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与中国社会科学网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全球史是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是
“什么是全球史？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开展全球史研究？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史学界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笔者两年来一直在翻译、校对、主编《全球史读本》①，同时也从事全球史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主要依据编入《全球史读本》的文章的内容，也根据自己科研与教学的感悟，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如何界定全球史？已存在一个世界史学科，何以又生出一个全球史学科呢？这是困扰国内学者——不仅是历史学从业者——多年的问题。其实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刘新成在《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newworld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②刘新成教授还指出，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核心理念“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③梁占军撰文指出，“全球史”与“世界史”在考察对象、考察视角、研究方法、治史理念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可以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学科分支”。④与这种观点相类似，刘文明在《什么是全球史》的“译后记”中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新兴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是以往世界史(worldhistory)和普世史(universalhistory)的延续、综合与发展。⑤
关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区别，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借用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名句予以回答：“‘无论你用哪种名称称呼玫瑰，她总是会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它的称呼，而是花本身和它的性质，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也是如此，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也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无论你使用哪个术语，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宏观历史过程进行明晰的聚焦。”⑥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倡导构建可以与西方接轨的“世界史”，重视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但吴先生也承认这是一项“方在开端”的工作。二十多年来这一工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至此，在总结前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史”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次，它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既然“世界史”作为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妨尊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这一概念，尊重其框架结构，让其沿着既定的道路发展，而把新兴的“全球史”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与“世界史”并存，这样两者都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⑦这些研究内容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环境、疾病等许多学科领域，因此，除历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之外，还更多地采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二为什么要从事全球史的教学与研究呢？这里就要提及全球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在今天的世界，一方面，全球化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在忠于自己的群体与参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用怎样的协调方式呢？以美国为代表的“己所欲者，必施于人”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历史上的无数冲突、战争就是由于类似的原因造成的。其实，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全球史的研究已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
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⑧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全人类从属于一个本体，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真正孤立的人群，他们总是相互交往的。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开始，互动就开始影响着人类。从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在-年前登上历史舞台起，人类就走上了长途跋涉的迁移之路。到公元前0年，人类分散到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可以生存的地区。通过对语系、血型和物质遗存的特征和分布的研究，学者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一些民族在史前时代的活动。尽管现存的材料不允许我们深入了解迁徙中的人们的经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迁移早在史前时代就导致了互相间的跨文化碰撞，尤其是工具、武器和诸神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史前时代人们已进行远途的交流。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频繁，麦克尼尔所探讨的欧亚非“共生圈”形成了。这一“共生圈”囊括了从中国到非洲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农耕地带，到公元年，这里的商路发展成为“成熟的世界市场”，东方和西方在这里走到了一起。那么，这一庞大的“共生圈”体系是靠什么维系的呢？麦克尼尔认为，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不仅如此，欧亚世界主要的宗教：基督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认同并规劝虔诚地对待陌生人，这就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各个地方的统治者渐渐认识到，用征税来取代对外来者的掠夺，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被统治阶层也同样学会了对外来者的容忍，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由于这些认识逐渐变得普遍，可付诸实施的（并且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商业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港口和其他一些大的城市中心出现了，另外，针对那些深入内陆乡下的外来者，还有一套非正式的习俗规定作为补充。论述至此，麦克尼尔郑重地告诫全球史研究者：应该把这一点作为自觉研究的目标。⑨
