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中译：白轻（泼先生丛刊执行编辑）

本文选自白轻编译的《恐怖主义幽灵》一书，此书已于年6月由泼先生独立刊印，现已售罄。本文虽是针对9·11而写，但对于法国讽刺漫画遭袭事件亦有参考价值。虚拟/虚构的讽刺与现实/真实的袭击之间的斗争，在9·11之后，因为安全与恐怖的政治迷雾而被一再延期。就像齐泽克所说，“虚拟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真实的荒漠’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绝缘的人工世界中时，某些不祥的代理才会时刻用彻底的毁灭来威胁我们”。文中灰色字体为注释。封面图片为齐泽克。

阿兰·巴迪欧曾把“真实的激情”确立为二十世纪的关键特征：不同于十九世纪规划未来的乌托邦理想或“科学”目标，二十世纪旨在亲自履行、直接实现期待已久的新秩序。二十世纪的最终和确定的体验就是与日常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真实的直接体验——为了剥开现实的欺骗层面，真实就必须处于暴力当中。施密特早在一战的壕沟里说过，肉搏战是主体间的真正遭遇：真实就处于暴力的违背行动当中，从拉康的实在界——安提戈涅僭越城邦秩序时所面对的物——到巴塔耶的过度。

正如巴迪欧就斯大林主义的苦难所说的那样，这种从捉摸不定的现实中蒸馏出纯粹之真的暴力尝试必然终结于其反面，终结于对纯粹表象的迷恋：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真实的激情（斯大林式发展的无情强制）就这样在谁也不相信真理的戏剧性场景的仪式化展现中达到高潮。理解这种颠倒的关键就是，要在欺骗性的现实和真实的某种坚硬的肯定性内核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最终是不可能的：每一小片看似肯定的现实都是先验地可疑的，因为（我们从拉康那儿得知）真实之物最终不过是虚空的另一个名称。对真实的追寻就这样等同于完全的湮灭，一种（自我）毁灭性的狂暴，其中，刻画表象和真实之区分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一个虚假的场景中来展示。在这里，根本的幻象就是，一旦净化工作完成了，新人类将会无中生有地出现，从过去堕落的污秽中解脱出来。在这一视域内，“现实存在的人”被降低为了未经加工的原材料，为了建造新人，他可以被无情地剥削利用——斯大林主义革命对人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定义：“人就是要被挤压、被蹂躏、为无情地打击，为的是创造一个新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普遍”的元素系列（作为历史“材料”的“普通”人）和例外的“空”元素（斯大林主义的“新人”，他首先不过是一个需要通过革命骚乱而被积极内容所填补的空位）之间的张力。在一场革命中，关于这种新人的先验的绝对定义是不存在的：革命并不是由人的本质——它在当下的处境中被“异化”，需要通过革命进程来实现——为何的肯定性观念所合法化的，革命唯一的合法化是否定性的，是与过去决裂的意志。这里，人们应当这样想：斯大林主义净化的狂暴不至于如此毁灭性的原因在于一个事实，即它是由一种信念维持的，相信在净化的毁灭性工作完成后，某些东西会得到保留：崇高的“不可见的剩余”，新的典范。恰恰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革命不得不以一种极端反常的方式依赖于暴力，并把它作为真实性的唯一象征；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往往误解了共产主义分子依恋于党的原因。例如，年—年间，前苏联共产党不得不两次连夜修改路线（在苏德协约之后，帝国主义而非法西斯主义被提升到主要敌人的地位；但自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以后，对德国野兽的反抗被再一次推到了大众斗争的前线），地位被迫改变的冷酷无常恰恰是吸引他们的所在。沿着同样的思路，清洗本身就施展了一种神奇的魅力，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党“非理性”的残酷充当了一种本体论证明，见证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正在处理真实，而不只是空洞的计划——党是冷酷无情的，所以这意味着有事可做……

所以，如果真实的激情终结于政治戏剧的纯粹外表，那么，以一种完全颠倒的方式，末人（LastMen）外表的“后现代”激情将在一种真实中终结。回想一下“自残”现象（女性体验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要用刀片切割自己甚至伤害自己），它与我们周遭的虚拟化密切相关：它代表了一种返回身体之真的绝望策略。自残可以和标准的纹身刺青作对比，纹身确保主体被包含在（虚拟的）象征秩序内——而自残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要确认现实本身。自残远远不是自杀，不是表明一种自我毁灭的欲望，它是在现实中重获一个据点，或（作为同一现象的另一方面）把自我牢固地根植到身体现实当中的一种根本性尝试，以抵制非存在感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焦虑。关于自残的标准报道是，在目睹鲜红的热血从自己造就的伤口中淌出后，生的念头又一次坚定地回到了现实中。所以，尽管自残无疑是病态的现象，它依旧是一种旨在重获常态，旨在避免彻底的精神崩溃的病态尝试。在今天的市场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去除了危险属性的产品：去咖啡因的咖啡，无脂肪的奶油，无醇的啤酒……虚拟现实只是把这种提供无实体之产品的程序普遍化了而已：它提供的是被剥夺了实体，被剥夺了实在界坚硬的抵抗内核的现实本身——正如去咖啡因的咖啡无需成为真正的咖啡就可以在味道和口感上和真的一样，虚拟现实无需成为真正的现实就可以被体验为现实。然而，在虚拟化进程的终点，一个边沁式的结论会不可避免地等着我们：现实就是它自身最好的外表。

