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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安全的概念、理论与范式
作者：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本文来源：《国际安全研究》年第3期
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族性；非传统安全；人的安全；国家安全
学术研究的精细化以及对相关议题的关切不断丰富着人们的认知领域与知识谱系。当族类群体不断卷入政治生态成为影响安全的显性因素时，人类学、民族学以文化为主要研究路径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将族类研究与政治议题衔接起来，开辟出民族政治研究领域。同理，当关涉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诱发因素不断增多时，安全研究也走出了原有的传统研究苑囿，不断将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结合起来。也正是民族议题与安全问题的相互交织，促生了笔者提出“族性安全”的理论研究尝试。
一、概念厘定：族性与族性安全
族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即使国内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没有达成认知与使用上的共识。据笔者使用中国知网检索系统检索，从年1月1日到年12月31日，一共有39篇文章涉及族性研究，而且专门的理论性阐述很少，大多只是使用了“族性”这一概念。年任东来在《读书》上发表了《Ethnicity（族性）：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一文，第一次真正从学术意义上把“族性”一词呈现给国人。作者在文中提到，年苏联解体几天之后，基辛格收到了一个名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PMoynihan)寄来的一包材料，材料显示莫伊尼汉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几年中一直强调苏联很快将按照民族界限四分五裂。而莫伊尼汉正是第一次从学术意义上提出并使用“族性”的学者，也正是这位长期从事族裔政治研究的学者逐步将视野从美国国内转向世界，并于年结集出版了《地狱：国际政治中的族性》一书。可以说，是莫伊尼汉引发了西方民族政治、国际政治学者对于族性的研究。
（一）何为族性？
如果追根溯源回归到西方语境当中，族性是一个出现较晚而且需要限定的复杂概念。在英文中，族性是名词词性的“ethnicity”。关于族性（ethnicity）最早的记载是年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第一次使用该词的是美国社会学者戴维·雷斯曼（DavidRiesman）。
从20世纪60年代起，族性和族群开始替代原来使用的种族（race）一词，成为英语语言区普遍使用的词汇，但它还没有被学术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年，内森·格拉泽(NathanGlazer)、丹尼尔·莫伊尼汉等主编了论文集《族性：理论和经验》，在导言中，他们称族性是一种新事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新术语。他们认为，族性一词的出现，不是知识分子赶时髦，而是“新事物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反映了一种新现实，这个新词就是族性；新的用法是将“族群”这一术语从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者和边缘性亚群体——按照预想或是要被吸收，或是消失，或是作为孑遗、异乡人或捣乱分子继续存在下去的那些群体，扩展到社会的各主流成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关于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
对于如何定义族性则有多种观点。年，《美国大词典》中才有了关于族性的定义：（1）从属于特定族群的条件；（2）族群自尊。《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的解释是：族群概念的关键特征是指对任何群体或类别的人进行区分或标识，且将被识别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之间作明确的或含蓄的对比。在此，族性强调的是族群间互动中的可识别性，并没有成为描述族群间差别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族性表示“一个族群的本质”或“从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或群体的属性”，或者只要是一个“族群”就会有的特质，而这种特质通常是和其他族群比较而言。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只是在认同过程中产生意义，是明确身份所选择的一个属性。斯蒂夫·芬顿（StephanFenton）认为族性是关于“血统与文化”的概念，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建构、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的特质和依据。族性是民族、族群、种族等人类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在保罗·R布拉斯（PaulRBrass）看来，族性由主观的和被一个群体使用的具有符号性或象征性的文化内容所组成的，用来将他们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族性相对于族裔分类，就像是阶级意识和阶级。
在东方，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认为族性指“国民国家的结构中，在相互间行为联系的状况下，根据出身和文化的共同性所组成的人们的集团及其意识”。这种观点认为族性兼有实体(即族群)及意识(族群意识)的双重含义。中国学者对族性的概念也有多视角的认知，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燕和认为：族性指的是族群认同或一个族群的特性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陈茂泰的解释是：“一套互动中的族群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群与他群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祖国大陆学者王希恩认为，所谓族性就是能够构成族类群体的原生要素。“族性”包括的内容很多，但却非常具体（如文化、血统、地缘等），具有一定的可识性。
在以上关于“族性”的界定中，最基本的共识就是：它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他族类群体具有的某种共性的东西，是“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是“政治和社会行为真实的、能够感觉到的基础”，它既可以是抽象的“族裔精神”“族裔灵魂”，也可以通过某些具体的表征不完全地体现出来，族性是体验和认知民族差异的基础。
笔者倾向将族性定义为：可被感知的族类群体（民族、族群、部族、原住民群体、种族）的特质，可以被不同的族类群体所感知，且通常在族际关系的框架中才变得有意义。
族性就是一个族类群体的普遍特质。它蕴藏于族类群体文化与传统中，既可以通过客观的族类特征外显出来，也可以抽象为主观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特点等。作为群体的普遍特质，族性可以成为族类群体成员团结一致的基础和纽带。
