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哥维那

张庆辉学术战狼出没,各家各户看好智商

发布时间:2021/7/9 12:54:11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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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瞭望智库》公号所刊张维为先生《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一位中国教授把西方学者怼懵了……》(本文为驳文,如欲先看原文,可拉到帖尾。以下简称《怼懵》文)一文,深感“学术报国”风尚不仅在国内学界已蔚然成风(此前曾有一张令人“呵呵”的国家社科类研究项目汇总表流入网际),即使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为党国治学”也已经成为不可寸移的坚定站位,哪怕这个站位许多时候与最基本的求真态度相抵牾,似乎亦可因“政治正确”而在所不计——《怼懵》文开篇即自道,此为在“知名的马歇尔论坛”的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后与欧洲学者的讨论。如果中国学者都以这种语态和水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即便一腔报国志,满怀华夏情,最终效果也必非老成谋国,而是妥妥的歪理累国。

细读此文,体会有八,不吐不快。

一、民主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更好地确保政府的公平公正、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一时的经济繁荣。评价民主化进程在一个国家的实践,最适宜的判词是“进步”与否,而非“成功”与否。

《怼懵》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因实施“西式民主”制度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那些近年来实施“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状态都不如中国,比如印度,比如博茨瓦纳,比如哥斯达黎加;实施了“西式民主”,但综合状态很差的国家则更多,比如海地、利比里亚、伊拉克等。以此为据,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今后可以“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争取最终后来居上……”

这个逻辑推演至少有三个“难以自洽”——

一是全球范围内真的就没有哪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西式民主”而走向现代化的例子吗?我不知道战后的日本及南韩算不算?另外,东欧那一批近三十年前体制巨变实现类“西式民主”的原社会主义小国,当年是否算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综合状态如何?《怼懵》文要采用“还没有一个因实施‘西式民主’制度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子论点,几乎必须对东欧进行田野考察,这么典型的例子,怎么能缺位呢?很不严谨。况且,伊拉克现状到底如何?以“倒霉的伊拉克”一句话就能定论吗?伊拉克人民自己怎么看待祖国的巨变?相反的报道也不少呢,学术讨论,如果证据并不充分,又只愿意给出这种断语式的结论,怕是不足以服人。

二是经济发展水准横向比较结果与政治制度选择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此文的一个重大逻辑漏洞在于,用眼前的、静态的、唯一的经济发展状态来推断制度优劣。作为一名学者,即便不是有意的疏忽,至少是治学不严谨。两个国家现时经济状态之差异,即便在关键性的原因层级上作梳理,恐怕也有十余条之多吧?诸如某一个关键时点的起步水平、国家地理状况、国家资源状况、国民信仰状态、国民性、国家制度状况,甚至,国家在国际工业分工中的天时地利,等等,都要在其中。怎么可以静态、片面地举出几个实施了“西式民主”而经济状态不如中国的国家的例子,就轻易得出“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的结论呢?许多时候,左右边的朋友在论证相似论题时,常患此“以一概十”的毛病——比如南韩经济远超北韩,所以,右边朋友说,你看,“西式民主”比YD专制好,这样的简单论证,难道不是幼稚园水平?如果按此逻辑,台湾经济最好的年代在解严之前(专制)的七八十年代,解严之后(民主)的九十年代至今,经济一直低迷,那左边朋友是不是可以得出相反结论:YD专制比“西式民主”好(去问问台湾人吧,看他们是否愿意回到国民党YD专制时代)。《怼懵》文成篇,其主要逻辑支点,就有这么荒唐。按其以“眼前、静态、唯一之经济状态判断制度优劣”之荒唐逻辑,我们可以再演绎归谬一下: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因此,中国模式差于“西式民主”;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因此,中国模式强于“西式民主”。这鸭头非那丫头,此砖家非彼专家,先不论观点正误,在论证上,大家都专业一点好不好?

