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与书同行

编者

即将挥别年，太多的难忘，太多的不舍。

这一年，《读书》副刊与您一路走来。我们曾在猴年春节的锣鼓声中许下心愿，致敬“不负阅读的黄金时代”，我们努力辨识鲁迅先生的精神地图，向长征路上不灭的理想献上无限敬意；我们一同寻找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思想，珍藏思想之美的吉光片羽，我们侧耳倾听远方的灵魂，与当下中国同频共振、携手前行。

书山有路，那是阅读之美与阅读之趣的通途。年终岁尾，4位《读书》副刊的编辑献上自己的推荐书目和阅读体悟，让我们以“读书人”的方式向年说“再见”。

惟愿，新一年的阅读路上，我们与书香相伴同行。

春节：

“趁春节读本书”专版，推荐适合春节期间阅读的书籍；

猴年专版，推出关于猴的书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生物科普等各个领域，全面认识关于猴的种种。

世界读书日：

推出三篇“任艺萍”系列文章——《不负阅读的黄金时代》《回归深阅读》《读书何为》

世界环境日：

关于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主题的书籍专版

6月底：

推出“纪念建党95周年专版”

5—8月：

为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推出“品读经典·重读鲁迅”专题

9月：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丝路研究主题的书籍专版

7—11月：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推出“品读经典·长征”专题

《我们的中国》

李零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山河读出的思想地图

杨雪梅

李零的《我们的中国》无疑是年大家不得不读的书。

以“中国”两个字为题目的图书近些年忽然多了起来。许宏的《最早的中国》与《何以中国》先后出版，梳理了二里头文化吸纳汇聚多元文化最终形成最早的“中国”的原因；葛兆光也写了《宅兹中国》一书，也是试图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李零在《我们的中国》的自序中更是直言自己竭40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研究古人对于中国的表达，研究历史地图上的中国。

不过，我最喜欢的却是他所写的关于自己的家乡山西的文字，更直接地说，是喜欢他写长治、上党以及太行八陉的那些文字。因为那也是我的家乡。他说，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请先从了解你的家乡开始。

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家乡吗？这要看怎样才算得上是了解。你心中是否有一个坐标体系，把自己的家乡放在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中打量？只有把空间的要素加进来，时间才会变得生机盎然；只有把时间的流逝放进去，空间才会有自己的穿透力。

比如他经常提到的中国北方有三条线，35°线是王都线，从宝鸡到岐山、到咸阳、到西安、到洛阳、到偃师、到郑州再到开封，一线排开，全是古都；而38°线则是华夏御北的第一道防线，包括石家庄、太原、榆林和银川；41°线是长城线，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是华夏御北的第二道防线，京包线上的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在其上下。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家乡放在这几条线上观察？

我经常穿越的太行山，在我的眼里只是峭壁林立的大峡谷，而在李零眼里就可以看出这三条线，他可以根据这三条线，把太行山分成三段，这样著名的太行八陉就很科学地分为南三陉、中二陉、北三陉。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太行当然也要横着看，于是他看到了太行两侧的水、路、城，看到了墓葬、寺庙、关隘……从地理上的地图，他又看出中国的学术发展地图是东学西渐，先秦的很多思想是山东传河南、再传山西、再传陕西，然后才有了第一次大一统。

只要提及太行八陉，自然就会提到上党，因为它高踞太行顶端，与天为邻，故称上党。这里关山险固，既可自保，又可东顾临汾，北攻太原，实乃用兵之地。古人把太行山比作天下的脊梁，而苏东坡说，“上党从来天下脊”。上党，我生于斯长于斯。

浊漳河是上党最大的一条河，看了他的书我才知道，漳水分清漳、浊漳。二水在河北涉县南端一个叫合漳村的地方会合，向临漳方向流。临漳我是知道的，因为它的西南有邺城，是曹魏的首都，而邺城南面是安阳，安阳有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首都……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看自己的家乡，已经可以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和历史的烟云联系起来了。而以前，我只会讲长平之战……