世贸中心的爆炸相比于好莱坞的灾难电影，难道不就像真实虐杀的色情录像相比于一般施虐-受虐的色情电影吗？这就是斯托克劳森（Karl-HeinzStockhausen）煽动性地宣称“撞击世贸大楼的飞机是终极的艺术作品”时所表露的真理元素：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世贸大楼的倒塌视作二十世纪艺术的“真实之激情”的高潮式结论——“恐怖分子”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制造真实的物质损失，而是为了其壮观的效果。因此，二十世纪的真正激情——它要透过建构了我们现实的杂乱无章的外表来揭示真实之物（最终则是毁灭性的虚空）——就终结于作为最终“效果”的实在界之震颤，从数字化的特殊效果，到真人秀和情色自拍，再到真实虐杀的录像。呈现“真实之物”的虐杀录像或许是虚拟现实的终极真理。现实的虚拟化和身体痛苦的无限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生物遗传学和虚拟现实的结合难道没有打开一种增加折磨的新可能性吗：（通过拓展我们承受痛苦的感知能力，通过发明施加痛苦的新形式）提高我们忍受痛苦之能力的前所未闻的领域？或许，萨德笔下饱受折磨却“不死”的受难者的终极形象——他/她可以承受无限的痛苦却不必以死来逃避——也有待成为现实。

美国式的偏执狂幻想最终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田园小镇上，那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天堂；可他突然怀疑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构的场景，好让他相信他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而他周围的所有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庞大节目中的演员和临时工。最近的例子是彼特·威尔（PeterWeir）的《楚门的世界》（TheTrumanShow，），其中，金·凯瑞（JimCarrey）扮演的小镇职员逐渐发现了真相：他其实是一个24小时永久性电视节目的主角，而他的小镇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摄像机在无时不刻地跟着他。有必要提及电影的前身，菲利普·迪克（PhilipDick）的小说《时代错乱》（TimeOutofJoint，），其中的主人公在50年代晚期的加利福尼亚田园小镇上过着安逸的日常生活，却逐渐发现整个小镇原来是虚构的，是为了让他满足……《时代错乱》和《楚门的世界》的潜在经验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加利福尼亚消费天堂在某种意义上是超现实的，是非现实的，是无实体的，是被剥夺了物质惰性的。同样恐怖的“去现实化”在世贸中心爆炸后继续着：当名受难者的数目被一再报道时，我们所能看见的实际屠杀却惊人地少得可怜——没有支离破碎的尸体，没有鲜血，没有垂死者绝望的神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灾难报道，那里的全部重点都是爆料某些可怕的细节：饿得奄奄一息的索马里人，被强暴的波斯尼亚妇女，被割喉的男人。这些镜头总是伴有预先的提醒：“你将看见的某些画面是极度真实的，可能不适合儿童”——我们在世贸中心倒塌的报道中可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提醒。这难道没有证明，即便是在如此悲惨的时刻，那种把我们和他们，及他们的现实分离开来的距离是如何被维持的吗：真实的恐怖发生在那里，而不是这里？意识形态审查的另一例子：当CNN采访消防员的遗孀时，绝大多数人的表现都在意料当中：泪水，祈祷……只有一人例外，她面无泪水地说，她不会为她那被骗的丈夫祈祷，因为她知道祈祷不会把丈夫带回来。当问道她是否想复仇时，她冷静地说，那会是对她丈夫的真正背叛：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坚持最糟糕的事就是屈从于复仇的冲动……不用说也知道，这一段只播一次，在之后的重播中，它就被删掉了。

所以，不只是好莱坞展示了一种被剥夺了重量和物质惰性的真实生活之外表——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真实的社会生活”本身就不知怎的获得了一种表演性虚构的特征，我们那些身处“真实”生活当中的邻居们表现得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和临时工……再一次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功利主义的去精神化世界的真相就是“真实生活”本身的去物质化，是它向幽灵表演的倒退。在他们中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描述了美国日常生活的这种不现实，例如汽车旅馆的房间：“美国的汽车旅馆是不现实的！……它们被故意设计成这般不现实……欧洲人讨厌我们是因为我们退居到广告中去生活，就像隐士躲到洞穴中去冥思苦想。”在此，斯洛特迪杰克（PeterSloterdijk）的“球体”（sphere）概念被字面地理解为一个笼罩并隔离了整个城市的巨大金属球。数十年前的一系列科幻电影，如《萨杜斯》（Zardoz）或《我不能死》（LogansRun），早就预示了今天的后现代困境，它们把这种幻想扩展到了社区本身：某个与世隔绝的群体在隐居地过着无菌的清洁生活，可他们都渴望体验物质堕落的真实世界。飞机接近并撞击第二幢世贸中心大楼的被不断播放的镜头不就是希区柯克《群鸟》（Birds）中那个著名场景——雷蒙·贝鲁尔（RaymondBellour）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的真实版本吗？米兰妮坐着小船穿过波德加湾接近码头，就在她向（未来的）情人招手时，一只鸟（起初是一个分辨不清的黑点）出乎意料地从镜头的右上方进入并击中了她的头。撞击世贸中心的飞机不就是希区柯克黑点的终极形式吗：这个失真的污点让田园诗一般的、著名的纽约风光顿时变了质？

