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仇恨由来比人们所想像的还要久远。它意味着对万有的和肯定一切的自然的反叛，意味着道德上受折磨者对绝对创作者世俗幸福的嫉妒和对绝对造物者的讽喻；它意味着极力摆脱自然、素朴、道德上的冷漠态度，转向伦理批判意义上的精神，转向道德评价和教人向善的学说。

——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曾说过：“我们全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来的。”——这是一句阴森恐怖的打趣的话，它形象地道出了俄罗斯文学非同寻常的统一性、完整性和深厚的传统。从实质上看，俄国文学的大师和天才，他们全都是一起出现的，他们相互手手相连，他们的生活圈子大部分相互交叉。果戈理曾向伟大的普希金朗读他的《死魂灵》，这位《欧根·奥涅金》（又译为《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作者听着听着捧腹大笑，可突然又变得悲伤起来。莱蒙托夫是他们两人的同时代人。人们容易忘记屠格涅夫，因为他的声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莱斯科夫和托尔斯泰的声誉一样，同属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他只比莱蒙托夫晚生四年，年长托尔斯泰十年，他在弥留之际在一封至为动人的充满人文主义和艺术信仰的信里恳求托尔斯泰“重返文坛”。我称之为深厚传统者表现在将托尔斯泰艺术上最美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饶有风趣地与普希金联系起来的一则轶闻。

事情发生在一八七三年春，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在一个晚上走进他长子的房间，他正在给年迈的姑妈朗读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父亲拿起来读道：“客人聚集在乡间别墅。”“必须从这里开始！”他说，回到自己的书房提笔写道：“沃伦斯基家里一片狼藉。”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今天的开始，即关于幸福家庭和不幸福家庭的警语是后来加在前面的。

这是一个美妙的小故事。他早已开始，写了很多而且取得很大成功。他是《战争与和平》这幅巨大的全景画，以现代长篇小说形式写成的这部俄罗斯民族史诗的著名作者。现在他准备在造型和艺术上，在语言和已完成的优美形式上超过他三十五岁时的这部力作，这就是他要写他醖酿已久、人们可以相当大胆地称之为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社会小说的东西的动因。可是，他焦躁不安地在他房间里踱来踱去地思虑着，仍然不知道如何开头。传统教导他，普希金教导他，他自己的世界，尤其他个人已经与之远离的这位古典大师帮助他克服了开篇时的胆怯心态，提醒他如何着手，径直将读者引入mediasres（情节）之中。统一体已经形成，那个被人们称为俄罗斯文学令人惊叹的精神家族的联系，通过这个细小的历史事实得到了维护。

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在这些伟大人物中只有普希金让我们觉得是历史的和前现代的。他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一个情感洋溢、朴素和生动活泼而富诗情的领域。但随着果戈理的登场，立即开始出现被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为“批评”或者“从不自觉的创作到创造意识的过渡”的东西，虽然在他看来这是普希金意义上的文学的终结，但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新的和未来的东西的开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很有见地。海涅跟他完全相似，他称歌德时代是一个美学的时代，一个艺术和客观讽喻的观点的时代，其代表和主宰是非同寻常的伟人，这个时代随着他的死而告终。（《论浪漫派》）从此开始的是一个作出决断、进行思想斗争、社会教育，即政治和——简而言之——道德的时代，这样一种道德首先给任何一种纯美学的世界观都打上了浅薄的印记。

不论在海涅还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断中，都是对时代变化的感觉与无时限的始终存在着的对立交织在一起。席勒在他不朽的论文《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中将这种对立归纳为“素朴”和“感伤”这一简洁程式。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之为“批评”或者“创造意识”者，以及与普希金的“不自觉的创作”相比，在他看来属现代的、未来的东西者，恰恰是席勒理解为与“素朴”相对立的“感伤”的东西，他同样将时代的、发展的东西混入其中，而且——人们知道，prodomo（出于为自己辩护）——将“感伤”，将意识和批评的创造性，简言之将道德的东西解释为更加新的、更具现代性的发展阶段。

