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黑塞哥维那 >> 人口民族 >> 我们向香港书展学什么附龙应台演讲全文
繁多的活动，周到的服务，优质的书籍，庞大的人群，层出不穷的阅读热点……许许多多的因素营造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厚度，当年的“文化荒漠”如今早已有了自己的文化名片。相对而言，内地的书展虽然书目繁多，规模甚至更大，但真正对于终端读者的吸引力，还不足够，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文末有龙应台在书展上的演讲，看完演讲稿，你会窥见书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商业化之下的文化
商业化成熟，是许多人对于香港的重要印象之一，而另一个相对普遍的观点是，商业越成熟的地区，文化的发展就越受商业的影响。不过，在如今，这种观点正在发生变化，早有评论者指出，商业的发达其实并不阻碍文化的良性发展，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哺文化。
香港书展或许正是一个例子，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看香港书展会发现，它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专门负责文化的，但是美国人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贸发会议，他们不管什么文化、创意之类的，只讲贸易。香港书展是贸发局主办，贸发局从名字看就知道是一个贸易组织，是讲商业的，所以，它的图书推广、宣传乃至出版等，都是商业化的运作，因此我们会在其中发现很多商业化的手段，比如繁多的活动、讲座，贴心的服务等，其实都是为了吸引读者。反过来说，这种运作的效果很好，也得益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
相对于香港书展，内地的书展往往会遭遇商业化过度的批评，这些年来，书籍的装帧越来越精美、名字越来越劲爆、推荐语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夸张，甚至备受诟病的“腰封”原本也是商业化的结果。但是相对应的，人们对于图书市场的评价却越来越低。李河说：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对于文化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文化产品不论是生产、传播还是消费，都和其他的产品没什么区别。另外一种，则认为文化具备特殊性，应该远离市场，提防市场的影响。”
很难评判哪一种更好，不过在香港书展中，商业化并未成为文化的阻碍，反而在助力着文化的发展。李河说：“其实，除了经济的市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市场，就是思想的市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有光，还有一位国外的著名学者科斯都曾经强调过思想市场的重要性。所谓思想市场，就是各种思想都拿出来看看，让市场来评价，让公众来评价。某种意义上，香港书市，其实也是一个思想的市场。”
书展最重要的功能
一个书展，究竟怎样才能让人们觉得好，让人们愿意去？好的服务和商业模式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好的文化趣味。李河说：“香港因为特殊的历史，而造就了它特殊的趣味，同时，因为地域的特征，使得它的图书来源非常广，又能够请到各个地方的知名学者来做活动，因此会比较吸引人。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地方，图书的推介、交易，甚至版权的交易都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个场域，让人从中感受到国际化的思想文化气氛，这是它特别的地方。”
和图书订货会式的书展不同，香港书展更多地面向个体的读者。李河说：“观察香港书展和北京、上海的书展，他们的数据其实很多地方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数据差别很大，就是读者的数量。香港书展他们请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公司，对书展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参与的人数达到万，其中12%是非香港人。也就是说，本地人有八九十万，相对于香港的居民人数来说，这个数字就非常大了。而北京上海的书展，虽然规模可能更大，但读者数量显然远远少于香港，根据一些媒体报道的数据，上海书展有30万左右的读者，而北京书展是20多万。这些数据目前还很难求证，因为内地书展，尚没有邀请独立调查公司进行调查的做法。”
还有另外一个对比，许多人至今还对上个世纪末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的书市记忆深刻，有数据显示，当年的书市人数一度达到八九十万。李河说：“相对来说，今天的书展，虽然规模更大，出版社更多，图书也更多，但是影响力和早先的书市相比，还显不足。”
作为大都市，香港和北上广深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李河说：“同样都是快节奏的生活，同样逛书店的人比较少，同样是实体书店生存维艰，但是在书展上，则显出了人们对于阅读的不同态度。其实任何时候，读书明理的事情，特别是经典的阅读，小说、哲学、艺术等图书的阅读，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风气的主要指标。”
书本身就是节日
当读书成为一件郑重的事情，书展、书市对人们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一次集市。有报道称，香港书展已经成为香港人的一个特殊的节日。
把书展办成一个节日，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事情。李河说：“书市是时间性的概念，在一年中某个特定的时段提供给人们一些文化时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书市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直接影响着书市的影响力，香港书展在7月举办，正是暑假期间，如果到学生开学了，那么影响力显然就会降低很多。而回想过去，以前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每年的‘五一’都有，它本身和节日重合在一起，成为节日的一部分，这就会吸引很多人。现在的图书博览会，在这方面相对来说，尚不如当年的书市。”