沃卓斯基兄弟的热门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把这一逻辑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经历和目睹的周遭物质现实是虚拟的，是由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生成和控制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和这台计算机相连着。当基努·里维斯扮演的男主角被唤醒进入“真正的现实”时，他看到的是遍布着燃烧的废墟的荒凉场景——一场全球大战后留下的芝加哥。反抗军领袖墨菲斯道出了反讽的问候：“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这不是和纽约的9?11事件有几分相似吗？纽约的市民被带入了“真实的荒漠”——对我们这些已被好莱坞侵蚀的人而言，大楼倒塌的场面和镜头唤起的只有灾难大片中最壮观的景象。

当我们听说，爆炸如何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震惊，不可想象的不可能之事如何发生了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想起二十世纪初的另一场灾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它同样是一个震惊，但它的空间早已预备在意识形态的幻想当中，因为泰坦尼克号就是十九世纪工业文明力量的象征。这些爆炸不也是如此吗？不仅媒体用恐怖主义的威胁论来没日没夜地轰炸我们；这种威胁同样是明显的力比多投入——只消回想一下从《纽约大逃亡》（EscapeFromNewYork）到《独立日》（IndependenceDay）的一系列电影。这里蕴含着好莱坞灾难电影中被时常提及的袭击相关性的基本原理：发生了的不可想象之事是幻想的对象，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得到了其幻想的客体，而这才是最大的惊奇。

所以，我们必须颠倒对9·11事件的标准解读，根据那种说法，世贸中心的爆炸是实在界的入侵，撕裂了幻象的领域：恰恰相反，在世贸中心倒塌前，我们还生活在现实中，把第三世界的恐怖当作某种不实际地属于我们社会现实的东西，当作某种像幽灵一样出没于电视屏幕的东西——而在9月11号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屏幕上幻想的幽灵闯进了我们的现实。并非现实进入我们的想象，而是想象进入并撕裂了我们的现实（即规定了我们现实之经验的符号性坐标）。9·11之后，许多“重磅”电影的开幕式被延期（甚至被搁置）了，因为它们有某些和世贸中心倒塌相似的场景（大楼起火，或遭受恐怖袭击……），这个事实被解读为一种幻想背景的“表达”，它回应了世贸中心倒塌的冲击。当然，关键并不是玩一场虚假的后现代游戏，把世贸中心的倒塌化约为另一种媒介景观，或把它读解为真实虐杀的色情录像的一个灾难版本；当我们在9月11号盯着电视屏幕时，早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哪里一遍又一遍地目睹过同样的事？

恰恰当我们面对灾难的原始实在界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意识形态和幻想的坐标早已决定了对它的认识。如果世贸中心大楼的倒塌中存在着什么象征主义的话，那么，它可不是世贸大楼象征着“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那样的陈词滥调，毋宁说，双子楼象征了虚拟资本主义的中心，象征了脱离了物质生产领域的金融投资的中心。爆炸的毁灭性打击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虚拟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真实的荒漠”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绝缘的人工世界中时，某些不祥的代理才会时刻用彻底的毁灭来威胁我们。

因而，被怀疑策划了爆炸案的幕后主使本·拉登，不就成了电影里大反派布鲁弗（ErnstStavroBlofeld）——他也参与了全球性毁灭的行动——在现实生活中的配对物吗？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好莱坞电影中唯一能够揭示高强度的生产过程的地方就是，詹姆斯·邦德渗透进了犯罪首脑的秘密基地，并确定了密集劳动（提取和包装毒品，建造能摧毁纽约的火箭……）的位置。而布鲁弗在抓住邦德后，通常会带他去参观自己的非法工厂，这时的好莱坞不就最接近社会主义对工厂生产的自豪的现实主义再现吗？当然，邦德介入的作用是引爆这个生产地的炸弹，好让我们返回日常的表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望的工人阶级”的世界里。在摇摇欲坠的世贸大楼中，这种原本针对危险外部的暴力难道没有转向了我们？

