牙利时只带走很少东西，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一只装满相册的“情感”手提箱。现在我在档案中读到，在秘密警察抄走的东西中，牢中父亲所害怕失去的，就有书桌上我们姐妹的照片。我们的家庭相册有个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那就是消失了的外祖父母。父母告诉我们的关于外祖父母的故事，其实都是假的。我们是在年的革命之后逃离匈牙利的，到年我首次重返布达佩斯，才得以发现此事的真相。其时，我在写罗尔·瓦伦堡[10]的传记，他是一个勇敢的瑞典人，救了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最后失踪于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当我在布达佩斯访问一名获得瓦伦堡搭救的妇女时，她很随意地说：“当然，瓦伦堡来得太晚了，无法帮助你的外祖父母逃脱毒气室的厄运。”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听到外祖父母的实际遭遇，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出身。我从布达佩斯给爸爸打电话，报告我的“新发现”，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冰凉，这是他第一次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秘密被女儿揭穿了。这给我们此后二十五年的父女关系罩上了阴影。母亲对这些话题也是避而不谈的。如果我提出来，她就会热泪盈眶，这让我只能保持沉默。也许她因为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救出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这可能是她终生依赖安眠药的原因之一。没有死亡证明书，没有她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记录，是否在帮助她抹去这一痛苦的记忆？她从没回过自己的诞生地米什科尔茨（Miskolc），那是位于匈牙利东部的一座乏味的工业城。外祖父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我跟我丈夫在年艰苦跋涉去了这座讨厌的城市，找到了外祖父母曾做礼拜的犹太教堂，如今虽已失修，却还完整无缺——他们是从那里，开始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犹太教堂的庭院里，墙上的一块匾列出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害者名单，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安娜·诺伊曼和阿道夫·诺伊曼（AnnaandAdolfNeumann）。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家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我尽量抑制自己不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希特勒及其匈牙利同伙，跟他想的可不一样。对父母来说，这个讨论已经结束。我执著的探索——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生前最后一年，即母亲过世之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的父亲搬来与我和我丈夫同住。一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我们终于弥合了这条裂缝。发现我们是犹太出身，我自己的反应是一大解脱，内心的一块空白已被填补。以前，我寻觅不到母亲祖上的照片或纪念物，总感觉遗漏了什么。这一发现——即便是纳粹谋杀外祖父母的悲剧——使我感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着落；并让我觉得，与那些家史在抵达美国时才开始的其他难民相比，自己享有更丰富的内涵。毋庸置疑，这是痛苦的，但我终于真相在握。至于我们的犹太背景，我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为它而感到骄傲。专业人士、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家住布达佩斯，后来发现是犹太人，这太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档案也列出父母——两人都有博士学位——由于“血统”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各式工作。五十多年后，我还在为这20世纪的根本荒谬而感到无比愤慨。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我的愤怒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获悉，父母从不谈论他们受到的迫害和展现出的勇敢。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家史，曾使我感到恼怒和受挫。现在，真相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官方文件中。他们编纂我的家史有自己的目的，与我的迥然不同。他们想在我父母身上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而我是在寻求真相。父母的恋爱是一段战时浪漫史。他们在我未来的教父豪洛希·贝拉（BelaHallosy）的家里相遇，都去参加桥牌游戏。其时，同盟国正在对布达佩斯实施频繁的空袭。我那擅长挑逗、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母亲，遇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无论是在桥牌桌上，还是在人生之中。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两人都因为最新公布的反犹太法律而失去工作，仅靠教人英语来维持生活。他俩的性格迥异：她情绪化，情感浓烈；他耿介严实，严于律己，自命不凡。他俩都喜爱书籍和新颖的思想，但风格上的差别仍然极为鲜明。我曾感到惊奇，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多亏了秘密警察档案，我现在懂得：他们都在向盖世太保、箭十字党和秘密警察提出挑战，从中锻造了志同道合的纽带。我不敢想象，没有相互的支撑，他们中任何一个能得以存活。他们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我曾向他们追问战争后期在箭十字党统治下的噩梦年代的一些细节，父亲告诉我，他曾写信给反犹击剑俱乐部，主动要求退出，以避免遭到驱逐，但“教练只是把信存档，允许我继续击剑，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那时箭十字党已无孔不入，使之难以为继”。他把此事讲得好像是打了一个胜仗。另一次，他遇上身穿箭十字党制服的前击剑伙伴，在对视一刹那后擦肩而过，没有停下脚步。还有一次，父亲以机智战胜了一名借醉酒追求我母亲的俄国“解放者”。他们只叙述这些插曲，而从不详谈自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恐怖。这触及到我童年生活中的极大迷惑：父母勉强幸免于纳粹的暴政，按理说，应保持低调。但是共产党接管匈牙利时，父母却肆无忌惮，公开站在已成为新敌人的美国一侧。他们怎么敢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呢？瞒过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是否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或只想再一次享受美好人生？那时的他们才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和新闻人赶来见证中欧这个不幸角落的苏维埃化，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英语流利，举止和桥牌更属上乘。交上这些“强大的”朋友，父母可能由此产生了确保无虞的安全感。在反犹太社会中含垢忍辱的犹太人眼中，这必定是一帖灵丹妙药。战后的照片中，父母脸上洋溢着欣喜和解脱。布达佩斯幸存于五十一天残酷的围攻，以德军投降于苏军而告终。市民是欢天喜地的，但美丽的城市已成瓦砾一片。我家在玫瑰山上的房子已被苏联军官占用。多瑙河上的天际轮廓是无法辨认的——德军曾固守到底的城堡小山是一片月球景色。曾经优美的桥梁都已倒塌在多瑙河中。支离破碎的景观下，却涌动着勃勃生气。同盟国、苏联和德国的炸弹所留下的残骸迅速得到清除，远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西装革履的男人和身着裘衣的女士——包括我的父母，都自愿一个月中抽出几天参与清理，或清扫场地，或堆砖砌墙。贡德尔餐馆——市公园中的著名餐馆（德国国防军曾把它当作马厩使用）——再次挤满顾客，他们奇迹般地穿上了欧洲最新款的服装。纽约咖啡屋又从地窖中拉出红色毛绒的长座椅。这里的舞池曾是父母谈情说爱的地方，而当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几条街区外敲定屠杀计划。如今，他们随着母亲心爱的科尔·波特[11]的歌曲《白天和夜晚》（NightandDay），再一次翩翩起舞。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乐观的最高标志，他们在计划下一代的诞生，这在朋友圈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战后一段时间，他们有机会再次前往欧洲的各个首都，并去匈牙利巴拉顿（LakeBalaton）湖畔幸存的豪华宾馆避暑。