李零对家乡的爱发自肺腑。他强调的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说我们可以把山西看作一个由两条直边和两条斜边组成的平行四边形，好像一颗晶体结构分明、切割整齐的宝石，镶嵌在中国大地，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中条、王屋，北有管涔、恒山，黄河绕其西侧和南面，真是表里河山。

对，表里河山。它不需要来和其他地方划分界线，因为它的山河天然地将它与别人区别开来。

当然，一本书是否吸引人，还要看他的文字是否有特点，李零的文字是让人过目不忘的。比如他讲到在春秋战国，人的姓氏本来是根据母系认定的。在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秦国是母系认定。只有母亲是秦国人，在秦国出生，才算秦国人。但到了战国时期，就混乱了，出现了许多外来人口和客卿。说到某个人时，就得说他的祖籍、出生地以及居住地了。古人有以封地和居住地命名氏的习惯，住的地方换了，氏都跟着变，于是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氏。商鞅祖籍是卫，后来在魏国、秦国当官，所以人们既称他为卫鞅，又称为商鞅。先秦诸子流行游学游宦，而流动的走向是大国。李零说现代知识分子都是流浪者，康有为有个印章，说自己“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傅斯年也说自己“四海为家，六亲不认”。

不错，我们现在看见的历史都是简化的，真实的历史其实是一笔一笔的糊涂账。历史学家满足于自己的快刀斩乱麻，短平快地把历史裁剪成现在的样子了。偏偏我们不满足于这样的框架，希望可以通过考古、通过自大的行走来添枝加叶，来偷窥其背后的故事，这其中的乐趣，这些年是让李零“得意忘形”的吧——当然，“得意忘形”是褒义词，因为只有忘记了它原本的固定的形状，笔下才会有历史的大开大合，有了然于胸的意境吧！

让我们打开地图，轻舒慢卷，从右往左，从上往下，看一看自己的家乡在辽阔的世界处于什么格局，再想一想历史上它的波澜壮阔……

《爱与黑暗的故事》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为疏离的世界撒下诗章

任姗姗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本自传体小说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我一行接一行读下去，从客厅沙发到床边，从公交车座椅到书桌旁，直至合上书页的那一刻，从心底涌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仿佛这叹息才是阅读的终点。

阿摩司·奥兹，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当今希伯来语作家中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一位。《爱与黑暗的故事》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以近30种语言的译本在全世界流传。奥兹多次到访中国，他的作品受到众多中国当代作家的钟爱，《爱与黑暗的故事》被莫言誉为“一个人的圣经”。

这是一个“我”的家族三代人的故事，汉译本接近50万字，62章。“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的所有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奥兹在中文版前言中如是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幸的家庭”。上世纪30年代，“我”的祖父母从波兰和乌克兰移民到巴勒斯坦，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他们开始建设新的家园。父辈对欧洲怀着充满了失望的爱，他们信仰“知识”，在学术上全力以赴地劳作，以期排除人们心中流亡的沼泽。而“我”从小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后因母亲自杀而离开父亲，在基布兹接受“新人”的教育，始终徘徊于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近百年来，“我”的犹太家族一直生活在火山口下，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相同的命运号码牌，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被历史和时代挤压。父亲可以读16种语言，讲11种语言，母亲可以讲4到5种语言，但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目的是让“我”避免被欧洲诱惑。父亲总是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后是我们，犹太人。”一个又一个苦涩的悲哀、失落的单恋、纠结的迷茫，都证明了不幸的家庭有着相同的不幸——这是一个民族的悲怆与沉思，它与世界的疏离已经延续了两千个“无光之年”。

奥兹的讲述让你不知不觉走向深处的谜底。“我”的家族故事，就像一幅被打散的拼图，奥兹拿起一块来说一说，放下，接着拿起另一块。慢慢读下去，我的脑海中那幅以色列人的生存图景便渐渐有了清晰的模样。奥兹的语言质地纯净、节奏分明，字里行间是一种摒除了苦涩的淡然和超越的灵性，浑然一体，犹如天成。这里面当然有译者难以磨灭的功劳。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爱与黑暗的故事》如同一张门票，带我们通往亚洲大陆另一端那个民族那个国家的隐秘之地。中国读者对这个以色列家庭的故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关于亲情的依恋、知识的尊崇以及沉重的民族命运，我们似乎有着相似的文化记忆与生命经验。“这便是我相信文学乃人类沟通之桥梁的原因所在，我相信好奇能够成为一种道德力量。我相信，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对他者的想象，不仅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商人，或是更好的情人，还能成为更好的人。”奥兹在一篇答谢词中曾写道。