在美国人的经验中，他们生活的安全领域受到了恐怖主义袭击者的外部威胁，这些袭击者是无情地自我牺牲的懦夫，是诡计多端的原始野蛮人。已故袭击者的书信被援引为“冷冻文档”（chillingdocuments）——为什么？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希望从献身自杀性使命的勇士身上得到的东西吗？如果我们去掉其中对《古兰经》的引用，它和中央情报局（CIA）的特种指南又有何区别呢？中情局针对尼加瓜拉反对党的行动指南描述了从如何扰乱日常生活到如何堵塞抽水马桶的一些列细节，它不是和“冷冻文档”一样的么——总之是更加地懦弱？年9月25日，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呼吁美国公民在针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毁灭性袭击面前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要盲目地跟随政府的出兵政策（“你们不管真假就接受了政府所说的……你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思想吗？……你们最好是用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这些字面抽象、语无伦次的宣言，难道不是十分恰当的吗？今天，我们更要记住，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并不是狂热的黑暗分子，而是惶恐不定安的，他们十分清楚自身脆弱的处境——想想埃及爆炸所引发的焦虑吧。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遭遇到这样一个纯粹邪恶的外部，我们都应该鼓起勇气去回想黑格尔的教导：在这个邪恶的外部里，我们应当辨认我们自身本质的被净化了的形式。在过去的五百年里，“文明”西方的（相对）繁荣与和平是通过无情暴力的扩张及其对“野蛮”外部的毁灭换来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从美国的征服到刚果的屠戮。同时，我们更要记住这点，尽管它听起来或许让人感到残酷和不适，即这些袭击的实际效果是更具象征性的：在非洲，每天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就要远远多于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袭事件的所有遇难者，而他们的死亡本只需相对较少的财政支出就可以被轻易地最小化。美国是为世界各地每天所发生的一切而遭到报应，从萨拉热窝到格罗兹尼，从卢旺达和刚果到塞拉利昂。如果我们把犯罪团伙和一小撮随意射杀路上行人的狙击手添加到纽约的情境中，我们就会明白十年前的萨拉热窝是什么样的。

在9·11之后的日子里，当我们的凝视被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的图像固定时，所有人都被迫体验到了超越了快乐原则的“重复的强制”和享乐：我们想要一遍又一遍地目睹那个被令人作呕地重复的相同镜头，我们从中得到的不可思议的满足就是最纯粹的享乐。所以，当我们看电视屏幕上双子楼的倒塌时，体验“真人秀”的虚假性倒成了可能：即便这些节目是“出于真实”的，人们还是在里头表演——他们只是扮演他们自己。一部小说标准的免责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同样适用于现实肥皂剧的参与者：我们看到的是虚构的角色，即便他们出于真实而扮演他们自己。当然，“真实的回归”有两种不同的扭曲：我们听过这样保守的论调，即我们如此脆弱的原因是我们的开放——其背后隐藏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不得不牺牲我们的某些自由，因为这些自由被自由的敌人“滥用”了。这种逻辑应当被直接拒斥：我们第一世界的“开放”国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遭受最严密监控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英国，所有的公共场所，从公交车到购物中心，都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电视监控，更不用说对一切数字交流形式的近乎完全的控制了。

同样地，像乔治·威尔（GeorgeWill）那样的右翼评论员都正式宣称，美国的“历史假期”终结了——现实的冲击粉碎了代表自由宽容之理念的孤立大厦，而文化研究聚焦于文本性。现在，我们被迫回击，去应对真实世界中的真正敌人……但要回击谁？无论怎样回应，它都无法击中正确的目标，或带给我们完全的满足。嘲讽美国攻打阿富汗就是一个例证：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要摧毁一个最贫穷的国家，那里的农民在贫瘠的山丘上都难以生存的话，这难道不是无能表现的终极情形吗？阿富汗也算一个理想的目标了：一个早已只剩碎石的国家，基础设施荡然无存，被过去二十年接连不断的战事毁得一塌糊涂......我们不禁推测，选择阿富汗同样是由经济考虑所决定的：找一个无人关心，没有什么可以摧毁的国家宣泄愤怒，难道不是最佳的方案吗？不幸的是，对阿富汗的选择使我们想起了一个傻子在路灯下找钥匙的笑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在这儿找，而不去丢失钥匙的漆黑角落里时，傻子回答：“因为在强光下更好找！”在美国轰炸前，整个喀布尔已然像9·11袭击后的曼哈顿市中心了，这难道不是一个终极的讽刺吗？

