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为帝国捐躯的神风特攻队试想挤进一个满载一点三吨TNT炸药的人肉鱼雷是什么滋味；或是挤进一个飞行炸弹的座舱，以每小时九百六十多公里的速度冲撞船舰是什么滋味；若不幸错过目标的话，就得在一个封死的钢铁棺材中慢慢窒息而亡。日本在年底所采取的自杀炸弹攻击，对美国海军造成了莫大的损失。船舰被击沉，许多美国人丧命，而且这些攻击的残局往往十分混乱。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水手把来自几架攻击飞机的大片金属机身丢到海里后，开始用水柱冲洗甲板，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日本飞行员的尸块遍布四处——舌头、几撮黑发、脑、手臂和一条腿。一名水手砍下一根手指，拔下戒指当作战利品。不久之后，甲板就清干净了。自杀炸弹攻击虽然骇人听闻，却无法改变日本战败的命运。或许这些攻击的本意并非如此。这类攻击比较像是戏剧化的死亡姿态，一种保住颜面的绝招；为的是日本人自己，而不是为了敌方。自杀炸弹攻击的创始人，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在年成立第一支神风特攻队时，就这么承认了，他说：“就算被击败了，神风特攻队的高贵情操，保证我们的家园不会被摧毁。没有了这样的情操，战败后，毁灭势不可免。”大西在日本投降后的隔天自杀身亡，但他的信念至今仍在日本神风特攻队纪念博物馆传诵着。来这边进行校外教学的学生，被告知这些年轻的飞行员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以保障子子孙孙的和平荣景。这些无论是自愿或偶有出于胁迫，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死去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表面上看来，这些特攻队员和今天的自杀炸弹客没什么两样，虽说他们从来没针对平民百姓——这是他们与今日自杀炸弹客最大的不同。两者都被公开赞扬他们的纯洁、高贵的牺牲，保证死后都会被当作英雄看待，皆有类似的宗教狂热成分；而且都是为了向西方宣战的国家而牺牲。他们宣战的理由不只是经济或政治上的，根据日本宣传的说法，更有精神和文化上的理由。然而，在我们仔细检视特攻队成员的背景之后，会发现许多与当前自杀炸弹攻击大相径庭的看法。无论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或是纽约，自杀炸弹攻击通常被视为是情急之下，不得已所采取的手段，起因于各种形式的压迫（以色列、美国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企业集团等等），也肇因于穆斯林无法适应“现代文明”而产生的无知及让人羞愧的挫折感。所谓现代文明，是科学的、非宗教的，以及普世性的；启蒙运动之后，通常又称之为“西方文明”。这种观点暗示自杀炸弹攻击是未开化社会的典型作为。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或许是和西方世界作战，但即便他们经常援引日本武士道精神等日本传统为之背书，他们其实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产物。他们与年龄、阶级相当，同样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一样，浸淫于欧美文化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还有些是基督徒。不仅如此，至少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所属的国家，堪为现代化的楷模，许多发展是努力地从西方学习而来的。当然也有可能，20世纪日本的西式现代化，以及日本年轻人，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赝品，缺乏实质内涵，也不真实可靠。或许在每一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内心，都有一个依循传统及诸神祖先的武士，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但我怀疑事情是否真的这么单纯。我们来看看大贯惠美子的《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Kamikaze,CherryBlossoms,andNationalisms）一书中，成为自杀飞行员的学生佐佐木八郎。佐佐木和许多其他特攻队志愿者一样，来自日本两所顶尖大学之一：东京帝国大学（另一所则是京都帝国大学）。他是文学院的学生，这也是自杀飞行员典型的背景，因为念工程类科系的学生，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中，是珍贵资产，不会年纪轻轻就被要求牺牲。佐佐木八郎读了许多书，如恩格斯、马克思、叔本华、边沁、穆勒、卢梭、柏拉图、费希特、卡莱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雷马克、韦伯、契诃夫、王尔德、托马斯·曼、歌德、莎士比亚、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这简短的书单，举凡特攻队队员，大多读过。大贯提到，有一位自杀飞行员不仅博览群书，甚至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梵文；有些人还用法文和德文写遗嘱。海德格尔、费希特和黑塞的作品在多数年轻飞行员的书单中出现，显示他们都对德国理想主义有所憧憬。想当然耳，死亡在特攻队队员的日记和信件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因此他们对克尔凯郭尔、苏格拉底也都深感兴趣，歌德的《浮士德》更是必读经典。佐佐木并不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对于日本舆论幸灾乐祸地评论日军在中国的胜利，更是感到悲痛。官方宣传将天皇崇拜塑造成全民狂热运动，他对此完全不买单，但他的确是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大贯分析的例子中，最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奋战到底的浪漫日本爱国武士，经常用西方思想家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许多其他特攻队队员一样，佐佐木自认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战事让他倒尽胃口，但他认为对英美宣战有其正当理由，因为那里是邪恶的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当然，日本一样也中了资本主义的毒。他写道：我们或许难以摆脱旧资本主义的枷锁，但假如战败可以摧毁它，这个灾难就将成为好事一桩。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这样一来，牺牲自己的性命就是拯救国家的一种方式，用纯洁的精神催生一个更好、更平等的世界。这样的使命，无法由无知的士兵来完成，只有最好的学生能成功。大贯用各种例子证明，这样的想法在特攻队队员之间非常普遍。她认为军国统治者刻意利用这些年轻精英学生的理想主义，便宜行事。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从海军中将大西在年的演说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至少有部分的军官也抱持这种理想主义。马克思的作品大概不会是副上将的睡前读物，但他认为只有展现牺牲精神，才能让日本免于毁灭的想法，却和佐佐木的看法一致。更何况，右翼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帝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当然，和特攻队队员有关的各种象征并不全和欧洲有关。樱花稍纵即逝的美丽，自古即是短暂时光的象征，但大贯也明确地指出，樱花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中，自我牺牲的意涵。进行自杀攻击的飞机被称为“樱花”（oka），而飞行员则在制服上戴樱花别针。特攻队队员在临行前，经常会唱一首以18世纪诗词所谱写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在海中，被水泡肿了的尸身，在山里，尸体上长满了野草。但我在天皇身旁死去的心志永不动摇。我绝不回头。大多数文化中，多将英年早逝和自我牺牲理想化。在伊斯兰教史上，这是一个反抗的传统，是许多刺客及鼓吹纯粹信仰者的教派。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也是如此。奋战到最后一刻自杀身亡，往往被认为是面对无力回天的情势，最诚挚的反抗行为。许多特攻队队员经常提到的英雄，是14世纪的武士楠木正成。他为旧的天皇政权对决一个较有活力的新政权，战败之后也自杀身亡。另一位英雄人物则是西乡隆盛，他在日本快速西化时仍然坚持武士道精神。年，他发起了一个注定失败的革命，反对当时的明治政府，事后自杀。他的追随者多是在现代社会中失去旧时代特殊地位的武士，他们列队行军走向死亡，一边唱着这首歌（英文版由唐纳德·基恩译）：忍无可忍。我们武士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数以万计的人，今天是我们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最后一程。这些英雄式挽歌的共通之处，是从现代腐败的文明中回归纯洁传统的浪漫理想。在这首歌里，跟随西乡的武士咒骂那些“把我们国家出卖给肮脏洋鬼子”的卖国贼。这样的想法并非日本人独有。大贯运用几位当代知名理论家的理论（她未免太过度引用这些学者的理论了。她手上有这么多有趣的数据，何必一找到机会就要提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再三指出，特攻队的各种象征图腾如樱花、英雄崇拜、崇尚自我牺牲和暴力死亡的美感等，都是现代人的建构和扭曲。事情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无论现代与否，这种现象在各种文化中屡见不鲜。如果说只有现代文化才有这种现象，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纯净、没受到污染的源头。现代文化的建构若想让人信服，就必须在该文化的历史中找到材料。产生佐佐木和他的特攻队同僚的文化，是一个融合日本、中国和西方理念及美感而成的多元文化。我们很难把这个文化拆解开来，找到其中最纯粹的部分，即便一些本土主义者（nativist）声称办得到。而且也不能因为特攻队队员提到日本传统就照单全收，毕竟他们经常被强制提起传统。许多日本人的遗嘱中，都有关于樱花的英雄式句子。但正如大贯所引用的一封特攻队队员的家书：“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出真正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只好说谎。表达真正的想法是禁忌。”没有人知道究竟是马克思或苏格拉底，还是武士西乡，对特攻队队员有较大的影响。但现代日本文化巧妙地结合了东方和西方，产生了现代世界最精致、经济最成功，同时艺术内涵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问题是，这些创造性能量究竟是怎么走向集体自我毁灭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致力于学习现代西方的“文明开化”以及明治天皇的故事中，找到一些答案。***明治天皇，外国人通常称他为睦仁天皇。年，天皇十五岁，一夕间，从京都与世隔离的深宫中，成为日本新政权台面上的核心人物。唐纳德·基恩在他关于这位天皇的书中，引用了一位英文翻译的话，告诉我们天皇当年的模样：他身穿一件白色大衣，垫了棉衬的裤子，后面拖着一大片暗红色的丝织裙摆，像是宫廷仕女的裙子……他剃掉了眉毛，在前额高处画上眉毛。他的双颊抹上了胭脂，嘴唇涂成红色和金色。牙齿涂成黑色。然而就在短短三年之后，也就是年，他已经在东京的西方晚宴上和外国政要握手。不久之后，他就有了量身订制的西服。他甚至接受了在公开场合微笑这个奇怪的习惯——当然只针对外国人，不对日本人。基恩为我们精心描绘出明治天皇的个人面貌，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就算翻完七百多页的传记，仍摸不透这位天皇的样貌，只知道天皇嗜酒，喜欢和后宫的宠妾嫔妃泡在一块儿，对细节有诸多要求，和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一样不喜欢接见外国人，但对外人绝不失礼。基恩主要的史料来源是数册宫廷日志《明治天皇纪》，但其可信度不高。正如同基恩所指出的，当年的日本男人或许真的有泪即可弹，但众朝臣和政要们，因为天皇高贵的人格而泪洒宫中的次数，也过于夸张了。不过基恩的书也是在描写明治时代，特别是后人称为寡头政治的一帮地方武士，他们促成了年的明治维新，将日本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为首相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他们一手建构了日本的新中央政府、宪法、现代化军队、教育体制和“文明开化”有关的各种事项。当时的另一个口号是“富国强兵”。这两个口号在理念上自然是相通的。基恩的作品多是描述，少有原创的想法（关于烦琐的宫廷礼仪的部分，读来十分乏味），但他的作品的一个有趣之处，是他描写了天皇本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枢密院是当时权力最大的统治机构之一，伊藤也曾担任主席好一段时间。和他的孙子裕仁一样，天皇十分尽责地参加枢密院会议，并直接参与了政府官员的任命。不过他的重要性仍只有象征地位。他是君主立宪下的君王，一个神圣的图腾，半是皇帝，半是血缘，据说可上溯至崇拜太阳女神的教宗。当时的帝国机构就是国家教会组织，为各种政治安排赋予了宗教合法性。天皇本身必须体现现代日本国的特质：因此他对军务充满兴趣，维持神道教传统近乎神秘的气氛，并且快速地将古代日本宫廷服饰换成西服。他的西化风格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告，一个进步、现代化的日本国诞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传统被重新塑造，让日本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感受到尊严和传统文化的联结。大贯称这些明治寡头政要是“抱着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日本建设为抵挡西方殖民主义的堡垒。这么说并不为过。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包括非常保守的山县有朋，都对西方文化充满兴趣。他们游历欧洲和美国，搜集各种建设理想现代国家的蓝图。明治宪法是依据普鲁士宪法所拟的，只不过加入了天皇“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这项条款。军队则参考法国和英国建制。教育则是按照法国学制拟定，从小学一直到顶尖大学，都对各种欧美思潮敞开大门。基恩描写了天皇在年参访了一所乡下小学。天皇受的教育包括仔细研读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Smiles）的《自助论》（Self-Help），但当他听到日本小学生朗诵安德鲁·杰克逊（AndrewJackson）对参议院的演说，及西塞罗对喀提林的攻讦言论时，仍然感到十分惊讶。同样的，许多保守人士对日本精英分子为外国宾客举办宴会一事，感到非常恼怒。受过教育的明治时代男子穿上西服，让外国人看到日本已是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值得尊敬。即便如此，伊藤打扮得像威尼斯人，跳着波卡舞和华尔兹的样子，日本人普遍不以为然。然而，对较为自由派及和平的日本人来说，在19世纪晚期能够为自己赢得身为现代国家的尊敬，以及抵挡西方殖民主义最快速的方法，是赢得战争，并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明治日本在这方面也非常成功。年，日本军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成功羞辱了中国，取得台湾作为第一个殖民地。更令人惊讶的是，年，日本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战胜欧洲强权的现代亚洲国家。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自由主义者，视中日战争为文明国家及落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描写战争的通俗版画里，我们看到日本人是长腿、皮肤白皙的英雄，而中国人则是绑着辫子的矮小黄种人。内村鉴三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基督徒，日后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勇敢地反抗日本过度的天皇崇拜。基恩引述他的话说：“日本是东方进步的龙头，而其死对头中国则无可救药地反对进步，中国绝对不想看到日本的胜利！”这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种族歧视，日后演变为如南京大屠杀等的暴行。而这种心态就是在此时以进步、文明和开化之名开始的。就在日本击败俄国之后，英国终于同意终止在日本的领事权。这个时间点并不只是巧合。