是的，在一个又一个技术浪潮奔涌而至，人的智慧和力量不断被彰显的今天，狂热与盲信依然如鬼魅般四处游走。一幕幕恐怖袭击、种族冲突制造的人间悲剧不断提醒着我们：科技与经济固然将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无法解决心灵的疏离，爱与黑暗依然相伴而行。奥兹在这本自传里写下的，正是一个民族献给世界的心灵诗章。

《华夏饮食文化》

王学泰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万千滋味一杯茶

张健

吃茶寻常事，门道却很深。我虽也天天泡一杯茶，正襟危坐，其实于茶文化却未窥门径，只晓得茶分多种，各有各的吃法，对于茶具、用水、品茶程序，都颇为讲究。什么烫壶、温杯，高冲、低泡，观色、闻香，一整套下来，不啻一个艺术化的仪式。性急之人吃不得茶，他会在沏茶的过程中急死，能这样子一整套做下来，最后却只啜一两口的，都是些雅致而有闲的人。“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夜雨过后，杏花飘落，展纸研墨，当窗品茗，这是一种艺术化的境界。茶，与诗、酒、琴、棋一样，变成了一个摆渡的舟子，把人的精神渡往一个高出俗世、不染风尘的地方，使人的情感获得慰藉。所以，茶是中国文人的心头好，他们不光品茶，也爱写茶，留下了很多有名的茶诗茶论。

最典型的是《红楼梦》。“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有人统计，《红楼梦》中写茶的有多处，其中指名道姓写到的，有“六安茶”“老君眉”“暹罗茶”“普洱茶”“枫露茶”“龙井茶”……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目的“漱口茶”“醒酒茶”。妙玉是大观园中的品茶高手，她自有一套品茶理论：“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径直以数量来取高下，我每次暗自比照，都感觉惭愧有加。妙玉沏茶就更见境界了，她用的是玄墓蟠香寺里梅花瓣上的雪，收在鬼脸青的花瓮里，埋在地下整五年，才拿出来沏茶用——所以，吃妙玉一杯茶，端的是不容易。

在中国古代，像妙玉这般品茶的着实大有人在，他们多集中在士大夫阶层。这些人衣食无忧，志趣高雅，轻视声色犬马，偏爱松竹兰菊，且喜欢“长日清谈，寒宵兀坐”。这大概是一群不怎么求仕进的人，但他们又确实具有高出一般人的文化素养，不仅于茶艺很是讲究，在琴棋书画、焚香博古等方面也往往颇有心得。这些人声气相通，礼尚往来，逐渐涵养起了一种以恬淡情调与精致品味为标志的茶寮文化。

但普通百姓是入不了名流雅士的茶局的，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吃茶法，那便是求一个简单与爽快。“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本来就是老百姓的身旁物与老朋友。人无论贫富，客不分南北，只要愿意，都可以坐下来吃杯茶、叙叙旧，茶社茶馆因而遍地都是。《儒林外史》中说，单南京一城，茶社便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以前“茶楼酒肆”就是市井社会的别称，泡茶馆则是老百姓消磨时间的大好方式，即便走州过府的落魄游侠，也常常钻进茶馆，对着茶博士喊一声：“吃个泡茶！”现在，情况似乎起了变化，茶馆成了高消费的标志，至少在北京，敢在茶馆里对服务生喊一声“来壶好茶”的，都是些比较有钱的主——寻常百姓早不登茶馆的门了。