书市成为节日，人们在这个时间里享受图书带来的乐趣，体会精神上的陶冶和收获，图书本身所提供的享受就很重要。李河说：“有一个名词，叫翻书党，人们站在书摊前面，慢慢翻看，老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过节的气氛，而年轻人，来这里之后，将会产生非常持久的印象。说开卷有益，其实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打开书就有收获，另外一个，则是书非得打开才知好坏。现在的书展上，你会发现，书的包装越来越精美，也越来越密封，琉璃袋式的包装，其实是不能打开的，非得买了以后才能打开。结果买书好像赌玉一样，买回去才发现，里面没货，我真买过不少这样的书，特别是文化相关的书籍，太多复制粘贴、整块搬移式的图书，但只有买到手才知道价值不大”。
一本书吸引人在于内容，而不在于装帧。李河说：“对于内容的重视，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一个书市能否吸引人的基础，我们许多书市、书展中，最多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教人怎么发财、成功的，这些书一直都有，也一直都被批评格调不高，另外一种就是八股式的干巴巴没有内容的。文化走出去，有时候并不一定要出国门才算，把别人吸引到我们这里来，让他们被我们提供的文化产品所打动，这也是一种。”
书市如此才真的大
在这个数据时代，阅读也越来越地变得电子化，线上的交易也更加普遍，书市、书展又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又如何才能让书市真正变大？
李河说：“书展、书市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不单是书籍乃至版权的买卖。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有文化消费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往往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应该尊重这种权利，并且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权利不仅仅是大家都能平等地进入图书馆、博物馆，还包括市场的选择。”
因此，努力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是书展、书市获得更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李河说：“香港书展正在变成一个品牌，开始有了提升区域文化氛围、提升居民文化素养的功能。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目前，北京上海的书展要变成真正推动阅读、提升文化氛围的城市铭牌，就要把它真正当做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规定动作，每年按时间举办一次就完了。因此，对于书展，需要一个真正中立而客观的评估，它究竟效果如何、影响力怎样。”
对于书展来说，影响力无疑是最终的衡量标准。李河说：“我们现在很多书展规模都很大，但实际上，其中有许多非市场的因素。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其实提升规模很容易，就如书展，要达到多少展位、多少出版社、多少国家地区参与，这都不难，难就难在，究竟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所以，有时候看似很大的书展，读者数量不足，大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甚至要提防这种规模化带来的一美遮百丑，使人们忽略了规模背后的问题。”
一座城市，应该有一个关于书的节日。李河说：“好的书展，是一个城市厚重的文化，也展现着它的文化胸怀，我们互换当年那种人头攒动的书市，使它成为今天的书展，增加我们城市的文化厚度和内涵。”
北京晨报记者周怀宗
李河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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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演讲全文：我有记忆，所以我在香港书展，难得一个多万人的城市，可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繁华，凡是做过事情的人都知道，批评比较容易，做事其实很难。所以今天在场有贸发局的很多的同仁，有《亚洲周刊》很多的同仁，他们已经有很多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我们给他们一点最真诚的鼓励，谢谢你们，谢谢贸发局，谢谢亚洲周刊，谢谢所有的同仁，谢谢所有的人。
我离开三年了，这三年之中，出了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今天讲的题目跟眼前的现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三年不在，当我不知道很多很多其中的细节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今天要谈的是记忆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很希望也知道你们是谁，今天在场有没有80岁以上的读者，跟我摇摇手，80岁以上的有没有？还有吗，都没有了？我们下次要想办法让你们把你们爸妈带过来。那我再问一下你自己哪些是大陆来的，摇下手。哇！好。香港的跟我摇下手，香港本地的读者？有没有新加坡的？有。有没有马来西亚？有。手挥手得特别大，还有没有我没有提到的地方，澳门的有没有？有，很少。我以后可能要在澳门多做点工夫，还有没有从其他地方来的，然后我没有问到的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比如说从莫斯科来的。我之所以提问说有没有80岁以上的人，结果只有一个人，我想要问的是说，你们有任何人记得在二战时间盟军对香港的轰炸吗？大家都是知道，但是我记得是年以后才来的，所以不会目睹香港的轰炸，没有吗？