无论是在英国或是美国，“大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都倍受赞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他完全“支持日本”，因为日本是为了文明而战。年的胜利，为日本逐步殖民朝鲜铺路。这也是以进步之名进行的。毕竟身为最进步的亚洲国家，日本有责任用严谨的纪律来提携落后的邻国。在国内，明治天皇所谓的进步则遭到质疑。自19世纪中期，日本高层（效法中国）就努力将“效法西方”局限在实际应用层面，如制造枪支和船舰，而在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上，尽力维持中日思想传统。但这些努力成效不彰。随着西化而来的，是愈来愈多要求民主及民权的呼声。透过对欧洲文学及哲学的认识，个人主义萌芽，人开始对性和浪漫爱情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工业化让数以百万的乡下居民涌入城市，改变了乡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政党成立了。批判性的采访文字出现。民权运动在全国各处蔓延。到了年，正如同在海外的殖民主义一样，议会民主制度建立，成为另一项现代进步的象征。但这一切都让明治寡头政权紧张。他们担心要怎样能回收之前所释放的权力、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同时，摆脱政党政治人物的“自私自利”，以及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异议人士的颠覆势力。即便是较为自由派作风的伊藤博文，也认为英美政治缺乏秩序。法国共和主义也不是一个适合的典范。而新统一的德国，是由强而有力的王室、极权政府、军事纪律和神话式的民族主义所凝聚而成的，这看起来较像是个可取的对象。伊藤把自己想作日本的俾斯麦，并对普鲁士法官如鲁道夫·冯·格奈斯特（RudolfvonGneist）与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vonStein）印象深刻。之后出现的日德同盟，即是由施泰因和其他人居中牵线。下面大贯所引述伊藤的话，直捣问题核心：在格奈斯特和施泰因两位良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解如何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架构。最重要的是要强化帝国的根基，并且保障国家主权。现在在日本有许多人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著作视为黄金指南，但这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走向灭亡。正是施泰因建议日本人将神道教变成国家宗教，这个宗教可以提供帝国朝廷敬拜仪式，让整个国家团结一致。他们为原本没有仪式的场合发明新的仪式，这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相去不远。但条顿法学和日本本土主义的结合，为这个极权军事国家的最高权威提供了几乎无法被挑战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决策都被包装在万世一系的宗教外衣下。基恩扼要地提到两则天皇诏书，它们对日本政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首先是年由规划现代军队的山县有朋所拟的《军人敕谕》，目的是要让军人脱离政治的干预。军人不对政府效忠，而是对天皇，他们“至高无上的统帅”效忠。他们是天皇的“四肢”，天皇是他们的“头脑”。诏书继续说道：不要被大众言论欺骗，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将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最重要的义务，也就是对天皇效忠。要知道这个义务重于泰山，死亡轻如鸿毛。这是明治政权的支柱之一，它将武士传统上对封建领主的效忠，转移到天皇一人身上。这份诏书正式明文规定为天皇牺牲个人性命的责任。原本意在让政治无法干预军事，但这份文件却为政治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假如军士只对天皇效忠的话，若是一般政治人物威胁到天皇的神圣权威时，军队就可以进行合法镇压。特别是在纷扰的20世纪30年代，这项法令为狂热军国主义者提供了各种军事政变及暗杀的正当借口。虽说由中阶热血将领所领导的非正式军事政变，在当局镇压下很快就平息了。但军队高层却也利用帝国宣传来破坏、摧毁一般政治人物的势力。到了年，各种政党已被排除在内阁人事之外，而全由军事人物所组成的军事参议院负责所有的军事决定。到了30年代后期，日本皇军已经为实现所谓的天皇意志做好准备，他们决心将中国及亚洲纳入帝国的版图之中。第二份诏书则是关于教育，由天皇在年亲手颁布Ⅰ。在这之前，寡头政要及其参谋已就此事进行多次讨论。他们一致同意西化进行过度，至少也得正式用传统道德观来与之抗衡。有些强调神道教的重要，有些（包括天皇在内）则强调儒家思想。诏书一开始，庄严地宣告帝国是由“我们的帝国祖先”所打下的根基，接着说天皇子民的尽忠尽孝，是这个帝国的特别之处。在这个新儒家传统之下，人被教导要遵从他们的父亲和上级。明治天皇的子民则被告知要“勇敢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保卫我们的天皇与天地同寿”。于是，立基于新儒家的忠孝之道及神道教神圣祖先观念的民族主义，成了现代日本教育的基础。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诏书的复印本行礼，而这份诏书则被当作圣旨一样。在欧洲王室政权也有类似的内容，但明治民族主义特别被设计来用文化宣传摧毁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日本政治中没有不同政党利益之间的合法角力，而是充满了告诫民众要效忠、团结、服从，最重要的，是要崇拜天皇。假如天皇真的是握有绝对实权的君主，或是军事独裁者，那至少这整个体制没有矛盾之处。但明治宪法对于政治权力的划分却十分模糊。天皇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政府架构内却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将日本天皇比喻为一个神圣的祭坛，肩头上坐着那些以他的名义进行实质统治的人。这对明治寡头政要来说是很好的安排，因为他们至少很清楚目标是什么，也有调解控制宫廷、议会及军队内部纷争的权威。然而在他们退场之后，没有人承接他们的权威，以致各机构掐着对方的脖子，争执不断。20世纪30年代，军事领袖绑架了这个帝国神坛，自此之后，一切步入疯狂，无人能挡。基恩在这部大部头著作的结论中说道：“明治天皇的确可被后人认作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或许吧。但他也为开发中国家上了重要的一课：在经济和军事制度现代化的同时，若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以达成真正的民治，后果不堪设想。缺乏保障政治自由的西化方案，本身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伟大的明治时代小说家川端康成曾警告他的同胞，民族主义加上盲目地模仿西方，最终会让整个国家精神崩溃。川端的预测八九不离十。日本威权式的现代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身上特别明显。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帝国主义宣传，然而对自己在这个近乎极权的社会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却困惑不已。40年代，这样一个优秀、怀抱理想主义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在自己的国家向全世界公开宣战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做？他可以成为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殉道者，或是变成一个人肉炸弹，燃烧自己，冀望他奉献的精神可以拯救整个国家民族。我们应该怜悯这些特攻队队员，往后再也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是明治时代文化中的佼佼者，最后的表率，同时也是现代帝国最后牺牲的受害者。十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战争无论是美国人、欧洲人或亚洲人所拍摄的战争片，一般的共通之处是片中少见敌人的身影。片中确实有敌人，不过这些敌人像是美国旧西部电影的印第安原住民，只是子弹瞄准的目标，嚷嚷着日语“万岁！”、德语“小心有诈！”或英语“快跑！”后，就成堆倒在地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些敌人都没有个体的区别，缺乏个性和人性。而这些少数例外也通常落入几个特定的框架：粗手粗脚、邪恶的德国人严刑逼供，美国人吵闹愚蠢，日本人阴险狡猾。电影《桂河大桥》（TheBridgeontheRiverKwai，）中，由早川雪洲所饰演的军营长官、陆军大佐斋藤，是有一些鲜明的人格特质，但还是不脱一般传统日本武士的俗套：坚毅严苛，咬着牙撑过难关，最后还是无法避免仪式性的自杀结局。另外还有一些战争史诗片，如讲珍珠港事变的《虎！虎！虎！》（Tora!Tora!Tora!，），由美国导演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Fleischer）和两位日本导演深作欣二、舛田利雄共同执导。我们看到这些知名历史人物从航空母舰的舰桥上大声发号施令，古怪的日本飞行员咬牙切齿地冲向亚利桑那号。但在一团硝烟中，我们无暇了解这些人物。敌方角色之所以缺乏性格刻画，有其执行上及政令宣传上的原因。一直到最近，好莱坞并没有足够的优秀演员来饰演日本人（或是越南人）。日本士兵通常是由亚裔美国籍的临时演员上阵，喊喊几个让人听不懂的日文字。好莱坞在这方面本可以做得更好，但却没什么人愿意花这个心力。在加州，找到有说服力的外国演员不容易，在日本，更是难上加难。战争时期的日本宣传片里，美国士兵经常是由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俄罗斯白人饰演。有时日本演员得戴上蜡做的鼻子和金色假发上阵。至于战后的日本电影中，那些强暴日本女孩，穿着军靴、大剌剌地走在榻榻米上的美国大兵，则是由当时可以找到、想轻松赚点外快的白人男性饰演。中国拍的电影，状况也差不多，里头大部分的“日本鬼子”都有浓厚的中国口音，而“美国人”的口音更是千奇百怪。但政令宣传上的原因，或许比执行上的困难更为重要。大部分的战争电影讲的都是英雄，而且是“我方”的英雄，敌人当然都是一群恶人，个体性自然也不重要。其实，让这些角色有个性，或是一点人性，都有损电影的效果。如此一来，我们的英雄铲除敌方的举动，其道德性就不是那么明确了，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这些让我们产生正面观感的宣传影片，最重要的是敌人没有个性，他们像大石头一样没有人性。战争电影的爱国神话，和经典西部片一样，近年来受到愈来愈多质疑。约翰·韦恩（JohnWayne）和罗伯特·米彻姆（RobertMitchum）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野战排》（Platoon）或是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FullMetalJacket）都是这样的例子。甚至在二战前，电影如《西线无战事》（AllQuietontheWesterFront）或《大幻影》（LaGrandeIllusion）已经把敌人当作人看待。但就我所知，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Eastwood）是第一位将一场战役拍成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从两方士兵的观点拍摄，角色也都有完整的性格。他跳脱了传统爱国电影的窠臼，技巧娴熟，没有激辩的场景或是沉重的讯息。这两部上乘之作，一是英语的《父辈的旗帜》（FlagsofOurFathers，），一是日语的《硫磺岛的来信》（LettersfromIwoJima，），而我认为后者尤其优秀。以硫磺岛战役为主题，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年2月，美国军队在这里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战事持续了三十六天，有将近七千名美国士兵、两万两千名日本军人，死于这个离东京一千多公里远的火山小岛。知名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Rosenthal）拍下了六名美国大兵在折钵山（MountSuribachi）山顶上升起美国国旗的照片，照片马上成为神话，是战胜日本的前兆，这对当时因战争折损热情和金钱的美国来说，不失为一剂强心针。这张照片不但被刊登在每一份报纸上，还被做成邮戳、雕像、饰品、海报、杂志、标语、纪念碑。战后不久，一部关于这场战役、由约翰·韦恩领衔主演的电影，被宣传为美国英雄主义和胜利的象征。为了提升士气和战争债券的销量，六位升旗手中生还的三位，“博士”约翰·布拉德利（John“Doc”Bradley）、勒内·加尼翁（ReneGagnon）、艾拉·海斯（IraHayes）像电影巨星一样，被安排在美国各地展示：在芝加哥棒球场上，爬上纸做的折钵山；在时代广场举行盛大晚会，和参众议员吃饭，会见总统；战争结束后，三人还和约翰·韦恩会面。目睹了硫磺岛上的恐怖和回国后庆祝活动的喧腾，两者反差极大，对出身印第安皮马族（Pima）的海斯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这位在贫困印第安保留区长大的孩子开始酗酒，最后死于亚利桑那州一条冰封的沟渠中。鲍勃·迪伦（BobDylan）谱了一首民谣，惋惜海斯戏剧化的一生。加尼翁起初十分乐于当个招揽人气的明星，后来却也因酗酒而英年早逝。布拉德利的儿子詹姆斯（James）则将父亲的故事写成畅销书《父辈的旗帜：硫磺岛的英雄》（FlagsofOurFathers:HeroesofIwoJima），但布拉德利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为其所苦。除了爱国神话之外，还有另一个好理由选择拍摄硫磺岛战役。在这满布黑色火山灰的岛上，美国人确实是和看不见的敌人打仗。在陆军中将栗林忠道的率领下，日本军队藏身在四散的山洞、隧道、碉堡中。在没有任何海面和空中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士兵受命战斗至死，抱着渺茫的希望，希望能阻止日本领土遭窃占。这些让人致命却看不见的士兵，日夜都处在如同蒸气浴的环境里，食物和饮水配给很快就耗损殆尽。他们努力在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保持杀敌人数，为达目的，很多人甚至进行自杀攻击。无怪乎海军陆战队把这些敌人看作是老鼠，得用火攻才能把他们赶出地洞。许多在硫磺岛上的美国士兵在头盔上刻上“地鼠终结者”。我们从《父辈的旗帜》一开场，就可以看出伊斯特伍德拍摄了一部非常不一样的战争电影。美国海军舰艇正朝着硫磺岛全速前进。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年轻士兵，在轰炸机呼啸而过时高声喝彩，像是在看足球比赛一样。这正是传统战争片希望观众有的反应。一位士兵因为太过兴奋，掉出了甲板。他那些原本嬉笑着的战友的笑声瞬间停止，明白战舰不可能只为了一个在海里挣扎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就停下来：战争机器不能停歇。“博士”（瑞恩·菲利普［RyanPhillippe］饰）喃喃自语：“说什么不要抛弃战友……”影片对于这些士兵并不视自己为英雄一事上，多所着墨。他们不过是一群被送到地狱般地方的年轻人。影片滤掉了所有明亮的色彩，让这硫磺遍布的土地像是死了一样。一个人所能做的，用海斯的话说，就是“尽量不要被子弹打到”。虽然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博士”，影片中最有趣的角色却是由演技精湛的亚当·比奇（AdamBeach）所饰演的海斯，比奇本人也是在印第安保留区长大的。在升起美国国旗的三位士兵中，海斯算是对军旅生涯最认真的。从军让他得以脱离贫穷和沉沦，美国海军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让他觉得自己被接受的美国机构。他很受同侪欢迎，他们昵称他为“落云酋长”，而海斯则以忠诚回报。电影中用几个不同的方式表现这点。海斯从来就不想离开他的所属单位，加入那些在美国本土的宣传阵仗。和他一起升起旗帜的中士迈克尔·斯特兰克（MichaelStrank，巴里·佩珀［BarryPepper］饰）很快就阵亡了。他在一个正式场合遇见中士的母亲时，不禁悲从中来：“迈克尔啊！迈克尔！”他啜泣道：“他是个真英雄，是我见过最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海斯活下来了，却是在各足球场和晚宴上被拿来展示，贩卖战争债券。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影片中，这些虚伪的场景数度触发了生还者梦魇般的回忆。烟火和群众的喧嚣，听起来就像迫击炮和枪战重演，被迫丢下惨叫的战友们的回忆，一幕幕浮现心头。在一个正式晚宴上，侍者为这几位“英雄”端上了做成折钵山形状的甜点，上面还插了面国旗。侍者轻声问道：“巧克力还是草莓？”接着为甜点淋上血红色的酱汁。身为印第安人，当时仍然有些酒吧不愿意接待海斯，这更让他感到错愕和羞辱。一回他喝得烂醉，和人争执不休。其中一位主办军事宣传活动的人说，这真是“玷污了他的制服”。