后来，这些宾馆国有化，变成了党内精英的疗养所。苏联占领军首次注意上父亲是在年，其时他为一家匈牙利报社工作，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VladimirSviridov）将军的最后通牒。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统治匈牙利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ControlCommission），而斯维里多夫是该会的苏联主席。他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禁止反苏的政客担任公职。父亲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是自德国占领终止后，外国力量首次公开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这份新闻稿导致秘密警察建立了父亲的档案，更开启了对父母近二十年的全面监视。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听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一些重要的年份、日期和名字，像家庭成员的生日一样，深深铭刻于我的记忆。我是何时弄懂年是苏联和其匈牙利盟友的关键之年的？（从童年记忆最深处浮起的另一个词是：“Moscovite”，“莫斯科人”。父母说到此词时老是带有特别的蔑视，它是指随苏联红军回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其中最为重要也最惹人讨厌的，就是匈牙利未来的总理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Rákosi］。）匈牙利共产党无法赢得战后的首次大选，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可把匈牙利推入欧洲民主大家庭的另一次选举。执行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是AVO，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年9月成立（就在我阅读父母档案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物里），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到年，父亲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上。父母知道吗？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向新政权挑战，穿着入时，与西方人交友。也许命定论已渗入他们的思维：如果能从希特勒和艾希曼手中死里逃生，就能渡过任何难关。年，他们随匈牙利击剑队去了伦敦，回来后，他们好像是在公开展示对英国货的偏爱。（在那些照片中，他们就像在为英国巴宝莉精品公司做广告。）自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母亲就一直用英文名字安德鲁来称呼他。愈来愈多的英国和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后，总要来见一见马顿夫妇。美国《时代》杂志的年轻记者西蒙·布尔金（SimonBourgin），是个来自亚利桑那州依莱镇的瘦高个，战后被派驻布达佩斯，父母带着他四下游览。他在年回忆道：“布达佩斯仍有灵气。在没被肃清之前，这种灵气使之成为欧洲最令人激动的胜地。整个社会像凝固在古色古香之中。美丽的女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在一两天内照样缝制出西方款式的裁缝们，等等。她就像今天的香港，却有自身的魅力和智慧。布里斯特尔宾馆（HotelBristol）虽遭轰炸，仍耸立在多瑙河旁。它是新闻人的总部，散发出怪异的魅力；大厅里有旧式家具，坐在桌旁的人都有风度。它像布达佩斯城一样，久久保留着自己的风采。”布尔金还说：“你父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提供我们无法得到的新闻，应该是险境中新闻人的楷模。他们聪明，富有魅力，内行，尽责。我们建立了亲密的互信，真心关心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如履薄冰，却还是在勇往直前。”我幼年印象中的另一个人物有点神秘——他既不是新闻人，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官；在我们定居华盛顿后，他又一次出现。他叫詹姆斯·麦卡格（JamesMcCargar），衣着整洁，总是身披一件剪裁得体的蓝色夹克，身材高大，令人印象深刻。以我小孩的眼光看，他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但缺乏那些在我家来来往往的记者们的随和。现在我知道，麦卡格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曾为代号“池塘”的绝密计划招募匈牙利人。到年，他已将七十五名匈牙利反对派政治人物从匈牙利带到西方。麦卡格有真才实干，是个很有派头的秘密探员，酷似詹姆斯·邦德，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跟我父母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向我透露有关我父母、麦卡格和其他任何信息。）麦卡格首次看到布达佩斯是在年，这是他的回忆：“我在年夏天抵达，只要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比一比，匈牙利人的活力就会有最为显著的展示。在维也纳，市民心惊胆战于四国占领军，只不过是在勉强度日……在布达佩斯，虽遭受了等同于德国主要城市所受的摧毁，又要察看不甚仁厚的苏联红军的脸色，但仍有搅打奶油来配备频繁的日常咖啡——还有婴儿牛奶，战后的重建项目生气勃勃……只要能找到舞台，就会有喧闹的剧院，夜总会更是颇负盛名。”[12]年，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麦卡格在他布达佩斯居所举办的午餐聚会中与我父亲展开激烈争辩。麦卡格激怒了我父亲，因为他说匈牙利人易于容忍外国占领，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苏联的。最终，他向我父亲道了歉。很久以后，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的麦卡格仍是我父母的朋友，更是我研究情报工作的宝贵信息来源。年春天，我拨通了他在华盛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法裔妻子莫妮克。她断断续续告诉我，麦卡格前不久去世了，“临终前他还谈起你，带着很特别的感情”。又断了一条线索。到年，拉科西·马加什以自称为“意大利腊肠”（salami）的策略成功战胜反对党，成为匈牙利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此时，从字面上讲，公开钦慕西方已是一桩罪行。率直批评当局的评论家，被斥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一个个消失，或遭折磨，或被杀害。父母的犹太出身，曾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靶子；现在，“资产阶级”出身再加上对西方的情有独钟，又使他们成为新政府的目标。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纳粹统治与共产政权之间有一个短暂时期，母亲尚可参加工作。到了年，她就遭到教育部解雇，她的名字出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一年之后，父亲经营的独立的、政治态度温和的报纸《克斯·乌萨格》（KisUjsag）也被取缔，他也加入了失业队伍。选择愈来愈少，但因为有良好的英语（与德语和法语一样流利），父亲当上英国《每日电讯》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年他赴伦敦参加击剑比赛——那是十年中他们最后一次在国外旅行，当时他就发现，如果不愿开计程车，匈牙利人在伦敦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档案里也有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父母有时会完全绝望，但总是对孩子隐瞒。秘密警察在年记录，父母曾申请移民去新西兰。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欧人，酷爱咖啡屋文化——俗称布达佩斯的氧气，由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高级八卦混合而成——再加上对桥牌和歌剧的情有独钟，竟然考虑在平静如水的新西兰的威灵顿开始新的生活！尝试移民到新西兰是家史中故意删减的又一章节，犹如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角色，以及父母的犹太出身。移民新西兰的计划破灭之后（缘于支持该移民计划的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突然离职），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尤玛镇来到布达佩斯。他是美联社著名的欧洲通讯记者，名叫丹尼尔·特鲁斯（DanielDeLuce），向我父母提出了原地不动的危险建议。