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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联邦调查局特工得到一份电报信息称，近期可能有一名或多名恐怖分子前往美国，但被告知，“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事。”随后，中情局似乎也把这事忘了。

前言

年，美国调查局反恐部门负责“转移”拉米兹·优素福（RamziYousef）——年世贸中心汽车爆炸案的主要策划者。

在巴基斯坦落网后，优素福被飞机送到纽约州纽堡市的斯图尔特机场，然后改乘联邦调查局的一架直升机前往纽约市下曼哈顿联邦广场附近的都会惩戒中心。

直升机从世贸中心旁边飞过。特警队的人员捅了他一下，说道：‘你瞧，大楼还立着呢。’优素福说，‘要是我们的钱再多一点，这楼就不会是立着的了。’”

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在恐怖袭击中倒塌。人身亡，其中大多数为平民。

20世纪90年代来到阿富汗受训的人，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失败者。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反映的是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曾在80年代早期研究过的、组成恐怖主义群体的“模范埃及青年”。大部分可能被基地组织招募的人都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而且几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们大多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非常偏爱自然科学和工程学。

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出自宗教学校；实际上，许多人曾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甚至能说多达五六门语言。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在加入圣战之前，许多人甚至都不是特别笃信宗教。

比起抗击苏联的圣战者前辈，他们的历史更为复杂，也更多样化。

上一代圣战者之中有许多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医生、教师、会计、伊玛目——他们携家带口来到了阿富汗；新一代圣战者则多是年轻的单身男子，但也有精通造假、信用卡欺诈和毒品走私的罪犯，这些人的技巧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上一代人绝大多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新的应征者中则有许多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人来自苏丹、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他们的直接目标是为波斯尼亚和车臣的战争做好准备，然后再回到本国建立伊斯兰政府。从年到年营地被摧毁，阿富汗的训练营共接纳过1万到2万名受训者。

应征者在面试中会被问及自己的背景和特别技能。收集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给各人委派何种任务；例如，一个名叫哈尼·哈居尔的年轻沙特人就提到他曾在美国学习飞行。他将成为“9·11”密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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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艰苦的体能训练，新的应征者还要接受基地组织世界观的灌输。有些受训者在听课笔记中明确写下了该组织的乌托邦式目标。

1．在世上建立真主的统治。

2．为了真主的事业以身殉教。

3．清除伊斯兰各阶层中的堕落分子，实现净化。

这三个目标表述精确，界定了基地组织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们召唤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根本不会停下来问一问：在以净化宗教为惟一政治宗旨的人手中，真主的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而“死亡”这种个人目标，仍然是吸引许多应征者前来的主要原因。

他们对以前的行动进行研究；既有使馆爆炸案之类的成功范例，也有谋刺穆巴拉克这样的失败。

他们的教材是一本页的手册《反暴君圣战中的军事研究》。“我们号召与叛教政权进行的抗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柏拉图式的理想……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外交，”手册一开头写道。“但它却了解子弹的对话，刺杀、爆炸与毁坏的理想，以及大炮与机枪的外交。”

训练中有三个主要阶段。

新到的应征者要在新兵训练营里待15天，他们在这儿会被训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到了为期45天的第二阶段，应征者将接受地图判读、堑壕修筑、天文导航方面的训练，并学习使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轻机枪、克莱莫杀伤地雷、迫击炮、肩射火箭，还有防空导弹。

演练的目标始终是美国人，不是美国兵就是美国的交通工具；不过根据一名基地组织学员在意识形态课堂上的笔记，“伊斯兰的敌人”还有：

1．离经叛道者（穆巴拉克之流）

2．什叶派教徒

3．美国

4．以色列

敌人种类太多，将始终是一个令基地组织头痛的问题，尤其是碰到斗争舞台上出现新的角色、重要程度又各不相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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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二阶段训练的人可以选择加入游击战学校，培训期同样是45天。

学校里设有培训劫持和谍报技术的专门营地，以及一门为期10天的暗杀课程。一名基地组织受训者在日记中写到，他有一天学的是“从摩托车上向刺杀对象及其保镖开枪”，另一天学的则是“从上方、前方和后方朝车里的两个目标射击”。另一个营地专门培训炸弹制作技术，还有一个名为“神风队”的营地仅向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放。他们身穿特制的白色或灰色服装，单独居住，不和任何人交谈。