三是民主制度的真正好处,到底应该如何表述?对于民主,坊间定义,可谓汗牛充栋。不必那么复杂,片言居要,我认为就是三个词语,一是权益,二是程序,三是功能。这三个词语,与经济都有关系,但都仅是间接关系。权益,一个人在其生活的国度,拥有一份完整的议政参政权益,这应该是不必论证的天赋人权;程序,民主的实施,要有科学的、严密的、公正的、合理的、细致的、可操作的一整套程序将“天赋权益”予以落实;功能,分为眼前和长远两项,眼前者,民主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公正,长远者,民主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及时抒解压力,保障社会久安。落实上述权益、优化上述程序、发挥上述功能,这才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好处。民主与专制,贫穷与富裕,完全是两组并无直接关系的概念,民主不必然等于富裕(或贫穷),专制也不必然等于贫穷(或富裕)。当今世界,政体政制样式繁多,但奇怪的是,至少在示之于外的表述上,哪怕最专制的国度,也要抢注“民主”二字,民主国都愿意说自己是民主的,专制国也乐意处处将民主挂在嘴上(譬如“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否说明,民主是个好东东,以至于哪怕“恨它在心”也“骂不出口”。不管什么模式,不管“民主”二字是否进入了执政价值观,其国公民民主参议水平到底如何?还是需从上述“民主三义”出发,进行认真考量,方可断其民主成色。“中国模式”包罗万象,先不必针锋相对地辩论中西谁的意识形态更好,一个基本共识是,西式民主制度在上述“民主三义”的完整提供与具体落实上,远优于“中国模式”中的民主水平。如果连这个基本判断都还要枉顾事实地争一争,就不必再往下读了。

二、瓶子装不进一头大象,但可以装进不止一只蚂蚁。论政评事,口径要合适,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笼统地归于“中国模式”优越(“中国模式”包含但不止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治国理政之综合性模式),而应更准确地归功于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点,经济政策顺应民心,将迁徙权、就业权、创业权等发展权还给了人民。

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瞩目成就,是《怼懵》式“自信”的广阔沃土,也是今日中国时政批评者时时面临指责的重大背景,“你看高铁高速发展迅猛,高楼林立,你还骂个什么劲儿?”“不能变,已经很好了,再也不愿回到运动频繁、生活清贫的年代!”在中国,一个时政批评者如果没有遇到过类似诘难或者劝说,说明你批评的范围太窄、频率太低了。诘难或者劝说者不明白的是,这是一个希望长期执政的政权,不是一个干完一票就走人的土匪窝子,当然要在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本服务、社会基本安全保障上着力,这是最最基础的稳定之源,这也是官媒数十年不变的主旋律宣传内容,从上到下,养那么多人摇旗呐喊,不缺我们这一嗓子。但有了这些,并没有凑齐公正和稳定的充要条件,如果公正长期缺失而不能有效监督,依然不是正义的社会,依然不是可以长治久安的社会,所以,边吃肉边骂娘,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绝不是奴隶当稳了的“猪圈思维者”们所谓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毕竟,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仅是为了吃饭吧?

以国家经济发展、个人生活改善来全面肯定“中国模式”,抵拒时政批评,不仅是官媒数十年如一日的固定姿态,也差不多是老小粉红两代人的核心认识基础。《怼懵》力挺中国模式并贬损“西式民主”的依据,似亦在此。

是的,三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建设成就无论横向比、纵向比,俱可自得,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位思维正常的国民愿意回到经济短缺年代;近年来坊间多少文章书籍掀起民国热,民国风范、民国风骨成一时热词,但如果可坐时光机回到兵荒马乱的民国年间,恐怕也没几人愿意弃此就彼吧。

将鼎革之后新时期以前大量密集而迅猛的残酷斗争、刍狗人命式折腾放到一边,亦将新时期以来涌现的各类型大量权力寻租、社会不公、环境代价放到一边,这些都姑且不论,单就经济发展、建设成就而言,在充分、全面肯定之际,其所以发生发育的根本原因,要找对找准——这是在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巨轮驶入死角之际,国家于拨乱反正之后转移工作重心,从思想、理论和政策上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为基本国策,逐步放宽对经济生活的管制,逐步还经济发展权于人民,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句话,这是国家经济生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是将党国上收数十年(包括迁徙权、创业权等基本权利在内)的人权还给人民的结果。这一延续至今的成果,应归功于穷则思变的倒逼力量,归功于那一两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的智慧与魄力,归功于当时国家战略方向和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这样表述才是因果相当的。