现在应说明两点：其一，从其原初的信念看，托尔斯泰是完全站在美学的、纯艺术的、客观创作的、反道德的原则一边的；其二，尽管如此，恰恰在他身上，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那种思想史变化，那种从普希金的素朴向着批评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转折，呈现出如此激进的和悲剧性的形式，以致他在危机和痛苦无比沉重的压力之下，而同时又不可能放弃他伟大的艺术创作，转而谴责和否定艺术本身，将艺术斥之为一种无益的、只给人以感官享受的和非道德的奢侈品，只承认，对人大有裨益的道德学说必要时可披上艺术外衣，这是容许的。

让我们回到“其一”，我们读过托尔斯泰所作的坦率解释，意思是，在他身上一种“纯艺术的”天赋高于一种染有社会色彩的天赋。一八五九年，三十一岁的他作为莫斯科“俄罗斯文学之友协会”的会员作了一个演说，其中他如此清楚地强调文学中纯艺术的本质优于一切时尚倾向的特点，以致协会的主席绍穆雅科夫不得不在他的回答中向托尔斯泰指出，纯艺术的仆人很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只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和不情愿的情况下而已。同时代的批评界恰恰将《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看成是自由艺术客观性之卓有成效的卫士，是无倾向和无哲学理念的人的心理学教育者的代表，并认为这种自然主义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新事物，一个通过他人引导已经习惯于艺术作品中“政治的和社会的理念”的读者群还必须逐渐成熟才能认识这种新事物。这的确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作为艺术家和他那个时代的，即十九世纪的儿子，托尔斯泰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在这个方面，从一个“潮流”的意义上看是新的。但作为思想，他超越了这种新，或者在痛苦和斗争的追求中超越了这种新，达到了处于那个世纪，即自然主义世纪的彼岸的东西：一种使艺术更加接近精神、认识、“批评”而不是更接近自然的艺术观；一八七五年，为发表在一家名叫《俄罗斯信使》的杂志的《安娜·卡列尼娜》前几章深深感动的评论家们，善意地试图在读者中为这部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铺平道路，但未料到作者正准备全力向着反艺术创作的方向发展，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他这部杰作的撰写，也威胁着它的完成。

这种发展继续着，它基于其自身逻辑的前进势头不会因顾忌什么东西而退缩，它尤其不害怕反文化的东西，但也不会因顾忌荒唐和可笑而止步。不久，他公开为他写过《童年、少年和青年》这部他最具生命活力的青年时代的作品表示“歉疚”，他说，这本书是如此糟糕，如此不真诚，如此文学性，如此邪恶；他大谈特谈充斥于他的十二卷作品中的“所有那些艺术的废话”，“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却给予这些废话受之有愧的意义”。这是人们给予艺术本身，例如给予莎士比亚戏剧的它不配得到的意义。他甚至——人们必须得怀着敬畏之心，而且不可发笑，或者只是表露出一丝儿审慎的微笑说出这件事——让《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高居于莎士比亚之上。

对此应正确地去理解。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仇恨由来比人们所想像的还要久远。它意味着对万有的和肯定一切的自然的反叛，意味着道德上受折磨者对绝对创作者世俗幸福的嫉妒和对绝对造物者的讽喻；它意味着极力摆脱自然、素朴、道德上的冷漠态度，转向伦理批判意义上的精神，转向道德评价和教人向善的学说。托尔斯泰仇恨表现在莎士比亚身上的他本人，仇恨他自己熊一般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原本同样是自然的、艺术的和非道德的，即便他为追求善、真、公平、生活目的、救世学说而进行的斗争也不过是这种活力的一种苦行僧般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这种斗争恰恰表现出那种有时令人怀着敬畏却又忍俊不禁的巨人般的笨拙。但从艺术上看，正是因悖理地和苦行僧式地运用一种原初活力而产生的这种束手无助状态，赋予他作品巨大的道德力量，即那种顶天巨神般道德上的肌肉负重力和肌肉张力，这不由让人想到历尽艰辛的米开朗琪罗的人物形象。