除了经济纽带所维系的网络体系，古代世界还存在“话语共同体”。约翰·奥伯特·沃尔的《伊斯兰：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一文让人颇受启发。沃尔在文章中首先对沃勒斯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沃勒斯坦认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体系，帝国通过单一政治体制控制着大片地域；另一种是年之后的世界经济体系。具体到中世纪的阿拉伯，通常认为，在公元10世纪阿拔斯王朝政府开始衰落后，伊斯兰帝国体系开始瓦解，年蒙古的军事力量摧毁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给这一崩溃过程画上了句号。然而，历史事实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一个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之家”）形成了，从中华帝国的亚洲内陆地区和在菲律宾的小型马尼拉素丹国一直延伸到波斯尼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么，是什么赋予这一共同体以统一性或根本凝聚力呢？沃尔认为是共同的“话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概念的和手势的或仪式的等交流方式。有了这种交流方式，群体之间发生交往时，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会降到最低，而和谐一致则会得到最大张扬。正因为如此，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从中国到非洲的广阔土地上旅行时，每到一处，都遇到相似的文化上和语言上的路标，就像今天的北美洲人到西欧旅行一样。⑩
总之，在年前，欧亚非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孤立的社会逐渐融入这个共同体，西欧也不例外，也是这众多社会中的一个。“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11)这样一个视角对我们理解西方的兴起会很有帮助。按照上述思路来推理，我们就不会再赋予年太多的意义，欧洲的航海发现只不过是把欧亚大陆业已存在的互动网络进一步延伸到了美洲、澳洲。从此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同一个世界”日益形成。
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必然以消灭地方特殊性和多样性为代价吗？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是一极的、西方式的，而其他的“传统社会”需要通过现代化道路，向新的全球文明看齐。按照这种逻辑，具体的地方史就只能作为一种“史前史”吸引人们的目光，所研究的是“他者”文明之谬误与西方胜出之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全球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地方自治主义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了“地方性”的持久地位。今天的世界“既空前融合统一、又空前四分五裂”，“更像是一幅缤纷的拼贴画，而绝非全球文明的纯色图”。(12)
那么，该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呢？注重“互动”研究的全球史学者给出了历史学的解释。19世纪中期，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发生了快速、剧烈的社会变革，(13)其中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引发的内战、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各阶层人民发起的反英斗争、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试图灭绝巴拉圭民族的战争、美国内战、非洲南部黑人与白人争夺定居点的战争、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调危机以及欧洲国家实现统一的一系列战争。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战争都反映区域性权力和稳定的危机，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这种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因为它们有各地的具体原因，发生的时间也有先后。然而，这些流血冲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以各地区间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接触为大背景的，而这种竞争性主要是由欧洲国家咄咄逼人的插手所驱动的。正因为这一共同点，此种危机对世界历史来说便拥有了变革的意义。各个地区应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也具有共通性，一则都努力恢复秩序、重建国家；二则都实践了自我变革、自我提高的战略，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解决地区性危机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区域间的相互适应和借鉴。各个地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快速发展的地区间交流，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交流。人们看待世界、看待世界的空间、看待跨越空间的地区间联系的传统思想，让位给了全新的全球构想。不仅如此，虽然这种新的“全球”构想把世界看成互相联系的整体，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是不同的。因此，全球一体化进程并非首先在西方设计好而后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而是一系列政治力量中心为解决内部危机、应对与其他地区不断强化的交流而尽其所能地艰难前行所致。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都没有断然地、始终如一地抗拒全球一体化。相反，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尽管是以不对称、不对等的方式。印度、埃及、阿根廷、中国、波斯还有非洲无一例外地成为西方人扩张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但若没有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的推动，帝国主义也不会存在。这些人不只是受愚弄者，他们还追求复兴大计，而这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有吻合之处。这些国家同西方势力的关系，是合作与抵抗共存、容纳与拉拢共用。它们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加强或创立自己的政权、利用自己的地利来讨价还价、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入侵的契机，来学习借鉴西方的统治方式为地方利益服务。它们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如此说来，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14)
这种分析与费正清等人依据中国经验形成的“冲击—回应”研究模式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它简单地假设19世纪的东西方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东的，或者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完全被动的。而上述全球史学者的研究放眼全世界，认识到不仅其他社会陷入危机，西欧社会也同样面临困境；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各区域总是在互相适应和互相借鉴，其影响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西方并非先设计好一种模式然后强加于其他地区，其中的很多举措是在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亚非拉地区积极地自我提高、自我变革，自觉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推动了全球化，一方面也因融入方式的不同和自我认同的存在而保留下了多样性。笔者认为，以19世纪中叶世界一些主要地区出现的危机以及各地区不同的应对策略为研究对象，据此追溯当代全球化的源头，这有助于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理解全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长期并存，指导人类不断前行的脚步。