屈服于立即行动和复仇的冲动恰恰意味着回避9·11事件的真正维度——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行动，其目的是让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什么也没有真正地改变。真正的长期威胁是大众恐怖的进一步行动，相比之下，对世贸中心倒塌的记忆会显得苍白无力——这种行动或许没有那么壮观，却是更加恐怖的。生态战争，致命毒气的使用或DNA恐怖主义的前景——毒药的发展使它只适用于持有特定基因的人群？和依赖于物神（fetish）观念（物神作为稳固的客体，其坚实的外表模糊了自身的社会调停）的马克思相反，我们应该坚持，恰恰当物神自身被“去物质化”，变成一种流变的、“非物质”的虚拟实体的时候，恋物癖才达到了顶峰；当货币的物质性随着其电子化进程连最后踪迹也消失了的时候，金钱恋物癖就到达了极点——只有在这一阶段，物神才会呈现出一种不可毁灭的幽灵形态：我欠你一千美元，无论我烧掉多少纸币，我还是欠你一千美元，这笔债总是刻在虚拟的数字空间的某处……战争不也是如此吗？年9月，世贸中心双子楼的爆炸和倒塌远没有指向二十一世纪的战争，而毋宁是对二十世纪战争的最后而悲壮的哀悼。等待我们的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东西：一场看不见攻击的“非物质”战争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在的病毒和毒药。在可见的物质现实的层面上，没有大爆炸，有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已知的世界开始坍塌，生活崩溃了……我们正在步入偏执狂式战争的新时代，其中的最大任务就是确认敌人及其武器。与其快速地行动，我们更应该先面对这些难缠的问题：在21世纪，“战争”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明显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犯罪组织，他们会是谁？在这里，我们不禁回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公共律法与其淫荡的超我增补之间的对立：“国际恐怖组织”不也是大军事集团的淫荡增补吗——那个终极的根茎机器，虽没有明显的恐怖基地，却也是个有模有样的恐怖组织？它难道不是国家主义和/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使自身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吗？它不是代表了终极的对抗吗，连同其特定/排他的内容，以及全球动力学的运作？

在这里，被见证的“文明之冲突”的观念中蕴含着部分的真理。一般美国民众的惊奇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怎么可能这样漠视自己的生命？”这种惊奇的论调难道不是一个相当悲哀的事实吗：在第一世界的国家里，想象一个乐于牺牲自我生命的大众或普遍的理由都是越来越困难了？爆炸发生后，甚至塔利班的驻外大使都说，他可以“感受到”美国儿童的悲伤，他不是就此认同了这种带有克林顿式话语特色的霸权意识形态的角色吗？实际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裂隙似乎正沿着这样的对立而不断扩大：过一种充满物质和文化财富的长期满足的生活，和把生命献给某种超验的动机。在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存在着两个哲学参照：黑格尔和尼采。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就是尼采所谓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虚无主义之间的对抗吗？我们西方人就是尼采的末人，沉迷于愚蠢的日常享乐，而穆斯林激进分子却愿意冒一切风险参与斗争，直到他们的自我毁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股票交易在爆炸中的重要角色：爆炸的创伤性冲击的最终证据是，纽约的股票交易被迫关闭了四天，而它在周一的重新开放则被视为事情回归正常的关键标志。）进而，如果我们通过黑格尔的主奴斗争来审视这种对立，我们必定会发现这样的悖论：尽管我们西方人被视作扩张的主人，但我们占据的恰恰是奴隶的位置，因为只有奴隶才会固执于生命与享乐，他无法为生命而冒险（想想科林·鲍威尔关于零伤亡的高科技战争的观念），而可怜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却成了乐于抛弃生命的主人……

然而，这种“文明冲突”的观念必须被彻底排斥：我们今天目睹的毋宁是各文明内部的冲突。简要地看一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比较史，我们就会明白，伊斯兰教的“人权记录”（在时代错误的意义上）要比基督教的好得多：在过去的岁月里，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显然要比基督教更为宽容。现在，要记住，正是通过阿拉伯人，西方的欧洲人才能够在中世纪获得古希腊的遗产。虽然今天的恐怖行动是无法辩护的，但上述的事实却清楚地表明，我们面对的并非伊斯兰教“本身”的某种特性，而是现代社会政治状况的结果。

再深入地思考一下，“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什么？一切真实生活的“冲突”不都明显地和全球资本主义有关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腐蚀性冲击，同样还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家腐败的“传统主义”政体。（卢旺达、刚果和塞拉利昂的）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不仅是在相同“文明”的内部发生——并且还在发生——而且和全球经济利益的相互影响有着密切联系。即便是在少数勉强符合“文明冲突”定义的例子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苏丹南部等），其他利益的阴影也是清晰可见的。

每一种被归于他者的特性早已在美国的中心一览无遗：嗜杀成性的狂热主义？在今天的美国，就有超过两百万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同样在实施一种被（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合法化了的恐怖。既然美国是以某种方式“包庇”他们，可美国军队在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后惩罚过他们的国家吗？杰里·福尔韦尔（JerryFalwell）和派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对9·11袭击又是如何回应的？他们不是把这些袭击当作上帝施加庇护的标志吗：因为美国人民罪恶的生活，上帝不得不惩罚享乐主义的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性放纵，所以美国是罪有应得的？穆斯林他者和美国深度（Amériqueprofonde）都对“自由”美国做出了相同谴责，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深思。美国是一个安全的天堂？爆炸发生后，一位纽约客感慨人们已不再安全地行走在街上；但讽刺的是，就在爆炸发生前，纽约的大街是出了名的危险：若不是被袭击至少也是被抢劫——总之，爆炸带来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新感觉——黑人小伙居然帮助犹太老爷爷过马路了——这种感觉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如今，在爆炸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似乎停留在了一个独特的时间中，介于创伤性事件和其象征性冲击之间，好比我们被深深割伤了，而痛苦的具体感觉还未到来的短暂时刻——事件将被如何符号化，它们的象征性效应会如何，被唤起来做判定的行动会是怎样的，都还悬而未决。我们明显再一次经验到了我们民主制的局限性：一经做出的决定将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而我们所有人都只是等待着，意识到自身已经完全丧失了力量。甚至在这里，在张力达到极限的时刻，这种关联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第一个凶兆，陈旧的冷战观念“自由世界”仿佛在公共话语中突然复活了：现在的斗争是“自由世界”与黑暗恐怖力量之间的斗争。但问题是：谁属于不自由的世界？中国或埃及是这个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吗？实际的信息当然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被再一次强行地分开了。