如果非要归功于大而无当、一言难尽的“中国模式”,那么,鼎革之后新时期以前对几代人大量密集而迅猛的残酷斗争、刍狗人命式折腾之历史恶迹是否应该纳入其中?新时期以来几难控制的权力寻租、社会不公、环境代价是否应该纳入其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进行制度或模式比较时,我们不能只谈最好而讳谈最坏。事实上,正是曾经稳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才导致了普遍的夺利于民、权力寻租、假劣充斥、司法不公之时代乱象,这是“中国模式”愈演愈烈几难止息的恐怖负面。

其实,模式不模式的,都是浮词,非要追问“中国模式”的最大意涵,洗尽铅华后,关键的关键是政权组织元规则,无非四个字:一党执政。这才是足以与“西式民主”清晰相对的准确表述。以一党执政为核心要义的“中国模式”与“西式民主”孰优孰劣,在左右激烈交锋的中国舆论场上,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摆事实呢,双方都是春秋笔法、田忌赛马的高手,也难有个各方信服的结果。对此,我们只消看一个指标——这个国家的政商及文化精英,如果选择移民,一般都是移到美加欧澳等普世价值区呢?还是移入那些坚持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原教旨国家?用脚投出的票,最真实,需要人证么?不缺的——前有在美国安度晚年的当年红人袁木先生,近有移民美国的反美先锋司马南先生。

三、国际竞合中,在遵守基本道义的前提下,重点是维护好国家利益;国内治理中,重点是真正落实和改善民生民主状况,还全面完整的人权与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增益政治文明是两码事,不要强行捆绑。

《怼懵》文中有句话特别有意思,“我们作为后来者,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这句话前半句无疑是正确的,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怼懵》文引用此语)的毛泽东主席同样说过:“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你都早已提前宣称这不搞那不搞,三不搞五不搞的,抱着石头不过河,还怎么去“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可见,前半乃正确的废话,重点在于引出“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一个目前民主状况乏善可陈,民权逐日逼仄、删帖封帖成积习的国度,斥一批人权状况相对良好,民主社会运作相对正常的国度之民主观为“狭隘、僵化”,如此自说自话,真不知脸往哪搁?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明明白白的惯性仇视,这就值得多说几句了。

虽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但国内官媒多年引导形成的仇美情绪,最难将息。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多年洗脑,非一句“千个一个”的坚定表达可以瞬间消解。细考国内仇美思潮,大体三个来源,一是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的霸权主义行径,二是美在推行其普世价值民主制度时的操切蛮横举动,当然,上述两端有时又是夹杂在一起的;三是官媒多年的着意丑化对民情的塑造,因国内信息渠道单一,而媒体基本喉舌化,故塑造成效异常显著。

因了上述三个来源,数十年来国内对美舆情虽时有起伏变化,但总起而言,仇视较多,且这种仇视在很大程度上不分青红皂白,国家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斗,政治文明之别,一锅烩。这还是民间,有些人是真睡;到政商文化精英层,早已到西方多少个来回了,有的老婆孩子都已移居有年,对“西式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心知肚明,但不妨碍他们在国内煞有介事地批普世价值、批三权分立。儒家文化覆盖之下,小人不能做,君子太难做,伪君子正好,名利双收,此之谓也,这是装睡的。

国家利益争端,政治文明建设,这两者为什么不能分头对待?百多年前尚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论,如今怎么就如此防意如城了?仇美亲美,差不多是国内左右舆情的核心议题之一。“五毛”“脑残”“带路党”“美狗美奴”之谓,大多出于此争。其实,这里边首先要将二者摘开来看,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关及国家利益的,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攻守进退;关及“西式民主”的,如实践证明真为“长技”,何惧“师夷”?

遗憾的是,国内对美报道如同对台、对日报道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择性宣传,而非客观性报道。对美舆情往往被装睡的人制作成政治正确的宣传套餐后,发放给真睡者“享用”,很长时期以来,对国家利益的捍卫与对“西式民主”的防范被高度捆绑,“西式民主”的向往者、追求者和倡导者,往往被视为国家利益的出卖者,在道德上被先行污化——这就讨论不下去了。

“西式民主”当然还有许多缺陷,不是也出过“水门事件”么,不是也有传说中的华尔街政治投机献金么?特别是在目前夹杂种族宗教因素的难民问题上,西方白左们动辄“政治正确”的嘴脸,或令西方种下了祸根。所以当年西方世界颇为自得的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如今看来,或许并不尽然。但是,称之为目前地球上最不坏的制度,不带偏见地看,“西式民主”或许当得起。在自身尚远远不及的情形之下,《怼懵》文评之“狭隘、僵化”,未免大言欺世。这其间流露的,其实正是“捍卫国家利益与防范西式民主高度捆绑”后的真实学术氛围。

最有价值的问题在于,是谁,多年来在孜孜不倦地进行这种“捆绑”,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最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最犀利,然而,你懂的。所以,看到《怼懵》文反问西方学者:“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时,我不禁笑了,你确定你生活在中国?你确定你采访过那些装睡的精英?