不同地方的人吃不同的茶，且各各吃出了深厚的文化，这方面堪与伦比的是酒。茶与酒像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个取之于叶，一个取之于果，一个饮之让人安心静神，一个饮之让人热情奔放。有人说，东方文化有茶的特点，西方文化有酒之色彩，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么说的。尼采曾比较过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影响，结论是酒神精神更为本源因而更为重要，因为它所喻示的解除束缚与情感释放，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其实，酒对中国文化艺术同样影响不小，但是相较而言，中国人总体上含蓄、内敛的性格，终归是茶味较酒味更为浓厚一些。

无论是茶，是酒，或是别的什么食物，真论起来，往往有深厚的文化藏焉。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中连治国的道理都可以包含，谁还能说其道不高呢？谈饮食文化的书可谓多矣，就我所见，王学泰著《华夏饮食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很有价值的一本，把华夏民族各个阶层的人们不同的饮食生活都精当地勾画出来了，细读之下当会收益不少。

《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

（德）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著,钱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讲述“活着的”哲学

周飞亚

哲学是个啥？

一提到这个词，我们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是一大堆人名和他们的学说：从尼采、康德、叔本华到马克思，或是从老庄、孔孟到朱熹乃至王阳明……不知从何时起，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哲学”的内涵已经被偷偷地替换为了“哲学史”。却可能独独忘了：哲学，原本只是每个人对世界与自身的好奇追问。

不仅如此，在大学的哲学系，大部分课程也都是在学习先贤的理论——这些大哲学家的成果，当然包含了最杰出的智慧，但无非也是当时的人们对所处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并且多多少少受限于时代。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也正在继续着同样的思考。

在《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普列斯特看来，这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考才是哲学的本质，是“活着的”哲学，是整个哲学世界中最新鲜、最有生机和最具价值的部分，而不仅仅是过去那些杰出头脑留下的“思想的化石”。

理查德一直对这类思考非常着迷，正是这种痴迷使他进入德国科隆大学哲学系，一直念到博士毕业。然而，入学以后，他一度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发现，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已经陷入了一种“刻意造作的自我设限”：

“当我的教授们在根据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解释‘人的意识’时，与他们仅隔医院里，同事们正在对脑伤病患者进行最有教学价值的示范性实验。短短米在一所大学里却可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两边的教授们活在完全不同的星球上。”

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知识如何在“意识”这个概念上相互协调？它们是彼此阻碍，还是取长补短？有没有一个“我”存在？什么是感觉？什么是记忆？这些最有趣的问题，完全不在哲学系的教学计划之中。这种情况，在当今学院式哲学教育里普遍存在。

然而，哲学并非历史的学科。我们当然有保存遗产的义务，应该不断重访“精神生活的古迹”并对它们适时加以修整。但是，与当代的哲学相比，“迷恋过往的哲学”在学院机制里还是过度处于主导地位了。

与当下的脱节，使哲学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崇高地位”。过去，人们大多认同：在最终极的追求上，科学与哲学殊途同归，两者是琴瑟和鸣、互相促进的。科学家们在探究世界本源时，也时常会有哲学式的思考和感叹。然而近代以来，哲学的发展开始落后于时代，至少在认识世界与自我这个层面上，哲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也缺乏新意。这种情况至今仍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此，理查德决定写一本书，将“过往的哲学”与“当代的哲学”结合起来。于是有了这本《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

在书中，理查德列出了人人都曾思考过或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帮助别人？”“何谓真理？”“可以对人进行复制吗？”“道德是与生俱来的吗？”“应该允许安乐死吗？”等。他梳理了哲学史上关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引入了其他学科——尤其是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此为工具，探讨了人的认知、伦理、信仰、自由和爱的意义这些在人的生命中必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书中夹杂着生动的小故事，有著名哲学家的逸闻趣事，有哲学史上的经典思想实验，也有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在介绍前人理论时也做到了深入浅出，避免了哲学论述中常有的艰深晦涩。

这本书推出后，大受欢迎，成为德国亚马逊网络书店蝉联16周的销售冠军。

通过这本书，理查德想告诉我们：

哲学并非化石，哲学“活”在当下。哲学问题本来就是从知识的追求及日常生活所引发出来的，哲学的历史也曾是时尚和当代的精神潮流、被遗忘或压抑的知识以及许多崭新尝试的历史。

而这本书的成功，我想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年12月29日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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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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