海斯最后被送回前线，这个唯一能让他感到有尊严的地方。或许在某些方面，也像是他的家。伊斯特伍德虽然对海斯的刻画充满同情，但却有人批评他种族歧视，没纳入《父辈的旗帜》中的黑人士兵。其实，当年在硫磺岛的十一万名士兵中，有九百名非裔美国人。假如伊斯特伍德真要依循战后照片的惯例的话，他的英雄大概至少得包括各一位来自以下种族：坚毅的白种英美新教徒、讲话慢吞吞的南方人、布鲁克林的智者、芝加哥的强悍黑人。但伊斯特伍德不是要呈现这些刻板印象。他想说的故事，是几个真实存在的人，挣扎于自己过去可怕的经历。任何想要让我们感受到战争残酷的电影，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就算摄影技术、演技、配乐或数码仿真效果再好，我们都不可能只是透过观赏屏幕上的战斗，亲身经历硫磺岛真实的情况。一部电影愈是努力重建这些场景，愈是徒劳无功。伊斯特伍德的共同制作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拯救大兵瑞恩》（SavingPrivateRyan）及《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List）背后的技术指导大师。即便是斯皮尔伯格出马，仍然无法重现诺曼底登陆和奥斯维辛的实况（这对观众来说，或许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伊斯特伍德做到了暗示（暗示或许是最可行的方法）战争对这些普通士兵的影响：恐怖、残酷，但也有无私、充满恩典的时刻。他让我们瞥见战争的残酷：几位看守日本战俘的美国大兵，因为太无聊而将战俘处死；一群濒临疯狂边缘的日本人将一具美国士兵尸体拖回洞内肢解；日本士兵在拉下手榴弹的环之后，尸块四散在石头上。虽然伊斯特伍德精确地凸显了战争残酷的现实与我们在战后捏造的故事之间的落差，他也告诉我们许多英雄事迹。我们看到“博士”在烽火中，冒着生命危险爬出洞穴帮助一位受伤的士兵。这个举动和爱不爱国、“为自由而战”等口号还有道德风骨无关。正因如此，这少有的举动才更值得被称为英雄之举。事实证明，布拉德利从来没对他的孩子提起战时经历。当媒体在事件周年纪念致电时，他要儿子转述来电者，他出门钓鱼去了。但在影片中，医院病床上准备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告诉儿子关于硫磺岛的一个回忆。这挥之不去的场景，是电影的最后一幕。用他儿子的话说，像布拉德利这样的人，“是为了国家而战，但为了朋友而死”，我们“应该要记得他们原本真实的面目，就像我父亲所记得的那样”。接着我们看到“博士”和朋友脱到只剩下内裤，冲向大海，互相泼水、大声喊叫，青春洋溢，庆幸自己仍然活着，就算只是再继续存活几个小时或是几天。在这简单的一幕中，没有人扣下扳机、没发射一颗子弹，我们看到几位大好年华的年轻人，生命就这样被无情地摧残，着实让人胆战心惊。***我们很难对敌方士兵产生同情，特别是操着听不懂的语言的外国士兵，更是难以同理。我们对发生在长崎和广岛日本大屠杀感到震惊，也对因洪水死去的孟加拉人和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大屠杀中死去的村民觉得惋惜。但只要我们不认识他们的面容，他们所受的苦难对我们来说仍是抽象的，只能用数字来理解。制作一部关于陌生文化的电影时，要让人信服并非易事。在美国的欧洲导演经常难以捕捉当地的精神。因此一位外国导演可以精准地拍出一部有活力，且未曾扭曲当地文化的日本电影，大部分的角色说日语，让人十分信服，这真是非常难得的。几位导演曾经试过，包括战前的纳粹宣传家阿诺德·芬克，以及伟大的约瑟夫·冯·斯登堡。但我认为，伊斯特伍德是第一位成功做到的。《硫磺岛的来信》以日本学者在山洞里挖寻死去士兵的遗物来作为开始和结束的场景。他们找到一个袋子，装满了士兵没有寄出的家书。电影剧本参考了其中一些信件，以及几年前在日本出版的栗林将军亲手写下及绘制的书信。栗林的书信集，包括了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美担任军事参访员期间，旅居美国时写给家人的书信。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书信的内容，一探这位充满人性光辉的贵族在承平时期的生活样貌。他喜欢美国，也对这个国家十分了解，明白对美国宣战实在是不智之举。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在战时，他一直受好战的长官冷落，只有在战争最后的这场自杀式攻击展开时，才被派上前线。渡边谦所饰演的栗林拿捏得恰到好处。他对下属展现了恰如其分的高贵气质，对那些视他为懦弱的亲美者、不知变通甚至残忍的军官，则嗤之以鼻。栗林力排众议，坚持日军应该躲起来，而非在海滩上进行徒劳无功的攻击。他虽然清楚自己军队的最终命运，却不认同自我毁灭的消极行为。当其他军官对自己排里的士兵做不恰当的举动时，这位将军甚至出面干预，这在二战时期日本的高阶将领身上，是很少见的，因为士兵经常受到粗暴的对待。但电影并不是要把栗林描绘成一个感性之人。说到底，他是个日本职业军人，私底下并不相信和平主义。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可能没办法活着回来，但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而战，绝对不会让家人蒙羞。我是武士栗林之子，我不会辜负家族传承。请列祖列宗指引我。故事中另外一位对敌人有亲身了解的，是西竹一男爵（伊原刚志饰）。他赢得年洛杉矶奥运马术场地障碍赛金牌，曾在东京住所款待美国演员玛丽·碧克馥（MaryPickford）及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Fairbanks）。竹一男爵并没有像他的一些战友一样，把受伤的美国士兵碎尸万段，他用英语跟这位将死的美国人，分享他在美国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他认识的好莱坞名人。“你真的认识这些人？！”美国大兵说着，不久就断了气。西竹一男爵怀有英国绅士的运动家精神，在对手失意时给予安慰，像是让·雷诺阿（JeanRenoir）的《大幻影》中的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属于国际贵族上流社会，喜爱酒精、名马和出身高贵的女子。现代观众或许很难理解这些士兵。他们被训练成只要一听到天皇名字就会起立，认为外国人都是恶魔，视暴力死亡为最高荣誉的人。我们不清楚他们是谁，因为日军的政策是要屏除一切个人特质，甚至比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要严格。就算是在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也倾向于不要锋芒外露。战争期间这种倾向变得更为极端。任何一点不寻常的举止，都有可能受到凶残的宪兵队或特警队（特别高等警察）惩罚。《硫磺岛的来信》中有一幕是日本场景，我们看到宪兵队命令一名年轻新进士兵射杀一条宠物狗，来测试他有多强悍。但这名士兵试图营救那只狗，长官便将他解职，并送往硫磺岛受死。这位新进士兵名叫清水（加濑亮饰），在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中，他是一位尽管盲从、举止轻率，仍不掩他内省及宽厚本质的士兵。当时一整排的士兵都引爆手榴弹自杀，但有位年轻士兵西乡（二宫和也饰）却不愿意追随同僚的脚步，清水指责他这么做是叛国，威胁要射杀他。但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还年轻，何必要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中肝脑涂地？于是两人决定一起向美军投降。清水先投降，却被看守他的美军杀害；西乡没来得及投降，保住了一命。在这些年轻士兵的对话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念逐渐动摇，也看到他们置身危险中所展现的人性。这样的情节很容易落入俗套，但电影的呈现方式却让人深受感动。栗林，这位性格宽厚的将军，或许对于参战有许多疑虑，但仍然是尽责的军人，他决心要战斗到底，至死方休。由青少年偶像歌手所饰演的西乡，原本是位面包师傅，身怀六甲的妻子等着他回家。尽管满心不愿意，他仍然深陷在这场冲突之中。当街坊委员会的人拿着兵单到他家道贺，恭喜他得到为国捐躯的机会，西乡却掩不住他的苦闷。由青少年偶像出身的二宫来饰演西乡，真是恰如其分，让人看到当年参战的士兵有多么年轻，要他们扮演杀人机器有多么违和。海斯在海军陆战队找到了家和人生的目的，西乡则不然。他和想要加入宪兵队，却连一只宠物狗都不忍杀害的清水一样，显得格格不入，在这场他无法理解的战争里成了牺牲品。至于他身边其他人，则内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如由第二代歌舞伎演员中村狮童所饰演、有些过于戏剧化的海军大尉伊藤，非常热衷于要下属自杀。其他人则和世界各地的士兵一样，趁着战争满足自己残暴的倾向。清水和西乡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尽管再三地被阻止，他们仍然能够独立思考。他们和西竹一男爵及栗林不同，对日本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在这仿佛地狱般的情境中，仍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根据史实，在硫磺岛上孤军奋战的两万两千名日本士兵中，只有大约一千人存活下来。有些人投降，有些则是在要自杀前被擒获。在电影中，西乡是他的部队里唯一活下来的。我们不清楚栗林将军在现实世界中是怎么死的，有可能是在他的洞穴中被烧死或炸死。在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中，他率领了一批自杀攻击队，杀入美军阵营。这大概与史实不符。西乡也参与其中，却被抓住他的海军陆战队打昏。在《硫磺岛的来信》最后一幕里，我们看到他和一整列受伤的美国士兵一起倒在地上，他的脸朝着镜头。他被军毯覆盖，等着被带离这个死亡小岛，此时的西乡，看似和他身边排队的美国士兵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没失去个人的独特，而这正是这部伊斯特伍德的佳作所要传达的价值。十三被夺走的梦想——个日本网站宣布：巴勒斯坦拉姆安拉（Ramallah）的第一家寿司餐厅开幕了！这让我想到巴勒斯坦总理萨拉姆·法耶兹（SalamFayyad）与其西岸屯垦区的政策。既然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何不创造一些一个真正的国家会有的现代景象，或许有一天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了！开辟新路，银行、“五星级”旅馆、办公大楼和公寓大厦。他把这称为“用占领终结占领”。到拉姆安拉的游客，马上会对建造新建筑物的挖掘机和鹰架大吃一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戴着或红或绿的贝雷帽、在街上巡逻的宪兵队。这些年轻人大部分用的是美援装备，接受美军训练。一开始是由美国陆军中将基斯·戴顿（KeithDayton）担任训练官，到了年10月则由陆军中将迈克尔·莫勒（MichaelMoeller）接手。这个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及美国携手合作，让西岸屯垦区现代化，压制反抗军哈马斯（Hamas）势力。但总理法耶兹却不是透过选举产生的，赢得年大选的是哈玛斯。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Abbas）及其总理致力于将西岸屯垦区，变得比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加沙走廊更为繁荣及安全。这家“苏豪区寿司海鲜餐厅”在此时开幕，必然和这样的政治局势有关。这家餐厅在西泽饭店内，是一栋在拉姆安拉豪华郊区的现代建筑。当我们前往用餐时，餐厅里空无一人。其原址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Arafat）的总部，在变身饭店的前一年，被以色列军队炸得只剩废墟。建筑物以抛光的耶路撒冷石头砌成，宛如阿拉法特的坟墓。餐厅看起来很新，没招待过几个客人，音乐放的是菲尔·科林斯（PhilCollins）的轻柔歌声。一位穿着黑裤、一头深色长卷发的服务生，亲切地帮我们点菜。她的名字是阿米拉（Amira），是来自伯利恒的巴勒斯坦基督徒。阿米拉告诉我们，饭店所聘请的七位巴勒斯坦寿司师傅，是由特拉维夫（TelAviv）的一位日本女士所训练的，他们得在两个月之内学会制作寿司。目前业绩不是很稳定，不过阿米拉说，已渐有起色，只是有个小问题：将凯萨饭店土地卖给巴勒斯坦老板的，是一位约旦人，附带条件是饭店不能卖酒精饮料。阿米拉本人虽然没有到过美国，却持有美国护照，也有巴勒斯坦身份文件。她的父亲以前在伯利恒教授阿拉伯文学，父母在回到巴勒斯坦前成了美国公民。阿米拉用流利的英文说，巴勒斯坦是她的家。她曾在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Ⅰ受过餐厅管理训练。她发现西班牙人对她十分不解，因为他们以为所有的阿拉伯女性都戴面纱。她说每次参加派对，总会发生同样的事：总会有西班牙男子问我从哪来的。一听说我来自巴勒斯坦，他就会开始长篇大论说以色列人有多么糟糕。接着他一转身，把我丢下。你看，他们觉得我们都是恐怖分子。这真的很惨。阿米拉常常重复这句话，“这真的很惨”。比如说，从拉姆安拉到伯利恒得花上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长达五个小时，端看通过以色列检查哨的速度，“这真的很惨”。以前，从拉姆安拉经过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要三十分钟。现在拉姆安拉周围都是以色列屯垦区，这些道路交通网只有以色列人得以使用；拉姆安拉和以色列中间也隔着一道水泥高墙。以色列人禁止参访拉姆安拉和伯利恒。有些巴勒斯坦人持有前往耶路撒冷的通行证，因为他们住在那里。这段路程很短，开车的话照理说只要十五分钟，却经常得花上三到四个小时，有时甚至五个小时。阿米拉也说虽然拉姆安拉变得时髦了，巴勒斯坦年轻人却很难在西岸屯垦区找到工作，就算幸运找到工作，要维持生活基本开销仍然很困难。大笔来自美国、欧盟、波斯湾国家的资金涌入巴勒斯坦，医院、道路和旅馆等等，但此处被高墙阻隔孤立的情势，却不利于经商。假如以色列人可以来这里消费，情况或许会比较好，但以色列人却被拒于门外。为了要回到耶路撒冷，我和其他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一样，通过层层检查哨。我们得慢慢穿过狭窄的铁丝网隧道，好像是囚犯进到戒备森严的监狱。气氛沉闷，大家话很少，就算讲话也是尽量压低声量。母亲试着让孩子不要哭闹，年轻男子紧张地用手机传简讯，有人讲笑话纾解紧张气氛。当一群人挤在一个笼子里时，是没有发泄情绪的余地的。奇怪的是，我们根本看不见以色列军人的影子。没有吉普车、没有瞭望塔，也没有巡逻队。每隔十到十五分钟，有时二十分钟，一个绿色信号灯开始闪烁，接着一阵巨大低沉的声响，栅门会打开，每次允许几个人进入，预备通过下一道栅门。我很幸运，这次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关上最后一道栅门，我才终于看到窄窗后面有个密不通风的小办公室，里头两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以色列女兵在谈笑之余，漫不经心地按下栅门的开关，像是有用不完的时间。这自然是个无聊的工作。她们不会正眼瞧这些巴勒斯坦人，只有在这些人快离开前，才检查一下他们的证件。***每个星期五下午，总会有至少数百人，有时甚至更多，聚集在东耶路撒冷一个满是灰尘的角落。这里距离著名的美洲侨民宾馆（AmericanColonyHotel）只有几分钟路程。他们是要抗议巴勒斯坦家庭被驱逐出自己的家门。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门，而身穿深色西装、黑色帽子的正统犹太教信徒，则搬进这些房子。这里是谢赫贾拉（SheikhJarrah），是阿拉伯人隔离区。年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难民在当时是约旦领土的这个区域落脚。年这里回归以色列统治后，他们仍被允许在这居住。几年前，情势转变了。几个犹太团体，包括宗教和世俗团体，决定要讨回这些在年以前属于犹太人的房子。这通常没有直接的依据，有时甚至得参考出处不明的奥托曼帝国公文。贩卖住宅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重罪，除了谢赫贾拉之外，在某些区域也有巴勒斯坦人在将房子卖给犹太人之后，假装是被驱逐出住所的。无论如何，不若在西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并没有重新要回房产的权利。这是以色列重新掌握整个耶路撒冷的策略，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耶路撒冷及周边村落以便让犹太人进驻。正如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Netanyahu）说的：“耶路撒冷不是屯垦区，这是以色列的首善之都。”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学生们带头抗议这项措施。每个星期五知名学者和文坛人物都来共襄盛举，如大卫·格罗斯曼（DavidGrossman）、泽埃夫·施特恩赫尔（ZeevSternhell）、阿维沙伊·马加利特（AvishaiMargalit）、大卫·舒尔曼（DavidShulman），甚至一位在此区出生的以色列前司法部部长迈克尔·本——亚伊尔（MichaelBen-Yair）。有些人喊口号、唱歌、还举着“停止占领！”或“停止种族净化”的标志。不过大多数人就是每星期前来声援。除了那些来向示威者兜售现榨橙子汁的年轻阿拉伯男孩之外，现场没有什么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示威，巴勒斯坦人多些。