他劝说，匈牙利新闻环境可能很严酷，但新闻资源也极为丰富。做秀公审、关闭教堂、对所有反对党的野蛮清算、旧“资产阶级”被放逐到残酷的劳改营等等，条条都是大新闻；薪资将与工作的艰辛相匹配。于是，父亲与世界通讯社中的佼佼者美联社签约，充当它的特约记者。父亲喜欢和这名低调的美国人共事，称特鲁斯教会他成为一名“美国新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也以此为荣）。他可能认为，为世界最强大的新闻组织工作，可能会给他提供保护，毕竟他的其他选择一个个都已泥牛入海。除此之外，其时只要收到美国来信便可让人遭到解雇，他却与“敌人”签约，其中还有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动机。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我们单调、暗淡的存在相比，这些男女像是在过着魅力四射的生活。前所未闻的奢侈品，如尼龙袜、口红、匈牙利人只能在黑市上看到的食物，却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这份回忆录写于年代晚期，从未发表，在年代交托给我。我很惭愧，其时我对家史还无动于衷。年初，特鲁斯有关匈牙利推行残酷的苏维埃化的报道，成为全世界的头版新闻。在匈牙利，它刺痛了一根神经。特鲁斯接到电话，来自令全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这位第一书记警告特鲁斯，如果他再写一篇类似的报道，将被驱逐出境。特鲁斯回答说，无法在如此威胁下工作。他只知道一种报道方式。他不愿被踢出去，便告诉我父母他将离开。由于特鲁斯的建议，我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就爸爸而言，这是改变他人生的大事。担任持记者证的美联社全职通讯记者，听上去很滋润。很快，父亲说服母亲接受了合众社（UP）的类似职位。该社是美联社的对手，后来改名为合众国际社（UPI）。母亲写道：“我们经常因担忧而难以入睡。如果遭监禁，我们的两个小女孩怎么办？她们的健康成长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就自己而言，我们的处境本来就不妙，不会因我追随（丈夫）而变得更糟。所有的经验显示，如果当局要监禁一名涉外人士，他的妻子一定逃不脱同样的命运，不管她知不知情，参不参与。”这样，她便成为父亲的“对手”，当上了合众社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实际上，母亲虽对重大事件有敏锐的观察和机智的评论，却不是一名作家。外人不知道，其实是父亲，在同时向美联社和合众社送交各自的新闻稿件。）父母并肩报道了年恐怖的做秀公审。在这次对司法的践踏中，主角是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犯有一系列“反国家、反人民的罪行”。此类做秀公审，因阿瑟·库斯勒[13]的小说《正午的黑暗》而永垂不朽。父母很快成为铁幕后最后一批独立的常驻新闻人。“你对劳伊克公审[14]的报道是个漂亮的起点。”这是他美联社老板年10月1日发来的电报。父亲骄傲地回答：“在法庭上，看到我们竞争对手都有两名记者，路透社甚至有三名，而我却是单枪匹马，真不是滋味……但我帮忙省了不少钱，并抢在他们之前发出劳伊克死刑的新闻。”不仅是速度，父亲的报道也得益于他的文化背景，还有他深入骨髓的历史感。这一切是美国新闻人无法体会的。他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联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父母为纽约至旧金山的读者所写的数百篇新闻稿，每一篇都被翻成匈牙利文，接受仔细审查，然后在秘密警察那里归档。到年，秘密警察已在马顿的卷宗里积累了一千六百页。有好一阵子，父母的努力令匈牙利的新闻不离美国报刊的头版，得以击败苏联想在西方的雷达下悄悄行事的企图。他们的报道直截了当，不加修饰，但真实案例的累积仍能发挥谴责的作用。他们是本国人，无法驱逐；又有较高知名度，不容易轻易“消失”。所以，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用蒸汽打开过。秘密警察观察到，作为毫无畏惧的记者，父母的国际声誉在日益增长。他们的档案中有一份美国报纸的剪报，日期是年2月10日，但未注明哪家报纸：“即使有针对新闻记者的禁令，美联社仍取得关于敏真谛［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15]的完整报道……布达佩斯政府拒绝向美联社颁发记者签证，理由是它已有常驻的安德烈·马顿。之前，匈牙利政府曾自布达佩斯驱逐一名美联社记者［丹尼尔·特鲁斯］。马顿是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美联社主管人员对他所报道的是法庭内发生的真相抱有信心。这份信心所依赖的，不仅是马顿，而且是与其他西方报道的仔细核对。任何国籍的通讯记者，如有触犯，匈牙利政府都会采取相应措施。令当局不愉快的美国记者，通常是被驱逐出境。而匈牙利公民，就会有牢狱之灾了。”父母继续向“来访的新闻人”提供简报。刚刚抵达匈牙利的西方通讯记者，第一站就到我们的公寓。我还记得，祖母忙于精心制作晚餐（相对于烹调，母亲更喜欢与同事聊天），以款待这些异常高大（对初学走路的我来说）的客人。他们脚蹬船鞋，身披皱巴巴的衣衫，显得轻松自如。父亲的举止和演讲都中规中矩，他们则截然不同：将胳膊搭在椅背，身子朝后倾斜，悠闲地半坐半躺。他们安全而自在，不受威胁，最坏的结果也只是被驱逐出境，反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知名度。年9月，秘密警察把我父亲的前秘书自工作场所诱骗出来，带去一栋“安全房”（“safehouse”）。数年后，豪洛希·梅琳达（MelindaHallosy）回忆，那房间还挺“舒适”的，小桌上铺有花边餐巾，装饰有各式古董，以及家庭的生活照。秘密警察一边准备咖啡，一边命令她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梅琳达至今仍能感受到当时揪心的恐惧。她因小儿麻痹症自童年起就患有残疾（她步行要靠手杖），较之他人，要显得更为脆弱。她的未婚夫是贝拉·豪洛希，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自一个古老的匈牙利家庭，家境优越，他不是犹太人，并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向我父母提供庇护。尽管坐轮椅，贝拉在反纳粹地下活动中仍非常活跃，是当局刚刚禁止的一份温和报纸的发行人。他也是我的教父。秘密警察开始威胁梅琳达，如果她不汇报我父母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公事公办，逮捕贝拉。当然，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违背了这个许下的诺言。到了每周一次的桥牌时间，我父母到达贝拉家，贝拉就披露了梅琳达的困境。父亲回答：“嗯，我们不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我们以后不再来了。”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愚蠢，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她就会有危险了。我父亲觉得确实如此，便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父母经常带我们参加成人的聚会，包括他们每周的桥牌游戏。除了喜欢我们做伴，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又是唯一一对有小孩的夫妇。在饱受蹂躏、抑郁颓废、几被摧毁的布达佩斯，开始新的家庭生活，需要信心上的高涨。我的教父是业余摄影师，自己没有小孩，总喜欢给我们拍照。从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掉出一张贝拉拍的照片，上面是个很严肃的小女孩，双腿别扭地交叉着，站立在他玫瑰山上的房子的阳台门口。照片上我戴着的草帽是我第一件不带孩子气的头饰，我很为它骄傲。想象一下，秘密警察保管如此私人的纪念物，半个世纪后又回到我的手上。父母和我的教父母，与秘密警察足足玩了两年的游戏。他们逮捕父亲不久，就找上梅琳达，因为父亲向同狱难友透露了这个小玩笑，那人立即向上汇报。他们把梅琳达整整关了一百零八天，以示处罚。现在她微笑着说：“我的婚姻倒是得归功于秘密警察。贝拉认为，他如果跟我结婚，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年9月18日，秘密警察以党的经典用语，正式裁决我父母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这份内部备忘录——我发现于年，当然不为父母所知——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吸收马顿，因为他与美国公使馆有持续交往。”起草这份报告的是秘密警察布达伊·安德拉什（AndrasBudai），他遗憾地指出：“美国公使馆只让匈牙利人工作很短的时间，我们在招募公使馆员工方面，迄今还没遇上好运。”现在有豪洛希·梅琳达作为内应（她被认为是优秀的告密者），秘密警察希望把我父母变成特务——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冷战变得更冷。年7月3日，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被正式指控“参与……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与箭十字党和霍尔蒂派的反人民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目的是组织和鼓励他们成为间谍，以消灭土地改革”。如其意图不是那么狠毒，这激昂的指控听上去会让人感到滑稽：“这些箭十字党的将军、嗜血的犹太区指挥官、无人性的凶手……七年前还在服务于希特勒政权，如今却在《美国之音》上变成民主人士。