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严酷压迫时人们如果各怀私心，一盘散沙，就无法冲破重压去实现自由事业，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这就是圣雄的精神。

“好望”降临好望角：

“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文

秦晖

文章原载《南非启示录》

秦晖著

曼德拉与南非奇迹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说，年内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是卢旺达的大屠杀与也门的内战，然而仅仅半年以前，如果有人举出也门、卢旺达与南非三国，问哪一国最可能发生内乱？也许绝大多数“观察家”会说是南非。

的确，与单一民族的也门、优势部族统治的卢旺达当时的相对平静相比，南非那时正弥漫着一片血腥味，自年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暴力、残杀愈演愈烈，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博伊帕通惨案、西斯凯惨案、博普塔茨瓦纳冲突、夸祖鲁流血事件，黑人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因卡塔自由党领袖布特莱齐威胁要发动“起义”、白人右翼组织则宣称不惜搞“新的布尔战争”，而黑人激进派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则仍在炸饭店、杀警官。尤其是年4月南非共总书记哈尼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南非局势几乎失控，处在内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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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祭

的确，比起现今世界上所有热点地区来，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间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是无与伦比的，白人对黑人的多年种族主义统治，时间之长，创伤之深，堪称世界之最。南非黑人各部族对白人的反抗，从传统的部族起义到现代的解放斗争，其牺牲之惨重也是世界罕见的。尤其是黑人中的祖鲁人与白人中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的较量，史称“血河之战”，其惨烈程度已使它成了积淀在黑人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许多事件，包括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的建军日，都选在“丁干日”即血河之战纪念日——12月16日（丁干是当时的祖鲁王）。当代白人的南非统治者与黑人解放组织间，也有着从年沙佩维尔惨案到年的哈尼遇刺的笔笔血债。至于现实生活中黑白之间的贫富悬殊和赤裸裸的不公正，更是随时会给人以强烈刺激。

尤其是南非“黑白冲突”的双方都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在整个非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南非白人中占多数的族群荷裔南非人(布尔人）是黑非洲最早的白人移民族群，由于其母国荷兰很快衰落，他们很早就失去了母国的依恃，三百多年来在非洲落地生根，从社会发展、语言直到心理状态都已特性化。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中，他们是唯一不自认是欧洲人而自认是非洲人（所谓说“阿非利卡语”的“阿非利卡人”）、不自认为是移民而自认为是土著的族群。他们中几乎没有持母国(如果荷兰还能算是其母国的话）护照的，这与英、法、葡、比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大不相同。由于“没有退路”，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显得特别顽固，不仅敌视黑人，而且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客居非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及其宗主国、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宗主国影响的国际社会，都怀有极大的戒心，并因此而长期发展出一种类似犹太人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和集体意识，特别关心政治，势衷于政党活动，这在政治参与高度发达的欧洲也是罕见的。同时，由于布尔人或阿非利卡人在传统上是农民（农场主)，总体文化、技术水平不如英语白人。他们多构成蓝领白人或“穷白人”群体，一旦与黑人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的地位远不如英语白人更有把握。因而他们也特别难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而黑人的根在南非当然更是不可置疑，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布尔白人自称阿非利卡人而称黑人为“班图人”，黑人也自称阿非利加人（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名即由此）而称白人为殖民者。双方都以非洲人自居而否认对方的非洲人资格，这也是“南非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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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冲突中被奴役的非洲土著

除了“黑白矛盾”之外，南非黑人内部与白人内部的裂痕之多之深，在非洲也是少见的。如果人们不是像观赏大熊猫那样去“观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史，就会看到它的不那么浪漫的一面。在非洲被“凶残的白鬼子”贩卖到大洋彼岸受尽苦难的一亿黑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被白人俘获，而是被他们的酋长或“猎取”了他们的敌对部落卖给白人以换取小刀、玻璃珠之类玩意儿的。南非也不例外，部族冲突与一盘散沙式的局面由来已久，尤其是那慓悍善战的祖鲁人，历史上不仅是抵御白人殖民者的中坚，也是其他黑人部落的克星。就在与白人的“血河之战”前夜，祖鲁王国还刚刚在持续13年的姆菲卡尼战乱中扫荡了南非东部的大批部落，在该地区的94个黑人部落中的50个被毁灭或被兼并，20个逃离家乡远徙他方，还有些逃到开普殖民地成为白人的劳工。以至于布尔人来到时这些地方已人烟稀少，有虚可乘。在被白人征服后的年代里，黑人部族间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祖鲁人与科萨人、斯威士人间的纠纷更为突出。白人政权乘机拉此压彼，大收渔翁之利。臭名昭著的“黑人家园”之长期存在并在此次民主进程中还能提出其利益要求，不仅仅是因为白人的阴谋诡计，也是某些黑人部落传统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