四、无论从伦理价值还是从治理效果的角度看,虽然尊奉普世价值的西式民主制度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但如何顺利走向和实现“西式民主”,则异常复杂,《怼懵》文对“西式民主”的评价和为吾国民主进程设置的三步曲严重不靠谱。

关于西式民主,太多理论阐释,个人理解,它最初的三块认识基石应该是——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和人性恶。因为“天赋人权”,故必须尽最大可能保全、发展人权;因为“人人平等”,故社会公正范畴必须普及全民不设例外;因为“人性恶”,故“总统是靠不住的”“政府是坏的”,需要以选举制、三权分立等为核心要素的一系列制度将其真正关进笼子。

全球范围内,在林林总总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中,从社会治理成效和对国民的权益保全角度不带偏见地看,如前所述,西式民主区应该是目前最不坏的价值与制度。当然,它并不完美。“最不坏”这个结论本身是有争议的——如果达不成共识,为免在这个全人类绝大多数理性公民都基本认可的公理上作无谓论争,我只能再次强调:脚为心声,用脚投出的票,最真实。

如何顺利走向和实现西式民主,在吾国,这是百年未竟的事业,满清末期的变法、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民主建国大纲,一直到等而下之的双十协定,几代中华优秀儿女热血空祭。此为百年民主化进程令人沮丧的中国案例。

国际上导入西式民主制度的方式则更为多元(当然,此处所谓导入,非全盘照搬,是指以西式民主制度的精神与形式为主旨,结合了各国历史和现实之实际情形)。有在民众倒逼中和平、顺利地导入后运行较为良好的,如战后的日韩及解严后的台湾地区(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起点水平,到底应该算“现代化前”还是“现代化后”?可以细考。因为《怼懵》文以西方为例,宣称“现代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化”);有以冷战方式经“和平演变”而导入的,典型的是东欧与前苏联,今日之情形到底如何,恐谁也不能为当事国人民代言,一篇题为《东欧没有剧变,人民从未留恋》的文章采访波兰民众,有这样的判语:没有实现他们的所有梦想,他们有抱怨有怀旧,但是鲜有要倒退回去的意愿,顺便提高一句,本人亲赴台湾,亦曾就此询问众多台湾普通民众,结果是,他们对政府也有太多抱怨,认为政府没做好,但一样鲜有回到国民党一党专权时代的意愿;有炮火中的制度输入,最典型如伊拉克,十多年过去了,伊拉克人民如何看待当年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如何看待伊拉克的今日制度及综合现状?相反的资料很多,不敢全信任何一方,没有调查,不欲置评。

关于走向和实施民主,《怼懵》文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中国今日不能一人一票搞普选,否则要么四分五裂,要么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但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二是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关于第一个观点,实在是为了自嗨左手持靶右手瞄——谁告诉你“西式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普选了?选举人票呢?民主是理念,但肯定不唯理念,有一整套严密的实施程序呢。自说自话刻意将假想敌的主张描述为粗暴简单、立即实行的“一人一票”,真严重怀疑其借简单粗暴的描述,以适应其“四分五裂”之预判,然后,继续大言不惭地根据“一人一票”的机械理解拿农民国家说事,其言极诈,其心可诛!农民占比最高,选出的就是农民政府?那美国黑人占比不足15%,怎么就选出个黑人总统了呢?美国再是工商社会,其商人占比怕也不比工人农民占比高吧,怎么又选出个商人总统了呢?如此强词夺理的逻辑,出自名校教授之嘴,也是醉了。