他们以自由和进步的名义进行嚎叫和煽动，以反对获得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所创造的一切。”在年7月31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的“外交照会”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图书馆，停止播放由美国新闻处组织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因为该新闻处已被证明是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伪装外壳”。年，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RichardO’Regan）来到布达佩斯，采访致力于为国际共产主义宣传的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PeaceCouncil）。对于这个监禁其全部人口的匈牙利制度，欧里根的报道打破了美国最后一丝幻想。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当时不顾一切想要离境）而言，欧里根所讲述的故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以《铁幕长得如何？难民有无逃跑机会？》为题，欧里根在维也纳如此写道：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漫长且荒凉的铁幕，投奔西方的自由。今天，这道铁幕的几乎每一道裂痕和缝隙，都有死神在守候。自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二千五百英里的无人村庄、险恶的布雷区、带刺的铁丝网，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十个难民得以侥幸钻过。他们的逃跑需求极大勇气、详细计划和很多运气……你可能一离开你的家乡，就遇上麻烦。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安全警察和民兵竖起永久的哨卡。你离开工作岗位，必须有通行证，不管是真还是假；一旦顺利通过路障和旅馆夜查，就会到达“限制区域”。这是一片荒凉地带，村庄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境况覆盖了铁幕的整个沿线……没有特别出入证和特别身份证，你休想进入……愈靠近实际边界就愈危险，很可能踏入布雷区。瞭望塔开始出现，且愈来愈密，哨兵躲在树梢，凶猛的警犬很可能嗅出你。如果你尝试奔跑，哨兵有格杀勿论的命令。尽管这篇稿件不是父亲写的，秘密警察仍将“诽谤”罪行算在他的头上。匈牙利政府对我父母的不满在不断升级，一份未标日期的外交部备忘录有如下记录：很可疑，英国或美国通讯记者每次来布达佩斯，即使外交部没发通知，马顿夫妇就已知道。抵达之后，［马顿夫妇］就负责招待，陪他们到处走访，以致外交部有时都联络不上这些外国人。他们说，马顿夫妇会帮忙做所有的事，并为他们安排计划。我们看到，虽然招待外国新闻人是外交部职责，但马顿夫妇故意回避外交部。很可能，他们利用这些时机散布有害国家的消息。有必要提及一个特别案例：爱德华·科里（EdwardKorry，合众社驻维也纳的记者）获得签证来采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外交部已为外国记者特别准备了有关安排。他却接受马顿夫妇的招待，回避外交部的正式安排，甚至没有造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在三天后离境。返回维也纳后，他写了一篇针对匈牙利现状的最为敌对的诽谤文章，涉及经济危机、各阶层的悲惨生活，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科里在匈牙利期间没接触任何其他人，他所取得的有关资料很可能来自马顿夫妇。总体来说，父亲的匈牙利报道提供了一幅政治压制的广泛图景，经常使用微妙的笔触。从体育到剧院生活，再到巴拉顿湖边的宾馆难求——除非是党内精英，他涵盖了这个欧洲遗忘角落从年到年的一切生活细节。他笔下绝无煽动口气，只用讽刺和幽默来表述匈牙利的荒谬。譬如关于匈德友谊条约，他写道：“匈牙利的李伯[16]在年入睡，醒来时已是年10月底，他有理由频频揉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年，他已看到题为‘匈牙利和德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文章，这实在令人惊叹。”他的报道以美国人很少拥有的个人背景为基础，以它来阐述当局的伪善。“李伯的惊诧是无须解释的。匈牙利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轴心国的卫星国，实际上为德国军队所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意味着从纳粹的惨烈暴行中获得解放……在拉科西先生访问柏林时以及之后，匈牙利报纸已尽责为我们解说了战前德国与战后德国的不同，以及西德与东德的差别。”父亲在揭露拉科西专制统治时是铁面无情的。年9月8日，他报道了一万一千多名教士和修女被逐出他们享有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同年，他讥讽拉科西的最新公告，“毋庸置疑，拉科西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揭穿了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倒也无所谓。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任何疑惑。另一方面，似乎可以稳妥地说，这些人物是不会面对公开审判的。所以，大家必须对［拉科西］容许透露的表示满意”。“至此，一出悲剧最后一场戏的帷幕降下。一个主要的政党，劳工阶级数十年的唯一代表，消失于匈牙利的政治舞台。”年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匈牙利队的突出表现，父亲以不加掩饰的嘲讽写道：“所有十六位匈牙利金牌获得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第一项职责是给副总理和匈牙利不争的老板发电报……以示感谢。‘亲爱的拉科西同志！很愉快地向您报告，我为我们祖国赢得了第十六面金牌。感谢匈牙利工人，感谢党，感谢您——敬爱的拉科西同志。’”父亲年9月2日题为《讣告》的文章，综述了匈牙利新闻自由的终结。美国读者知不知道，为报道这样的新闻，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要承受怎样的危险？他既不夸张，也不渲染（讽刺是他的主要武器），但直言不讳已属坏透了。日益明显的是，作如此报道的仅有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这两人。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1]弗兰茨·约瑟夫（FranzJosephI，年8月18日—年11月21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年在位）。——译注[2]托马斯·曼（ThomasMann，年6月6日—年8月12日），德国作家，《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为其代表作；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年2月21日逃避纳粹德国到达纽约，发表“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的名言。——译注[3]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Horthy，年6月18日—年2月9日），匈牙利军人、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击溃意大利海军而驰名，年任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年率军队驱逐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政权，年成为匈牙利王国摄政，开始其对匈牙利的统治。二战前期，他与希特勒合作，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年10月，匈牙利退出轴心国阵营，之后霍尔蒂遭党卫军捕获、软禁；德国投降后被美军逮捕，后获释。年移居葡萄牙，生前再未踏入匈牙利。——译注[4]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年3月19日—年6月1日），纳粹德国高官，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人”。二战后被美军俘虏，后逃脱，流亡至阿根廷。年被以色列擒获，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译注[5]兰斯洛特（Lancelot），亚瑟王传说中圆桌骑士团的成员，在众多法国文学作品中，被描述成亚瑟王最伟大最受信任的骑士，为亚瑟王的诸多胜利作出贡献。——译注[6]罗宾汉（RobinHood），英国传说中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最早出现于年英国法官的案卷，意指任何逃犯或亡命之徒，14世纪以后广泛流传于民间，后成为著名文学人物，大仲马即有作品《侠盗罗宾汉》。