全球史不仅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顺便提及历史学的现状、历史学的社会价值等问题。自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的实证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历史学科中，像在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历史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这些大的历史图景。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积累足够事实的时候，事实就不言而喻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早在20世纪8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就曾予以严厉的批评，“除了我们之外，谁会真正 全球史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全球史研究就会停留于不着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选题？全球史研究的课题在研究范围、研究思路上有什么特征呢？杰里·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18)刘新成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列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19)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已非常全面，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对全球史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的读者应当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
为了加深对诸多互动模式的理解，笔者对其中几种“互动模式”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相遇”而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直接的。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者的接触而引发的，因为接触之后的借鉴往往引发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的调整，即使拒绝借鉴也会引发同样的后果，因为只有变革自身才能抵御外来的影响。因此，全球史的从业者应该尤为 如前所述，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互动区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突出表现在威廉·麦克尼尔对年之前欧亚非“共生圈”的研究；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在《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年的经济史》、《贸易与文明》、《欧洲之前的亚洲》等著作中对于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的研究；菲利普·科廷(PhilipD.Curtin)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次人口统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等著作中对于包括欧洲、非洲、美洲在内的大西洋沿岸一体化进程的研究；等等。这种研究与一般的区域研究有何区别与联系呢？在美国，区域研究方法最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国家战略需要发展起来的，所研究的是一个个孤立、封闭的地区，所强调的是在其自身的语境中，用“土生土长”的范畴来理解非西方文化。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对此提出了批判，认为它像西方中心论一样狭隘。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许多在自己领域经受严格训练的区域研究专家却变成了全球史学者。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参加非传统的、非“文明史”的区域研究项目（威斯康星的热带社会研究项目，地中海、大西洋或印度洋研究，等等），这是一些充满内、外互动的“互动区”；另一方面，他们借用一些外来范畴从事研究，使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对话、不同领域的比较成为可能。最初，这种“互动区”的研究过多地 全球史研究 全球史注重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来认识，从而折射世界的变迁。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怀特的研究具有典范的意义。他曾多次到西非实地考察，特别是考察了冈比亚的“纽米国”，与当地人座谈，翻阅档案资料。他认识到，在年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甚至与东南亚有着广泛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他继续研究-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纽米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写成了《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TheWorldandaVerySmallPlaceinAfrica)。此后，“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toputasmallplaceintoabigworld)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也属于全球史的研究内容，包括跨国别、跨文化的社会史、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近年来，社会史与世界史的结合颇为引人注目，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来自一系列国家的历史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合作的欧亚大陆研究工程，运用一些纯粹来自外部的范畴，如“收入处于后20%的人”——不管他们在这里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在那里包括无产者——来展开研究，从而摆脱了每一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一问题的困扰，提出了这样一些研究课题：比较儿童走向成年的几率、他们离开农田后寄钱回家的几率、应召入伍的几率等。(22)第二，有研究表明，在近代早期，许多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忙碌，一年中农业劳动的天数增加（由于双季作物的增加等），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延长，管理更严，童工增加，退休制度近乎消失等。(23)一旦我们把这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不仅包括那些稍后劳动日产出极大提高的地区，也包括那些发展更为缓慢的地区，我们就不会轻易把这种模式在一个地方的表现视为后来“成功”的先兆（如西北欧），而把在另一个地方的体现视为“失败”的明显征兆（如中国）。(24)第三，近年来，帝国社会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式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形成了区别，属于“大规模互动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范围的历史研究会招致准确性和细微性的缺失，并远离亲身经历者才能理解的那种语言环境，可以说得不偿失。笔者认为，任何课题，哪怕是范围非常小的课题，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我们不能苛求城市史研究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所有事物，也不能苛求民族国家史研究要穷尽一切相关资料。况且，所谓详尽是相对的，在一个范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在另一个范围中可能就成了枝节，而在最大的范围中可能就完全失去意义。历史学家如果将研究范围拓宽，既会面对细节的缺失，但同时更大的研究对象也会进入视野，从而弥补其损失。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惟一恰当的“细节”标准，所要求细节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所提问题的本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历史研究中惯常采用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当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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