不过在这里示威，犹太人顶多就是被揍一顿，在警察看守所待上一天；若是巴勒斯坦人，可能会被取消耶路撒冷居住许可证，他的家、工作和生计，也跟着没了。这些示威者都照规定行事。即便如此，警方在抗议初期仍封锁了通往新犹太屯垦区的道路，用暴力对待示威者。有些人被盾牌撞击，现场有催泪瓦斯，年长的示威者被踹到地上。这些画面在电视新闻中出现，让许多人不满；于是警察接到要克制一点的命令。毕竟这里还是耶路撒冷，若是在占领区，警方克制与否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即便每星期例行示威，还是有很多阿拉伯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子，新住民持续入住。这不只发生在谢赫贾拉，其他阿拉伯人隔离区如塞勒瓦（Silwan）、拉斯阿穆德（Rasal-Amud）、阿布托（AbuTor）、贾贝尔穆卡贝尔（JabelMukaber）也天天上演同样的事。示威者其实改变不了现实。但当大多数人已经对身边少数族群所受到的羞辱和对待无动于衷时，任何一点象征性的举动都非常重要。这些示威者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每天都发生粗暴之事的国家里，仍然有一般文化教养。就某方面来说，谢赫贾拉团结运动（SheikJarrahSolidaryMovement）可说是爱国精神高贵的表现。我每个星期通常会和一位老友阿米拉，一起前往抗议现场。她和巴勒斯坦女侍同名，只不过我朋友是以色列犹太人。不论是将原住户扫地出门、进驻者的行为举止，还是一般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态度，都让她十分愤慨。她的愤怒不仅止于这场示威，她经常表示对自己国家的不满。每当看到以色列人在酒吧、餐厅或咖啡店里享受，阿拉伯人却被羞辱时，总让她倒尽胃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太过神经质，是自我厌恶的表现。但我不这么认为。“你知道吗？”她的英国丈夫，在某个周五下午告诉我：阿米拉其实非常爱国，从小就充满了锡安理想主义。她被教导说，以色列是一个伟大的实验，要建设一个更有人性的新社会。在她中学最后几年里，这个理想幻灭了。阿米拉和其他人，特别是那些老一辈的，看着这些理想破灭，都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再也不认得自己的国家了，仿佛他们的梦想被夺走了一样。谢赫贾拉正下着大雨，但以色列示威者仍然在此集结，年轻的巴勒斯坦男孩子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下挤橙子汁，雨水不时从帐篷顶上倾泻而下。知名以色列社运领袖埃兹拉·纳维（EzraNawi）也一如往常，出现在抗议现场。他有力地和众人握手致意，像是位天生的政治家。其实，体型壮硕、浓眉大眼、有着古铜色肌肤的纳维，压根儿不是政治家。他来自一个伊拉克犹太家庭，职业是水电工，也是同性恋者。透过他的巴勒斯坦男友，他得知了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困境，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入阿拉伯及犹太人权组织。纳维的社运活动着重的是实际层面，而不是政治化议题。只要巴勒斯坦人在哪里有困难，他就去哪里：无论是被以色列军队驱离他们的土地，或是被武装以色列居民攻击。他主要在希伯仑（Hebron）南部活动，这里的贝都因人在沙漠或是贫民窟中努力求生存。一旦拒绝离开他们的土地，这些游牧民族的牲畜就会被毒死，水井被填满，土地被摧毁或没收。失去传统生计的阿拉伯牧羊人，被迫居住在肮脏破旧的城镇里，被以色列屯垦区包围。这里没有王法，顶着黑帽的年轻武装男子制订自己的游戏规则。当需要更多武力来对抗原住民时，他们可以找来军队。来到这片土地的男男女女，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美、南非、俄罗斯、以色列。一个星期六，我和纳维及几位社运人士一起前往此地。同行的包括大卫·舒尔曼，他是以色列知名的印度文明学者，出生于艾奥瓦州。在距离一个大型以色列屯垦区不远处，我们站在一小片棕色的田野边，看着一位巴勒斯坦农夫用手将一把把的种子撒到田里播种，像是渔夫甩出钓竿一样；另一位男子则上上下下地开着老旧的牵引机。田野的另一头站着一群以色列士兵，枪杆撑在肩头上，虽没有攻击的意思，但充满监视意味。舒尔曼告诉我，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确保以色列住民不会来打扰巴勒斯坦人播种。通常在以色列移民的要求下，士兵会把社运人士赶走，有时甚至逮捕。这是非法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法律在这古老的土地上不适用。这一回士兵只是远远地看着，种子被顺利播下。这时纳维早已经出发前往另一个冲突发生的地方。这片世世代代属于一个巴勒斯坦家族的土地，十年前被以色列夺走，而今以色列屯垦住民在这块土地周围竖起篱笆。土地以各种名目被没收，如眼前这片土地，原本乃是军方宣称因军队演习需要而没收，但却允许以色列人在这里建造住宅。我们审视着一直绵延到内盖夫（Negev）沙漠的壮观砺石地形，舒尔曼说这蛮荒之地似乎吸引了许多狂人，曾经有许多先知、圣人在这儿游走。他正说着，我突然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嚷嚷着德文。一个头顶黑色牛仔帽、身穿黑色牛仔裤、有着运动员般身材的男子出现在新篱笆的另一边，听起来像是个愤怒的疯子。他的名字是约哈南（Yohanan）。他正用德语对着一位中年巴勒斯坦人大叫，要对方闭嘴。这位巴勒斯坦人用阿拉伯语解释说，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是他的家族所有。约哈南生于德国，父亲是天主教修士，后来才改信犹太教。他嚷嚷这没有任何证据，但他并没有引用圣经来主张这片他称为犹太地（Judea）和撒马利亚（Samaria）的土地的所有权。他听起来比较像是战前那些崇尚自然的德国人。他激动地说着他和这片土地的联结，以及他对这里生长的植物有多么了解。他特别指出，在德国，假如土地所有人没妥善照顾某块土地，那所有权就会归于照顾这片土地的人。他在这里耕种，所以这片土地应该属于他。约哈南性情古怪孤僻，其他以色列屯垦区居民并不喜欢他。他的房子是改建的旅行拖车，孤零零地杵在附近一处山丘上。从他那儿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丑恶的故事，关于以色列人的残暴、报复，以及积怨已久的纠纷。我们倾向把希伯仑这类地方的暴力冲突，解读为自古以来不同宗教和种族之间的仇恨，这种紧张关系甚至可以上溯至圣经时代。不过其实，贝都因人并不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也没赋予他们的土地和房产神圣的意义。也不是所有的犹太新住民都是因为宗教热情来到这里的。我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看到的，不是圣经里的旧世界，而是像美国大西部时代的新世界。有新住民和原住民，牛仔和印第安人，还有离经叛道的持枪分子和非法之徒，当年美国大西部就是这样被占领的。***我在以色列的那段时间，报纸似乎充斥着性丑闻。曝光率最高的两则新闻，一是以色列前总统摩西·卡察夫（MosheKatsav）因强暴、性骚扰和“妨害风化”被定罪。另一则新闻，则是警察中将乌里·巴尔——列夫（UriBar-Lev）被控“企图强迫”一位化名为“O”的女社工和他发生“亲密举动”。O女士和另一位少将的绯闻女主角，化名“M”的化妆师，都不像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付钱请来的派对女郎。巴尔——列夫在一场会议中结识了O，而O和M则是旧识。第三位化名“S”的女主角，则是在少将提出三人行性爱派对的要求时，引荐了M女士。话说，前总统卡察夫也同样和指控他的女子们熟识，他甚至对其中一位女子表白。这些女子都曾在他的办公室工作，一位是在卡察夫担任观光部部长时在观光部工作，另外两位则是在总统官邸上班。难以置信的是，在阿维盖尔·穆尔（AvigailMoor）博士最近所做的一份学术调查中，发现百分之六十的以色列男性与百分之四十的女性认为，“被强迫和熟识的人发生性关系”并不算是强暴。巴尔——列夫的案子似乎和政治斗争有关。当时他正想要争取成为新的警察首长，有些人并不乐见其成；而卡察夫的行为让我们看到政治斗争险恶的一面。《国土报》（Haaretz）的专栏作家写道：“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色情和自以为是的组合。”以色列报纸上这类批判又看好戏的语调，让我联想到英国小报。不过报纸上和性有关的，并不只有公众人物的丑闻。三十几位知名犹太拉比的妻子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她们都属于一个致力于“拯救以色列的女儿”的组织。她们公开呼吁犹太女孩不要和阿拉伯男孩约会。信中警告说，“他们想要你们的陪伴，所以对你们无微不至，让你们陷入爱河”，接着你们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一位名为什穆埃尔·埃利雅胡（ShmuelEliyahu）的犹太拉比，恶名昭彰的事迹之一是告诉他所居住的采法特市（Safed）的居民，不要把公寓卖或是租给阿拉伯人，他也抱持类似的看法。他说他乐于和阿拉伯人礼尚往来，但“我不要阿拉伯人和我们的女儿打招呼”。我必须要强调，自由派的以色列媒体十分唾弃拉比埃利雅胡，他在全国也没有很多支持者。但若认为他不过是比较特立独行，我们也未免错判情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做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在采法特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以色列犹太人赞成不要把公寓出租给阿拉伯人。连出租个公寓都如此了，更不用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性关系了，反对数字肯定是更高的。***圣城大学（Al-QudsUniversity）距离耶路撒冷旧城只有一千六百米之遥。这是耶路撒冷地区唯一的一所阿拉伯大学，大学部和研究所学生加起来超过一万人。原本从旧城步行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但隔开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高墙也把校园和城市隔开，没办法直接步行通过。年原本的计划，是要让墙穿过校园，拆掉两座运动场、一个停车场和一座花园。在师生一同抗议及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这计划才没被实行。但整个校园仍然让人觉得很孤立。从这儿要到耶路撒冷，必须要穿过这道墙，通过好几个检查哨。原本二十分钟步行可达的路程，变成要开车四十分钟，这还是在有通行证，而且检查哨的士兵不刁难的情况下。以色列人照理说根本不会来这个大学。圣城大学的校长是萨里·努赛贝（SariNusseibeh），可说是巴勒斯坦心胸最开放的自由派之一。学校虽然被孤立，但却仍然生气勃勃：校园里，戴头巾的穆斯林学生和没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以及基督徒一起上课；教授之中也有犹太人；而且多数在这里教书的巴勒斯坦人，都有欧美大学的文凭。我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天来参访圣城大学。除了对巴勒斯坦的大学感到好奇之外，圣城也是我在美国任教巴德学院（BardCollege）的姐妹校，我受邀参加一堂都市研究的课。学生发表要在拉姆安拉北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巴勒斯坦城市的各种计划，新城市叫作拉瓦比（Rawabi）。建筑工事已经开始了，但以色列政府还没有同意修联外道路。没有了这条路，拉瓦比就会被孤立在石头山上，可以看到特拉维夫，但没有路通往拉姆安拉。一位戴着头巾的年轻女学生向我们解说拉瓦比将来的样貌，有办公室大楼、美式郊区住宅以及巴勒斯坦城镇经常没有的现代化设备：电力、自来水、网络和绿能，里头也有几间电影院、医院、咖啡厅、会议中心、地下停车场以及大公园。简单来说，拉瓦比正是巴勒斯坦总理法耶兹梦想中的城市，现代化的新巴勒斯坦，这回大部分的资金是由卡塔尔（Qatar）政府赞助。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这会让紧张的情势看起来“正常化”，而且以色列又不需要让步。光是这点就会让巴勒斯坦起疑心。这个计划该不会是另一种卑劣的合作形式吧？这是不是对现状妥协呢？圣城的学生们还拿不定主意。他们对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且都市化的巴勒斯坦兴奋不已，但内心仍然充满矛盾。除了传言中有内塔尼亚胡支持之外，还有其他问题。法耶兹并不受到巴勒斯坦人欢迎。西岸屯垦区居民或许不是很喜欢哈玛斯，但半岛电视台（AlJazeera）的网站上却出现了法耶兹和以色列军队合作，共同镇压巴勒斯坦同胞的新闻，这让许多人不悦。更让人不快的是，半岛电视台还指出，巴勒斯坦高层准备将东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交给以色列管辖。当群众在埃及起事时，自知不受欢迎的法耶兹，马上解散内阁，答应在9月重新进行改选。关于这些政治议题，圣城的学生并没有想太多，但他们确实提到有些拉瓦比的开发案被以色列公司拿走。在一些巴勒斯坦人看来，更糟的是主导开发案的巴沙尔·马斯里（BasharMasri）接受了犹太国家基金的三千棵树苗作为“环保贡献”。一位博客博主指责这些是“锡安主义者该死的树”。事情发展得更为复杂。不仅巴勒斯坦人心有疑虑，以色列新住民也是，他们发动几场示威抗议，试图阻挠建筑工事。他们认为拉瓦比“危及安全”，让巴勒斯坦朝独立建国更近一步。而且拉瓦比还会制造污染、带来塞车等问题。不过新住民最受不了的是拉瓦比地处上位，对他们居高临下。因为在拉瓦比建城后，以色列屯垦区就失去地理上对巴勒斯坦居高临下的优势。但按国际法来说，开发以色列屯垦区是非法行为。圣城的学生来回辩论，女性比男性言词更尖锐，最后他们仍然感到无所适从。这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没有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他们对这点非常清楚，但仍然继续辩论。这让我对这个各方人马总是坚持自己绝对正确的国家，在忧患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十四尖酸刻薄的记事者：哈里·凯斯勒年7月23日，英裔德籍审美学家、出版家、艺术收藏家、旅行家、作家、兼职外交官，同时也是社交名流的哈里·克莱芒特·乌尔里克·凯斯勒伯爵（CountHarryClémentUlrichKessler），在伦敦的萨瓦尔饭店举行了一场午宴，与宴者有丘纳德夫人（LadyCunard）、罗杰·弗赖（RogerFry）以及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丘吉尔夫人（LadyRandolphChurchill）。下午，他到首相阿斯奎思（H.H.Asquith）官邸参加了一场花园派对。接着他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group）的赞助人奥托琳·莫雷尔夫人（LadyOttolineMorrell），一起到格罗夫纳酒店（GrosvenorHouse）看几幅画作。傍晚他在戏院和谢尔盖·季阿吉列夫（SergeiDiaghilev）碰头，他在吉尼斯（Guinnesses）家族一个成员的私人包厢里有个座位。这是凯斯勒经常有的忙碌的一天。从他在这天所写的日记里，我们绝对不会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在五天之后爆发。但这不是最令人惊讶的部分。凯斯勒，这位完美时尚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能流利地说至少三种欧洲语言。他认识俾斯麦、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人面很广。无论是在巴黎的贵族沙龙、英国乡间豪宅，或是普鲁士政府官员俱乐部，他都一样自在。但他却和满腔热血的德意志民族至上分子一样，对战争大声叫好。你会以为，以他的个性和观点，应该会比较像因道德良知拒服兵役、自远于这场欧洲大灾难之外的里顿·斯特拉奇（LyttonStrachey）。然而从他战时的日记里看来，凯斯勒的笔调比较像是恩斯特·容格尔——这位军人兼作家，颂扬如年兰格马克（Langemarck）之役等血腥战争为“钢铁风暴”，好像大屠杀是一件让人精神振奋、洗涤身心的事。根据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所创造的传奇故事，在兰格马克战役中，数千名学生志愿兵在高唱“德国终将胜利……”（Deutschlandüberalles...）时，遭机关枪扫射殉国。关于这场战役，凯斯勒写道：在我们德意志民族做垂死挣扎时，像音乐等等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事物，才会迸发出来……有哪一个民族会在战场上，步向自己的死亡时，大声歌唱呢？其实，那些可怜的德国娃娃兵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当场就送命了，哪来的时间唱歌呢？凯斯勒并不像容格尔一样，他并没有在战争现场，因此对这个传奇故事有全盘接收的借口。但让人惊讶的是他那种欢欣鼓舞的语调。凯斯勒究竟着了什么魔，在和丘纳德夫人共进午茶之后的几个月内，变成这种可怕的模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只是受到时代气氛的影响。当时很多人都醉心于爱国主义，认为在这个国家衰落的节骨眼上，打一场仗应该会振奋人心。关于这点，英法两国民众和德国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外公是英国人，战争开打时，他还未满十八岁，一心想要被送往到法兰德斯（Flanders）的死亡壕沟，只因为自己是德裔犹太移民的后代，便觉得如此一来，可以证明自己的爱国情操。