——译注[7]《红花侠》（TheScarletPimpernel），一部冒险侠义的小说，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年代为背景，作者是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剧作家、艺术家艾玛·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EmmaOrczy，年9月23日—年11月12日）。——译注[8]加里·库珀（GaryCooper，年5月7日—年5月13日），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获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和一次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9]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Astaire，年5月10日—年6月22日），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家、歌手，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10]罗尔·瓦伦堡（RaoulWallenberg，年8月4日—年7月17日），瑞典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签发保护性瑞典护照等方法，自反犹大屠杀中拯救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译注[11]科尔·波特（ColePorter，年6月9日—年10月15日），美国音乐家，著名作品包括音乐喜剧《吻我，凯特》、《五千万法国人》和歌曲《白天和夜晚》、《切肤之爱》等。——译注[12]ChristopherFelix,AShortCourseintheSecretWar(NewYork:Dutton,),p..[13]阿瑟·库斯勒（ArthurKoestler，年9月5日—年3月1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批评家，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而逐渐趋向自由主义，最终写出指责大清洗、起诉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译注[14]对匈牙利外交部长劳伊克·拉斯洛（LaszloRajk）的做秀公审发生于年，指控他是南斯拉夫总理铁托的“代理人”。其时，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已开始公开攻击铁托。受尽折磨的劳伊克，因相信自己、妻子、刚出生的儿子将获人身安全的许诺，而“承认”叛国。结果，没有得到特赦，反而直接上了绞刑架。妻子被捕，儿子匿名寄养于孤儿院。如今，小劳伊克·拉斯洛是杰出的匈牙利建筑师，也是我的好朋友。[15]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JozsefMindszenty，年3月29日—年5月6日），罗马天主教会在匈牙利的首席主教，因支持教会自由和反对当局，在年做秀公审中被判终身监禁，年“匈牙利革命”中获释，之后躲进美国公使馆以求政治避难，直到年才离开匈牙利，年逝于维也纳。——译注[16]RipVanWinkle，19世纪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林纾曾将此篇译为《李伯大梦》。李伯醉后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发现人事全非，不仅成为美国的著名文学人物，也变成“桃花源中人”的代名词。——译注第二章幸福的童年我爱我的爷爷，我与他一起在布达佩斯公寓阳台上第一次试着说英语。（身后的不透明窗户是美国外交官西德尼·拉方恩安装的，为的是阻止我们两家的交往。）记忆非常容易误导。我对童年早期的很多记忆，可能源自父母的重新叙述，再混入自己的点滴回忆。即使有这么多天旋地转的严酷事变，我记忆中的童年早期仍是幸福的。在我们的公寓里，父母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西方世界，我们四人凝成一体。我们感觉到公寓外的世界不是友好的所在，这更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亲密互信。此外，妈妈和爸爸都在家中工作；他们写的报道，全用电话送去美联社和合众社在维也纳和伦敦的新闻部；偶尔一两次，也会送到其名字充满魔性的地方——纽约。即便小孩子也看得出，我家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人和外交官拜访我家，也邀请我们回访；我们雇有厨师和法国保姆；每逢星期天去做礼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明察秋毫的当局，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我们依然我行我素，好像这些行为都不是危险且挑衅的。如果父母看起来这样自信，那我们当然是安全的。战后，祖父母位于玫瑰山的房屋被苏联人征用，他们的小儿子、我的费利叔叔早已迁至澳大利亚，祖父母在等待去墨尔本与他相聚的许可。在等待中，他们搬来与我们同住。我崇拜我的“Nagypapa”（爷爷），我记得，我俩在阳光灿烂的公寓阳台上不停地玩着“attycake,pattycake,baker’sman”游戏。我们两人都渴望学会几句英语（我如今有点怀疑，那种押韵的练习，对他在澳大利亚的新生活究竟有多大帮助）。父母教我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等等”（“Holdon”，我当时认为它是一个单词“Holdon”）。任何一个用外语来找母亲或父亲的电话，我们都以此回答。爷爷讲英语，就像《北非谍影》（Casablanca）中在练“维希，凡希”（Vitchvatch）的年长绅士。我仍能感觉到爷爷灰色西装的粗糙质地，仍能看到他领结上的圆点图案，而我自己坐在他的腿上，身穿白缎带镶花边的明黄太阳套裙。四个大人——父母和祖父母——再加上我们姐妹，一起待在这小小公寓，我感到很安全。年夏天，亲爱的祖父和我在告别午餐上，他将移民去澳大利亚。我永远没有再见到他——也永远没有将他忘怀。年的夏天，祖父母的移民许可竟奇迹般地获得批准。我曾猜想，政府的异常善意是由于祖父母年事已高，再加上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已无可救药。现在读了秘密警察档案，我才明白，这是残酷的计谋，也是逮捕父母的前奏。我们姐妹是政府对付我父母最有效的武器，要突破父母的防线，我们姐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落入陌生人之手。但在年8月中，我们一起去火车站送别祖父母，对将临的危险木然无知。在那个烟雾弥漫、山洞一般的月台上，我挥手告别我亲爱的爷爷，目送那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在远处慢慢消失。我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看到父亲第一次哭泣，小孩子感受不到“永远”的内涵，但父亲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埃尔诺·马顿（ErnoMarton）是奥匈帝国一位犹太拉比的孙子，在法西斯时代之前的布达佩斯努力奋斗，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良好的生活。他年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寿九十一岁，是我认识的最为可爱温柔的男人。母亲——距离她年6月被捕还有几个月——投给我一个默许的眼色。我身穿美国外交官的孩子嫌小的T恤，在学校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认为，妈妈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父母，我知道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有这样的父母。这无疑跟危险的气氛有关，周遭的其他大人看起来都很怯懦，而我父母不会像我朋友们的父母那样窃窃私语，尤其是涉及“某些话题”时依然如此。父亲仍从布达佩斯瓦齐街的杰哈特店定做他所有的西装，面料包括粗花软呢、华达呢和泡泡纱等。这些面料都是由英国外交官和美国新闻人寄来或走私带入的。我们的鞋子是位名叫考帕的著名鞋匠手工做成的，所用皮革也以同样方式带进。我母亲仍光顾她战前的女帽商弗里德曼·莎丽（她在秘密警察档案中的代号是布比，“Bubi”，是嫌疑犯还是告密者，则不甚清楚）。妈妈有布达佩斯女人的本事，能将任何衣服搭配成一场时装秀。她所经之处，总带有一袭法国阿佩奇香水（Arpège）的气息。我爱看她给大家发扑克牌，她的红指甲像红宝石一样闪烁发光，活像蒙特卡洛赌台的主持人。年，父亲在他的头生女儿——我的姐姐朱莉——面前笑逐颜开。我们姐妹是父母宇宙的中心。母亲热情洋溢，讲法语和英语时魅力四射，讲匈牙利语时刁钻有趣。她喜爱将来访的外国人带进我们卧室，听我们朗诵祷文，“EnIstenem,JoIstenem...”（“我的上帝，万能的上帝……”）。这是楼下虔诚的天主教修女教我们的。当局解散了宗教组织，她只能来做我们的玩伴彼得和巴林特的保姆；她的名字是玛尔塔修女，但我们只能叫她玛尔塔阿姨或玛尔塔婶婶。政府对落后的天主教不满，禁止教士和修女在教堂外穿戴他们的长袍。玛尔塔婶婶讲起耶稣，好像在讲自己的朋友，发自内心，容光焕发；对此，我很钦佩。有一次，我看见她要邻居男孩捧起她藏在外套里面的十字架，急切地在男孩耳根低语“SzeretlekJezuska”（“我爱你，耶稣”）。在她火焰般的眼神注视下，男孩重复了这句话，尽管他自己父母还是反教会的激进分子。不同于我母亲的爱好时尚，她异常质朴，对我更具吸引力。又有一次，她和她所照看的小孩彼得和巴林特，来我家过夜（我们中有人患了水痘，家长们决定，干脆大家都得一次）。她总是等到熄灯后再脱衣，而我真想瞧瞧她睡觉时穿什么（我猜测，穿修女特用的睡袍吗？）。房间里每个人都睡了，我向她低语：“玛尔塔婶婶，你睡觉时穿睡衣吗？”她叫我入睡，不要作声。