袭击发生后，一个原先准备发表我关于列宁的长篇文章的杂志通知我，他们决定推迟文章的发表——他们认为在袭击发生后立即发表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是不合时宜的。这难道没有预示着不祥的意识形态压制的到来吗：一部新的Berufsverbot（禁止雇佣激进分子），远比上世纪70年代德国的禁令更加强大和广泛？这些日子里，人们时常听到一句话：现在的斗争是争取民主的斗争——诚然如此，但这并非这句话通常的意思。一些左翼朋友写信告诉我，在这危难的时刻，我们最好低下头，不要再按计划前行了。为抵制这种逃避危机的诱惑，我们应当坚持，左翼分子现在应该提供更好的分析。若不如此就等于提前承认左翼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失败，他们甚至不如普通人所做的真正的英雄壮举（如那些乘客，他们按理性的道德行动模式制服了劫机者并致使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如果一个人屈服于速死，他又怎能鼓起勇气以这样的方式舍生取义呢？）

当美国人在9·11的余波中重新集体地发现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在公共场所挥舞旗帜，放声高歌时，我们更应指出，在这种对美国无辜性的再发现中，在对历史罪感或讽刺的克服中——这种罪感或讽刺阻止了大多数人将自我完全地体认为美国人，并没有什么“无辜”的东西。这种姿态等于“客观地”承认了成为一个“美国人”在过去所代表的责任——意识形态质询和完全接受自身符号性委任的典型例子，它紧跟在由某些历史性创伤所引发的困惑之后。在9·11的创伤性余波中，当旧的安全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之时，还有什么比向坚定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无辜性寻求庇护更加“自然”的姿态呢？我在这里依据的是我对阿尔都塞“质询”（interpellation）概念的批判性阐释，见《快感大转移》第三章。然而，从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出发，这些显而易见的无辜和“寻根”的时刻，这些认同姿态显得如此“自然”的时刻，恰恰是最淫荡的时刻，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淫荡本身。让我们回想一下另一个如此明显无辜的时刻，一个来自北京的被无穷再现的镜头：在“麻烦”的高潮，一个瘦小的年轻人只手持桶独自站在行进的庞大坦克面前，勇敢地试图阻止坦克的前进，当坦克想要左转或右转来绕过他时，这个人就向相同方向移动，不断阻地挡坦克前进的道路：“这一表象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推翻了其他的一切理解。这个街景，这个时间和这个事件，几乎为所有西方媒体进入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内部而建构了支点。”再一次，这个对我们的西方凝视而言显然清晰的时刻（一切都以极度露骨的形态呈现出来：一个人独自对抗国家的原始武力），是由意识形态隐喻的罗网所维系的，包含了一系列的对立：个体对抗国家，和平示威对抗国家暴力，人对抗机器，瘦弱个体的内在力量对抗强大机器的无能……这些隐义，这些镜头施展其全部直接冲击力的背景，这些维持镜头短暂冲击力的“委任”，对一个中国观察者而言都是不在场的，因为上述一系列的对立是欧洲意识形态遗产所固有的东西。而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也过分地决定了我们对瘦小个体跳出燃烧的世贸大楼投向确定无疑的死亡的可怕画面的认知。

那么，那句四处回响的话又是怎么说的：“9·11之后一切都变了”？这句话显然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它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谈论某些“深刻”的东西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所以，我们对这句话的回应应该是：真的吗？或不如说，唯一一件在实际上改变了的事是，美国被迫认识到它所处的世界了？如是被觉察到的改变从不会没有结果，因为我们认知我们处境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在其中行动的方式。回想一下一个政治体制瓦解的过程——如，东欧共产主义政体的瓦解。在某一时刻，人们突然意识到游戏结束了，共产党已经输了。这种断裂是纯粹象征性的，“现实中”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无论如何，从那一刻起，体制的最终崩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如果类似的相同结构的确在9·11中出现了呢？