但是，凯斯勒并非犹太人——“恰好相反”（aucontraire），每当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被问到是否为英国人时，这位地道的爱尔兰人就这么回答。但或许凯斯勒有点担心自己被认为不够德国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凯斯勒那一辈的人来说，尼采的哲学观，如借由奋斗而重生，权力意志（thewilltopower），以及人从神手中接下创造与毁灭的工作等概念，大大强化了德国的英雄形象。凯斯勒在年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德国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只要受过一点教育，他们的世界观必定多少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认为在狂喜沉醉（intoxication）的状态下，会创造伟大的艺术，凯斯勒很明显深受这个观点的影响，但将这种状态运用在国际政治上，却是危险的开始。不过假如凯斯勒只是反映了他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不会那么津津有味地读他的日记。他的日记之所以让人着迷，是他对在当时各种观点之间的矛盾挣扎。他的出身背景、所受的教育与脾性，造就他成为世界公民，无法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不过凯斯勒对那个时代的某些观念，并没有那么积极反省。就多个层次来看，凯斯勒的日记都很引人入胜。首先，他有好眼力，观察入微，时而机智风趣，时而尖酸刻薄；他记录了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年到纳粹掌权期间的欧洲文化、上流社会的逸事。日记的第二部分，涵盖了魏玛时期，也是日记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在年发行英文版。凯斯勒在年逃离纳粹政权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Mallorca），临走前，将记载至年的第一部分日记藏到保险箱里，五十年后才又被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及魏玛时期的日记，读起来像是要撞到冰山之前的泰坦尼克号，众人不知大难临头，仍在甲板上载歌载舞。他在20年代就有不祥的预感，一个大灾难似乎近在眼前，但他对此却漫不经心，这是20世纪初期贵族之间典型的心态。要等到希特勒上台，凯斯勒才感到心痛、幻灭和害怕。年，他仍然觉得战争是个浪漫的大冒险。他的一次大战日记中，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段落，写就于波兰和奥地利边界。年1月16日，一个废弃的小火车站候车室，他和几位军队同僚共进晚餐。他写道：“现场气氛完全不像是一场大冒险，但我们的确是在进行一场世界史上最有冒险精神的旅程。”这个火车站是奥斯维也钦（O?wi?cim），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奥斯维辛。***哈里·凯斯勒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于年生于巴黎，貌美的母亲艾丽斯·布洛斯——林奇（AliceBlosse-Lynch）有着英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父亲则是来自汉堡的银行家阿道夫·凯斯勒（AdolfKessler）。一家人住在巴黎，艾丽斯有时会在她的私人剧场里，和萨拉·伯恩哈特（SarahBernhardt）、埃莉奥诺拉·杜塞（EleonoraDuse），以及亨利克·易卜生（HenrikIbsen）等宾客一起演出小短剧。他们经常去有名的德国水疗镇度假，如巴德埃姆斯（BadEms）。就是在这里，年迈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对艾丽斯一见钟情，因此有谣言说哈里是皇帝的私生子。其实，日记的译者莱尔德·伊斯顿（LairdEaston）在简介中指出，艾丽斯是在哈里出生两年之后才认识皇帝的。阿道夫则是在年因为他对在巴黎的德国社群所做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凯斯勒早年在英国求学，就读阿斯科特（Ascot）的寄宿学校。身为一位纤弱的德国少年，在学校多少会受欺侮，不过他仍然对在英国求学的日子充满缅怀之情，这大概和他的同性恋倾向有关。他在阿斯科特以及波茨坦（Potsdam）接受军事飞行员训练：“这或许是我经历过最深刻的切肤之痛。但我愿意牺牲人生中所有的平顺甚至快乐的时光，只要我能再体验一次这种悲喜交集的感觉。”年他在温莎（Windsor）附近散步，旧地重游：“在伊顿（Eton）看着那些衣衫单薄、身手矫健的少年，让我忆起当年。”日记是从年开始写的，当时凯斯勒仍在阿斯科特。他的英文流利，字里行间充满了上流社会年轻学子的傲慢。当时伦敦有一场抗议失业的喧闹示威，这场示威最后促成了年的《取缔暴动法》行法（RiotAct）制定。凯斯勒评论道：“为什么没人下令骑兵把这群暴民驱散或绳之以法呢？必要时刻，应该要拔剑对付这批人。说真的，保持伦敦最富裕的地区不受这些无谓的骚扰，采取任何举动都不过分。”接着在年，日记突然从英文变成德式英文。德文和英文都是他的母语，应该都能使用得很自然。可惜的是，这时期的日记却非如此，文法错乱，句子叠床架屋，像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英语，还错误百出：德文Kaserne指的是军用拒马，而不是士兵的临时住所。Genial不是和乐的意思，而是“天才的”。Schallplatter是唱片，在英文里通常不会翻作“留声机盘”。把schleppen翻译成蹒跚，如“和孩子们一起蹒跚前进”，听起来像是意第绪语（Yiddish），我相信这不是他的本意。把“凯泽霍夫饭店”（HotelKaiserhof）译成“皇帝饭店”（HotelEmperorhof），十分不寻常。此外，这位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欧洲地理常识似乎不足，仅是把地名直接以原文音译，如海牙（TheHague）变海格（theHaag），安特卫普（Antwerp）成了安佛斯（Anvers），至少这些地名在英文中不是这样写的。凯斯勒主要效忠的虽然是德国，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个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分子。他有志于成为外交官、艺术收藏家、精品书出版人，因此经常在巴黎待上好一段时间，和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Rodin）及阿里斯蒂德·马约尔（AristideMaillol）结为好友，也结识了有欣赏俾斯麦演说癖好的保罗·魏尔伦（PaulVerlaine）。在英国，凯斯勒认识大部分政治艺术圈的重要人物。他固定出席每一季的赛马场合，席间总是不断留意各种稀奇古怪的细节。在德比（Derby）他所看到的几个主要娱乐活动之一，是“把球掷向活生生的黑鬼。黑鬼从一个洞里探出头来，只要一便士，谁都可以把球掷向他的脑袋。打中目标的人会有奖品”。年，凯斯勒在世界各地旅行。他首先来到美国，对纽约社会的女性印象深刻，至于男性则都是“生意人：年纪长些的，通常都俗不可耐，年轻人大都十分无趣、喧闹，几乎都有胃溃疡”。他很喜欢日本，“就算是一般老百姓，都非常自然有礼。一般日本人远远超过那些粗俗、追求感官刺激、近乎野蛮的欧洲人”。他对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没怎么多想，反倒是说从恒河上看过去，贝拿勒斯（Benares）“美丽、色彩缤纷、让人心动，真是言语无法形容”。他接着来到埃及，之后从西西里岛取道回到欧洲。在西西里岛，经历了许多东方“奇幻怪异的景色”之后，他十分高兴看到“熟悉的地方和城市”，“在陶尔米纳（Taormina）看到改建成戏院的巴洛克老教堂时，甚至非常欢欣鼓舞”。一直到魏玛时期，凯斯勒才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社会民主分子，被称为“红色伯爵”（RedCount）。而即便在民主制度已经岌岌可危时，他尊贵的社会地位让他无法和一般民众选出的民意代表站在同一阵线。尽管凯斯勒为几个欧洲首都的上流社会深深着迷，他仍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光鲜亮丽的外表。在巴黎的一天傍晚，他拜访了男爵夫人范路易伦（BaronessvanZuylen）及她的同性情人里科伊（Ricco?）夫人之后写道：她们告诉我，她们收集香水及所有和香水有关的东西。这个社交圈很虚伪做作，所有人的品位加起来大概只和一个健康的农家女差不多。范路易伦家的女人……到处宣扬说“她为了哥特风格疯狂”，好像她很特别一样。至于晚到的博尼·德·卡斯特拉尼（BonideCastellane）说里科伊“只喜欢可以让她舔的东西，只在乎东西好不好舔”。他补充道，范路易伦男爵夫人出身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但“长得不是很像犹太人”。这究竟是批评还是赞美，我们不得而知。身为同志的好处之一，是生活圈经常可以跨越各种阶级。凯斯勒的情人通常都不是来自他自己的社会阶层。他的情人中，有“小水手”莫里斯·罗西翁（MauriceRossion）以及一位法国自行车赛车手“小科林（Colin）”。凯斯勒看待这些男孩的态度，可说是近乎纯粹审美的观点。譬如说，他在伦敦白教堂区（Whitechapel）观赏拳击赛时，发现“这里面有几个年轻男子，体态修长，血统优良。不完全像希腊人一样血统纯正，但还算得上美丽、修长的混血儿”。不过一段关系并不总是仅限于生理层面，他喜欢拿许多重要文学作品，如巴尔扎克等等，给小水手和小科林看。凯斯勒最亲近的朋友，是那些有才华、自觉是社会边缘人的男子。尽管他跟随着时下流行，鄙视犹太人，他的一个好朋友，政治家和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却是犹太人，尽管拉特瑙并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出身。凯斯勒的反犹主义值得我们仔细审视一番，这有助于了解他对整体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或许甚至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一场灾难性战争的拥护者。凯斯勒日记中仇视犹太人的言论，让这本日记沾上恶名。但这些评论通常是出自他人口中。举例来说，年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Degas）谈到一位成为法国公民的比利时犹太人，说“这些人非我族类”。或是理查德·瓦格纳的遗孀科西马（Cosima）在年谈到“犹太人问题”时说：“她认为犹太人很危险，因为他们和德国人‘不一样’……因此和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原本一个理性的人根本不需要去反省的道德、诚信等问题，现在都是问题了。”凯斯勒记录了这些对话，没有加注任何评论。凯斯勒详述了他好友拉特瑙的看法。拉特瑙认为，犹太人在过去两千年把心力都花在辩论犹太经典上，因此犹太人的智力发展“甚为贫乏”。但德国人就不一样了。拉特瑙“对德国人认识愈深，愈敬佩他们”，时值年。十六年后，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拯救了德国的战争工业，爱国的犹太裔德国人，在柏林被两位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凶手唱着当时在啤酒屋里流行的曲子：“杀了瓦尔特·拉特瑙，那只天杀的犹太猪！”Ⅰ凯斯勒自己的观察则经常是和外表有关。如他在评论一位友人的犹太妻子时说：“我对伊西（Isi）有一种生理上莫名的反感，她好像是另一种生物。”时值年。两年之后，他又再次对伊西品头论足，他写道：“棕色、恶魔般、有时甚至可以算是美丽的外表，但让人生理上反胃。”让他反胃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伊西是女性，不过凯斯勒无论是对社会、政治、艺术事物的评论，都是由这种审美的观点出发，这只能算是他典型的评语。这让凯斯勒很容易接受日后证明非常恐怖的想法。他在年时，推测现代社会的本质。他认为以效忠和荣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立基于统治者家族利益上的君主制度取代，接着又被“以民族主义和语言为基础的种族国家”取代。凯斯勒对法国（反德的）民族优越感，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式的保守言论，十分不以为然，称这是“生病的民族主义”。即便如此，他仍认为种族国家有一种美感。年6月20日，他在日记里写下让人不安的一段话：我很想看到有人愿意在某个地方落脚，致力于让身体以及整个种族更美丽。用运动、健康管理和营养补充品来改善十六岁以下的穷人，或许甚至可利用特定的通婚制度。犹太大屠杀之后，这种言论自然让人痛恨。但直到今天，在一些遥远的国度，如新加坡，那里的人某种程度上仍然接受这种说法。但这话写就于年，而不是年。凯斯勒的看法并没有暴力的成分，他只是想要让他的社会观与审美观，符合他的美学乌托邦。他的理想不是像瓦格纳那种中世纪德国，或是其他条顿民族哥特式的艺术形式，他觉得这些都十分粗俗。古希腊才是他的理想，这一度是性幻想上、政治上的理想。他在年写道：“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方式，可以在保持基督教传统的同时，心中抱着良知，允许情欲、裸体以及生命的全部，就像古希腊人一样？”上述这段话，写于奥林匹亚城。当时他正和马约尔，以及维也纳剧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结伴在希腊旅行。马约尔向来积极取悦他的金主，因此一路上对希腊赞不绝口。他跟凯斯勒一样，特别欣赏臀部，无论是在拿坡里湾潜水寻找金币的“渔船男孩”，还是另外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例子——万神殿的柱廊，都让他们联想到臀部。马约尔说，这柱廊好像“女人的屁股”。接着在巴黎，他则表示对尼因斯基（Nijinsky）的喜爱：“他完全就像是希腊的爱神。以前总在猜想，希腊人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灵感的？现在你可以亲眼看到，就是来自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相较之下，霍夫曼斯塔尔对希腊没有这么赞赏，这几乎毁了他和凯斯勒的友谊。当霍夫曼斯塔尔坦承在旅馆翻过凯斯勒的皮箱之后，两人关系更加紧张。凯斯勒写道：“我们之间在为人处世上很明显不一样，这或许和种族有关。”凯斯勒指的大概是霍夫曼斯塔尔的曾祖父是犹太人。然而凯斯勒拒绝像瓦格纳那样反犹太人。其实，反而是拉特瑙用了赞同的口吻提到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deGobineau）的极端种族主义。猜猜看当时他们正在谈论什么？希腊。凯斯勒转述他朋友的论点：希腊人在5世纪时丧失了他们的精神，并且变得虚荣，“因为大约自从对波斯的战争之后，强壮优良的金发血脉被低下种族的黑色血脉推到一旁了”。凯斯勒不赞同他犹太朋友的意见，“种族问题非常复杂，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我们没办法从这里得到一般性的结论”。想想大英帝国中为数众多的希腊罗马柱廊，就知道凯斯勒不是唯一一个把对古希腊的向往，投射到自身所处时空的人。但凯斯勒的理想却和情欲有关。他梦想着德国成为一个情欲乌托邦，男人可以在北国的太阳下裸舞。年从巴黎回到德国时，他注意到每个德国人似乎都在谈论少年之爱（Pederasty）和齐柏林飞船（zeppelins）Ⅱ。他希望这可以带来：一场性欲革命。到目前为止，法国和英国在这些事情上都遥遥领先。透过这场革命，德国可以名正言顺，迅速取代英法的领导地位。在年左右，我们在“少年之爱”上遥遥领先，像是希腊的斯巴达。但现在就不是如此了。事情是不是会这样还很难说。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柏林，谈起了德国的新世代：到处都可以看到感官的觉醒，通常是以对美貌莫名的饥渴表现出来。我想到一个早些年的例子。在我还是新进军官的时候，普法伊尔（Pfeil）还在受训，这男孩美得像画一样。正是这种对美貌的饥渴，普鲁士卫队（GardeduCorps）的初级军官把普法伊尔灌醉，然后把他的衣服给脱了。罗马则正好和凯斯勒的理想希腊恰恰相反。罗马“暴发户式的炫耀风格”仍然让全世界印象深刻，“比起犹太银行家妻子的钻石，或是新崛起的芝加哥亿万富豪的赛艇，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化”的前景正和凯斯勒的美感相抵触：“经济统一的国家”，似乎要威胁取代“种族国家”了。美式风格廉价、贪婪、肤浅、粗俗、不自然且不纯粹。美式暴发户的象征，就是犹太银行家的妻子。凯斯勒心目中的德国，混杂着他对希腊充满情欲和美感的幻想，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世界里。他自己也很清楚。年12月他从巴黎回到科隆，他写着他虽然非常喜欢“在国外的孤独感”，却无法离开魏玛和柏林：“它们是我人生中不显眼但又不可或缺的背景。充满神秘感，像基督徒的‘天堂’一样。”正因如此，他相信值得为此向西方列强一战。凯斯勒对战争有非常写实的描述，充满了凯斯勒式的浪漫主义。年对俄国一役，他和一些快乐的年轻人一起狂欢庆祝军人之间的战友情谊，他们“飘飘然地走在生命最后的疆界……空气呼吸起来像是香槟，这些年轻的眼睛趁机享受阳光。希腊死神在这儿看起来像是美丽、轻柔、活泼的青春少年，而不是可悲难看的骷髅”。他读到一篇关于“德国内在转化”的文章，若有所思地表示：“‘新人类’会因为德国在战争所经历的转变产生。