我仍不断唠叨，但毫无结果，直到自己睡着。她像我一样倔强，但有更大的毅力。我们步行去山脚的瓦罗斯玛捷（Varosmajor）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喜欢拉住玛尔塔婶婶又凉快又干爽的手。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告解室之前排队，我通常挑最长的队列。走出教堂，迎面是刺骨的冷风，薄暮渐渐降落在小公园，里面有高大光秃的树林和砾石小径。我会捡起栗子，在衣袖上擦亮，感到一刹那的纯洁。我是否曾感到奇怪，父母从不跟我们一起去做弥撒，但又渴望我们去？一直要到数年之后，我才明白个中的原由。（他们是全然世俗的，但永远忘不了匈牙利的反犹传统，即使政府已在全力迫害教会，他们仍渴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基督徒。这个想法真有点古怪，让人困惑。）布达山顶上树木茂盛的乔鲍街，是我知道的全部世界。我们可以听到附近圣地广场上公交车和有轨电车的嗡嗡轻鸣，它已被重新命名为莫斯科广场，但没人跟着改口。我们远离佩斯那边的商业区，去那里只是因为要看医生、上歌剧院、光顾捷巴德咖啡屋。后者已是中欧古老生活少有的遗存，其他老式咖啡屋或关闭，或改成站式，只让客人匆匆饮尽各自的小杯浓缩咖啡。闲荡是不好的，旅行更不可能。成人讲到“护照”这个词总带有怀旧的语调，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对巴黎、维也纳、威尼斯和伦敦的回忆，这些润饰过的旅行故事像首饰一样被珍藏起来。对我们小孩而言，这些都是书本上的字眼，我们在布达山顶的四层公寓是个幸福而充裕的世界。冬天，戴上小小的护目镜，我们躺在浴室地板上晒太阳灯。当时，此举被认为有助于健康。一旦我们的朋友彼得或是他的兄弟巴林特，或是楼上的男孩山多尔和班迪，完成一点屁大的事情，整栋楼都能听到“Ichbinschonfertig!”（我准备好了！）。他们都学会用德语谨慎地作出这一宣告，这句话至今还能激起我潮水般的回忆。我们的父母都是官方蔑视的资产阶级成员，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我的世界：布达山顶，还有夏天度假的奇妙的巴拉顿湖。我还记得，快到湖边时，我们给车后渐渐远离的一长排柏树计数；开车返回时，我们姐妹和父母又唱起歌曲“Aholasargavillamosokjarnak,ottvanBudapest”（黄色电车行驶的地方，你将找到布达佩斯）；汽车沿乡村小路一拐，首都的灯火顿时映入眼帘。孩子总能接受身处的世界，并能很快适应。当彼得和巴林特家的公寓门铃响起时，某个大人就会用一把中国扇子掩盖设于墙内的祭坛，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怪异；我们也不需要父母来告诉我们，居住在走廊对面的卡尔马尔家不属“我们这一类”。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党员，这可从他们的服装和肢体语言，以及与我们相处时的生硬中猜到。之后——我相信是在年的革命期间——我们发现，他确实是秘密警察官员；此外，我还有更具体的证据。卡尔马尔家有三个小孩，我们这六名“资产阶级”后代对他们处处提防，而我却对卡尔马尔家的大女儿苏兹生发出小女孩的迷恋。她表情严肃，颇有心计，梳的黑色长辫富有光泽。我思忖，她能教我一些生活经验，而我母亲——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是帮不上忙的。我奉承迎合她，终于得以进入她家的公寓。我回想起，一张斯大林正点着烟斗的大画像是她家唯一的艺术品；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家里看到这样的画像，所以我猜想，卡尔马尔家可能是这“伟大父亲”的私人朋友。这种朝我凝视的画像，通常只出现于黑板上方、邮政局和五一阅兵典礼。这次拜访，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冀望能再去。我甚至暗暗钦羡苏兹的母亲——卡尔马尔太太。犹如修女要穿规定的服装，她也穿着党员的制式服装，即灰色、无曲线、不加修饰的那种。她平淡而柔和的面容从不化一丝妆，反而更具吸引力。我感到，这种打扮比我母亲的红唇和相应颜色的指甲更具时代感。我记得，拜访卡尔马尔家后我突然觉得，家里一切都是古老、发霉的，与新匈牙利格格不入。祖父母的褪色的波斯地毯、深暗的风景油画、马利亚像（我总被告知，这属于达·芬奇流派，但达·芬奇又是谁呢？），还有那些破旧的皮面书籍！看上去有成千上万本，其中许多本的封面已经破损，奇迹般地幸存于布达佩斯的围城战火。那些书的作者和语言，例如托马斯·曼、鲁德亚德·吉卜林[1]、查尔斯·狄更斯[2]和辛克莱·刘易斯[3]，早已没人再读了。我也感到，它们不适合我们少先队正在建造的新社会（我现在是一名“kisdobos”，小鼓手，每周一天要佩戴蓝领巾。）；但转念一想，这岂不是对父母的不忠吗？儿童是苏联帝国扶植中新型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温斯顿·丘吉尔在年“铁幕”演讲中所警告的，这些新型国家正出现于“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自幼开始，他们灌输儿童以新的标准和价值。东欧国家的学院都在训练社会主义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自幼儿园第一天起，就以社会主义价值教诲我们。因此，我有时感到，我被挤压在人生的两极之间：学校和家。每星期一次，我们环绕学校操场游行，高歌颂扬拉科西同志，以及那些由巨幅画像而认识的远方上帝：斯大林和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我曾偷偷享受这些激昂的曲调，在短时间内振奋不已，与大家融为一体。（可是，作为父母抗议的另类形式，我们姐妹仍穿着美国的黑色玛丽·简牌［MaryJanes］皮鞋，好比在这些活动中仍在尖声呼叫美国。）《松鼠般开朗的少先队员》（CheerfulPioneerlikeaSquirrel）是我最爱的歌曲之一，另一首《发抖吧，伯爵、男爵、资产阶级，现在是无产阶级的时辰！》（TrembleCounts,BaronsandBourgeoisie,It’stheHouroftheProletariat!），则有点把矛头引向自家了。那时的布达佩斯不是五彩缤纷的美丽场所，只是灰色一片，缀以猩红色。红星或红旗在建筑物和学校的顶上摇曳飞扬，红旗的数量远远超过匈牙利三色国旗，吊索桥前的花床中有红花拼成的锤子和镰刀。每个小孩都知道，安德拉斯街60号窗台花盆中的红天竺葵，是秘密警察浇的水，为的是让他们的总部看起来和善友好。这栋楼以前是箭十字党的总部。如今，安德拉斯街已改名为斯大林大街。我们去市公园贡德尔餐馆，想尽快绕过这讨厌的建筑；但秘密警察和他们的窗台花盆，实际上已占据整条街区，要想不见还真不容易。市内多数建筑物还留有枪炮弹痕，十年前同盟国的空袭，使很多房屋迄今还缺窗少顶。这给人以邋遢的感受，建筑物如此，市民也是如此。人们将战前残剩的服装不断修改以勉强凑合，或干脆改穿当年国家的规范外套。甚至我们山脚合作商店里的苹果，看上去也伤痕斑斑。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住进光洁、没有疮疤的房子，像美国外交官的住所一样。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更为严肃认真；我们只是知道，党和其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首脑，会影响我们的私生活。父母和老师，还有四周环绕的各式肖像，时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尤其熟悉拉科西，即匈牙利可怕的斯大林派领袖，他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座布达小山上。我们偶尔还会看到，他窗帘紧合的吉尔豪华轿车的车队，朝佩斯那一边蜿蜒驶去。与他人相比，拉科西似乎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这个肥胖、秃顶、脑袋直接安在肩膀上的男人，极力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我们的一首幼儿园歌曲，就是献给这可憎的暴徒——《我们感谢您，拉科西同志！》铁托、枢机主教敏真谛、劳伊克·拉斯洛都是我熟悉的名字。但有时我会被这些名字的两种版本搞糊涂：一个在我们公寓里头，另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父母报道了敏真谛和劳伊克的做秀公审，都被判犯有间谍罪，但都是诬陷的。枢机主教终身监禁，外交部长劳伊克被径直送去绞刑架。）还有些名字，我知道最好别在家以外的地方提起：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ChristianRavndal），还有一连串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如阿博特、罗杰斯、唐斯、辛普森等等，他们组成了我父母的社交圈子。曾有一次，我疏忽了控制着我们被割裂开的生活的潜在规则。我的幼儿园要求同学从家里带来各自最喜欢的玩具。我选了一只能上发条的小猴，会一边打转一边敲鼓，结果所有的小孩都跪下来欣赏这令人惊叹的西方技术（显而易见）。我被传召去校长办公室，接受儿童版的秘密警察的审问。她盯着我问，“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玩具？”，好像我是在向敌人出售核秘密被逮个正着。我知道最好别透露它是露丝阿姨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公使馆的新闻参赞露丝·特赖恩（RuthTryon），赠送我这只美妙的猴子后不久，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匈牙利。我因小孩子的自我中心，以为这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大多数匈牙利人都害怕我父母，尽量躲着他们。