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ProblemsConcerningTransborderEthnicGroups:Types，Causesand

Limits

王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黄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视野下的独立公投与民族问题”(项目编号:16BMZ)的阶段性成果。

后冷战时代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近年来相关成果在研究取向上存在“安全问题”与“去安全问题”的阿悖论以及跨界、民族两要素不兼顾的缺失。跨界民族引发的安全问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总体以后者居多。本文详细分析了跨界民族所在国为何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安全问题，并提出了军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三大类型的安全威胁，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其成因。这些威胁可能是存在性威胁，也可能是建构性威胁。跨界民族本身是一个变量，加上它所引发与卷入的安全问题往往受国家间关系影响或是为国内政治进程所驱动,故跨界民族成为所在国安全威胁是有着严格条件性的，它绝非必然成为“问题”，也并不必定带来安全威胁。我们不能简单将其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而应科学考察其存在的条件、范围与机理,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综合施治。

跨界民族；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安全威胁

一、问题的提出民族跨界跨境生存并非人类社会的新现象，但与以往相比，后冷战时代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导致大量新国家诞生，由此诱发了大量新的跨界民族问题，与之相关的各类安全问题抬头。其次，在技术、经济、政治事件等因素刺激下，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后果之一是人类的流动范围、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增大的跨国移民群体关乎民族身份，进而扩大了跨界民族问题的范畴。从政治学与安全研究角度对其进行回应，是学界应有之举。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不乏研究取向上“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悖论以及跨界、民族两要素不兼顾的缺失。上述研究取向上的张力，源于部分人士将跨界民族问题等同于安全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分析了“远距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导致险恶的极端政治所涉及的经验案例多是跨界民族议题。在他看来，虽然远距民族主义拥有一些积极的政治影响，但总的来说会让人感到未来的凶险。这一论述源自他对现代民族主义的源头与传播动力的剖析，偏颇但让人警醒。与安德森评价相近的是，当前欧美一些激进政治人物存在浓厚的反移民、将移民污名化的倾向，确信移民与恐怖主义存在强关联，认为移民威胁本国安全。同时，也有观点强调跨界民族可能带来的收益，主张将其去问题化。譬如，联合国向来强调跨界移民在文化经济等层面对所在国大有裨益。目前国内民族学界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时，亦较为强调跨界民族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国外学界的一些研究也指出了跨界民族在所在国家中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从经验与学理上对接上述讨论，基本假定是：跨界民族问题是一个光谱性连续统一体，涵盖了发展议题与安全议题，不能简单将其“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而应该科学地考察其成为安全问题的类型、范围与条件。本文的基本问题意识是跨界民族问题在什么背景、条件、机理下会成为安全议题，属于什么样的安全议题，如何判断其安全威胁。本文遵循以下研究思路：首先从跨界民族的类型入手来讨论其介入安全问题的基本状态，然后重点分析所在国视跨界民族群体为安全威胁的类型与成因，最后阐释上述安全威胁的限度。二、跨界民族及其安全问题的类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中的安全研究主要以传统安全研究为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界鲜有将种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的观点。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研究迈入新阶段，传统安全观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非传统安全理论从边缘逐渐走向安全研究的中心。一般说来，传统安全理论以国家安全为主要指涉对象，在主导价值上强调军事与政治安全；而非传统安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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