我的父亲母亲
年中国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带了父母去观赏。《红灯记》的主题是共产党游击队如何勇敢地爱国抗日。父亲和母亲分坐我的两旁。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红色”宣传作品“明目张胆”地在台北上演。
我以为曾经在南京保卫战中从雨花台一路奋战到挹江门一身是血差点牺牲的父亲看戏会勃然大怒，当场飙骂“抗战哪是你打的！”我以为母亲可能会为戏里的生离死别流泪，一九四九年的被迫离乡是她一辈子难以言说的痛。
结果让我万分意外。八十岁的老父亲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泪，简直就是老泪纵横，母亲则铁青着脸，僵直坐着，一句话不说。
事后追问才知道，对于父亲，他只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没真去想抗战是谁的功劳苦劳。
记忆，是一组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码。带着不同的基因密码，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人，在民主制度的运作里，很可能投票行为大不相同。如果在台湾要举办类似香港的政改方案的辩论、类似希腊的纾困方案公投或者台湾自己的两岸关系的投票，历史课本要怎么写等等提案，他们的抉择可能都不一样。
李小龙
年11月27日，香港人兴高采烈地为“香港之子”李小龙的雕像揭幕。观光客、影星和影迷挤在星光大道上庆祝。电视谈话节目讨论为什么香港电影没落了。这是重大娱乐新闻。
非常巧的是就在前一天，年11月26日，另外一个李小龙雕像也揭幕了，在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国的莫斯塔城。
莫斯塔是个古城，居民主要分三个族羣：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正教的塞维尔人，和天主教的克罗艾西亚人。一座年建的古桥是联合国指定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族羣之间的交流。在-的波斯尼亚战争中，邻居反目，村民互砍，一个村的八千人被秘密枪决，种族大屠杀造成万人冢。战争结束时，大概有二十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莫士塔的古桥被炸断，但真正被炸断的，是记忆。
不是没有了记忆，而是，从此以后，以往寻常日子里在市场和学校点头微笑、擦身而过的和平记忆中断了，被恐怖的、血淋淋的仇恨记忆所取代。虽然停战了，可是往后每天仍然要擦身而过的日子怎么过下去？
莫斯塔的一羣年轻人于是苦苦思索，究竟这三个心中充满伤害记忆的族羣，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甜美记忆？
他们找到的是李小龙。七十年代，他的电影风靡整个南欧，不管是穆斯林还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李小龙代表了一个大家向往的价值：对弱者的慈悲，对强权的反抗，对正义的勇敢捍卫。他们把李小龙的雕像放在莫斯塔中间的一个公园，公园分隔不同族羣的人。也许李小龙可以唤醒人们心底最纯洁、最美好的共同记忆，让人们可以重新带着微笑走进市场，走过学校，走进公园。
这个雕像，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捣毁。
记忆，是功课
记忆，是情感的水库。它可以把最恶劣的荒地灌溉成万亩良田，也可以冲破道德的水坝毁山灭地，把良田变成万人冢。在佛教里，“功课”指的是必须静思课诵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择，需要我们竭尽努力地去面对，去处理。
年是越战结束四十周年。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车堂堂开进了西贡的总统府。一场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亡，四十年后，胜利者以盛大的阅兵和武器展示来庆祝这个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风凛凛地打印在记忆的出生证明祇上。对胜利者固然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表扬，可是对那三百万被迫永别乡土，记忆中永远是杀戮和强暴的人而言，这个割得很深的伤口，没有疗愈的机会。而那已经惨死的、终生流亡的，和那胜利阅兵的人，其实彼此是“同胞”。
对记忆这门功课也有人选择了不同的解题方法。今年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对欧美战胜国这个日子容易，到战士纪念碑前献花致敬，带小学生到古战场巡礼...但是战败国呢？或者说，始作俑的侵略国怎么面对呢？对于德国，年5月8日究竟是“战败日”还是“解放日”？苏联的坦克车轰轰驶进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沦陷了，还是解放了？
说是“战败沦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阵线了，但是你也许根本就不认同纳粹或说很多人自己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说是“胜利解放”，又怎么解释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儿姊妹被胜利者拖出去强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杀，百万同胞的死亡、流离，整个城市的轰炸毁灭，以及其后的饥寒交迫和羞辱？
德国人在战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失语”，太难堪的记忆不忍、不敢拿到阳光下去看。但是“功课”逐步地作──年总理布兰特在华沙的牺牲者纪念碑前下跪，年终战四十周年时，魏茨泽克以德国总统的身份公开说，是德国的“解放”。
在年的普查中，35％的德国人认为是德国的“战败”，十年后的今天，只有9％有这样的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课之后，对于这痛苦记忆的处理方式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飞到莫斯科去苏联战士的墓前献花。
金瓜石