这个充满神秘感的目标让我心向往之。”反之，“每个村庄里都有像跳蚤一样多、无所事事的犹太人”。除了像香槟一样的空气之外，凯斯勒也很清楚地看见战争的可怕。关于俄国前线，他写道：这边的战事应该异常猛烈。许多战死的人有半个头颅不成形，脸颊塌陷。这些高大俊美的男人很多属于俄罗斯的谢米诺夫卫队军团（SemenoffGuardsRegiment）。但他相信，即便是面对美国在财力上的优势，他仍推测，德国“拥有犹太人的狡猾，虽然我对其相当不齿，加上我们的效率”，德国会得到最终的胜利。紧接而来的失败让凯斯勒陷入绝望，但至少让他可以用比较实际的眼光看看这个世界。他写说“一千个尼采加起来也抵不过战争对既有道德观的摧残”，他担心“整个欧洲世界已经开始发臭了，来自战壕的愤怒击退了我们”。在苏黎世参观一个绘画和木雕展（高更、秀拉、基希纳）之后，他觉得他无法填满自己美感与政治理念间的鸿沟。年3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最露骨的一段：这种（艺术）秩序和政治军事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站在两者之间的深渊往下看，都感到头晕目眩了。过去宗教、神话或是政教阶级，仍然可以充当两者之间的桥梁，现在这些都已经崩溃了。要在这个废墟上重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唯一的方法是“要立基在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之上”。这个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新意识形态很快就出现在德国了。它的出现得归功于凯斯勒所鼓吹的各种理想，也就是种族、青春和纯粹。凯斯勒梦想一个充满活力、男性化以及种族纯粹的社会，而这个持续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新时代，可说是这个梦想的扭曲变形。凯斯勒后来强烈反对纳粹的思想，但为时已晚。凯斯勒的日记值得一读，不仅是因为作者那些聪明风趣的朋友，更是因为可从中学到一个恐怖的教训：凯斯勒属于当时最有文化素养、最具国际观的人，但这位念兹在兹皆是欧洲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所鼓吹的主张却种下日后近乎毁灭的因子。今天各种关于捍卫西方文明，抵御外国信仰的言论满天飞，凯斯勒的日记是否带来一些启示？这些言论是不是一样深具毁灭性？遗憾的是，拥有文化素养并不等同预防针，不能保证不会被邪恶的思想所吸引。十五信仰者严格来说，《希契22》（Hitch-22）并不算是一本回忆录或是政治论文，大约是介于两者之间吧。在这本书的最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Hitchens）告诉读者，这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学会“独立思考”，暗指自己在中年快结束才学会这件事。用这种方式为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做结尾，似乎没什么戏剧张力。不过能够独立思考终究是件好事。他接着说：“达到结论的方式有时候很有趣……一个人想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怎么想的。”“希契”Ⅰ一生鼓吹左派、反帝国主义，打击美国挟武力而自重的傲慢，曾大力支持越共及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NationalLiberationFront）。他从前坚信“托派”，喜欢称他的友人和盟友为“同志”。但他却对小布什总统出兵伊拉克一事鼓掌叫好，大力支持新保守主义，成了极端的美国爱国分子。我和许多把“希契”当作朋友的人一样，对这个发展有些不悦。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成了希钦斯的新同志。小布什的国土安全部部长（HomelandSecurityDepartment）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Chertoff）则在华盛顿特区的杰弗逊纪念堂主持他归化为美国人的典礼。有些人可能会宽容地笑说，这是希钦斯特立独行、自相矛盾的典型作风：又是一场恶搞。的确，很难把这位大谐星的一切所作所为当真，但这一次我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他近来的所作所为只是搞怪，他的书至少还能博君一粲，这是他的招牌把戏，而且真的就只是想搞笑而已。但这回希钦斯却不是唯一一个唱反调的人，他跟上了当代某些潮流。在欧美两地，有好几位前左派人士加入了新保守主义及相近阵营。他们相信年发生的“9·11”事件，意义相当于年纳粹上台，“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ofascism）是这个时代的纳粹威胁，而这段危险时刻正能区别英雄与懦夫、反抗者与妥协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大概是全世界最可怕的独裁者之一，用暴力推翻他也情有可原。就这件事来说，希钦斯并不孤单，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和叶礼庭（MichaelIgnatieff）Ⅱ都是他的同路人。但希钦斯在谴责那些和他抱持不同观点的人时，有些脱序演出，像是他认为美国国务院“出卖人民”。试问，对缺乏收拾战后残局事务的规划发出警告，也算出卖吗？他声称“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联盟，刻意污蔑、毁谤”美国。他点名电影导演奥利佛·斯通（OliverStone）、牧师杰里·福尔韦尔（JerryFalwell）、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Vidal），只是这些都是美国人，哪来的国际联盟？不过，就像希钦斯所说的，我们不该只关心发生什么事，更要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正是这本回忆录有趣的地方。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曾说，他出身“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这当然不是什么特别的出身，也没有比工匠富有或是受过更多教育。但这个出身却成了一种社会禁忌，让他没有办法像下层阶级人一样，可以自在地和各种人杂处。希钦斯的出身勉勉强强可以挤进这个阶级。他的父亲“指挥官希钦斯”是个愤世嫉俗的海军军官，打了场“好仗”，却被强迫退休，沦落为乡下男校的会计师，收入普通。“指挥官”喝酒但不闹事，不过也称不上是热爱生命——事情似乎恰好相反，他对于帝国时代的结束、海军光荣不再、任何荣耀的消失，充满了愤世嫉俗的守旧心态。“我们真的打赢了那场仗吗？”是他和老战友在过时的酒吧里，以及英国乡间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聊天时，每次都会出现的问题。希钦斯坦承自己非常崇拜“指挥官”及其英勇战争事迹，如在年击沉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把纳粹护航舰送到海底，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棒的工作”。或许小希钦斯确实是这么想的，这多少解释了他现在对中东军事行动投入的热情。不过他最爱的不是指挥官，而是母亲伊冯娜（Yvonne）。伊冯娜本来想在大城市里过过好日子，最后却和脾气暴躁的先生一起被困在小镇的士绅圈子中。她钟爱儿子，儿子也敬爱母亲。在我看来，关于他母亲的那一章，是全书最好的一段。他用简单、不煽情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不需要刻意语出惊人。一天晚上，希钦斯在牛津观赏一部改编自契诃夫《樱桃园》（TheCherryOrchard）的电影时有感而发：强烈感受到对其中女性角色的认同。她们没办法在让人目眩神迷的大城市发光发热，也无法在乡间生存。伊冯娜啊！假如当年老天有眼，应该要给你机会，就算不能在都市、乡村两种生活中都如鱼得水，能过其中一种生活也不为过吧。假如希钦斯的人生有什么目标的话，大概就是不要变成像电影中那些女人一样吧。伊冯娜的最终结局比较像是瑞典作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笔下的故事主角，而不是契诃夫的。她离开了指挥官，和一位前英国国教牧师在一起，两人都成为瑜伽大师玛哈士（MaharishiYogi）的信徒。他们一起前往希腊，没有和任何人道别，不久之后被人发现死在雅典一家破旅馆里。或许他们对人生感到失望，决定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让希钦斯几乎崩溃。他在希腊骇人的军事独裁高峰时期来到雅典。他对这趟旅程的描写简单、凄美、私密，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但伊冯娜的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几年之后，也就是年，希钦斯的外婆透露她的女儿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大家喊她做“多多”（Dodo）的外婆希克曼（Hickman）是个犹太人。伊冯娜或许是担心指挥官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会不喜欢这件事，所以没对人说过，但她儿子知道后，却非常高兴。希钦斯的好朋友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MartinAmis）说：“希契，我实在是有点羡慕你。”为什么外婆是犹太人会让人羡慕，这点并不清楚。但遵循严格犹太教规的希钦斯，觉得他属于“族群的一员”。接着他老调重弹，说犹太人有特殊的“气质”，这些特质恰好和他自己的特质相符：没有根的国际主义者、同情他人的苦难、反对宗教，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有特殊偏好。我不知道他是赞美犹太人还是他自己。早在他知道自己的犹太血统之前，政治就已经进入到他的生命中。希钦斯就读剑桥的著名私校雷斯中学（LeysSchool）。就读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下层上流社会与上层中产阶级。学校的政治倾向自然也是偏向保守主义。希钦斯很喜欢他的求学生涯，当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他描述时，甚至带着感激的口吻。不过那段日子，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晚间新闻重复着“越南”这个异国名字。关于这场战争的事，让他十分震惊。当时英国政府执意支持那位“极度粗俗、样貌凶残并继续参战的总统”，于是他，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开始“对‘保守’政治感到愤怒失望”。他接着说：“你或许会觉得，这么年轻就愤世嫉俗，自以为是。对此我的回应是，他妈的！最好可以回到当年，亲自感受这一切。”我们或许可以回答说：回到哪里？剑桥？干吗突然出言不逊？很清楚的是，在当年他已经决定献身于这个理念，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他和今天在英国小有名气、笔锋犀利的保守派记者哥哥彼得，一起到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Square）参加反战游行，翻领上别着“破碎的十字架，一个展开双臂祈求的图腾”，这是“普世皆准的和平象征”。这也成了他日后的特定行为模式。当年我还不认识希钦斯，但自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伦敦认识他之后，他的翻领上总是为了这个或那个要求别上什么图腾。反对越战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不过当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他怎么想，而不是他想什么时，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自以为是的口气，而且就算谈的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度时，他的观点也非常狭隘。从雷斯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BalliolCollege）。听了哥哥彼得说明了里昂·托洛茨基的理念，他于是加入了由一小群革命分子组成的团体“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Socialists），简称IS。不过两人之中，彼得才是真正坚持要有正确意识形态的硬汉，希钦斯则耽于享乐，没办法让人信服。希钦斯喜欢跟男士打情骂俏，还跟一位校警特别要好，这位校警总是在留意哪里有漂亮的男孩，也会邀请他一起参加牛津上流社会的私人聚会。IS大概有一百位成员，但希钦斯说“其影响力远大于这个规模”，原因似乎是“我们是唯一一群预见年事件的人，知道它‘千真万确’会发生”。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用字遣词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布拉格、巴黎、墨西哥市、东京的学生……都没能预见事情的发生，只有牛津国际社会主义分子的成员“确实”解读了时代风向。希钦斯的著作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边一小群忠实盟友上，其中一个比较有趣（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超过，无法忍受）、意料之外的结果，是他对这些朋友近乎阿谀奉承的描述。而这些朋友很多都是名人。马丁·艾米斯、英国诗人兼记者詹姆斯·芬顿（JamesFenton）以及被伊朗情报单位追杀的英国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Rushdie），这些人本身就值得另辟专章讨论。知名的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本来也是他的同志，只不过在“9·11”事件之后和希钦斯交恶。同样因“9·11”事件交恶的还有戈尔·维达尔，他本来在这本书的书背上写了一段情绪激昂的推荐短文，最后也被删去了。希钦斯写下关于艾米斯的美好回忆，认为这展现了他好友的语言天才，我不确定这对他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好事。把参加正式舞宴的男人称为“穿着燕尾服的性事”（Tuxedfucks）或许还能博君一粲，但举着“那档事的天才”（geniusatthissortofthing）的标语却让人笑不出来。不过这些小事情的确还是让人感到他对朋友的情谊。或许正是因为缺乏伟大的理念，希钦斯对人的评论总是流于谄媚奉承，或是唾弃不齿。对于不赞赏的政治人物或是其他人士，希钦斯绝对不只是指名道姓而已。譬如“职业惯性说谎家克林顿（Clinton）”，“伪善的吉米·卡特（JimmyCarter）悄悄地卷土重来”，尼克松（Nixon）“让人唾弃到无法形容的代表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不配被称作人的”阿根廷前总统豪尔赫·魏地拉（JorgeVidela）等等。这告诉我们，对希钦斯来说，政治基本上就是人品问题。政治人物做出不好的事，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好人。在这个特殊的道德宇宙里，好人不可能犯错（即便是为了正当的理由），坏人不可能做出好事。同样的道理，希钦斯赞赏的人都是“道德表率”，如特立尼达作家詹姆斯（C.L.R.James），他不仅是道德表率，“嗓音铿锵有力”，还是“成功周旋于女人之间的传奇人物（跟其他男人不一样，这些女人都是你情我愿）”，这是在奚落克林顿总统，希钦斯经常称他是“强暴犯”。至于他怎么会知道詹姆斯和克林顿在温柔乡里的言谈举止，希钦斯并没有多作解释。不过性事上的不良癖好，必然连带有不良的政治效应。多年来戈尔·维达尔一直是“盟友”，希钦斯对他的崇拜，不亚于对鲁西迪等人。不过，维达尔在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上选错了边，因此希钦斯告诉我们，维达尔“老爱吹嘘自己从来没有刻意满足任何性伴侣”，算是打了维达尔一记闷棍。洋洋洒洒写了四页之后，希钦斯再一次保证，无论他和艾米斯在会晤之后发生了什么事，这次会面，“两位年轻男子之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像异性恋的关系了”。在此，我们衷心为希钦斯和艾米斯高兴。另一个典型的希钦斯常用词汇是“沉醉”（intoxication），字面上也解释成喝醉的意思。但这并非希钦斯的本意。他最早的政治觉醒，是当他和国际社会主义分子友人共有的那份“正直的意识”，他声称：假如你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那你大概还被绑在蒸气引擎时代。让我告诉你，这样的信念让人非常沉醉。此言必定不假。从牛津毕业之后，希钦斯成了《新政治家周刊》（NewStatesman）的记者，他过着一种愉快的两面生活：一方面是记者，另一方面是革命运动分子，想象自己可以帮助支持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RepublicanArmy,IRA）恐怖分子躲过法律制裁，他发现“让人沉醉尚不足以形容”这种双面人生活。我们也只能假设，大概也是这种让人沉醉的感受让他接受了小布什的观点，甘心与小布什的战争绑在一起，回到伟大的蒸气引擎时代。