除了部族间矛盾外，以民主政治为原则的现代黑人解放组织与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部落势力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除了体现黑人社会内部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外，随着解放组织掌权的前景日益明朗，还逐渐具有了国家政权与部落自治倾向间矛盾的性质。最后，各黑人解放组织之间因意识形态、权力分配间题而产生的党派利益冲突也久已存在。在南非全国性解放组织中，非国大相对温和而具有族际主义色彩，泛非大更为激进而强调黑人民族主义，南非共作为最初从白人中起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前二者各有异同：它既有激进的意识形态，又主张族际主义。此外，比泛非大更激进的还有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等。这些组织的群众尤其是青年成员曾多在80年代屡有武斗，甚至各自在其国外基地设立的集中营里关押对方成员，言论上的互相攻击更不在话下。

黑人中的种种冲突集中体现为非国大与因卡塔之争。因卡塔领袖、祖鲁酋长布特莱齐原是非国大著名活动家，因不满非国大的暴力抵抗战略于七十年代退出非国大另起炉灶。作为南非黑人中最大、部落传统也最浓厚的部族，祖鲁人既代表了部落时代黑人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又是现代化进程中较为保守的势力。本来在非国大前期历史中，“祖鲁精神”一直是其重要的心理资源。其首任主席杜比牧师和50年代的主席、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黑人领袖卢图利都是祖鲁酋长出身，非国大选择“丁干日”建军也显示了对这种资源的重视。但作为祖鲁部族与夸祖鲁黑人家园政治组织的因卡塔的出现，加之七十年代以后非国大主要领袖曼德拉、坦博、西苏鲁等均非祖鲁人，便给人以非国大与祖鲁人对立的印象。白人当局利用因卡塔的保守色彩，给予暗中支持，使它成为黑人家园政治组织中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党。因此非国大与因卡塔的对立可以说是集中了“黑白矛盾”、黑人诸部族间矛盾、激进党派与保守党派的矛盾、黑人解放组织中现代潮流与部落传统的矛盾、中央政府与黑人家园自治倾向的矛盾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难于化解的。早在民主进程开始前的80年代，双方支持者就在祖鲁人聚居的纳塔尔省频起暴力冲突。民主进程开始后，因卡塔改名因卡塔自由党并宣布向全国各种族开放，它与非国大的冲突也很快扩大到纳塔尔以外，尤其是祖鲁族流动劳工集中的约翰内斯堡等南非政治经济中心地区。

艾伯特·约翰·卢图利(AlbertJohnLutuli)(-)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黑人解放运动领袖。因提倡甘地式的非暴力斗争，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南非白人中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也有宿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在所谓“文明的白人”间发生的战争中以野蛮著名，英军大搞“三光”政策，大片地区的布尔平民被关入集中营，村庄夷为焦土，2万多布尔人妇孺在集中营里被虐待而惨死。人们至今犹有余痛。但另一方面，英裔在种族问题上远比阿非利卡人开明，而半个世纪以来南非一直是后者当政，并推行所谓反“英国化”政策，英、布之隙与“黑白矛盾”相交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南非还有有色人（混血人）、印度人等问题。在当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众多积怨极深的种族、民族与部族同处一国，时逢世纪之交的空前剧变，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开放，从事实上的一党制（南非虽实行西方政体，但由于英裔的客居心态和布尔人的特殊的集体危机感，自年以来实际上一直是布尔人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多党民主，不久前的阶下囚如今一举掌权柄。而所有这一切又恰恰发生在南非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和连续三年国民总产值下降的严峻背景下，这怎能不令人捏一把汗呢？如此危机之中而求返乱为治，似乎只能靠奇迹了。