关于第二个观点,为民主化设置的顺序,我是认同的,将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市民文化和法制社会的建设,作为民主化的前置因素,以确保民主化的稳妥推进——这当然很好,但,首先,经济到底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主进程才可以开启呢?都第二大经济体了,媒体歌功颂德时,都不忘提一句小小一个深圳市,其GDP已连续四年超台湾,沿海许多省份,都富敌欧洲多国了,这个经济底子,还不够推进民主化么?这民主化是放高利贷的?要价也太高了!其次,教育,教育当然重要,百年树人嘛,但全世界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在“中国模式”下都成敏感词了,幼儿园小朋友都要背二十四孝了(不不,笔误,二十四字);再说市民文化,市民文化是一国政治文化的城市版生活化延伸,现在主流的市民文化是什么?是朝阳区群众,是红袖章大妈,是不给让座就要打人的老人,是老人倒地不敢扶一把的年轻人,是红歌声中的广场舞,这才是被容许被鼓励以及最真实的市民文化嘛。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市民文化,难道不是在为奴化而是在为民主化作准备?教授,您真逗!至于法治社会,一个小小的LY事件,一年多了都没个释疑天下的说法,好意思再提?

所以,所谓民主化顺序,欺世浪言是也。说白了,照此顺序走下去,熬死一辈算一辈,您就千秋万代吧。

五、人类目前最不坏的民主制度,在中土不是“可不可以积极稳妥地试”的问题,而是“许不许试”的问题,《怼懵》文一直回避“不许试”而指鹿为马论证“不可试”。如果没有“许不许试”的问题,其实是有办法“积极稳妥地试”的。

如前所论,以当下情势为据,《怼懵》文所谓“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纯属自嗨,且属可恶程度最高之装睡型自嗨,即本文开篇所言之“为党国治学”是也。“不许试”的那些人,应与前述刻意将“捍卫国家利益与防范西式民主高度捆绑”的人大体重合。

近读陈忠实先生巨著《白鹿原》,百年来,在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场又一场幻灭大戏,恰如《白鹿原》中“原上的革命”,原本是三千年未有变局下的时代更新,结果化为百年难拯的民族幻灭。五十万字《白鹿原》所呈现的故事,岂止发生在西安附近的小小原上,那其实是上个世纪吾国几代人的集体幻灭——传统的幻灭,革命的幻灭,时代的幻灭,梦寐以求的新秩序的幻灭。那正是西风东渐的年代,怎样的思潮以怎样的方式与这片坚韧而愚昧的土地结合,方能孕育出现代文明的些许花果?陈忠实没有答案,百年来叱咤中土的英雄枭雄狗熊们,多少次刍狗万姓,谁给出过令人信服的答案?

时代卡住了,久久地卡在“历史的三峡”。“历史的三峡”为何——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最近的一场演讲中说:“半管制半市场是中国各级领导们最高兴最喜欢的了。因为管制可以设租,市场可以变现。全管制无法变现,全市场没法设租,都不爽。”

政治极难改造人性与传统,但人性与传统却常常扭曲政治。屡见不鲜是吧?

在我看来,《白鹿原》是国民性批判小说,亦是政治寓言小说。当下中土最深刻小说的识见(人性恶),与“西式民主”的三块认识基石之一(人性恶),竟高度吻合。从人性恶引发出的政治元价值——总统是靠不住的,政府是坏的,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等等。都是西式民主制度的价值立点。

基于人性恶的认识,亦可同时推知,专制体制只要还维持得下去,民主诉求就一定会被牢牢控制。你说“许不许试”?这个肯定不能讨论。让我们回到《怼懵》文,假如没有“许不许”的问题,我们来谈谈“可不可以积极稳妥地试”,看看避开《怼懵》文为我们设定的几乎永难满足的前置条件之后,有无稳妥的尝试办法。

有一个老人,对此曾有过深入的思考,他的思考结论就一句话——可以且必须稳妥积极地试。

以下为实录——

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西式民主”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的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GCD的执政地位,改变GCD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这个过渡需要多长,那要看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键是GCD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D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准备与推动。

这个过程中,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D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D内的民主关。在GCD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D进行改造。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应该在相当时期保持GCD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GCD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GCD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一切都搞得很好,GCD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自觉这样搞,对D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D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

六、《怼懵》文从标题到正文,俱缺乏学术探讨风范,但又披上学术外衣,以“瞭望智库”之学术公号推出,知名学者身份,标题党式文本,扬己损人式轻浮文风,对健康理性的学术探讨氛围,有不可忽视的破坏作用。