我说过，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仇恨由来比人们习惯上想像的还要久远。他后来让诸如屠格涅夫这样的朋友和赞赏者感到伤心的一切，他对艺术和文化的否定，他激进的道德主义，他晚年令人尊敬和成问题的先知和忏悔布道师的角色，这些都由来久远，将这个心灵过程想像成他晚年突然发生的一场信仰转变危机，将它的开始定在托尔斯泰年迈之时是完全错误的。这同一个错误在关于瓦格纳的评论中重又出现，即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帕西法尔》中突然“变得虔诚了”，而实际上这是具有极其不幸的逻辑和必然性的一种发展，这一倾向在《漂泊的荷兰人》和《唐豪泽》里就显著地表现出来了。法国人沃盖的判断完全正确，当他听说，伟大的俄国作家“因陷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幻想而失去活动能力”时，他解释说，他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况；托尔斯泰的思想发展其萌芽在《童年、少年和青年》这部作品中，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的心理特征为他后来走的路指明了方向。

这是真的，列文，这部伟大长篇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作者多难的道路上辉煌灿烂和摧不毁的里程碑，是一个雕刻家的原初的、熊一般力量的标志性作品，这种力量通过寓于其中的一种良知净化的和对上帝敬畏的酵母催化而得到升华，可同时又被瓦解着，——这个列文就是托尔斯泰，除了他艺术家的身份以外，几乎完全是他本人。他不仅将他外在生活的关键性事实和日期转嫁给这个形象，如他作为农场主的经验，他的爱情和婚姻（完全如自传一般！），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这一神圣、美丽的又可怕的事件，而且将他的内心生活移植进人物，他的内心痛苦，他关于生活目的和人的使命的思考，使他与城市社会如此疏远的争取善和公理的艰难搏斗，他对文化本身或者那个社会如此指称的东西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怀疑，这种怀疑使他越来越接近隐遁厌世和虚无主义……列文所缺的是，他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过，为了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也在人性方面完整地评价安娜·卡列尼娜，读者应充分想像，这是康斯坦丁·列文自己写成的小说；我不想用指着这幅包罗世间百态的巨画无与伦比的美丽亮点的指示棒解说此人，而宁可讨论这部作品产生时所处的极度艰难和相悖逆的条件。

这是正确的说法：它给写成了；可它差一点儿没写成。这样一部作品，如此出色，如此感人，犹如一气呵成，无论大处细部都如此圆满，它唤起一种印象，它的作者将全部爱的心灵贯注于它，可以说，他，这个为天意所推动的人是一口气将它写到纸上的。这是一大误解，尽管《安娜·卡列尼娜》的产生的确是在托尔斯泰最幸福、最和谐的时期。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几年属于他和其文学形象为吉娣·谢尔巴茨基的女人结婚的头十五年，她为她的列沃奇卡（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列夫的昵称）忍受过许多痛苦，直到年迈的他死前不久离开她出走。正是这个经常怀孕和承担着作为庄园女主人、母亲和主妇的繁重责任的女人曾将《战争与和平》亲手誊抄过七遍，——这是那个使这个怀疑者和冥思苦想者在父权制动物性的婚姻和乡居家庭生活中得到相对安静时期的巨大成果，后来，当她的列夫变成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先知”，下定决心，而最终怀着万般痛苦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从理性上看破一切感性的和本能的情感、家庭、民族、国家、教会、爱情、狩猎，总之看破整个肉体生活，尤其看破对于他意味着全部本质性的感性和肉体生活的艺术并将这一切扼死于自己内心的时候，可怜的伯爵夫人是如此绝望地回顾那段美好的时光。