奇迹来源于和解

就在南非大选前20天，夸祖鲁地区动乱还在加剧，几天内有人死亡，因卡塔与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选并发出武力威胁。人们纷纷恐怖地谈论“非洲的波黑”。然而这时南非的政治气候已悄然由阴转晴：在非国大与国民党的努力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祖鲁人中拥护大选的人也不断增加，布特莱齐实际上已是嘴硬手软了。这时曼德拉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去橄榄枝，在拒绝实质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时作出了承认祖鲁王地位等让步姿态，布特莱齐也心领神会，在最后时刻作出了参加大选的决定。于是：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大选前几乎是戛然而止，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个大选过程也出人意料地严肃、平静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对大选结果的一致承认，都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这划时代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非国大与国民党这一对老对手都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成功。非国大得票率达62.5%，超过事前各种民意测验的54%-57%，国民党得票率为23.9%，也超过了事前测验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则低于事前预计。可以说，大选的结果是：曼德拉赢了，而德克勒克也没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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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中的曼德拉

大选之后一个月内，曼德拉总统已就职，新内阁已建立。约翰内斯堡股市行情大涨，国外对南非经济前景看好，投资意愿增加。继年年底南非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之后，当年经济又进一步好转。

总之，作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尽管她的成长过程可能多灾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出世，已堪称奇迹。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剧变中经受不住震荡而解体、以致出现内战的有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与原捷克斯洛伐克三个“红色联邦”；民族压迫结束后各解放组织或各部族即互相火并、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两个近邻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冲突或地域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以及亚洲的也门等；由一党制向多党民主过渡中出现权威真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国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帮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临波黑、卢旺达等国，又怎样保证南非的种族和平?

各方力量相对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一个原因。但“不可迫降”并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还少吗?

用旧制度的危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良心所向来解释这一切更属空洞无力。旧制度的危机可能导致“破旧”，但未必能导致“立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所忌讳而却发生了的事太多了。至于说民心所向，那么当时南非社会上各种激愤情绪的民意基础并不亚于理性。可以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南非得以免于内乱，多亏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说也有布特莱齐一份，尽管较为次要）的个人理智。法国《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选前夕说：“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动中发生崩溃的唯一假设是：曼德拉遭暗杀。”一个路透社资深记者从波斯尼亚赶到南非采访大选后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双人舞虽然跳得很艰难，但他们给南非带来了希望。波斯尼亚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这就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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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WillemdeKlerk，年3月18日－），南非共和国政治家，该国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任白人总统，也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推手。

人们可以把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比之于英属印度的甘地与蒙巴顿。应该说，前两个所表现的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比后两人所表现的更为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比较仅限于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层面。

世人多以新印度归功于甘地，实则蒙巴顿亦有造于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顿更难得的是：蒙巴顿只是把印度交给了甘地们，而德克勒克则不仅把南非交给了曼德拉，而且还要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当然，同时也是政敌）同他合作建设新南非。蒙巴顿只是代表宗主国为其不光彩的殖民统治史赢得了个光彩的结尾，而德克勒克则作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结束不光彩的过去的同时，开创了光彩的未来。

无疑，德克勒克作为“无路可退”的阿非利卡人的代表，在说服自己的选民顺应历史潮流、纠正以往的错误时要比蒙巴顿克服更多的困难。但历史会证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势力卸除罪恶历史的沉重包袱外，不会失去他们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南非种族和解进程开始前夕，国民党与阿非利卡人中的一批开明派曾退党并另组民主党，主张顺应时势，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结果应者纷纷，很快成为当时议会中第二大反对党，对国民党的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和解进程开始后，由于德克勒克采取主动，不仅接过了民主党的主张而且加以实践与发挥，从而不仅稳定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得到了英裔白人日益明显的认同。民主党却因提不出更新的纲领而失去吸引力，影响趋于下降。

当然，目前的南非政局属于过渡性质，可以设想随着过渡的完成，白人政党的地位也许会再有所下降，甚至成为在野党。但无论如何，她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将高于(比如说）史密斯白人政权结束后津巴布韦政坛上的白人力量。正如德克勒克在大选后所说：没有非国大的同意，他再也无法统治了。但同样，“没有人民以及我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历史也会铭记德克勒克个人在建立这样的体制方面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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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

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8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28年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而是在胜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们往往不敢反抗那只准拥护的政府，而同时又不愿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府。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毛病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够有“见坏就上”的勇气，或者有“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难得的，同时具有这二种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贵的，正是这种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既敢反抗一个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的这样一种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够阻止复仇主义灾难、恢复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的，可以说只有曼德拉。当然图图、德克勒克等人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当哈尼遇害后在电视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与冷静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谴责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义者并支持警方予以处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对派并声称“如果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你们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

