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来到了上星期那个陌生人Ervin的家，我将遇到Ervin一直向我提起的，他的母亲。这是一栋建于年的15层楼的公寓，他指着公寓外墙上一个巨大的补过的洞，说：“内战时的飞弹打的，幸好那天，住在里面的作家不在家。”那种平常的口气，就好像指着家里屋顶上的一滩水渍。

40多年前，中国罕见高层建筑，南斯拉夫却已经是标配。事实上，年，全南斯拉夫36%的家庭有小汽车，每2.1个家庭就拥有冰箱。南斯拉夫人民曾经拥有开放的国界和接近于西方世界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

Erwin的母亲Alma身材虚胖而肤色白皙，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具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的她，打扮很得体。本国教育让她会说流利的英语，上世纪九十年代波黑内战时，逃难的颠沛生涯也让她学会了西班牙语。她刚刚从一场差点要了她的命的心脏病发作中生存过来，休息了一年，身体正一步步走向康复。

Alma的父亲OsmanDervisevic16岁参加游击队，是波黑北部重镇Br?ko市的第一任市长，可惜外祖父的烟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老革命的女儿Alma含着银匙出生，度过极其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干子女的少女时光，然后人生开始和她玩“和好运捉一下迷藏”吧的游戏，于是家里和自己身体中的好东西开始一点点消失：青年时代丧父，前中年时代祖国不再，中年时代逃难异乡，后中年时代离异，晚年时代健康也决定离开她了。

目前，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儿子和正在念书的女儿与她住在一起，尽管Ervin一有机会就要声明：“难道你以为一个29岁的男人会喜欢和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吗？”

Alma准备的饭菜很丰富，竟然还有西班牙火腿，那是Ervin的朋友从加泰罗尼亚的朋友带来，在这个穆斯林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度，这是我在波黑的第一顿有猪肉的晚餐。

晚餐还包括用来蘸食面包的茄子和红辣椒粉做的蘸酱，那是邻居给的；清爽的番茄黄瓜和甜椒拌的色拉；从土耳其传承过来Burek，乍一看就好像是开口锅贴的波黑“国菜”；典型的克罗地亚烤鸡，还有波斯尼亚穆斯林典型的炖牛肉。甜点则是Ervin特意去外买的全城最好吃的拿破仑。

这顿丰盛异常的家宴显然让长期以来磕磕碰碰的穆族，克族和塞族获得了饭桌上的和解。它们在一个饭桌上，甚至在一个盘子上释放出食物的香味和生活应有的祥和气息。这和女主人本来所代表的种族多元性有关，她说：“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族，我的继父塞尔维亚族，我的母亲克罗地亚族，而我从来不考虑这些，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典型的南斯拉夫女孩。”

Alma的烟嗓，再配以那种舒缓的，似乎与己无关似的叙述口气，就好像有人戴着丝绒手套在轻柔地抚摸生锈的回忆。她的英语带着好听的英国口音，如果闭起眼睛，我甚至在想像她是“”里的LadyM，她们真的长得有些相似。我们开始喝起了咖啡，波斯尼亚咖啡，在小小的铜壶里烧好后，盛在精致的咖啡杯和托盘里。

饭后的一杯香浓的波斯尼亚咖啡让Alma又回到了过去的好时光，那个她能够频繁出国见世面的时代：那时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没有毁坏她的生活，她的丈夫依然没有背叛她：“我当时可是怎么想的呀？毕业后哪里都可以去，我却没有选克罗地亚。”她继续喃喃着：“我都已经二十年没有见到海了。克罗地亚，美妙的海岸，美妙的小镇......。”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下去，直到被墙上古老的自鸣钟整点的报时声完全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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