那十五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尽管从后来更高的立足点看，只是低层面的、动物性的。《战争与和平》使托尔斯泰成为“伟大的俄国作家”，这时，他准备写一部新的、历史的民族史诗，眼前浮动着一部关于彼得大帝和他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为此，他在莫斯科众多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全面、认真地做着前期准备达数月之久。“列沃奇卡读着，不停地读”，伯爵夫人的信中如此说。他读得太多了？他因知之过多而倒了自己的胃口？奇怪！这表明，他从根本上不喜欢这个沙皇政革家，这个强行推进文明的皇帝的形象。他愿意停留在落在头上的俄国民族叙事作家这个角色，还想再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可事与愿违，他出人意料地不想再写这种东西了。他在付出了难以道尽的辛劳之后放弃整个计划，牺牲一切时间和研究上的投入，转向完全不同的东西：安娜·卡列尼娜的感情迷误，这部关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流社会的长篇小说。

在普希金的帮助下，起步充满生机和快乐。但没过多么久就时有停顿，不经意的读者在享用中不会预料到的，写作一周周、一月月步履维艰地进行着，甚至完全停滞不前。发生了什么事？家庭的忧虑、孩子患病、健康状况不佳——不过，这不算什么，一个像写作《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事更加重要，或者应该是更加重要。真正的干扰是对我们行为的重要性和个人紧迫性的怀疑，问题是，比如，为了读透《新约》我们是否更应该学希腊文；我们是否应为我们为农家孩子所创建的学校更多花些时间和心思；整个纯文学是否一件蠢事，我们的义务，更加符合我们内心深处的要求难道不是深入研读神学、哲学书籍，以便最终发现生活的目的。他兄长的离世使他接触到死亡的奥秘，这给托尔斯泰几近于神秘的强大生命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并要求他进行思想上的梳理、记载，并非以纯文学形式，而是写一部以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书为样本的忏悔著作。在他心目中这样一本真正恪尽人的力量写作的书使他对长篇小说的写作渐渐感到厌倦。事实上，《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也许会中断下来，成为残稿，若不是卡特科夫先生的《俄罗斯信使》急不可待地开始提前付印的话，这使作者不得不履行对出版人和读者的义务。

一八七五年一月和以后的三个月里，上述杂志发表了小说的部分章节。接着连载中断，因为作者未提供原稿。第二年头几个月又发表一些片断，随后七个月休止，直到十二月方才又发表一部分。这使我们感到欣喜若狂，我们只能设想它产生于持久的灵感状态——托尔斯泰在这一状态之下呻吟着。“乏味的、讨厌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从他喝马奶的萨马拉写信说。这是他的原话！“最终，”一八七六年三月的信中称，“我必须将我感到厌倦的小说写完。”当然，倘若这期间没有一次次恢复他的兴趣、勤奋、饱满的情绪，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但恰恰在这段时间进展反而比较慢，这是由于一种艺术上的不满足，这使推敲、修改和润饰没完没了，他坚持使描写达到语言上的尽善尽美，这从极其不准确的译文还令人看得出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奇异的圣徒越是不相信艺术，越是细心对待它。

刊载时断时续地一直到第八部分，刊载就此告终；因为这时主题变得带有政治倾向，俄国的民族小说家在最后一部分谈到亲斯拉夫倾向，谈到热情支持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弟兄们反抗土耳其的自由斗争，谈到俄国社会志愿者的鼓噪和爱国主义的蠢行时表达了如此激进的异端言论，以致卡特科夫不敢刊登出来。他要求删除和修改，作者感到受辱便予以回绝。托尔斯泰就这些分歧写了一则说明，将结尾部分作为特印本单独发表。

（选自《歌德与托尔斯泰》，启真馆出版）

歌德与托尔斯泰

托马斯·曼著

朱雁冰译

简介

《歌德与托尔斯泰》书如其名，托马斯?曼中对歌德、托尔斯泰、席勒等几位伟大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席勒的《华伦斯坦》等，通过比较他们思想与性格的异同，为这些文学巨匠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文学与思想肖像。

作者

托马斯?曼（ThomasMann，—），是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出版，使其25岁就进入德国重要作家行列，并于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魔山》（）和《浮士德博士》（）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kelaisilecar.com/xzqh/209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