正是曼德拉，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组织在过去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犯过侵犯人权的过失，并主持非国大成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本组织在国外设有集中营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事实证明，这种坦诚的态度不仅无损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国大的声望，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难得的。民主进程的这几年恰逢南非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不景气，国家在经济困难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声载道。作为反对派的非国大完全可以全力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况非国大传统经济纲领本来就是不以市场经济为然的。但曼德拉在审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后认定了市场经济是方向，因而除了抨击现存经济制度中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内容外，对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没有作更多的批评，反而一再表示要继续这一基本方针，留用现政府全套经济班子并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时放弃了非国大经济纲领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贵之处。

总之，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焉。

然而问题当然没有到此为止。前面说过，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险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君固材矣，奈国人之不信何?”

那么国人凭什么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一些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可见其中又非仅理智而已。应不应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启示于此值得玩味之处尚多。

理智与道义

如前所述，过渡期的南非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是因为“人民信赖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或者说，人民虽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

那么，政治家为什么能够表现出理智?识者云：因为他相信理智。这自然不错。然而在那样一个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他相信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所以更确切的回答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除了表现出理智外，不需要表现出别的——他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道德形象，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奋斗生涯得到了充分表现。他已无需“哗众”就能“取宠”。

而人民又为什么信赖政治家?识者或云：因为人民素质高，所以接受了理性原则。或云：因为人民素质低，所以只能唯领袖马首是瞻。也许二说各有所据。但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政治家身上除了看到理智之外还看到了别的——社会公正与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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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

就曼德拉而言，他在危局中之所以能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理智，当然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曼德拉所在的非国大在年成立（时名土著人国民大会）时本是以温和、改良、合法反对派的形象出现的，并在此后30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形象。但是，由于南非白人当局的不理智和残酷镇压，致使合法反对派运动受挫，人们对改良失望。因而从其第二代领袖开始，非国大趋于激进化，开始进行非暴力但却是不合法的反抗。第三代领袖则成为武装斗争的倡导者。曼德拉是这代领袖中的代表，他于50年代初就首先建议组织武装从事暴力反抗。年沙佩维尔惨案后南非实行紧急状态法，非国大被迫转入地下并实行“M(曼德拉的第一个字母）计划”成立以曼德拉为首任司令的“民族之矛”武装。年10月，非国大主席、祖鲁酋长卢图利因长期倡导非暴力主义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仅两月之后，“民族之矛”就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非国大从此走上了暴力斗争之路。

但由于非国大非暴力主义传统的影响，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出发点与当时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激进组织泛非大及其武装是不同的。前者以“多种族主义”即种族平等为目标，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统治(既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后者则主张“非洲主义”，要求多数人统治（即黑人统治）。

由此又带来两者武装斗争方式的区别：非国大主要袭击官方建筑物与军事、经济设施，避免杀伤“软目标”（人），以唤起白人良知、逼迫当局妥协；而泛非大则着重袭击人员，杀伤警察、密探和“黑奸”—为白人当局效力的黑人，其著名口号是“一个殖民者，一颗子弹”。从这一点来说，曼德拉本质上仍然是个非暴力主义者和种族和解主义者，他后来的政治理智与和解政策有其思想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谋略改变。

然而非国大的激进化仍然引起了其内部“保守主义者”的不满。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就是其代表。他于年出任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后便退出了非国大，并指责非国大的“革命”与“反部族传统”倾向，甚至视非国大为恐怖组织。同时他也反对白人当局推行的“黑人家园独立计划”，反对剥夺黑人的南非国籍，坚持夸祖鲁是南非的一部分，拒绝“独立”，主张通过温和改良把南非变成一个各部族自治的联邦，同时与白人政府保持合作。年他建立了以弘扬部族传统为宗旨的祖鲁人政治组织“因卡塔”（祖鲁语，意为“民族文化解放运动”）并任主席，后来又以因卡塔为主，联合坎瓜内黑人家园“因扬扎民族运动”、有色人工党、印度人改革党等组织组成南非黑人联盟，在全国范围内打出保守主义旗帜，从而把祖鲁人从杜比、卢图利时代的“亲非国大”部族变成了反非国大的部族。

