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楚

TheNewSchool政治与传播专业硕士

俄亥俄大学新闻学专业学士

《财经》、《LENS》等杂志全职记者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读到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年7月写给肖勒姆（Scholem）信中的这段话时，我正在土耳其开往希腊境内岛屿Kos的船上。

这个夏天，灯塔学院的北京办公室落成，这次以研究难民问题为逻辑主线的欧洲航行，是创办灯塔之前，我的一个私人项目。

向导说，我们的航线从荷马史诗中英雄奥德赛返回故乡伊萨卡（Ithaka）时经过的海域穿过。传说中他从特洛伊回到故乡历经磨难，用了十年时间，但向导说，真实的情况是，这一路海景实在太美，奥德赛就在沿途的岛屿上逗留，有些乐不思伊萨卡了。

摄影/杨楚

然而，这并不是我来到希腊的原因。

我的行程和游客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阳光、沙滩、酒精、狂欢，一样都没写在我的行程单上，我的目的地是小岛中央一个少有人去的地方——Pyli，这里有希腊政府为应对难民问题而设置的热点（hotspot），从Kos进入欧洲的难民要在这里停留，提交避难申请、并等待审核结果。

荒无人烟的起伏山峦中，高高的铁丝网围起了一块封闭的区域，难民们被安置在一个个简易房屋里，如果装了窗户的方形塑料集装箱可以被叫做房屋的话。这里是封闭的，外来访客几乎不被允许进入，即使提供了有效的身份证件也不行。

摄影/杨楚

从Kos的港口开车到Pyli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而我们最终找到hotspot，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营地的位置没有被标注在地图上，即使当地人也只知道大致方向。我们只有把周边的岔路一个个试过来，开到没有路倒回来，换一个再试。最后，在一个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极不起眼的路口找到了路，那几乎不能称为路，只是大型车轧出来的一条蜿蜒狭长的车辙。

Hotspot巧妙地被山体遮掩，即便开到附近，也不会轻易注意到。我们靠着山体上一圈铁丝网确认了目标：一圈完整的铁丝网不会毫无缘由地出现在这样一片几乎无人到访的荒山。

摄影/杨楚

这样的安置，是今年2月一场三千多人参与的抗议之后的结果，当地居民不希望这样的hotspot建在自己家门口，他们认为，这样游客就更不会来旅游了。

从去年6月开始的难民潮，已经让这个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小岛经济受到重创。今年的旅游季，当地人希望这些外来者最好可以“隐形”，尤其不要被游客看见。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

我们在Kos住处的楼下有一间咖啡馆，店主Apostolos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几乎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坐在那里喝咖啡时，我开始和他攀谈。

摄影/杨楚

“你在这里有见到难民么？”

“有啊。去年的时候，他们住在我店周围的街道上。有个从叙利亚来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就睡在那个拐角，”他用手指了指店铺的一个角落给我看。

“我给他们找了几个大垫子，让他们晚上睡在我店里。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怎么能睡在大街上。白天的时候，会有难民来借洗手间，或者在走廊上坐着休息，我就会让他们来用，他们都会跟我道谢，也没造成任何困扰。”

“不过，有人把垃圾扔在地上，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不该这么做，为什么不扔在桌子上？他们就会捡起来，收拾好，还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嗯，我觉得啊，他们就是普通人，跟我们一样。你知道，他们的故乡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他们才逃出来到了希腊，那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摄影/杨楚希腊港口Piraeus至今仍在使用的难民营

Apostolos毕竟是少数派，对于多数岛民来说，帮助难民都成了有心无力的事情。游客因为难民潮而停止造访，岛民的收入与往年相比，收缩了六七成，旅馆、餐厅、街道、海滩四处都是空荡荡的，缺乏经济来源的他们，同样是无处可逃地绝望。