“沉醉”这个状态，无论是不是只是一种比喻，最大的问题是，它让我们无法用理性思考，容易过于简化事情，像是把这个世界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或是一味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不好的，历史上的宗教应该与世俗的政治与社会分开。在希钦斯描写自己在波兰、葡萄牙、阿根廷等地的记者生涯的章节中，暴露出的其中一个缺点是他似乎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他遇到的人若不是英雄名人，就是恶人。我们想要听到一个普通波兰人、阿根廷人、库德族人或是伊拉克人的声音，但读到的却是亚当·米奇尼克、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或是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Chalabi）Ⅲ。他们的确很有趣，但却不是普通人。我们看不到任何灰色地带、各种观点，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大部分的人笃信宗教。不断对各种宗教冷嘲热讽的结果，是模糊了政治分析。举例来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中东警察国家对各种宗教团体的压迫？难道我们应该要支持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非宗教专制政权，只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反对？难道只是因为穆斯林赢得了在年的阿尔及利亚民主大选，在这里的军事政变就是合理的？这些问题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但喊喊无神论口号并没有帮助。希钦斯似乎也十分明白这点。他在结论那章写道：“知识分子”的一般责任，是用辩论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坚持在各种理念并存的世界里，不该把各种现象化成简单的标语口号，或是可以轻易重复的公式。但知识分子还有另一项责任，那就是告诉我们有些事很简单，不该让它们模糊不清。他说得没错。在20世纪中，反对纳粹主义或是斯大林主义，是唯一高尚的行为。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很明确的转折点，如年；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或许是年。问题在于希钦斯到底是如何得到这么肯定的结论：年也是这样的历史转折点。我们的确应该严词谴责本·拉登在曼哈顿下城、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造成的大规模伤亡，我也同意侯赛因的“国家机器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为范本，当然还参考了芝加哥黑帮老大阿尔·卡彭（AlCapone）的治理手腕”，但若把“9·11”事件模拟成年希特勒的军队正准备横扫欧洲，未免是口出诳语。但对希钦斯来说，“9·11”事件似乎让“指挥官”回魂了。他引用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的诗《年9月1日》，“当夜晚毫无防备时/我们的世界仍在沉睡”。他想起奥威尔在年，希特勒的势力正来势汹汹时所写的文章《我的国家，右派还是左派？》（“MyCountryRightorLeft”），他大声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作‘毫无防备’。有人会发誓保卫国家，或是帮助保卫国家者。”他认定，美国“说到底还是我的国家”（原文他标示为斜体），他了解到“一个全新的挣扎在我面前展开”。在杰弗逊纪念堂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或许没办法和炸沉沙恩霍斯特号相提并论，但我猜，这也是对恐怖主义之战做出贡献的一种方式吧。其实，从希钦斯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和旧左派在美军介入他国事务的议题上分道扬镳了。这时间点就是巴尔干半岛的战争Ⅳ。在波斯尼亚，他写道：“我不得不承认，假如我大多数反对美国干预的朋友得逞的话，今天在欧洲土地上，大概就会有另一场种族灭绝屠杀。”我当时就同意这样的说法，今天还是。但年的伊拉克，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波斯尼亚。侯赛因过去的确进行了大屠杀，对于再次行凶大概也心无顾忌，但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不是为了终止种族屠杀。美国政府企图说服大众，战争是阻止暴君取得核武的必要手段，也是打击这位赞助世贸双塔攻击的独裁者。但后面这项指控并无根据。自由鹰派、新保守主义者、充满期待（或是走投无路）的伊拉克自由派，则是因为自由民主理念而支持这场战争。但在官方宣传中，这个理念却是后来才出现的。假如一个民主政体没办法在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战争上达成共识，那这种战争最好还是不要打比较好。希钦斯对战争的观点，和侯赛因是否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无关。就算可以证明侯赛因并没有任何毁灭性武器，希钦斯说：“那我仍会表明（其实我的确这么说了），应该趁这个机会一次就把侯赛因彻底解决。”在希钦斯心目中，年就好比年，因此他也不详加区分侯赛因和本·拉登的不同，直接把他们称作“侯赛因及基地组织同盟”。希钦斯原本积极地支持解放伊拉克，大力赞扬各种英雄式的战争行为，但到最后，他的道德感和记者的直觉告诉他，事情非常不对劲。希钦斯告诉我们，在他的早期记者生涯中，“我下定决心在我自己的人生中，要试图反抗那些让人陷于丑恶权力习性的心理反应”。他确实做到了。他严词谴责英国在北爱尔兰的刑求。一位工党部长坚持刑求是必要手段，希钦斯称他是“只会欺负人的矮冬瓜”。希钦斯写道：“大家都知道关于这种事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借口：打击‘恐怖主义’、国民生命受到威胁、解除这颗‘定时炸弹’。”当他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的代表保罗·沃尔福威茨Ⅴ交好时，这个希钦斯跟从前的希钦斯还是同一个人吗？他到底在想什么？希钦斯被小布什的五角大楼迷得晕头转向，就算五角大楼纵容各种刑求，他似乎还是相信他们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我和沃尔福威茨还有他的人员在五角大楼所有的讨论中，从来没有听过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警告。”可以肯定的是，沃尔福威茨已经承认石油问题才是发动战争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是“官方”借口。不过他在五角大楼的老板、总统、副总统，确实对核武威胁十分紧张。希钦斯声称五角大楼并没有感受到核武威胁，要不就是他说谎，要不就是他是个不称职的记者。不过希钦斯似乎希望这两种立场都成立。一方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不重要；另一方面，他要我们相信，我们确实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希钦斯替我们找到证据了。在瑞典外交官汉斯·布利克斯（HansBlix）的率领之下，联合国稽查员检查了伊拉克境内五百处地点，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证据，一行人于是被召回了。但希钦斯说这些根本就是“软脚虾‘检查’”。对希钦斯来说，布利克斯的确是个软脚虾。他和沃尔福威茨一同前往巴格达时，有关单位向他们展示了一个瓦斯离心器，宣称是从侯赛因的首席物理学家的后院挖出来的。美国国防部也告诉他说，他们在一座清真寺下面，找到“一些可以制成化学武器的原料”。还不只如此。希钦斯在战前就已经集合了一群同志，组成了一个名称响亮的“解放伊拉克委员会”（CommitteefortheLiberationofIraq），成员包括艾哈迈德·沙拉比，一个狡猾的政客，和伊朗关系匪浅。正是因为这个组织“集结起来的影响力”，“华盛顿最后被说服应该要让伊拉克进入后侯赛因时代，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根据希钦斯的说法，这群英雄遭到“数不清的羞辱，让人不敢相信，受到各种污蔑”。不用说，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羞辱，是来自那些“西方自由主义者”，他们“畸形的相对主义……让他们相信为守护‘名誉’而杀人、女性行割礼是文化多元性的表现”，更别提如“美国小说家和记者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甚至苏珊·桑塔格”等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怕被抓到和共和党总统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再一次被他的自恋、狭隘的心胸和井蛙之见给吓到，仿佛又听到他大言不惭地说：“只有我们预见了年的事件。”好像伊拉克战争的焦点，就只放在希钦斯、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跟爱德华·萨义德三人如何较劲。奇怪的是，伊拉克战争那么长一段时间，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Cheney）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这还是因为他们的牙医师是同一位）。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观点，或是希钦斯自称他最重视的两个特质：怀疑论和讽刺。一位真正的怀疑论者，在被问到他是否会责怪前左派盟友批评战争时，不会回答说：“绝对会。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在被问到，谁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时，希钦斯提到匈牙利裔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Koestler）。他以上评论完全正确。库斯勒也是这样，从一个理念跳到另外一个，始终坚信自己是对的。那么，希钦斯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在书中好几次谴责狂热主义，特别是宗教狂热主义，他认为那只是一种自圆其说。他举了二次大战末日本的自杀攻击飞行员为例。其实，大部分的飞行员并不是什么狂热分子，他们只是对正在经历一场灾难性战争的腐败社会，感到非常失望。假如我们真的要用现代日本史作为参考的话，希钦斯大可以提到另外一群盲从的人：通常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诚挚地相信日本有责任发动战争，让亚洲从邪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年是他们的黄金年代，只有真正的男人才可以去打仗，捍卫自己相信的原则，任何不相信军国主义的人，都是不忠的懦夫。这些记者、教授、政治人物和作家，并不全是膜拜天皇的人，或是神道教信徒，但他们都相信这些理想。写这本回忆录的人，和这些人有些相似之处：非常有才智，有原则，却常常陷于错误的理念中。但总归来说，他有他的信念。十六孟加拉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人一回我造访印度西孟加拉邦Ⅰ的首府加尔各答（Culcutta），有人告诉我一则有关路易·马勒（LouisMalle）的故事。这位法国导演在城里待了一段时间，拍摄他十分著名，但在印度却恶名昭彰的纪录片。某天，他在拍摄一场骚动，骚动在加尔各答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位气急败坏的孟加拉警察跑向马勒，制止他拍摄，并威胁要把摄影机砸毁。马勒不肯就范。警察大叫：“你以为你是谁？”导演回答说：“路易·马勒。”“哦！”这位孟加拉警察脸上露出了微笑：“《扎齐坐地铁》（Zaziedanslemétro!，）！”这不用说当然是捏造的，但这种故事在加尔各答常常听到。这告诉我们当地的气氛：低俗和高尚文化并陈，暴力和文明的特殊结合。这则逸事是城里一位报纸编辑告诉我的，他的名字叫作阿韦克·萨卡尔（AveekSarkar）。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碰面。办公室位于商业区中心的一栋老旧建筑里。在这里，可以看到乞丐和黄包车司机在不得动弹的车阵中钻进钻出。一家老小，孩子光溜溜，大人则披着脏兮兮的衣服，就着漏水的水管洗澡。阿韦克穿着印度长衫，抽着蒙特克里斯托（Montecristo）雪茄。他请我喝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我们聊起孟加拉人的诗。他说每个孟加拉人都是诗人，光是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就有至少五百种诗词杂志，而每当加尔各答庆祝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的生日时，诗词快报会每天发行，甚至每小时发行。他若有所思地说：“印度其他地区都文化落后，我们正眼都不会瞧一下。”“我们的文学和法国文学有关，和印度文文学无关。我甚至不读印度文。加尔各答就像巴黎一样。”阿韦克好心介绍我给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Ray），他是一位电影导演、平面设计师、作曲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住在一幢雄伟的老式公寓里，这区叫作南公园街（SouthofParkStreet），这里的建筑物有种颓败的优雅。他的工作间堆满了书，涵盖孟加拉文学、15世纪意大利艺术以及当代英国戏剧设计，无所不包。房间里有印台、钢笔、画笔，还有一台老式留声机。高大英俊的雷伊身穿印度长衫，坐在房中间喝着茶。他的嗓音像是精致的男中音，说起英文来拖着尾音，像是牛津研究美学的老学究。没看过加尔各答，或是他拍的电影的人，大概会误以为他是个褐色皮肤的老爷，殖民时期的遗老。不过他看起来深藏不露，流露着他老家所在的这座城市逝去的光辉，他的电影大都建立在这样的历史社会风格上。雷伊前阵子生了场大病，现在看起来仍然很虚弱。他说：“这年头在印度拍电影非常麻烦。”孟加拉语电影工业非常低迷，因为孟加拉国政府明令禁止播放印度电影，广大的孟加拉语观众群不进戏院，没有足够说孟加拉语的人口支持电影工业。雷伊说和加尔各答的一般电影相比，他现在宁愿看在孟买拍的那些热闹的音乐剧：“至少里面有很多动作戏，美女如云。”他最近一部电影是在病榻上交代儿子各项指示完成的。雷伊的天分有可能传给下一代，但可能性不高，因为天分是教不出来的。此外，印度今非昔比，现在要拍出像雷伊的作品那样低调、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风格已经不流行了，不过这种风格也从来没有真的流行过。雷伊电影的一项特别之处，就在于居然有人会要拍这样的电影。雷伊在一篇谈日本电影的文章中，对黑泽明的代表作《罗生门》做了如下评语：“这样的电影一看就知道，是之前的电影演化而来，而不只是开始阶段。一个能拍出《罗生门》这样的电影的国家，之前一定已经有可观的电影发展了。”我们不得不同意这观点，但这却让我们更难理解雷伊的成就。究竟在印度的电影界曾打下了什么基础，让雷伊在年拍出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小路之歌》（PatherPanchali，又作《大地之歌》）？这部电影有相当的成熟度，但其实只是起始阶段。雷伊提到早年影响过他的，有让·雷诺阿的人文主义，以及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Rossellini）、德希嘉（DeSica）恰到好处的技术运用及写实主义。但他却没有可以追随、挑战的印度大师。许多亚洲“艺术”电影都有半调子西方风格，雷伊却不一样。打从一开始，他的电影就印度味十足。他是怎么办到的？假如他的艺术灵感不是印度电影，那是什么呢？“电影的素材来自生命经验。一个启发了这么多画家、音乐家和诗人的国家，没有不能产生导演的道理。只需要睁开双眼，打开耳朵。让他放手去做吧。”雷伊在年，也就是他第一部电影上映之后七年，写下这段话。但雷伊不仅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耳朵，应该还有别的。我认为，若想要追溯雷伊特别想法的根源，我们必须回到比雷诺阿和罗西里尼更久之前，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孟加拉文艺复兴时期。孟加拉文艺复兴是少数几个家族带来的成果，他们自己内部经常形成许多小圈圈。这些家族有泰戈尔家族、德布家族（theDebs）、雷伊家族、高斯家族（theGhoses）以及马利克家族（theMallicks）。他们大部分属于印度高级种姓阶级，被统称为“巴德拉洛克”（bhadralok），意思是“有内涵的绅士”；英国人称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土人”。大部分的孟加拉精英阶级都是大地主，但巴德拉洛克却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靠着担任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在当地贸易的中间人，在社会上享有重要地位。他们担任办事员、干预调停者、承包商、翻译、小公务员和收税官。这些收税官从旧时大地主身上大捞一笔，而这些地主多落得身无分文的下场。