无疑，如果仅从思想渊源而论，把和解、妥协、非暴力之类的概念归于之布特莱齐恐怕要比归之于曼德拉更为合适，更不要说“弘扬传统”了。即使就非国大本身而言，祖鲁贵族出身的杜比、卢图利两代非国大领袖的非暴力合法斗争衣钵传人究竟是其后辈同胞布特莱齐还是出身科萨人的“激进分子”曼德拉，也是不难回答的。然而实际历史进程却不无讽刺意味：从暴力与动乱中拯救了南非并为民主与种族和解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是曼德拉。继卢图利之后接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也是曼德拉。而布特莱齐在这一进程中的形象却常常咄咄逼人，强硬异常，甚至在南非黑人联盟解体，其成员组织大都参加了和解进程之后，他仍率领因卡塔抵制这一进程，并与白人极右翼结成联盟，以暴力相威胁。当人们从那时的电视新闻中频频看到传统装束的大群祖鲁武士全副武装地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时，很难把布特莱齐看作是和解精神的化身。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和解进程是理智与道义的统一，“和解”、“妥协”与“非暴力”这些概念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们不仅意味着以柔克刚的斗争技巧，而且意味着社会公正的恢复。而布特莱齐也许可以自诩为“理智”上的先知，却不具备曼德拉所具有的道义凝聚力。因此当一个充满变数的危机时代来临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像一般街头政治家那样走上了“哗众取宠”的道路，以戏剧性的言行来增加自己的卡里斯玛魅力。以至于这个一向指责别人有“革命”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到了多种族大选的前夕却说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如果这（武装起义）是我领导的人民通过急流险滩的唯一选择，那么我就选择这条路！”

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

曼德拉与布特莱齐在和解进程的4年中都多次提到他们的前辈艾伯特·卢图利，作为非国大主席，他是曼德拉的前任，作为祖鲁族酋长他是布特莱齐的长辈。而布特莱齐比曼德拉更经常地提到他，这是毫不奇怪的。

因为从思想形式看，他与布特莱齐相似之处更多。卢图利与曼德拉从年分任非国大主席与副主席之职以来，在斗争策略上始终存有分歧。卢图利终生坚持非暴力主义，直到年去世，他一直与“民族之矛”保持距离。祖鲁族之脱离非国大激进化路线正是从这时开始的，而后来布特莱齐与非国大的决裂则是这种趋势的发展。

然而在人格形象上，卢图利却与曼德拉相似，他们都因长期为社会正义呐喊而受到迫害，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年卢图利支持“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当局撤消酋长之职，从那时起，他先后两次被关押共一年半，三次被禁止旅行和参加集会共9年，并被软禁和剥夺言论、行动自由4年，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反对当局的种族压迫，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

很难说卢图利如果活到70-80年代他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黑人武装斗争路线发生冲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非暴力抗争是黑人运动的主流，因而他与曼德拉虽然思想有分歧，受迫害的程度有别，但他们都具有“圣雄”般的人格形象，具有超越部族的人格魅力。而布特莱齐却具有“一帆风顺”的官方经历：年任部落酋长，并辅佐祖鲁王理政；年任祖鲁族大酋长；年为祖鲁地方当局行政长官；年起任夸祖鲁首席部长。尽管他并非唯当局之命是从，但至少到年时当局从未为难过他。他的形象主要是在与非国大的对抗中树立的，这与卢图利自不可同日而语。

从学理上人们也许更重视思想上的分歧，然而在南非过渡时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格形象似乎比思想更重要。卢图利的政治理念，不是由与他思想相近的布特莱齐，而是由与他人格相似的曼德拉实现的。在不少转型期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如果仅从其思想看，人们不难批评他反对工业化、主张自给自足、禁欲主义……等等，然而不是他的这些思想，而是他的人格力量在现代印度的创建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捷克总统哈维尔对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与市场经济都持有极为尖锐的批判态度，然而正是他作为公正象征的人格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捷克摆脱旧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议会政治转轨的进程。

卢图利、曼德拉、甘地、哈维尔他们在思想上五光十色，但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圣雄”(mahatma）这个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意为“伟大的”，人格伟大而不是权势强大，的确是圣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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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

与此相反，人格伟大而又权势强大的是“圣君”，如伊朗的霍梅尼。他们也在反抗压迫的历程中表现出人格魅力，然而却不具有宽容精神。一旦成功，神化的人格便转化为神化的权力，从而成为新的压迫者。人格不高但权势极大的，即《三国》中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纯粹“权力精英”意义上的“英雄”，我们也不陌生。尤其是人们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厌倦之后，对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镇制力量”更来了兴趣。人们认为，在一个历史积怨很深而人民文化素质又较低的社会里面临转型危机时，需要这样一种理性而保守的“新权威”来防止社会无序化，抵制“革命崇拜”。

