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P.Huntington）

译：言

政治格局新阶段：文明的冲突

全球政治斗争的模式已经步入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们开始迫不及待地扩散对未来的各种预见：人类历史的终结，国家间民族对抗的重现，部落化与全球化角力之下国家政体的衰退等。每一种预见都捕捉到当下现实的某些方面，但也都忽视了未来几年国际政治发展最关键、也最本质的一个方面。

我所假设的是，新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主要分歧和冲突的产生将源自文化。国家政体仍是全球事务中最有力的构成，但国际政治冲突将主要发生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间的交锋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线。

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会成为当代社会冲突演变的最终阶段。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产生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来自贵族阶层：国王，专制君主和立宪君主试图扩大他们的统治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实力，以及最重要的领土范围。在贵族们创立国家之后，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冲突的主线由贵族转向国家。如同年美国历史学家R.R.帕尔默(R.R.Palmer)所描述的“国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人民间的保卫战则开始”。这个模式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后，俄国革命的斗争将国家间的冲突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冲突，第一次在共产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之间产生，随后演变为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之间的对抗。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存在于两大超级势力之间，两者都不属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且惯用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

贵族阶层、国家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冲突，威廉姆.林德(WilliamLind)将之统称为“西方内战”，就冷战以及之前17-19世纪的战争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已经拓展到西方社会以外，其核心在于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文明政治而言，非西方社会的人民和政府已经不再是作为西方殖民目标，旁观文明历史的发展，而是与西方社会一道推动与创造历史的进程。

文明的本质

冷战时期的文明本质曾将世界划分为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世界。这种划分方式在目前并无太多意义。眼下更适合用社会文化和文明来归类国家，而非政治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所谈论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村庄、区域、种族、少数民族、国别、宗教组织，都具备不同程度的文化特征。一个意大利南部村庄的文化也许有别于意大利北部的，但两者都拥有区别于德国村庄的意大利文化。同样的，欧洲大众作为整体拥有区别于阿拉伯或中国的文化特点。阿拉伯人、中国人和西方人则不再隶属于更为宽泛的文化实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

因此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类别，使人类得以与其他物种有所区分。文明和文化均由客观元素来定义，例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并结合人类主观的自我认知。人们的自我认知有不用的层级：一个罗马居民或许会依据不同归属程度将自己定义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或者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将是他最常认同的广义身份。人们可以，也的确会重新定义他们所认同的身份，因此文明的构成及界限也在变动。

文明或许关乎数量庞大的人群，好似中国，白鲁恂(LucianPye)称之为“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也或许文明只涵盖小众人群，例如加勒比海语系。一种文明可能涉及几个民族国家，例如西方文明、拉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又或许只包含一个，好比日本文明。很显然，文明间存在交融与重叠，同时也可能包含着亚文明。

西方文明拥有两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同样的，伊斯兰文明有阿拉伯和马来的分支。尽管不同文明间的界限未必清晰，但文明是真实存在且极具意义的概念。文明会不断演变，繁盛衰落，分离融合。此外，任何历史学生都该知道，文明会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彻底消亡。有西方人认为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文明的历史才是人类历史中被最广泛研究的领域。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Toynbee)曾将人类文明划分为21大类，而只有其中的6类仍存在于当代社会中。

在未来，导致文明之间冲突的原因将会变得尤为重要，世界格局很大程度上将由7到8种文明间的互相作用决定。这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或许也包括非洲文明。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源自这些文明之间的裂痕。

未来会发生什么?

首先，文明间的差异不仅真实存在，且会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同的文明在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上皆有差异。文明的差异将使人们对上帝和人类、个体和群体、公民和国家、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价值观中相对重要的权利和义务、自由和权威、平等和阶级等的认知上有很大分化。这些差异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且比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更为本质。理论上差异并不意味着冲突，且冲突也不等同于暴力。但几个世纪以来，文明间的差异的确产生了最暴力，且影响最深远的冲突。