面对记忆，台湾也是左右为难的。因为，谁是“台湾人”？对于战争，台湾人主要由两股记忆绳索组成，一股是在日本统治下被送到东南亚的丛林战场中协助日军作战的艰辛经验，一股是在日军侵略的炮火下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的浩劫感受，这两股激烈抵触的绳索要紧紧缠在一起变成一根不会断裂的粗绳，你说容易吗？
我想起两年前的一次视察行程。我到矿区金瓜石去看文史遗迹和小区发展。金瓜石小山村里最显著的地标，就是“国际战俘纪念碑”，一个原锥形的碑，建在村内，纪念四千多名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的战俘。一面黑色的石墙，刻着四千多个名字。这里已经成了金瓜石的观光景点。
一路陪着我的两位村民耆老，在解说矿坑的历史时滔滔不绝、兴致高昂，到了这里却突然有一种不寻常的安静，一种欲言又止。我察觉了追问，老人家有点腼腆，问“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当然。
他们试图告诉我年金瓜石发生的事情。老人家的叙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后，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当这些盟军战俘被关在俘虏营里时，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国民，俘虏营的监视员也往往用的是台湾兵。政府大张旗鼓地纪念这些盟军士兵，把一个宏大的纪念碑放在村子中间──说穿了，它难道不是一个每天指着你的“提醒”？这或许是应该承受的，但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了的，也不只是这些外国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伤记忆。年日人镇压矿区，逮捕仕绅菁英百多人，或监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么我们的碑在哪里呢？
有时候，辩论历史曲折远不如慈悲来得重要。我看见了老人心里隐藏的创伤。“文化部”马上联系了地方的文史团体，拨款请他们研究金瓜石事件，并且结合地方，由乡民自发地去进行建碑的事。这个“岩志”，在年建立：“于一九三O年代，日本统治的末期，由于爆发二战，为恐台人乘机谋叛，日人发起‘莫须有’之镇压，遂于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绅、耆老、菁英百余人或威胁或监禁，严刑酷讯...”
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同胞”吗？
我不知道“爱国”是什么意思，因为“国”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爱的，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求职、一起投票、一起长大，看电影时在同一个点笑出声，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后多半死于斯土。我们为医疗保险制度和所得税率辩论，我们为学校的教学制度和媒体的尺度问题争吵，我们为行政和立法权的分际、为司法的公正与否斤斤计较，我们为哪个政党该执政机关算尽、搏斗到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同一条船上”意味着波涛汹涌上只会有同一个命运--当希腊这条船触礁时，哪一个希腊人可以幸免？在同一条船上命运同体，这叫“同胞”。
可是，我们其实对自己的同胞很不认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理所当然，我们很少真正地倾听。那些存在的叙述界定了我们的想象区，使得我们习惯地而且往往极为固执地认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很多人的记忆，因为不堪回首，因为难以启齿，因为一言难尽，锁进了封死的抽屉，所谓国史，通常就是有权力的人、敢大声的人的叙述。
如果我们让每一个同胞都打开记忆呢？如果我们让每一个个人都站出来说故事呢？国史，会不会很不一样？我们很多原来得理不饶人的正义凛然，会不会多了一点谦卑，柔软一些？
年“文化部”推出“台湾故事岛”，上山下海地毯式地搜录庶民口述记忆，是一个“记忆解放运动”，鼓励所有的子女牵着父母、祖父母的手，去录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记忆。很多中年子女，坐在录像机旁聆听时目瞪口呆--相处一生，第一次听见从来不曾听过的事情。
如果谈战争，浙江来的任世璜会告诉你他初二时怎么被老师骗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开往台湾，他的一辈子就变成了兵。原住民胡秀兰最记得的是小学同学被盟军飞机炸死，死时高喊“万岁”。宋建和会用客家话细细描述身为日军的野战仓库管理员，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湾人的心情。黄广海用浓厚的广东国语为你不愠不火地说，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监狱之后立志环游世界。
开启大倾听的时代
二十世纪是一个仓皇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那个世纪的最深刻的胎记。我们在战争中消灭同胞凌虐同胞，在贫穷中推挤同胞践踏同胞，在流离失所中踩掉了别人的鞋子也来不及舔自己的伤口——我们自己还痛着，哪里有心情去多看身边的人一眼。
但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离开战争的结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织所种下的树荫中长大，现在是温柔倾听的时刻了。我们所欠的生命，赔不了。我们所欠的青春，回不来。可是，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们欠他一个真诚的倾听吧？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
是的，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择，需要我们竭尽努力地去面对，去处理。
——年7月18日于香港书展的演讲
参考：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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