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尼亚的四月春意盎然，樱花、玉兰、海棠陆续盛开，而最先绽放的却是梨花，在山上、在河边、在路旁，雪白的梨花绽放在晴空万里之下，一团团、一簇簇用淡淡的色彩就着鹅黄的绿叶扫去冬日的单调。山城萨拉热窝就在这样明媚但不艳丽的装点下迎来久违的春天。在我每天去工作的路上就有这样一树梨花，粗壮的树干和宽阔的树冠都无不说明它历经的岁月：树的南边是萨拉热窝举办一九八四年冬奥会时修建的最主要的酒店Holidayinn(后来更名为EuropeHoliday)，这座酒店见证了萨拉热窝最辉煌的、盛极一时的年冬季奥运会，而那是奥林匹克传奇人物萨马兰奇执掌国际奥委会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

而酒店的另一边就是内战时期著名的萨拉热窝死亡大道，成百上千的平民在这条路上被对面山上和建筑物里的狙击手开枪打死，而他们出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桶水或者一个面包。树的东边最明显的建筑就是波黑的“世贸中心”——Uintic大厦，这是一座双子塔式的玻璃幕墙建筑，战前这是波黑最著名的公司UNIS的总部，彼时这家生产大众汽车的波黑公司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汽车和兵工企业，而在内战中它那时尚的外形也自然吸引了不少的炮弹光顾，千疮百孔的Uintic大厦成了世界标记这场战争的符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现在这棵梨树的旁边是一个开放的社区儿童游乐场，秋千、木马、滑梯和各种健身器材总是吸引着周边的小朋友们放学后在此嬉戏玩闹，老人们则在树下闲谈聊天。而那棵梨树就像一个历经岁月的老人一样看着这一切，在春天时繁花似锦、竭尽全力盛开，为人们带来欣喜和愉悦；待到春红落尽、烈日当头，依然用自己的片片枝条撑开一方树荫，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遮风避雨。这一幕像极了铁托的一生，而我也是从这个梨花盛开的天涯开始试图探索铁托和他的那个时代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许多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依赖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实现解放不同铁托指挥八十万人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对纳粹德国展开全面反攻，凭借本国的力量基本实现了国家的解放，奠定了南斯拉夫独立发展的基础。战后，铁托执政下的南斯拉夫，一直反对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干涉，并因此始终与苏联保持距离。铁托是战后首先敢挺身对抗苏联的扩张，与斯大林决裂的共产党领袖，直到年，铁托才与赫鲁晓夫改革后的苏联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现实的需要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上与南共在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产生分歧。中国与南斯拉夫始终没有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而选择了维护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和权威的地位。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两国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运动，这使得南斯拉夫变成欧洲唯一没加入华沙公约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因为始终不愿意介入东西方世界的冷战，铁托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倡导并领导全球不结盟运动，逐渐成为全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开始着手解决与南斯拉夫冷却了十年的两国关系，年5月，铁托会见了以赛福鼎为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同年8月，他以85岁高龄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正式访问，两党两国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国内，同样是因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符合国情的道路，南斯拉夫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使其在东欧国家里成为比较富有的一员。

自苏南分裂后，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道路，建立了一套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工业道路，自50年代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来，南斯拉夫普通人民生活上要明显比其他东欧国家自由，西方的文学电影都被允许传播到南斯拉夫，每年有超过万游客进入南斯拉夫，直到年，全国有36%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受到8年义务教育。这些成就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南斯拉夫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优势明显的。铁托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有力的国家治理为南斯拉夫民众打造了一个富强文明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的地区贫富问题一直非常严重，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与邻国奥地利、意大利经济水平相近，而马其顿、科索沃则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这也同民族问题一起，成为日后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隐患。

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后，中国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中国的对外交往仍然很少，对外部世界的情况仍然很闭塞，重要的原因就是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少。年5月24日，华国锋（没署头衔）致电铁托祝贺他85岁寿辰。中央随后决定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产主义联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应中方邀请，铁托率代表团于年8月30日至9月8日正式访华。中方给予了铁托一行破格的、热烈的欢迎。华国锋、7月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天安门广场欢迎人数由原定四千人增加到十万人。华国锋、李先念分别于南斯拉夫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根据陪同访问的人员回忆，铁托在访华期间，情绪非常高涨，在杭州同随行人员一起在宾馆客厅放声高唱游击队歌曲，直到深夜。铁托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铁托访华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去南斯拉夫访问的高潮。从中央到地方有30多个代表团、考察组访问南斯拉夫。

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乘专机到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欢迎仪式后，铁托总统邀请华国锋到他办公室休息。两位领导人坐在沙发上亲切交谈。铁托总统向中国客人赠送刚刚出版的一本汉塞词典精装本。8月22日上午，华国锋在铁托总统陪同下，乘坐敞蓬车通过市区，接受了几十万贝尔格莱德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华国锋这次出访，是毛主席年访问莫斯科之后，我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南斯拉夫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首都三四十万人夹道欢迎。86岁高龄、身体不好的铁托同华国锋一行进行了四次会谈、两次单独会见。双方就各自国内的情况、国际形势、两国两党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坦诚地交换了意见。铁托详细介绍了欧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情况，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华国锋强调中国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要向南斯拉夫学习，努力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年5月4日，铁托逝世，享年88岁。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5月8日的葬礼。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外国最高领导人的葬礼。