族性是可以被感知的。被感知的族性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民族成员对族性的共同感知和彼此认可便形成了民族认同和民族一致性。当族性作为外显特征被明确，作为抽象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特点被渲染时，族性的凝聚功能就会越强烈、越普遍。
族性只有在一个族际关系的框架中才有意义。族性不但由自我认知和确定，而且还需要有对应的外者来感知和界定，内部的“我们”必须区别于外部的“他们”，没有相关的他者存在，一致性的需要就会消失。群体接触、交往和比较是族性被认知的条件。
（二）如何理解族性安全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当它没有威胁或损害时，就是安全；反之，则是不安全。因为族性动员属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因而归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从主客位的角度看，族性安全既涉及一个族类群体对其他族类群体和整个国家安全的影响，也涉及其他族类群体和国家对该群体安全的影响。
目前，非传统安全涵盖的内容已经扩展到了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民族分裂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住处安全问题、流行疾病问题、人口安全问题、毒品走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海盗问题和洗钱问题等议题。本文提及的族性安全与民族分裂问题最为相关，但民族分裂主要是从危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角度谈及国家内部安全的。而笔者提出的族性安全涉及危及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或暴力冲突，具体而言，包括种族暴力、种族屠杀、种族清洗、民族分裂行动、族际冲突、跨界民族问题等，这些政治行动或暴力的根源在于族性动员或民族意识膨胀外溢。如果水资源是因为稀缺或被污染而成为关乎人们生存的安全问题，那么族性安全就是因为族性认同过度膨胀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引发的关乎相关群体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问题。
纳耶夫·艾尔-罗德汉（NayefAlRodhan）在其提及的“多和安全原则”（multisumsecurityprinciple）中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安全不再被认为只涉及国家的零和博弈，而是囊括了人、环境、国家、跨国、跨文化五个维度的安全之和。族性安全同样涉及人、环境、国家、跨国、跨文化五个维度，是不同于资源类安全（水资源、能源安全等）的、影响广泛且深刻的群体认同安全。同时，族性安全也不属于意识形态安全，两者虽然都需要通过认同环节发挥作用，但两者的本质不同，族性与族类群体关联，意识形态与国家、执政党所选择并坚持的指导思想、信念关联。
（三）族性安全是一个老议题
尽管学术界还没有族性安全的明确提法，但族性或者说民族因素在安全研究领域早已被列入考量范围，只不过相关研究大多被置于民族冲突研究的平台。
国际关系与民族冲突交互发端于西方学者对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洞察。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族性经常被当做博弈工具。年，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在给当时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可以通过对苏联的民族团体、宗教组织进行渗透，争取予以施加影响并可控制。而凯南提及的民族团体运动包括“泛斯拉夫运动以及苏联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如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土库曼族等——为基础的运动”。这些“运动”旨在把阿塞拜疆等族的族性点燃为削弱苏联国力的“火把”。
有学者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对待相关民族冲突的态度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会受到国内民族政治的影响，族性成为内在的重要关联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年至年的刚果危机中有13个国家卷入其中；年至年的尼日利亚内战中有17个国家卷入其中；年至年的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有13个国家卷入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卷入其中的原因在于本国国民与冲突方的国民具有共同的族性认同。
在离散政治中，二战期间，由于国家之间交战情况复杂，敌国的侨民经常被所在国的官员、平民视为“第五纵队”。珍珠港海战爆发后，日裔美国人人数少、居住集中、容易被识别，因而遭到官方的怀疑。显然，当时的美国民众以及官方都认为日裔美国人不可靠，存在族性安全问题。通俗地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也是一种本能的族际交往的族性安全考量，尽管这一观点具有浓重的主观猜忌性。查尔斯·金（CharlesKing）和尼尔·J梅尔文（NeilJMelvin）在研究离散政治与族性纽带的关系时认为，原始的亲缘、血缘纽带与民族冲突带来的不确定的危险已经成为过去十年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继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发问：什么时候、为什么族性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麻烦？建立在一个先前存在的共同文化社区基础之上的国家，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保护与自己有族性纽带关系的国外同胞的利益？然而专家、学者仅仅开始理解离散族群与所居国家和可能因一些历史或文化原因声称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政府（血缘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跨界民族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被国界分开的民族一定会成为影响安全的因素吗？或者说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将它们的离散群体作为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的工具而不影响邻国吗？许多学者认为跨界民族的族性纽带能够或者可以增加国家的不安全性，但这样的状况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生呢？查尔斯·金和尼尔·J梅尔文的研究力图揭示族性的跨国影响。
在族际关系中，族性不安全则意味着相关群体的恐惧，恐惧有可能导致进攻。哈拉尔德·威尔泽（HaraldWelzer，又译：海拉德·威尔则）在《不平等的世界：21世纪杀戮预告》中描述了族际猜忌和恐惧导致的卢旺达大屠杀：由于一个虚幻的威胁和一种恐惧感，随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预兆，出现了致命的事实。胡图族相信图西族对自己有致命威胁，这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犹分子相信犹太阴谋、米洛舍维奇的追随者相信塞族受到致命威胁是一样的。尽管这些感觉到的威胁完全是非理性的——它们的后果却是无数人真实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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