其次，世界的距离正逐渐缩小。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会更频繁地交往，因此人们对文明间的差异或相似有更强烈的感受。逃往法国的北非移民会受到法国人的敌视，但同时也会感受到“善意的”欧洲天主教徒日益增加的接受度。此外，相较于加拿大和欧洲，美国人会对来自日本的投资怀有明显的负面情绪。政治学家霍洛维茨唐纳德(DonaldHorowitz)曾指出“一个伊格博人(Ibo)在尼日利亚的东部也许是一个奥维里(Owerri)伊博格人或奥尼查(Onitsha)伊格博人；在拉各斯，他是一个伊格博人；在伦敦，他则是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就是一个非洲人”。不同文明间的人们交往会增强对文明的认知，而由此深化的差异意识和敌意则会进一步作用于历史。

此外，贯穿全球的经济现代化以及社会变革使人们逐渐从本土认知中脱离出来。同时弱化了人们对国家的认知。在很多地区，宗教认知开始在“原教旨主义”运动下逐渐替代国家认知。这些运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在多数国家和宗教区域，这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产阶级技师、教授以及商人。对此，乔治.威格(GeorgeWeigel)评论“全球宗教化是20世纪之后主导人们生活的重要社会因素”。在吉尔斯.凯佩(GillesKepel)看来，宗教复兴是“复仇之神”，能使人们的身份认知和由此产生的献身精神跨越国界。

第四，文明意识的加强受西方社会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西方势力目前处于顶峰。但同时，一种回归本土的心态在非西方文明中产生，也可以说这种现象是由西方力量的极盛所导致，包括日本期望“亚洲化”及本土发展，尼赫鲁(Nehru，前印度总理，曾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意识的消亡和印度“梵化”的兴盛，西方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失败加强了中东的“再伊斯兰化”，以及目前针对叶利钦（BorisYeltsin，苏联解体后首任俄罗斯总统）统治下是该俄罗斯化还是西方化的争论。面对西方的强盛，许多非西方社会逐渐倾向用非西方的模式来重建这个世界。

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多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牛津、索邦神学院(Sorbonne，巴黎大学前身)或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Sandhurst)受教育，学习并吸收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的平民则仍受本土文化的影响。但现在，情况有所逆转。精英阶层的去西方化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兴盛，而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风格和习惯逐渐在大众中普及。

第五，文化特征和差异相较政治和经济形势更难以改变，因此也更难妥协与解决。在前苏联时代，共产主义者可以变成民主党人士，富人可能变穷，穷人也可能致富，但俄罗斯人不可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可能变成亚美尼亚人。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关键问题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某个立场或改变立场。但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在于“你是谁”，答案是无法改变的。我们都知道，对波斯尼亚人，高加索人和苏丹人而言，答错这道题的后果将是致命的，宗教歧视甚至比种族歧视更为残酷剧烈。一个人可以是法国和阿拉伯的混血，甚至拥有两个国籍，但不可能同时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最后，经济区域一体化在增强。区域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年-年上升，欧洲地区的比重由51%增至59%，亚洲由33%升至37%，北美则由32%增加到36%。区域化的经济联盟在未来会愈发重要。从一方面看，成功的经济区域化会加强对文明的意识。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化只有建立在同种文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欧盟的建立是基于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文化一致的基础。北美自贸区则取决于目前墨西哥、加拿大以及美国文化的融合。相对而言，日本在东亚寻找经济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会面临更多问题，因为日本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和文明。尽管日本的贸易与投资有可能拉近其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但其中的文化差异让日本很难建立例如欧洲和北美的区域经济同盟。

相对的，共同的文化显著增进了中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亚洲华人区的经济关系。随着冷战结束，文化上的共性开始逐步抵消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日渐紧密。如果说共同的文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那么未来东亚经济联盟的核心将是中国。事实上，这个联盟已初见端倪。正如默里韦.登鲍姆(MurrayWeidenbaum)所观察到的，尽管目前日本仍主导东亚，但以中国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形成产业、商业及金融的新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具备可观的技术及制造能力（台湾），出众的商业精神，营销和服务能力（香港），良好的社区网络（新加坡），庞大的资金支持（三者皆具），以及充裕的土地、原料和劳动力（中国大陆）…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这个基于宗族扩张、极具影响力的关系脉络已经被形容为“东亚经济的脊柱”。

文化与宗教是经济合作组织得以建立的基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年代建立了由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组成的合作同盟。这个组织能兴盛及扩张的一个动因便是其中一些成员国家意识到被纳入欧盟是无望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中美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C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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