《怼懵》文标题全称为《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一位中国教授把西方学者怼懵了……》,当它与下述标题放在一起,你能找到某种共同点吗?《俄国这两决定一宣布,千亿大单中国接手,美日欧心凉半截,印度很崩溃》《刚刚,底牌终于揭晓,中国不对印度动武全因为它,美国计划破产》《中国又诞生了一项世界第一,美日韩惊呆了》《印度国内传出极为不好的消息,莫迪开始心慌》,都是朋友圈热帖,近日因为中印边境那点儿事,所以,关于印度的多了点儿,上一次主要涉韩,那段时间闹萨德。当然,不止左边的朋友很“血性”,右边也不遑多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观美军基地后,目瞪口呆》《英国回来感叹:中英生活差距实在太大了》。

有事说事,这样的鸡血标题有意思吗?细考国内火气冲天的舆论场,三分之一来自左右价值观之别;三分之一来自互相造谣;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来自这类过嘴瘾图快意的垃圾文章。

在表述上,《怼懵》文或许为了助势,或许为了传播效果,亦有诸多刻意的文学化细节。

——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

——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他不吱声了。

——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年访问了这个国家。”

——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或者更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

再精缩点——

他颇有点不耐烦……我随即客气地……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他不吱声了……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一个不服气的学者……

我明白了,张维为先生的目的不是要辩出真理,而是要在短时间内代表伟大祖国让这群不知厚土皇天为何物的家伙“服气”。完全是刘汉正统立场下诸葛亮雄姿英发舌战江东群儒的风采嘛,吾自泱泱中华道上来,尔等蕞尔小国……

大家都是码方块字的人,就不必装大尾巴狼了。一个尚有些名气的学者,肯用这种明显扬己抑人的语气写文章,并且敢于在学术公号上将之公之于众,这得要多么厚实的面子多么扎实的里子才做得到啊?况且,其话语背景是,对证实或证伪自己核心观点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区域的田野调查结果都吝于(穷于?)披露!

这种类型的文章,无论其观点为何,在国内舆论场上,我不知道每天的具体产量,但各种群里一抓一大把,眼界窄点定力差点识见短点的朋友,就吃这种水准的精神配餐了,日以继夜。我觉得这是对汉民族思考能力的莫大戗害。古人云,人生识字糊涂始,如果舆论场上尽是这些主题高于证据、意气大于道理的破玩艺儿,恐怕还得加一句——人生识字糊涂终。

社会转型期公众注意力弥足珍贵,无论观点为何,严谨细致为文,不独是对一己的应有要求,也应该是对读者负责的基本底线。

七、《怼懵》文观点,在全民启蒙未竟、民主进程迟滞的当下中国,相当有市场,麻醉效果奇佳。作为人文科学学者,如此精心裁剪论据,处心积虑为文,揣着明白装糊涂,逆历史潮流而吁,其危害极大。

在党国刻意引导,官媒长期选择性报道西式民主负面,举国鄙薄普世价值的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是“从道不从君”的儒家君子人格,是“矢志求真不及其余”的学人风范。如此,才可逐步开启民智,逐步宣扬并普及民主精神,商量和探讨民主程序,这才是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今日中国这个特定场域的正确站位,《怼懵》文作者,显然在这一站位的反面。反面站位上的“学者之声”,危害极大。

首先,在评价民主化的标准上,《怼懵》文用成功替代进步,这就完全抹杀了民主化进程在国家文明、人权保护上的综合性进步意义,完全不及经济发展之外社会精神层面的进步,这是典型的猪圈思维,故,哥斯达黎加即使全民幸福指数排名全球前列,也被《怼懵》文作者视为“不成功”的例子。而以经济论,中国“成功”了!这种思维的背后,隐藏的是“都吃肉了你丫还骂娘”的霸蛮态度,这与吾国昔日餐馆茶楼“只谈风月,莫谈国事”的无奈告诫遥相呼应,对于因历史原因久已冷于怯于国是讨论的鸵鸟国民而言,《怼懵》文“唯成功”论式的劝导,透着一股子腐朽的乡愿德贼劲儿,殊不知“吃肉不骂娘”,那只分肉的手会越来越邪恶。此危害之一。