学校里有一座藏书颇丰的军事图书馆，其中就有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最终成为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自传《反叛》。

另一本书说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快速部署部队的情况，书中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艘装载液化天然气的轮船被炸毁在波斯湾咽喉部的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

受训者对这个想法很着迷，花了许多时间来策划如何实施这样的行动。晚上他们常会看好莱坞的惊险片，从中寻找灵感。他们尤其爱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

扎瓦希里（艾曼·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目前是“基地”组织的首脑，该组织的重大恐怖攻击事件（如事件）皆是扎瓦希里一手策划，是“基地”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奥萨马·本·拉登年5月2日遭美军击毙后，年6月16日，“基地”组织宣布扎瓦希里接替本·拉登成为领袖。）对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特别感兴趣，“这些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不亚于核武器。”

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扎巴迪”——意思是“凝乳”——的项目，研究造成大规模杀伤的非常规手段，而且还潜心钻研医学杂志，了解各种各样的药剂。

“尽管这些武器极其危险，我们却正是因为敌人才认识它们的；敌人一再强调制作这些武器的成本很低廉，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写道。

扎瓦希里手下一个名叫阿布·哈巴卜的人还建起一个实验室，用狗来实验自制的神经毒气，并把它们痛苦死去的过程拍摄下来。做实验的狗往往拖到5个多小时之后才死。

阿布·哈巴卜向受训者解释说，人类对这种毒气的反应更大，因为他们没有狗身上那么强的抗体。

扎瓦希里还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另一座实验室，一个名叫耶齐德·苏法特的马来西亚商人在实验室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培育生物武器，特别是炭疽杆菌。苏法特本人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得过化学和实验科学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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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者之间的共同点——除了他们的城市习气、见多识广的背景、教育程度、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电脑技术之外——往往都是客居异乡。

大多数人加入圣战的时候，所处的国家并不是养育他们的祖国。他们之中有生活在法国流亡者聚居区的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或是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

他们虽然取得了成就，但在自己客居的社会之中却几乎没有地位可言。和赛义德·库特卜（埃及作家，教育家，逊尼派伊斯兰理论家。曾被穆斯林形容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伊斯兰的殉道者，但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他塑造了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观点。）一样，他们也是在西方生活期间把自己定义为激进的穆斯林。

一个住在伦敦的巴基斯坦人觉得自己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不是真正的巴基斯坦人；身处科威特的一个黎巴嫩人，或是客居布鲁克林的一个埃及人，也同样会有这种身在边缘的感觉。孤身一人、备受疏远，亲人往往又远在天边，离乡背井的人只有转向清真寺；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同伴，还有宗教的安慰。伊斯兰教提供了共性的要素。

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清真寺的伊玛目们自然会响应促使这些人寻求精神家园的疏离感与愤怒。移民国家中新建的清真寺绝大多数由沙特阿拉伯资助，寺中的神职人员也是瓦哈比派的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宣扬圣战的光荣。受到这些豪言壮语和反苏圣战胜利传奇的激励，青年男子常常成群结伙地作出决定，奔赴阿富汗。

汉堡的4个年轻人就是这样。

汉堡是德国最繁荣的城市，居民中百万富翁的比例在欧洲都市之中高居榜首。年的汉堡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堡垒。这座城市总是认为自己更具英国而非德国的特点——既高贵，又不失礼貌；既有贵族气派，又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它吸引了大批外国学生和政治难民，其中大约有20万人是穆斯林。年秋天，穆罕默德·阿塔来到这座城市，报名攻读汉堡-哈堡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德国的外国学生想在这里呆多久都没问题，他们无需支付学费，还可以到欧盟各国任意旅行。

历史留下的伤痕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不仅表露在旧城区重建的部分，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

新德国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为宪法中的原则，该国的政治避难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为开放的。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德国可以合法地活动，募集资金和人员——但这仅限于国外的恐怖主义者，国内的可不行。策划恐怖行动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恐怖袭击发生在国外。自然，许多极端分子充分利用了这个避风港。

除了妨碍对激进群体进行调查的宪法屏障，还有德国国内的戒备之心。以前，德国曾遭受过仇外情绪、种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权力的伤害；任何可能唤起这些阴魂的行动都被视为禁忌。联邦警察宁愿把力量集中在本土的右翼分子身上，对外国的组织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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