（这是雷伊最好的作品之一，年的《音乐室》［TheMusicRoom］的主题。）他们最热衷于现代教育，可说是求知若渴：包括科学、英国文学、欧洲哲学以及政治学。他们组织读书会，开办英语学校，充实图书馆藏书，建立印刷厂并发行报纸。换言之，“巴德拉洛克”是现代印度第一批中产阶级：他们融合了欧洲自由主义以及理性的印度教，试图为现代化找到一条灵性的道路。虽然他们仍深陷于自己过去的历史中，但仍急着想要学习多元文化。这产生了一些矛盾情结。他们是殖民地的中间商，因此站在大英帝国这边，但他们的政治理念最后却让他们起而反对帝国殖民。他们的子孙一方面对缺乏政治权利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也对停滞不前的印度传统感到不耐烦，这让其中许多人拥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巴德拉洛克的改革热忱，带来了今日孟加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以及偶发的恐怖行动。孟加拉文艺复兴的成果是精致的文化，造就了数以千计在咖啡店里争论不休的哲学家、无数的诗人，偶尔也出现几位天才，如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萨蒂亚吉特·雷伊。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尔卡纳（Dwarkanath）是典型的巴德拉洛克先驱。他最初担任东印度公司鸦片和食盐部门的当地主管，之后开办了数份英文报纸，非常符合巴德拉洛克的精神。一位英国友人形容他是“心胸宽大的印度教徒，是真正的英国人”。这样的赞美也适用于萨蒂亚吉特·雷伊的祖父乌彭德拉基索尔·雷伊（UpendrakisoreRay）。他是位杰出的西方古典音乐家、平面艺术家、作曲家、儿童文学作家。乌彭德拉基索尔创办了儿童月刊《刚德希》（Gandesh）。萨蒂亚吉特在年重新发行这本月刊，他的《独角兽大冒险》（TheUnicornExpedition）中许多短篇故事在这里首次出现。能在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文艺复兴人并不多见。虽然雷伊写的青少年故事没有像他的电影一样有成就，但两者的精神是相通的。他笔下的角色透露着贵族式的温和人文主义，是典型的巴德拉洛克人物，也是雷伊作品的招牌风格，像是科学家兼发明家肖库，雷伊称之为阿瑟·柯南·道尔（ArthurConanDoyle）笔下人物查林杰教授的温和翻版。肖库教授环游世界，展示他各种新奇的发明：一台和足球一样大小的电脑，知道一百万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天才乌鸦科武斯。和雷伊一样，肖库这个角色也是个世界公民，在多数的大城市里都十分自在，求知若渴，也对各种抽象问题感兴趣，非常像印度人。他的大冒险来到京都禅意的花园，还有西藏的僧院，在这里他学到如何飞到一个充满独角兽的想象国度。肖库教授的故事，和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故事一样，把科学变得人性化。作者的态度，其怀抱的人文主义和对科学的信心，让人联想到西方一个较有自信的年代。那是集中营与原子弹发明之前的年代，人仍然对进步深信不疑。印度人（和大多数亚洲人，就这点来说）经常喜欢将科学式的西方文明和灵性的东方文明仔细区隔开来。肖库教授和他的创造者一样，在两者之间来去自如。巴德拉洛克文化仅仅昙花一现，让人难过。自从英国在年将英属印度的首都迁往新德里之后，加尔各答就逐渐没落。它的欧式优雅，在孟加拉地区的热气蒸腾中，总是有些不自然。不过加尔各答成功地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走向没落。在肮脏的环境中独树一帜的高雅文化，总让人有一种过分执着于这种外表的感觉。这是雷伊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也是他许多角色的共同特征。他的书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位中年男子，从前是位成功的业余演员，收入不错。但在沦为贫穷的士绅之后，突然有人找他替当地一部低俗电影跑龙套。他的台词只有一句，就是当电影主角在街上把他打倒地上时，喊一声：“喔！”他自己一个人不断地反复排练，试着找回他昔日的自己。他的演出完美无缺：但这些人真的能赏识他在这区区一个镜头中，所投入的心血和想象吗？他怀疑。他们只是随便找了几个人，凑合着拍几个动作，付钱了事。付钱，没错，但付了多少钱？十、十五，还是二十卢比？用完美、奉献的精神来完成这样一个小动作，这种精神所带来的成就感岂是二十卢比能衡量的？他没有领工资就走了。他太优秀，不屑这笔小生意。就像雷伊的第一部电影《小路之歌》里，阿普父亲的文化素养远超过他的周遭环境。这位贫穷却识字的婆罗门，住在一个没人识字的农村，快要饿死了，却幻想着有一天可以写出一部文学巨作。就像《音乐室》中的地主对他的债务视而不见，典当他的财产，让他可以继续假装过着贵族式生活。雷伊对这些做白日梦的人从来不滥情。在谈到《音乐室》时，他说：“没错，我对各种要消失的传统都很有兴趣。这个相信自己未来的人，在我看来是很可悲的。但我同情他。他或许很荒唐，但却让人着迷。”这些错置时空的贵族，所呈现的不只是贫穷和梦想之间的对比，而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某方面来说，整个巴德拉洛克文化——它的精致度、自由主义、试图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建立起精致的联结，本身就和时代格格不入。就像加尔各答，这个旧殖民时期的首都，长久以来一直和印度在20世纪的发展格格不入。虽然雷伊本人和泰戈尔一样，都在学校研读艺术，相信自由的巴德拉洛克文化的启蒙价值，他却用诙谐的方式嘲弄这个文化的支持者。他影片中的孟加拉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有些荒唐之举，他们有时对自己的理念太过热情执着，因而让无辜的人情感受创。那些以泰戈尔故事为底本的电影，特别是如此。《孤独的妻子》（Charulata，）中，抽着烟斗的记者丈夫布帕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经常埋首书堆，脑袋里满是新点子，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他年轻貌美的妻子恰鲁无聊至极、充满挫折感，被关在让人窒息、只许女性进出的屋内，她老是拿着望远镜，偷窥外面的生活。布帕蒂虽然是现代人，骨子里却还是个传统印度丈夫，把妻子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他鼓励他年轻、饱读诗书的堂弟阿马尔来陪伴妻子。恰鲁不可避免地坠入情网。阿马尔畏罪潜逃，而布帕蒂学到了教训。《家与世界》（TheHomeandtheWorld，）改编自泰戈尔的小说。在第一幕中，我们看到尼基尔正对着他年轻的新娘比马尔用英文读着米尔顿的小说。妻子一个字也听不懂。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的头十年，当时寇仁勋爵（LordCurzon）把孟加拉分成两部分，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隔开。尼基尔是个大地主，他的豪宅正反映他的文化：房子的一部分，是女眷的住所，完全是传统式的；而客厅里的水晶灯、印花棉布沙发、花朵纹样的壁纸、油画、平台钢琴和雕花玻璃装饰品，则都是维多利亚英国式的。尼基尔下定决心要把太太从女眷居住的地方拯救出来，带入维多利亚式的客厅（因为“深闺制度（Purdah）Ⅱ根本就不是印度教传统”）。为了让先生开心，比马尔和一位英国女士学唱歌，也学会了朗诵英文诗。他终于让妻子打破了男女隔室的禁忌——她推开女眷居室的门，穿过长廊，来到客厅。丈夫第一次把她介绍给不是亲戚的男性，他的名字是桑迪普。这个家突然对世界敞开了大门。桑迪普，这位擅长煽动革命情绪的政治人物，用诱惑大众的手法来勾引女子。他狂放不羁的态度让她们目眩神迷。这位自大狂用一种尼采式的虚无主义，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他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能得到的，就是我的……每个男人天生都会想要拥有，贪婪也是很自然的。我心里想要什么，周围的人就必须配合。”他觊觎比马尔，而她也为他倾倒。她偷了丈夫的钱来支持桑迪普的政治理念（对桑迪普来说，性和他的理念到头来都差不多）。桑迪普最新的政治活动是抵制英国商品。穆斯林生意人没办法靠着卖又贵、质量又差的印度商品为生，但桑迪普却强迫这些可怜的商家烧掉他们的英国商品。拒绝合作的人会被打劫，有时甚至遭到杀身之祸。桑迪普利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嫌隙，让他们在暴动中互相残杀。这一切都是为了政治理念。尼基尔，这位温和的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有选择的自由。他不敢介入，害怕会因此失去他的妻子。他让他的朋友住在家里，否则“比马尔将来会后悔的。若是让她自由选择，她是不会愿意留下来的。我承受不起”。当比马尔终于看穿她的情人的把戏时，桑迪普从他所制造的这片混乱中逃跑了。尼基尔试着终止这些杀戮，却被射杀身亡。事实证明，野蛮暴力比尼基尔的启蒙理念更有力量。尼基尔和桑迪普，一位人文主义者和一位激进分子，体现了现代孟加拉地区文化的两个面向。尼基尔在电影的某个桥段中说道：“我们都决定要和非理性的传统撇清关系。”除了雷伊之外，另外两位重要的孟加拉导演李维克·伽塔克（RitwikGhatak）和莫利奈·森（MrinalSen）都信仰共产主义。伽塔克比雷伊小四岁，直到他在年过世前，都十分同情共产主义。森作品的拥护者经常批评雷伊过于滥情，缺乏阶级分析，甚至太过“封建”。雷伊的确对用政治分析人类困境没什么兴趣，他热衷于呈现人的言行举止，如何面对爱与死。森虽然特立独行，却没有伽塔克那么激进。但森的电影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对各种政治概念很有兴趣，对人则不然。不幸的是，和《音乐室》《孤独的妻子》或是阿普三部曲比起来，《家与世界》的缺点正是因为这些角色代表了理念，让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活过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和雷伊其他的电影比起来，这部电影对白特别多。雷伊最好的镜头通常都是不发一语的：《小路之歌》中阿普的姐姐杜尔加之死，或是背景设定在年大饥荒的《遥远的雷声》（DistantThunder，）中，当饥饿的丈夫听到妻子告诉他怀孕的消息时脸上的表情。这些静默时刻中的强烈情绪，绝对是言语无法形容的。至少对听不懂孟加拉语的观众来说，《家与世界》中的对白让人没办法专注在影片的写实主义上；这些对白表达的是文学和政治理念，而不是感受。雷伊在制作《家与世界》时心脏病发。不过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缺失（和印度大部分的电影，甚至是其他地方的电影比起来，这部电影仍是非常出色），并不只和雷伊的健康状况有关。泰戈尔的原著小说也有一些缺点。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KrishnaKripalani）在泰戈尔的传记中，写说尼基尔“结合了马哈里希（Maharishi，泰戈尔的父亲）的宗教智慧，甘地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泰戈尔本人的宽容和人文精神。他是这么多人的影子，本身很难变成一个真实人物”。然而桑迪普，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爱国者，不择手段的政客，满口华丽的空谈，无耻地诱拐女人，却非常真实”。但在雷伊的电影中，情况却颠倒。由维克多·班纳杰（VictorBanerjee）所饰演的尼基尔，仍然展现了一种忧郁的深度；反倒是松米特拉·查特吉（SoumitraChatterjee）所饰演的桑迪普，比较像是个讽刺漫画中的人物。最让人信服的角色是夹在中间的女子，斯瓦蒂雷克·查特吉（SwatilekhaChatterjee）有十分精湛的演出。和许多日本女主角一样，在比马尔害羞、顺从的言行举止之下，藏着比那些看似控制着她的男人还要有韧性、热忱的性格。这让人联想到沟口健二电影中的女性，如山椒大夫。雷伊和沟口都擅长让他们的男主角有优秀的演出（如松米特拉·查特吉演出长大成人的阿普，或是进藤英太郎在《山椒大夫》中演出的邪恶地方官），但女性角色却通常是最有力的。（奇怪的是，雷伊的短篇故事中很少有女性角色。）日本评论家喜欢称沟口是“女性主义者”（feminist，他们用这个英文词）。而雷伊的许多电影，如最新的这部，也都谈到女性解放的议题。但这两位导演都不是政治上所谓的女性主义者。沟口更是彻头彻尾的传统派。雷伊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说过：“我认为一个女人的美，除了外表，也表现在她的耐心和宽容。在这个世界中，男人通常比较脆弱，需要更多指引。”沟口一定也会如是回答，而这正是日本评论家口中的女性主义。脱离亚洲传统，进入西方影响之下的现代化，这中间的过渡时期是雷伊和沟口的作品一直在探讨的主题，而焦点经常集中在女性身上：她们守护传统，提供慰藉；但受到现代化影响最深的，也是这些传统女性的情感。这种女性主义中，或许有一些宗教成分。日本和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地区，都有源自母系社会、非常深远的女神崇拜传统。顺带一提，这也是贯穿李维克·伽塔克电影作品的主题：女性为了男人牺牲一切。伽塔克是马克思和容格尔的信徒，经常将宗教和政治比喻混为一谈：受苦受难的女主角象征着不幸的农民、牺牲一切的女神，甚至象征他的祖国，被英国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印度资本主义合作者一起强暴了。我们把西方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因为这些区域有共同的宗教、哲学、政治传统。我们能够在印度和日本这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国家之间，找到足够的共通之处，并因而把它们合称为东方文明吗？从泰戈尔在中国和日本所发表的声明看起来，他的确相信如此。雷伊在这件事上虽然比泰戈尔谨慎些，但他在一篇关于日本电影的有趣文章中，也有同样的结论。他引述他在泰戈尔学院的老教授的一番话：“让我们看看富士山……表面冷静，内心却热情如火，它象征着地道的东方艺术家。”雷伊说，沟口和小津安二郎“两位都深藏着强大的力量和情感，从来不会用滥情浮夸的方式表现”。这大概要看滥情浮夸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想我知道雷伊的意思。蛰伏的情感，长久以来表面上所表现出的冷静，这样的平衡，突然之间被情绪化的高点所打断：悲痛的表情、呐喊或突然静静地泪流不止。女人被软弱的男人背叛，愤怒地咬着纱丽或是和服，这样的镜头是雷伊和沟口电影的风格特色。在我们还没找到更好的形容词之前，或许这就是雷伊电影让人感到“亚洲”的原因吧。雷伊的电影和沟口的作品一样，经常被批评步调太过缓慢。对那些觉得电影要不断有动作、情节变化，否则就是无聊的人来说，他们的电影的确是如此。不过专注在日常生活细节，强调那些平静的时刻（雷伊说，这些时候像是慢板乐章），才能凸显情绪高点的强烈。经典亚洲电影的缓慢写实主义，有点像是日本能剧或是英国槌球比赛：缓慢地将人的注意力引入镜头、舞台或是球场。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无聊。这个过程的目的不只是娱乐性，过程本身也不一定有趣，也不是要让电影的步调和真实生活节奏一样缓慢。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把生活某些时刻缓慢下来，抓住真实生活中的感受。像这样的写实主义，在今天的日本和印度电影中已经很少看到了。商业考量是部分原因，孟加拉地区只有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因此情况特别严重。电视、光盘片等各种娱乐变得普及，电影工业不得不采取票房保证的方案：在印度是歌舞剧，在日本则是夸张的肥皂剧。但我相信，这只是让日本和印度电影变得粗俗的原因之一。雷伊在谈到重要的日本导演时，提到这点：我不是在说这些大师没从西方学到什么。所有的艺术家，无论有意无意，都会从过去的大师身上学到一些功课。不过要是一位导演有很强壮的根基，其文化传统仍保有生命力，这些外来影响势必会逐渐式微，真正的本土风格会渐渐出现。雷伊、沟口、小津，甚至黑泽的电影，的确是如此。他们从不同的导演如约翰·福特、弗兰克·卡普拉或让·雷诺阿汲取迥异的风格，但这些导演同时也稳稳地站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正因如此，他们的艺术才会具有普世价值。今天就不一样了，没有几个年轻的日本导演像沟口一样了解日本绘画，没几个印度导演像雷伊一样能谱出印度音乐。在这个信息快速流通的世界里，唯一剩下的，是和西方风潮的大量接触。但在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文化传统时，这样的西方风格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装饰品。在和当地炫耀式的流行文化结合之下，往往可以带来利润和一点娱乐性，却很少有杰出之作。这年头在印度仍然有一些制作严谨的电影，但通常是带有政治信息的夸张剧情片。无论是就风格或是内容来说，眼界都十分局限。雷伊的电影却从来不是这样。要看到另一个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出现，大概有得等了，他是最后几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或许也是最后一位孟加拉文艺复兴人。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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