由于拉科西实质上已向美国提出挑战，连小孩子都可感受到，马顿家庭已成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源。现在看起来，这有点怪异；但那时却司空见惯，政治已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渐渐明白，卡尔马尔·苏兹是不敢回访的，因为怕受我们的沾染。后来她终于来访，不是为了来跟我玩，而是带有其他目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童年生活也受不到保护。我想，我们姐妹都还年龄太小，尚未被视作危险人物。但身穿条纹T恤和齐膝长袜——尽管是美国外交官的小孩所遗弃的——我们就像是两块移动的广告牌，为人人鄙弃的“敌人”做着广告。对渴望同伴喜欢自己的小孩来说，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感受。我们乘坐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车进进出出，而承受泥浆溅身的路人必须等候喷吐黑烟的破旧公交车，我们姐妹感觉自己成了公主。从我们在学校唱的歌曲，从宣传栏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如此敦促民众：“购买和平债券，给美帝国主义一个回答！”），我知道，父母在与帝国主义犯罪分子交往。我们在学校背诵巧妙的韵文，讥讽艾森豪威尔的胖脑袋充满了氧气，随时都会爆炸；而我父母每星期二早晨驾驶美国大车，去拜访美国公使馆。母亲称那部车是父亲的“小虚荣”。即使今天，我仍惊讶，他怎么有胆量向离职的美国外交官乔治·阿博特（GeorgeM.Abbott）买进这样招摇的美国技术？我们曾拜访阿博特，一个饱经风霜、瘦削、背略驼的男人。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如何将他的外交居所的后院改成小型农场，花床里种满了西红柿和美洲丝瓜。我想我优雅的父亲，以他那双漂亮而修剪整齐的手和驾驶手套，比阿博特更适宜坐在驾驶盘后。但为什么他要如此故意刺激当局呢？根据秘密警察档案中的告密者“安德拉希”（Andrassi）的说法，一名外交部发言人曾呵斥我父亲：“嗯，开那样的车，很容易被人跟踪！”父亲回答：“欢迎他们的跟踪！我什么也不隐瞒。”父亲有时把我们留在斯图贝克车的后座，自己去张罗他的差事。很快，闲散的行人聚集起来，孩子们鼻子挤压着玻璃窗以便检视这一奇物。这种时刻，我既很骄傲，又颇为困窘。姐姐朱莉和我站在自家的白色敞篷车前。这辆美国大汽车实在是匈牙利当局的眼中钉，在父母被捕后即被充公。政府将之漆成黑色，当作公家车。几乎做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全家集体行动，这是受内部放逐的好处。父母不喜欢做“孩子气”的事，譬如去动物园或游乐场；反之，他们带我们去土耳其蒸汽浴室。这甚至在一切清简的年代，仍赋予了这座城市某种快乐主义的氛围。我在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中，被吊在长长的钓鱼竿上学习游泳；环绕我的是布达佩斯残余的知识精英，他们一边缓慢而有节奏地游着蛙式，一边继续他们的交谈。我们还去看歌剧！我们极为美丽的玛格达（Magda）阿姨嫁给了歌剧导演拉慈（Laci）叔叔，因此，歌剧院简直成了我们的日间托儿所。到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跟着（悄悄地）哼唱主要的歌剧咏叹调。捷巴德咖啡屋的大理石小桌摇摇欲坠，挤在小桌周围的成人世界，往往有我们姐妹的份儿。当然，我漠视一切，只专注于舀我的巧克力，上面覆盖着一层搅打奶油（名叫“印第安人”，是我的最爱，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频频拜访家庭牙医。他的名字叫皮什陶·派什蒂［PestiPista］，读起来很怪，老是引我发笑，他的诊所就在捷巴德咖啡屋附近。）其时，那些内尼（Neni）、巴歇（Bacsi），即我的“婶婶们”、“叔叔们”，正与我父母聊天；其中一半人将把我父母每句俏皮的评语汇报给秘密警察。现在的记录透露，甚至我那位名字有趣的牙医也躲避不开秘密警察的专门拜访。我记得父亲是矜持的，有点不易亲近。记忆中，我不曾坐在他膝上，甚至不曾牵着他的手（我想，他日后表现出的疏离可能与将近两年的牢狱有关）。他脾气的偶尔爆发愈加令人害怕，好像是晴天霹雳。有一次，我——他神秘地称我为“丹尼斯威胁”[4]——在嘲弄我姐姐，吵醒了正在小睡的母亲。父亲满公寓追逐，用他著名的足球脚踢我的屁股。假如我明白父母其时承受的压力，我蛮可以在成人休憩时做个安静的小老鼠。多亏秘密警察的监视记录，我现在知道，他是仁慈、关爱我们的。监视记录，年8月27日：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1]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年12月30日—年1月18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孟买，主要著作有儿童故事《丛林之书》、长篇小说《基姆》、诗集《营房谣》等，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2]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年2月7日—年6月9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著名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双城记》等。——译注[3]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年2月7日—年1月10日），美国小说家，著名作品包括《大街》、《巴比特》等，批判性地描述美国社会和资本主义价值，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4]《丹尼斯威胁》（DennistheMenace），美国著名漫画家汉克·凯查姆（HankKetcham）创作的卡通喜剧漫画，年3月12日初次登场，后由凯查姆的前助理继续创作，以十九种语言在四十八个国家的至少一千家报纸连载。卡通主角丹尼斯·米切尔（DennisMitchell）仅五岁半，早熟且可爱，满脸雀斑，额前一撮著名的金发。——译注第三章妈妈和爸爸爸爸（美联社记者）在教妈妈（联合社记者）如何找到与伦敦或纽约通话的国际接线生，这是驻外记者的基本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仿佛……”，仿佛开车去自由广场，在飘扬星条旗的柠檬黄色建筑物前停下，走进那令大多数匈牙利人既恐惧又渴求的另一个世界，如同家常便饭；仿佛从铁幕后持续不断地报道坏消息，是他们新闻工作的分内之事。美国公使馆（美国在匈牙利的外交机构，故意不升级为大使馆）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是父母的日常功课，留驻匈牙利的西方新闻媒体，此时仅剩下他们两人。最了不起的是，他们面对无时不在的压力，几乎从不屈服——每次打电话，都能听到“喀哒”一声；显而易见，信箱里的来信早已被用蒸汽打开过。而档案揭露出，对他们的监视远超过他们估计的；他们醒来后的大部分时间，或是有人监视，或是有人监听，根本就没有隐私可言。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Transylvania）的埃陶（Eta），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Terez），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他说：“那些不声不响的告密者，才要倍加小心。”但有一人像胶水一样紧紧跟随我们，我提到过她，只是没作详尽的描述，她永远铭刻在我心头。加布丽埃勒·吉耶梅（GabrielleGuillemet）来自法国的希侬，漆黑的头发像头盔一样，套在粉白色的脸上。父母雇用她，不仅照看我们姐妹，还教我们法文，我记不得有她不在场的时候。她易怒，身披黑衣，脚蹬笃笃作响的高跟鞋，为什么在我父母眼中却是合适的保姆？我至今还弄不明白。我猜想是因为可选择的人有限，父母又下了决心让我们学习法文。我们叫她“夫人”（我们姐妹将之变成动词，至今还在使用，如“摆夫人架子”［toMadame］，即颐指气使），她确实完成了教法文的任务。我本可以告诉父母，她实在不适于照看小孩！但我没有可信度。“夫人”对我尤其严格，因我老是惹祸。父母虽然对她有过怀疑，却低估了她对真正主人的赤胆忠心。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我有时认为，父母措手不及于自己生活的跌宕起伏，无暇分辨出我们姐妹之间的差异。我俩的名字总是作为一个单词出现：“朱莉―卡蒂”。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父亲意识到大小女儿之间的差别。他在牢房里受尽难友／告密者的出卖，仍然特别担忧“与父母分离的小女儿的情绪”。事实上，姐姐和我很是不同，一旦离开家，便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她总是渴望“做”事，而我只是个空想家，喜欢将玩偶排成行，为它们朗读，即使自己尚不会，也要装模作样。我曾因不许与朱莉真打架而怀抱挫败感。她因一剂有毒的疫苗而染上破伤风，一度病得很重；在我看来，她就此赢得了父母的特别关照。父亲不能容忍家里的争吵，会带着很凶的脸色闯入我们的房间，我们姐妹就会立刻叫停。秘密警察渴望把我父母攫入手心，几度申请许可，要逮捕这两名“间谍嫌疑犯”，但似乎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在庇护他们。我读了档案，也请教了秘密警察的历史学家，最终的结论是：父母独特的关系门路令他们格外珍贵，不可轻易浪费。监狱是拥挤的，供秘密警察折磨的还有许多其他灵魂。拉科西愿意再等一等。在布达佩斯，没人像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一样，获得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此的喜欢和信任。