然而不只是在Kos这样受到巨大冲击的地方，在一些没受到明显影响欧洲国家，难民也不总是受欢迎的。

摄影/杨楚Idomini难民营

从去年的六月开始，“难民潮”就已经成为欧洲不能说的秘密，除了少数国家持欢迎态度外，从希腊进入欧洲的难民去往德国的路径——巴尔干之路——沿途多数国家有的关闭国境、有的暴力对待难民，甚至有警察和蛇头串通，洗劫试图私自越境的难民。

去发现这些被试图隐藏的秘密，就是我和其他8个同学今年夏天全部的行程。

摄影/杨楚Exo难民营

希腊与马其顿国境线上，一个刚被清空的难民营，我们被希腊的警察驱赶，“不许拍照片！如果你们再不离开，我们就抓人了！”；在一个库尔德人集中居中的难民营中，一个小男孩用不熟练的英文问我们，“你们去过德国吗？德国是什么样的？”

在塞萨洛尼基一个刚由大仓库改建的，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难民营，互相泼水降温的难民被一名NGO的工作人员严厉斥责，“你们怎么能把希腊人民给你们的水这么浪费！如果再不停止，你们斋月要用的冰箱就没有了”；在塞尔维亚的“难民”公园做志愿者时，我服务的难民教我用阿拉伯语说，“我从中国来”，巴基斯坦的小哥冲着我喊，“中国，巴基斯坦，好朋友！”

摄影/杨楚废弃的军用机场，希腊军方管理的难民营

在四处探访难民营，与难民接触的过程中，“难民”的形象在我的脑子立体起来，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标签，而是我遇见过的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希腊Piraeus港口安静喂鸽子的老人，穿上干净衣服在我的镜头前笑得很羞涩的小女孩，摆好pose要我拍照的小哥，交谈中递给我口香糖的大叔……

“难民”群体内部的多样化几乎就是一个微观的人类世界：十几二十岁的单身男青年见到异性时格外殷勤，聚在一起时，又可能一言不合就动手；人们会因为争夺有限的救助物资，而发生言语、肢体冲突。

摄影/杨楚马其顿关闭国境，希腊马其顿边境

而我们在使用“难民”这个称呼时，往往会抹去这种多样性，把所有的难民都假设成被动接受帮助的无力者。在这样的假设下，对于“难民”的期待就自然地成了，对帮助者感恩，顺从、不制造麻烦。

摄影/杨楚贝尔格莱德的难民公园，穿上捐赠衣服的小女孩

当然，这个假设自然是不成立的，依据这个假设做出的期待也是与现实错位的。任何抱有这种错位期待的人，最终可能会因为与现实的冲突，导致心理上的不适，比如我。

坦诚地说，这个夏天里，并不是所有经历都是愉快的：有些人的不当言行，曾让我有被冒犯的感觉；帮忙分发救助物资时，有人会多次领取，有的人会破坏规则插队抢领等等，也让我觉得不那么舒服；看到有难民帮助蛇头在公园当街拉生意，也很令人困扰。

在一次讨论中，教授对我的问题回应道,“人不是非要当圣人才值得被拯救。”（“Peopledon’thavetobesainttobesaved.”）

摄影/杨楚被用作临时难民营的柏林国际会议中心（ICC）

这个夏天，太多触动人心的时刻，密集地填满了每一天的记忆，有温暖，有难过，有愤怒，更多的是些难以形容的情绪，就是那种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后的百感交集。

回到最开头Kos的故事，你不能要求当地人在自己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影响后，仍然要无私地帮助、甚至善待难民，他们当然有理由把自己的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你也不能说，都怪这些难民来搞乱别人的国家和生活，滚回自己的国家去，毕竟追求安全、富足的生活是每个人本就享有的权利，这本无可指摘。

认识这样似乎无解的冲突，并思考解决方案是我们这次旅行的全部目的。

这次巴尔干的旅程中同行的9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新学院（TheNewSchool）国际事务方向的研究生。

我们的项目，是学校国际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FieldProgram，IFP）的一部分。这个项目设立的初衷，是让学生深入田野，对国际事务有更深刻地认识。每一年，根据热点会确定不同的田野。

今年的运作的项目有古巴、南非、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哥伦比亚，每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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