我们尚不知道这一事件会造成什么样的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后果，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国，它曾自视为一个能够免除这种暴力的孤岛，可以坐在电视屏幕前，从遥远而安全的距离外，目睹这些事情，现在却被直接卷入其中了。所以问题就是：美国人是要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地盘，还是要冒险迈出去？美国有两个选择。它可以继续坚持甚至强化其极度非道德的态度：“这为什么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种事不在这里发生，”从而导致对外部的更强烈的挑衅——就像一个偏执狂的表现。或者，美国可以最终冒险穿越把它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的幻想屏幕，使自己抵到真实的荒漠——这样就完成了从“这种事不应该在这里发生”到“这种事在哪都不应该发生”的早该完成的转变。这才是袭击的真正教训：确保它不会在这里再次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阻止它在别的任何地方发生。美国应该学会谦卑地把其自身的脆弱性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把对罪犯的惩罚作为一种悲哀的职责而非令人振奋的复仇。

世贸中心的爆炸再一次使我们面临着抵制一种双重讹诈之诱惑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做绝对的谴责，我们就显得不过是在公然支持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美国在第三世界邪恶势力的攻击下是多么无辜；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投向阿拉伯极端主义的社会政治成因，我们又显得是在谴责受难者：他们罪有应得……在此，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要拒绝这种对立，并同时采取两种立场，坚持整体的辩证策略：两种立场之间不存在选择，每一个立场都是片面和错误的。我们无法提供一个理由好让自己采取明确的道德立场，我们在这里遭遇的正是道德理性的局限：从道德的观点看，受难者是无辜的，爆炸行动是可恶的犯罪；然而，这种无辜性并不是无辜的——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采取这样一种“无辜”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抽象。更加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之间的冲突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宣称，对世贸中心的的袭击是对值得在民主自由中为之奋斗的东西的攻击——穆斯林和其他原教旨主义者所谴责的西方堕落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妇女权利和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的世界；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宣称，它是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和象征的攻击。当然，共同犯罪的妥协观念（恐怖分子固然可恶，但美国人也逃不了罪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关键倒在于，两方面并不是真正对立的，它们共属于同一个领域。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的事实意味着，它是它自身和其他部分的辩证统一，是它自身和那些以“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来抵制它的力量的辩证统一。

所以，对9·11之后出现的两种叙事，斯大林或许会说，它们没一个是好的。美国的爱国主义叙事——惨遭袭击的无辜，爱国主义自豪感的喷发——当然是徒劳的；然而，左翼分子幸灾乐祸的叙事（美国是在为它过去十几年对别人的所作所为而遭受报应）真地就更好吗？欧洲甚至美国的左翼分子的主流反应是完全令人反感的：所有可以想象的蠢话都口无遮掩地蹦出来了，譬如“女权主义”的观点：世贸中心大楼是两个等待着被摧毁（“阉割”）的“菲勒斯”象征。在那些使我们想起了大屠杀修正主义的数字中，难道就没有一丁点悲惨的东西吗（六千名死者如何比得上卢旺达、刚果等地的数百万遇难者）？难道不是中情局一手创造了塔利班和本·拉登，并资助他们在阿富汗与苏联人战斗吗？驯服他们自己创造的怪兽恰恰是其责任所在，难道不是一个更加逻辑的说法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没错，世贸中心的倒塌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不应该完全站到受害者一边，因为那意味着支持美国的帝国主义”，道德灾难已经发生了：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无条件地站在所有受害者那一边。可这种正确的道德立场却被另一种愧疚和恐惧的道德化机制取代了，它恰恰忽视了这样关键的一点：每一个个体悲惨的死亡都是绝对的和不可比较的。简言之，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你察觉自己会抵制对世贸中心爆炸的受难者的完全同情，如果你感到自己的同情是这样的：“是的，但非洲的数百万受苦受难的人呢……”，你就不是在表达你对第三世界的同情，而只是自欺欺人，见证了你对第三世界受害者显而易见的高高在上的种族主义态度。（更确切地说，进行这样比较的难题在于，比较是必要而不允许的：我们不得不做比较，我们不得不提出，全世界每天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在发生——但我们不得不在摆脱了淫荡的罪感机制的前提下这么做）。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两种极端（暴力的复仇行动和关于全球化情境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新反思）之间，西方权力的反应到目前为止还是出人意料地深思熟虑的（难怪它激起了以色列总理沙龙反美情绪的爆发！）。或许，情境的最大讽刺是，西方反应的主要“附带损害”集中在了阿富汗难民的处境上，更一般地说，是集中在阿富汗悲惨的食物和健康状况上，所以，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有时就几乎变成了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运输的一种手段——就像英国首相布莱尔所说的，我们或许不得不轰炸塔利班以确保食物运输和重建。尽管这种公开的大规模人道救援行动本身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包括把阿富汗人民降低为无助的受害者，把塔利班贬低成恐吓他们的吸血鬼，但清楚这一点依旧是极其重要的，即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呈现的是一场比9·11更大的灾难。