如果说建筑作为人类时间的一个固定舞台，反映的是世代的区位和人们的态度，展现的是公共的事件与个人的悲喜，表明的是新与旧的更迭与罔替的话，萨拉热窝是一个被深深地烙上了铁托印记的城市。在这里至今还保存着数量仅次于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铁托大街、铁托咖啡馆、铁托雕像等纪念色彩浓重的城市建筑，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也根据自己的选择对铁托怀有不同的态度。

“铁托是我们的切·格瓦拉”，戈兰·贝蒙斯（GoranBehmen）这位四十多岁的波斯尼亚中年人面对采访开玩笑说。戈兰的另一个身份是萨拉热窝铁托协会的主席，而这个机构的唯一愿景就是提醒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铁托——这位在西方舆论语境中独裁者存在的巨大价值。

“国民和整个社会拥有更高的安全水平，你可以一整天睡在街上，而不用担心。你可以自由地旅行并享受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艺术和文化。所有的这些在前南斯拉夫都能实现。”在萨拉热窝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会对南斯拉夫怀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情节,特别是对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来说，铁托更像是一个符号。而戈兰本人更愿意认为铁托是一位“长着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者”。“铁托是一位英雄，拥有南斯拉夫最强大的大脑。”戈兰说。“他与同时代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统治者不同，铁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裁者。铁托的统治更民主，他是典型的巴尔干强人。现在30％的波斯尼亚青年同意这一说法”。

“在铁托的时代，我们可以很轻松地修建属于自己的房屋。街道上没有流浪汉，也没有人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可是现在，我、我的妻子、我的儿子和儿媳我们都在工作，可我们还是无法支付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费用。我们现在经常开玩笑：铁托在的时候，冬天犯人可以住在监狱享受暖气。可现在，即使你犯罪了也没有监狱让你住。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政客们就想捞钱。”常年往来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大巴车司机和我说。

在萨拉热窝铁托咖啡吧的门口，常年挂着一条横幅，红色的底子上用黄色的油漆书有：“WebelongtoTitoandTitobelongstous”（我们属于铁托，铁托属于我们）。我和胡莉约好在这里见面。胡莉拥有波黑和西班牙双重国籍，在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和全家人都作为难民移居西班牙，现在她和父母以及哥哥生活在瓦伦西亚，这次来波黑是做短期交流研究。我和她分别点了一杯白色和红色的塞尔维亚Rakja蒸馏白酒，而更多的人坐在我们的身边要么喝着当地的萨拉热窝啤酒要么点着烟就着咖啡聊天。胡莉说他们家人对铁托的态度并不是属于怀旧或者感念的哪一种类型。

年当内战爆发的时候，胡莉已经十岁，她清楚地记得远处炮弹爆炸后燃起的烟雾和响彻在整个城市的枪声。“我们都不想死，但我们似乎无法摆脱那个疯狂的转盘。就像被绑架上了一辆疾驰的列车，整个社会充满了愤怒和无助。我不记得，事实上我也不关心，铁托时代的那个体系。很多年轻人和我一样，我们不需要因为怀旧而去体验过去。只是我们的父母还会经常表示：当铁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冷静的。”年欧洲巴尔干基金会对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前南国家人口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年代的出生的人认为铁托南斯拉夫时期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好。唯一的例外是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在波黑，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中有47％相信，如果铁托仍然掌权今天的生活将会更好，38.7％的抽样人群认为如果返回到铁托的制度体系下，生活将会更好。“我想回到波黑，这里是我的家乡，可是我在这里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胡莉喝了一口酒，看着墙上铁托和阿拉法特在一起的海报。“萨拉热窝的年轻人非常无助，除了凝视历史。未来在这里太痛苦，我们无法提前感受明天的痛苦，所以如果无法逃离，明天是一个比今天更痛苦的选项。”

年5月4日，萨拉热窝大学Campus校区和往日一样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座曾经的南联盟军营、现在波黑最大的高等教育学府依旧鲜花盛开，下了课的学生们聚集在教室的门口聊天、抽烟并传出阵阵说笑的声音，在这些内战后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美国或者西欧生活或许是人生中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学校的东面隔着一条街就是美国大使馆，阴沉的天空下，那里的星条旗随风飘飘。

这一天是铁托逝世三十六周年的纪念日，一九八零年的五月四日下午三点零五分，铁托因病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按照之前报纸上的预告，从下午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市民来到萨拉热窝大学校园内的铁托雕像下献花，到三点零五分纪念活动正式开始。年逾花甲的南斯拉夫人民军老战士带上了当年的军帽，手捧鲜花向铁托雕像行礼致意，他们怀念这位曾经带给这片土地独立、繁荣的巴尔干强人。我的朋友日瓦诺维奇先生也是是萨拉热窝左翼政党SDP的成员，说起铁托和他的那个时代，他不无感慨。“或许那是一个更好的时代，每个人不用去刻意强调克族、塞族和波族的身份，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南斯拉夫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在克罗地亚的海滩散步，而不是被高档的酒店围起来供少数有钱的人使用；我们不羡慕美国和西欧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觉得意大利人比我们拥有更加悠闲的生活态度；每一个公民都是受尊重的个体，我们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免签入境。”

回到家，我翻看网上当日关于纪念铁托的各种报道，一段于年5月4日发表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署名“Nurd?eKezman一家”的波黑市民在报纸上登简讯怀念铁托：“不用他们给我们解释有你的年代，我们曾经体面生活，享受生活。也不用他们给我们解释没有你的年代，我们如今只能苟活，生计成忧。”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新浪微博：“波黑新闻”，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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