其次,《怼懵》文作者既然自己都主张民主化要结合实施国家具体情况,而讨论的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否适合“西式民主”,那为什么不直接谈中国?为什么偏要拿在战火中实践民主一波三折的非洲穷国作例子呢?那些国家民主化前难道很富?为什么只举自由选举带来了多少战争、死人的情形(是否真的是因自由选举而起,待考),而对变革前这些国家历史上的专制之恶及专制性杀人只字不提?历史上的发展中国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形之下,导入民主进程后平顺发展、社会进步的例子那么多(东欧诸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地区),为什么不举?种种选择性失明的背后,目的似乎只有一个,主题先行是也,在《怼懵》文作者那里,“理论不是用来阐释实践的,而是用来证明立场的”,此风盛行,风骨荡然,学术无真矣。此危害之二。

再则,对“西式民主”本身在人类历史上的政治文明贡献只字不提,对“西式民主”在全球政治体中的发展速度及成效之良性基本面只字不提,而专挑其在部分实施国中的波折、代价与问题来谈,以便将其描绘为洪水猛兽,如此选材立论行文,对于那些信奉民主价值但惑于民主路径的朋友,真是极为有效的警告——你看,虽有大量的不公平不公正,但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呢,中国这么大,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改变不了现实,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吧,这些话不是耳熟能详么?曾与一中产朋友谈论民主话题,他就感叹过“不敢折腾,不想再回到当年上学时提心吊胆连基本安全都保证不了的时代”。但问题是,禁言中的沉默、胆怯与稳定,就比本文此前所论之“稳妥积极地试”更安全吗?先不谈正义与否,我觉得不是更安全,至少这样危如累卵下去,对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更危险。用民主化进程中极端情形下的波折来否定民主化本身,消灭民主精神,搁置民主议题,鼓励已觉不适的脆弱中产们继续趴在温水中当青蛙,这实质上是一种反启蒙,此危害之三。

还有,《怼懵》文提出的所谓民主化顺序: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其实,在这个顺序之前,还有被有意忽略的“西方早期民主精神的宣扬与普及”,没有早期的开启民智,西式民主难道可以直接从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中生长出来?如前所述,在民主精神本身被消灭、民主议题本身被搁置的前提下,《怼懵》文提出的所谓民主化顺序,其实是虚幻的,是千秋万代都不愿抵达、也抵达不了的地平线。明知走不通,偏又画出路线图,给民众以口惠,弄得真像要民主似的,政治骗子是也,此危害之四。

最后,关于民主化进程,《怼懵》文使这么多花式,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将“许不许”在中国推行“西式民主”,置换为“可不可”,千言万语:不可不可,决不可!行不得也,哥哥。为极权者洗地,为假睡者催眠清醒者,让他们在亦真亦幻之间,进入真睡者的行列。披学术外衣言之凿凿,“以身说法”釜底抽薪,以麻醉一个民族的思考能力,消解一个民族的反抗精神。从那么多脑残跟帖看作者的目的部分达到了。学界巨恶,莫此为甚,此危害之五。

自信人生二百年,预谴《怼懵》文五害在此,终有一天,历史会翻开新的篇章,再回头看,应证吾道不孤,应证吾言不虚,应证吾判不枉!

八、以极端民族主义咆哮压制住公民社会的生成发育,压制住正常的民主主义诉求,压制住全社会的政改呼声,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正确,也是影视战狼、学术战狼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但即便时局如斯,君子亦应立身有道。

“西式民主”有一个好处是,其制度设计相对充分地保障了政治能见度,这个非常重要,至少,不管多高的地位,很难藏得住暗箱,尼克松水门事件,朴槿惠闺密干政事件,在专制国,爆得出来吗?即时性政失,即时性施压,即时性不公,即时性校正,即时性犯事,即时性弹劾,这一系列的及时性,是一国的减压阀,并最终保确保全社会最大限度、最持久和最靠得住的公正与稳定。

因为有了这个能见度,政治就有逐渐清明的可能。当今世界,只见专制国向民主国转型(转得顺利与否另说),鲜见民主国向专制国转型,为什么?政治能见度有个特性,要么你不给,给了你就收不回去,所以转型不可逆。政治能见度的第二个特性是自带优化功能,非我性质的监督太多,你得认真对付,否则就对付不下去了。