这些说法也许在理论上颇令人入胜，然而在南非，我们却看到了一幅不太符合上述设想的图景：一直反对“革命崇拜”的布特莱齐在转型危机到来时大谈“起义”，作为“现实主义镇制力量”的南非当局面对社会失序一筹莫展。而曼德拉这个“激进分子”，正是靠了其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格感召力，成功地以道义呼唤理智，使得他当历史出现理性变革的机遇时，反而比一直反对“革命”的布特莱齐更有能力制止“革命”的发生，达成和解、妥协、分享权力的“大团圆”式结局！

当然，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的成功，犹如没有蒙巴顿就没有甘地的成功一样。不过，前者的可贵也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对后者实行“镇制”上。

老实说，在非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南非那样存在着如此深厚的“革命”土壤（关于这一点，看看南非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便可知道），存在着如此复杂的历史创伤和利益冲突，结束了白人统治之后的南非如果避免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式的悲剧，如果人们为此应该感谢谁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感谢圣雄曼德拉呢，还是应该感谢保守主义者布特莱齐？这该是不难回答的问题吧！

圣雄·英雄·枭雄

曾经有人声称现代政治不依靠英雄。的确，作为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时应该是不依靠英雄的。然而缔造这样一种制度的过程需要“英雄”吗？这就看我们怎么定义“英雄”了。如果是像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英雄”，那恐怕是靠不得的。而像曼德拉那样代表了公平、正义的道德感召力的“圣雄”，则有之诚幸莫大焉。

“圣雄”们（无论其意识到与否）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他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当然，这并不等于褒奖自私——以防止专制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然而，在面对严酷压迫时人们如果各怀私心，一盘散沙，就无法冲破重压去实现自由事业，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这就是圣雄的精神。

同时，当一个社会原有的权威整合机制已经失效，而新的民主整合机制又未建立起来时，他靠什么避免无序呢？恐怕很难指靠对“革命崇拜”的谴责（我并不是说这种谴责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从逻辑上看，要解决这个难题无非只有靠社会上原有的非主流组织资源，以及道德凝聚力资源，而在前一种资源缺乏时，后一种资源就尤为重要。如果两种资源都没有，那么无序状态和人们所害怕的“暴民政治”就难以避免。——我们不要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暴民政治”并不是只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才能煽起，他完全可以表现为毫无理想色彩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在非洲的索马里等国，不就是这种状况吗?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革命崇拜”是不需要或不值得批判的。但问题在于，在许多情况下“革命”的有无并不是个学理问题而是个情势问题。

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年2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不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来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一直宣称二月革命也像十月革命一样是他们领导的，这不符合事实，此不详论。)所以，“革命”当然不值得“崇拜”。但如果认为你不“崇拜”他就不会有“革命”，或者像阿Q那样宣布一声“我革命啦”他便从天而降，说句“杀革命党，好看！”他便离地而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情势使一场“革命”降临人间，那么他是为华盛顿、甘地、曼德拉那样的人所左右，还是为萨达姆、阿明乃至南非泛非大那样的势力所左右?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势下能决定这一点的恐怕不是谁在学理上更正确，而是谁拥有更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正义凝聚力。就南非而言，曼德拉在这方面本不具有先天优势：他所在的部族并不像布特莱齐所在的祖鲁族那样代表了土著南非人当年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但是，他以其为黑人解放不怕把牢底坐穿的奋斗经历，以及在奋斗过程中体现的牺牲精神、实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使南非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南非祖鲁人（如同我们在夸祖鲁地区的政治风波中所看到的）把他视为正义的象征，因而也就愿与他一起以理智的、妥协的方式实现南非的和平转折。而如果曼德拉当年不为正义而战，南非并不会因此便没有黑人解放运动，只不过这场运动很可能便由泛非大那样的复仇主义者或“打倒”派唱主角；南非目前的妥协局面也就更难产生而已。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受诅咒的。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在年末马弗京代表大会上曼德拉从非国大主席之位上光荣引退之时，新南非经过三年多的治理已经初步崛起，“好望”终于降临在好望角，也许还不仅降临在好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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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南非启示录》

秦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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