最终，他们确实把拉科西引向了重大突破。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暂时的自由，无非是两只具有异国情调的小鸟，栖息在设备完善的鸟笼；但每一个举止都有人尾随，每一次会话都有人记录，目的就是为了掌握美国人的更多动静。况且，他们的鸟笼也在渐渐变小。年代初，姐姐朱莉和我，虽然衣着总是一模一样，但性格迥然不同。年1月14日，美国公使馆顾问乔治·阿博特呈给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一直被定为“机密”文件，直到年6月5日方获解密（因为我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时隔这么多年，这份对我父母境况的描述既缜密又很有洞见，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阿博特写道：“马顿是唯一重要的［通讯记者］。”过去两个星期二［记者招待会日］，马顿都是单独来美国公使馆的。他苦笑着自嘲，以前的同事只能提供幽灵般的陪伴。马顿意识到拜访“敌人”公使馆的风险，但相信不会大于过去两年中的，所以会继续前来。公使馆也清楚，他的拜访可能被政府认作一种“挑衅”，但计划依旧邀请他，除非发生新情况。另一方面，与匈牙利公民交往，公使馆会一直注意观察，保持小心翼翼……“记者招待会”已成为我们与西方通讯记者会面的委婉说法，因为在招待会中，几乎没有消息是公使馆提供的。它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交拜访，对公使馆的益处大于对通讯记者的，因为他们为公使馆提供了机会去讨论和比较对当地事态和趋势的理解，并以匈牙利人的角度来了解情报的背景。若干因素有助于解释马顿夫妇继续拜访公使馆的意愿。首先，公使馆尽管遭受了很多辱骂和骚扰，勇敢的匈牙利访客仍能自由进入……其次，马顿夫妇星期二的来访已持续超过两年；他们也拜访英国使馆，每月至少一次；他们还是美、英使馆向西方外交官开放的电影招待会的常客……此外，马顿夫妇在布达佩斯的文化、学术、体育（剑术）界，社会关系良好；在个人行为上，在回避干涉或好奇（“间谍行为”）的嫌疑上，也非常小心谨慎。上月，马顿流露出一种全新的省悟，即他的新闻立场一定会激起匈牙利外交部门的好奇（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在作出多元的解说方面，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可避免的，他将不得不更加小心。显而易见，马顿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变得凶险。他和他的妻子愈来愈难以掩饰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希望逃往西方以获拯救。但这种拯救——既危险又昂贵，不管以何种方式实行——因他们有两个小孩（四到八岁）以及和他们同住的父母，而变得更加复杂。马顿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以往的冷静、镇定建立在自己专业新闻人的“常态”上，但随着“常态”上的依据逐步受到侵蚀，现在要改建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上。避开公使馆（和其他人，尤其是英国人），会涉及一种实际上不可行的精神剧变。没有与“西方”接触所提供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马顿会感受到更多对政府的仰人鼻息。阿博特还提到，年的匈牙利，除了我的父母，仅剩一名还在工作的外国新闻人，阿博特对他有如此描述：“阿通尼·阿蒂拉（安德拉希，AttilaAjtongi）是个形迹可疑之人，显然不靠新闻工作谋生，很可能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曾数次要求出席［美使馆记者招待会］，都被成功地谢绝了。”像低估法国保姆一样，父母也没把这名冠有外国新闻人头衔的“形迹可疑之人”当一回事。他们只是认定，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对美国（尽管从未踏足）所代表的价值，他们情有独钟，并且毫不掩饰。美国外交官们是他们的朋友，也会向他们提供忠告——正如我父母已经隔绝于真实的匈牙利社会一样，如果我父母偶尔切断与西方的联系，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有什么错。父亲在年遇上了一次为美国人正名的机会。匈牙利官方媒体一直把美国说成是种族主义国家，黑人仍聚居在贫民窟，处处低人一等。我父母实在受不了。于是，父亲向公使雷芬达尔（驻布达佩斯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提出建议，调派一名黑人外交官来揭穿这一宣传。雷芬达尔认为是个好主意，便问他可否在呈交国务卿杜勒斯的公文中讲明是我父亲的建议。父亲表示同意，他认为自己与雷芬达尔的会话都是机密的。数月后，派驻匈牙利的首名非洲裔美国人鲁伯特·劳埃德（RupertLloyd）抵达公使馆，先是担任一等秘书，后升任顾问，迅速成为布达佩斯外交圈中颇受尊敬的成员。劳埃德的高调出现令匈牙利政府宣传机构恼羞成怒，此举无疑给宣传策划人一次犀利的反击。强壮的厄内斯特·纳吉（ErnestNagy），二十五岁，来自美国克利夫兰市。当他作为新领事抵达布达佩斯时，马顿夫妇已是“常客”，受邀出席公使馆的大多数活动，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其时，莫斯科和华盛顿正锁在一场你死我活的全球博弈中，而我父母则是美国公使最喜爱的桥牌伙伴。纳吉在年回忆：“我们都知道这些定期出席公使馆活动的特殊人士。你父母看起来从不胆怯或害怕，他们只是单纯地具有英雄气概呢，还是在替秘密警察做事？我们猜想，他们至少要定期向秘密警察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但我们从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被逮捕之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们真是非常勇敢。”纳吉的妻子海伦补充了对我父母鲜明、生动的记忆。纳吉太太在年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走进公使馆的模样。在这个国家买不到任何东西，每个人看起来都可怜兮兮，像遭到了忽略和遗弃。突然间走进这两名匈牙利人，穿着打扮胜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位。通过观察你母亲，我对品味和着装有了更多的认识。”纳吉太太让我浏览她家的相册，里面贴满那些年代的黑白小照。“看，”她指向一张照片，果然，雍容大方的母亲身披黑色洋装，头戴蒙上白纱的小帽，“那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拍的，在雷芬达尔的花园。你绝对猜不出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吗？”可能父母说服了自己，如果他们穿着、表现与美国外交官一模一样，兴许也能蒙住他们的敌人。第四章美国人妈妈（左四）在布达佩斯的外交招待会上——像往常一样，是人群中唯一的匈牙利人。倘如拉科西·马加什——犹如《格林童话》中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代表我童年的邪恶，那白衣骑士就是美国驻匈牙利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从年到年，在这个欧洲被遗忘的角落代表美国的有四十四个大人和十四个小孩，而主宰他们情绪和色调的是雷芬达尔。我家陷入严重麻烦后，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这位外表轻松愉快的男人是由何种材料制成的。雷芬达尔的名字唤起我童年最戏剧性的时日。他出生于贝鲁特——其父亲在那里任美国领事，他先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后转至他家乡的爱荷华州路德教会学院。他被人叫做克里斯，在抵达冷战中的布达佩斯之前，已在美国国务院政绩斐然。一开始，他在维也纳大使馆担任译电员，到年升为驻外事务局长，开始该精英团队的重整，以便更好地反映美国社会。在抵达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首都之前，他已是驻乌拉圭大使。在布达佩斯，他向甚至已渗入公使馆的恐惧气氛发出挑战。厄内斯特·纳吉记得，“他是我的第一位主管，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令人失望。他与你父母交往密切，爱跟他们谈音乐、体育、作家。你父母在这些领域中知识渊博，消息灵通——所以互相建立了亲密纽带”。像我父母一样，雷芬达尔拒绝接受那道由告密者和特务造出的无形围墙。纳吉还记得：“他属于海明威的类型，喜欢喝酒和女人，欣赏体育，牌艺精湛，是一位颇有天赋的音乐家——他热爱生命！”雷芬达尔为自己建造了四洞的高尔夫球场，还特地雇用一名匈牙利的高尔夫专业人士，名字叫乔（Joe）。驻布达佩斯经济参赞汤姆·罗杰斯（ThomasRogers）是他的属下，回忆道：“我们都要来参加高尔夫比赛，每个周末都有颁奖。我想，我得了一个为从未赢球的人而设的奖。”雷芬达尔对桥牌、高尔夫、音乐、豪饮、频繁社交都充满激情，并将之化成外交工具。在秘密警察的眼中，他一定是个扑朔迷离的角色，宁可与英国大使的太太汉基（Hankey）女士四手联弹钢琴奏鸣曲，也不愿谈论政治。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男人？年为美国新闻人安排的晚宴，在乔鲍街公寓内。坐在地上的是父亲，我坐在美联社摄影师的膝上，我的右边是我母亲，坐在墙角的是祖父母。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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