左翼分子不幸地失败的另一个地方是，爆炸发生的数周以后，它又回到了“给和平一个机会！战争无法阻止暴力”的旧魔咒当中——这是歇斯底里化匆促的真正情形，它回应的是不以预期形式发生的事情。我们得到的既不是爆炸后新的复杂形势的具体分析，也不是爆炸为左翼分子提供的解释事件的机会，而是盲目的仪式性咏叹：“不要战争！”，它甚至忽视了基本的事实——实际上，美国政府自身早就（通过不断延迟的复仇行动）知道了这点——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轰炸阿富汗根本不是出路。而在这个悲哀的出路中，乔治·布什都比左翼分子展示了更多的反思力量。

无怪乎反美主义在欧洲“大”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中是最容易识别的：这是它们抵抗全球化的一部分。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近来的全球化趋势威胁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对此，我们应该问一句：哪些国家是最容易受它威胁的？不是小国家，而是第二级的（前）世界权力，诸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它们害怕一旦投入新近出现的全球帝国，它们就会被降低到和奥地利、比利时甚或卢森堡一样的层面。在法国，许多左翼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化”的共同拒绝最终成为了对如下事实的拒绝：法国自身正在丧失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这种拒绝的结果往往是滑稽的——在最近的一次哲学研讨会上，一位法国左翼哲学家抱怨道，除了他，当今的法国几乎没有别的法国哲学家了：德里达被卖给了美国解构主义，学术界充斥着盎格鲁—撒克逊的认知主义……这里有一个隐含的思想试验：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塞尔维亚人宣称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塞尔维亚哲学家——他会被立即当作一个民族主义者而遭到谴责和嘲笑。较大的民族国家和较小的民族国家之间分量差异的抹平，应该在全球化的效益中被考虑：在对新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轻蔑嘲笑下，可以很容易地察觉到欧洲“大国”受伤的自恋情感的轮廓。在此，列宁对小国的敏锐感（回想一下，他在大小国的关系中坚持，我们应当允许一种更大程度的“小”民族主义）将有所帮助。有趣的是，相同的矩阵也在前南斯拉夫被生产出来：不仅是对塞尔维亚人，同样还有大多数的西方权力而言塞尔维亚被不证自明地视为唯一一个具有足够的本质可以以形成独立国家的民族实体。纵观上世纪90年代，即便是拒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并批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不得不假定，在所有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中，惟有塞尔维亚具有民主潜质：在推翻米洛舍维奇后，塞尔维亚可以独立地转变成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而其他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则太过于“保守”，无法维持它们的自身的民主状态……这不是和恩格斯关于巴尔干小国家的著名尖锐评论形成了共鸣吗：这些小国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倒退，是过去的残留？

美国的“历史假期”是虚假的：美国的和平是通过别处的灾难而实现的。这些日子里，主流的视角依旧是一种无辜的凝视正面对着从外部迸发的不可言说的邪恶——再一次地，对于这种凝视，我们需要鼓起勇气，把它放到黑格尔的著名格言中：那种把周围一切觉察为邪恶的凝视本身就是邪恶的。甚至在道德多数派关于堕落的美国人沉迷于愚蠢享乐的狭隘观念中，在对性剥削和色情暴力的阴暗面的保守的恐惧中，都有一个基本的真理：他们不曾获得的只是这一阴暗面和其自身虚假的纯洁地位之间的黑格尔式的辩证统一而已——这么多原教旨主义传道士在暗地里却是性变态者可不只是一个偶然的经验事实。当臭名昭著的施华格（JimmySwaggart）牧师宣称，他拜访妓女的事实只是为其传道提供额外的力量（他从性爱的斗争中获知其传道的戒律）时，这虽然在短暂的主观层面上是无疑虚伪的，但它却是客观真实的。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讽刺的呢：美国第一次反恐行动的代号居然叫“无限正义”（后为回应美国伊斯兰教士的指责——只有神能够实施无限的正义——而被迫更名）？严肃地说，这一名称是极其模糊的：它或者意味着美国有权利无情地摧毁一切恐怖分子，包括那些为之提供物质、道德和意识形态支持的人（这一进程依据定义恰恰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恶无限”——这一工作无法被真正地完成，总会有别的恐怖主义威胁留下……）；或者意味着被实施的正义必须在严格的黑格尔意义上是真正地无限的，即在与他人相关的同时，它也不得不和自身相关联——简言之，必要的问题是，实施正义的我们自身应该如何被包含到我们所反对的对象当中。年9月22日，德里达获得了阿多诺奖，他在演讲中提到了世贸中心爆炸：“我对9·11遇难者无意识的怜悯并不能阻止我这样大声说：就这种罪恶而言，我不相信有人在政治上是清白的。”这种自我关联，这种使自身进入图像的包含，才是唯一真正的“无限正义”。

在竞选总统的战役中，乔治·布什曾说，基督耶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在，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证明他是认真的。对他，同样还有所有美国人而言，“爱你的邻居”就意味着“爱穆斯林”，否则，他说的就什么也不是。

关于泼先生

泼先生成立于2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年涉足独立出版，倡导预订模式；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促进以诗歌为载体的语种间对话。年启动“影像新写作”工作坊，探究影像写作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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