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每个人都把英语的发展看成善意与合理的事情。很多人担心，英语的增长会对其他文化和语言构成威胁，认为英语教学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的“帝国主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英语已经被一些人看作是加强军事。文化或经济霸权的方式。那些不得不学习英语的人也不欢迎英语，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学习英语是一件令人讨厌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那种认为英语学习者和以非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是语言和文化霸权的受害者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的。JosephBisong指出，例如尼日利亚人也许情愿在多语境下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并根据交际的场合和交际对象选择使用某种语言。他认为，伟大的作家，如Achebe,Soyinka和Ngugi不是被迫用英文写作，而是自己的选择——无论做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但Philipson认为，这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读者的选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KanavillilRajagopalan认为，我们不该把英语教育看作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融合与多语现象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的时代”。

关系到每个学英语的人的问题是，英语地位的上升会对和其接触的其他语言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世界上大概有种语言，但其中至少一半可能会在将来的百年内消失，还有一些人做了更加糟糕的预计，即90%的语言将在未来的百年里消失。就像物种的减少会对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一样，语言的消亡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怕问题。因为一种语言一旦失去，就不可能重建，而与该语言一同失去的是由该语言的暗喻，成语和语法结构所承载的文化，习俗和看世界的角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坚信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说英语，其他语言就会不断流失。就像DavidCrystal警告我们的那样，如果年后英语成为惟一要学的语言，“那将是我们这个星球所经历的最大的文化灾难”。

尽管英语的传播无疑会对其他语言产生影响，但把英语传播随便地和语言消亡联系在一起，好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首先，语言的消亡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英语造成的。西班牙语的传播威胁一些安第斯语言的存在，法语威胁到巴斯克语和佛兰德语，说汉语和阿拉伯语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它们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语言的延续问题，一种多用途语言的存在（如英语）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一个更重要的语言幸存预言是看一个存活下来的群体是否拥有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本体来保持其语言的存活。换句话说，语言延续既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世界也正在发生着变化，语言的流动已不再是单向路——英语不断出口到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记住人口和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时多方向的。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仅在伦敦的学龄儿童中使用的语言就有种以上，这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具语言多样性的城市之一。这意味着，伦敦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家里不说英语。

当然，这其中的很多语言可能会在下一代人中消失。但语言是身份的象征，我们有很多为了身份而进行语言反击的成功例子。从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以来，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开始使用原始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文，并把它发展成三种不同的变体（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同时尽可能强调这些变体的不同之处。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也在西班牙实现了成功有利的复兴。威尔士语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场复活，新加坡政府把对家庭语言的保护写入全国教学大纲，还有很多其他这方面的例子。欧洲议会的成员熟知英语，但在全体代表参加会议时都说他们的本族语（如芬兰语），以此来高度强调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身份。

当然对目前语言使用的局面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但与其担心英语的破坏作用，不如专心致力于如何维持各个语言群体的身份，以保护它们所代表的语言。作为世界通用语存在的英语，还有可能刺激少数语言群体去保护和弘扬他们的语言。

对英语的其他指控（文化和语言的帝国主义）也越来越难以证实。无论是殖民时代的英国还是现在的巨人美国，在实际意义上都不再完全拥有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曾经是地缘政治侵略的工具（例如，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是友善的结果），但现在的英语和殖民时代的英语可谓两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