西式民主在非洲和中东等地的推广确实有许多次生问题,这些问题的暴露后,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们有责任孜孜以对力图破解。现在连美欧许多国家自己也渐渐认识到,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当前的西式民主形式,则未必已经是“历史终结”尽善尽美了。有了这个形式,不等于照此形式载入的内容没有猫腻,如前所言,政治极难改造人性与传统,人性与传统却常常扭曲政治。这就是那些封建传统、政教传统、军政传统深厚的国度,民主化容易变形走样的原因。“西式民主”的基本形式“全国普选、一人一票、政党政治、司法独立”等,只是民主之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事办成,非充要不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充分条件(当然不是《怼懵》文所开的那些空头支票),在实施之前,确实要结合国情深入研究以保进程稳健。

一国民主化进程当然不可操切,但不操切并不意味将部分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次生问题无限上纲,作为“赖着不走”的理由,并以此攻击民主化本身,甚至将“西式民主”的许多要件设为敏感词,言禁天下。据我定居美国的马姓朋友介绍:事实上,绝大多数优秀的反省民主化进程得失的学术著作是西方学者做出来的,因为任何有用的集体反省都只有在独立思考、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她同时认为,当我们拿着对方递过来的武器攻击对方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想想,对方为什么敢这么做,能这么做?靠封异见者的嘴来赢取辩论的做法,非常无耻。

在中土推行“西式民主”,可不可?可;许不许?不许。被《怼懵》文王顾左右者,恰为吾国今日一切问题之源。但,不必悲观,理由有二。

其一,中山先生有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深信之。

其二,时局如斯,立身有道。

首先,做个善良的人。

每个人都有做一个善良人的机会,无论你在体制内外从事什么工作,岗位职责之前,多设一条人性底线。

柏林墙的东德守卫英格·亨里奇执行命令杀死了最后一名攀墙者,后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没有选择的权利。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知道逃亡的人是无辜的,作为警察不执行命令有罪,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是极端情形,更多的时候,做个善良人不必动枪——如果你是警察,见到抱小孩子的违法妇女,不必绊摔;如果你是城管,见到雨天路边仓皇推车的小贩,不必穷追;如果你是学者、代表或委员,不必提出类似京津沪驱逐非高端人口之类的建议;

如果你是幼儿园老师,不必按孩子家长的地位分配笑脸与关爱;如果你是大官,不必作“中国不应司法独立”之类的表态;如果你是私企老板,生意再难做,不必赖掉员工的社保;如果你是医生,不必开疗效一般提成很高的药给患者;如果你是广场舞大妈,不必因为年轻人抗议就泼人家一脸粪水;如果你是年轻人,不必怕担责任不扶那个在太阳下中暑的老人;如果你是网友,不必举报朋友圈一个似乎有点出格的帖子……

其次,做个正直的人。

对错和利害,记住把对错放在利害之前,许多事,我们坚持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这就是正直。永远坚守程序正义,不为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寻找谣言式论据,也不要用谣言去攻击在你看来十分错误的观点;不要因体制有病而仇视体制中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我们一样,是这个国家良知未泯的普通一员。如果有条件有能力,拿起笔来,写写你自己遇到的、身边朋友遇到的一些可以引发你思考的真人真事,不论好坏美丑,别管能量正负,实录之,多年以后,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教材,那里边,或许有被媒体刻意遮蔽的事实;特别转述一下土家野夫先生的“民间修史”“家史写作”倡议,上溯三代人,写写你父辈祖辈亲身经历的故事,或许,有助于你看到被教科书改写的过去年代的真实中国。

再则,做个明白的人。

不要相信“你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这类屁话,你是你,国是国,你做不了国的主,但你可以努力做一个明白人。怎样做一个明白人?无非两条,打开视野,回到常识。首先,打开视野,你得明白,这片土地上最主流的声音,有可能是这颗星球上最另类的声音,找到一些立身孤岛遥望远方的礁石吧,我只能教到这儿了。其次,回到常识,别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特殊材料做成的个体,也别相信有天下为公的党国;别相信西点军校学雷锋,也别相信《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之类的自黑文;相信相对论,别相信宇宙真理。

最后,别相信《怼懵》之类只重立场不讲逻辑、战狼式一厢自嗨的狗屁文章,请深信我的忘年交、我十分尊敬的石鹏飞先生的金语——统一思想是专制,寻求共识是民主。

附:

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位中国教授把西方学者怼懵了……

张维为

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或者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D.Mansfield)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JackSnyder)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toFight:WhyEmergingDemocraciesGoto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整个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战争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18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

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

研究中心主任

选自《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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